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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余玮
鲜红的党旗和金的党徽是中国的象征和标志.自中国成立以来,党旗多次出现在建党等题材的纪念邮票中,和党徽一起在方寸之间熠熠生辉、高高飘扬.
1992年,十四大开幕当天,邮电部门发行了《中国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邮票一枚,图案是党徽及其投影组成阿拉伯数字“14”的高楼造型,代表党的“十四大”.这邮票后来因为十四大召开时厚重的历史背景,大幅升值,不断看涨,现整版邮票十分难得.
十四大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导,科学地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基本经验,提出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战略部署,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改革目标.大会同意不再设立顾问委员会.
“春天的故事”回答重大认识问题
1989年,十三届五中全会表决通过了接受辞去军委主席的职务.那一天,他实现了多年来退休的夙愿.但是,作为一个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的世纪伟人,退休后的他在享受天伦之乐的同时,依然在关注、思考着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到了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些问题也随之暴露,一些争论也随之产生.于是有人彷徨了,有人停滞不前.人民期待着这位世纪伟人再次出来指引方向.对这些也甚为焦虑,终于在1992年春天,他又一次南巡.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途中,他多次发表谈话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一路走一路讲,这些谈话科学地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党政治局认为,这篇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发展、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就在南巡时,十四大在紧张地筹备当中.领导深刻领会了南方讲话的重要意义,决定将它体现在十四大的报告中.
2月20日,主持召开十四大报告起草工作座谈会,明确指出党的十四大报告通篇要体现小平同志年初视察南方重要谈话精神,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很好地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经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要认真规划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部署,强调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握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3月9日至10日,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认为的南方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发展、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党迅速将该谈话传达到全党,国务院也相继作出一系列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决定.全党以南方谈话精神为指导,进一步统一思想,为开好党的十四大作了充分准备.
7月23日、24日,在北戴河审阅十四大报告稿,表示同意报告的框架,并就14年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产业结构、农业、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军队建设、国际形势与我们的政策、集中制等内容发表了指导性意见.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召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正式代表为1989人、特邀代表为46人,代表全国5100多万党员.大会通过了作的《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
在报告中回顾改革开放14年来的实践,从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和依靠力量、实现祖国统一九个方面,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指出这个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和中国人民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向市场经济转轨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经济理论工作者开始摆脱种种教条主义观点的束缚,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成为经济理论界探讨的焦点.其中一个有关经济全局的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经济学者刘国光和赵人伟着手研究这个问题,并把研究成果《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报送中国社会科学院,接着提交到1979年4月间在无锡召开的“商品经济与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会.文章突破了过去关于计划与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相互排斥不能结合的传统认识,深入论证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既不是互相排斥,也不是外在的原因所产生的一种形式上的凑合,而是由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所决定的内在有机结合.为确保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协调发展、维护整个社会公共利益和正确处理各方面物质利益关系,必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利用市场,同时加强国家计划的调节.因文章触及中国经济改革核心问题,受到国内外多方关注和讨论.
1987年2月6日,十三大之前,在同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提出,“不要再讲计划经济为主了”.于是,十三大就没有再讲谁为主,而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还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把国家、市场、企业三者关系的重点,放在市场方面；同时提出,要从直接调控为主转向间接调控为主.为此,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就从十二大时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十三大转为计划与市场平起平坐,并且逐渐把重点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倾斜.
由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在理论上还是没有讲清楚到底计划与市场谁为主谁为辅,所以在1990年和1991年理论界还在继续争论,并对改革的目标模式有不同意见.有的主张市场取向；有的反对市场取向,说联合国统计上分类,都把计划经济的国家等同于社会主义国家,而把市场经济国家等同于资本主义国家.1992年,发表南方谈话,清楚地指出计划与市场不是划分社会制度的标志,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利用的手段,大多数人都逐渐统一到这一理解上来.
在学习南方谈话的基础上,全党对建立新经济体制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出现了一些新的提法.1992年6月9日,在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作了《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讲话.讲了他对南方谈话的认识和召开十四大的准备工作.对改革经济体制问题,他介绍了当时的几种建议：一是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二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他要求大家在充分讨论后选择一种.他还亮出他的看法,倾向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最后需要通过十四大代表大会充分讨论后表决通过.
刘国光参与过十四大报告的起草,他回忆：在党校讲话中讲关于经济改革目标模式的三种提法前,找他谈过一次.个人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问刘国光的意见.刘国光赞成这个提法,说这个提法简明扼要.
6月12日,在住地向他汇报了有关情况,赞成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认为“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搞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产品总是落后,也影响到消费,影响到对外贸易和出口”.他还指示：“在党校的讲话可以先发内部文件,反应好的话,就可以讲.这样十四大也就有了一个主题了.”随后的讲话以内部文件的形式下发,反应良好,“各省区市都同意这个提法”.
十四大高度评价了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理论贡献,认为“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据此,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除了货币金融、财政税收,还包括国家计划,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并且,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离不开国家宏观计划的指导.宏观调控本身就是广义的国家计划调控.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也不是一般的市场经济,而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有很丰富的内容,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共同富裕的内容,也包含“有计划”的内容.
决定不再设立顾问委员会
对于苏东剧变,我们党一直引以为戒并寻求其原因.在南方谈话中,以一个政治家、战略家高瞻远瞩的眼光鲜明地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有鉴于苏共高层出现问题,明确指出,中国要有一个真正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他说：“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出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
早在复出工作、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时,他就一方面拨乱反正,制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另一方面寻找接班人,培养第三代.对后一个问题,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上,为了实现党的领导新老交替,、李先念、陈云退出了政治局常委会,推荐李鹏、乔石等年轻的同志进入.对此,在1987年10月16日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巴伐利亚州州长、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说,这次人事变动更加体现了政治的稳定和政策的连续性,并特别强调,“比较年轻的人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不是五年的安排,而是十年的安排”.
1989年政治风波后,使尽快建立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任务变得更为急迫.1989年5月20日,在与几位负责人的谈话中,提议任总书记,组成新的领导集体.5月31日,在同李鹏、姚依林谈话中进一步提出“要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领导”.他还特别就选择第三代领导集体成员的标准发表了意见：“进入新的政治局、书记处特别是常委会的人,要从改革开放这个角度来选.”“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将他们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要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要搞改革开放.”
6月16日,同、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杨尚昆、万里谈话时指出：“我们中国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同志.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
根据的建议,6月23日、24日召开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为委员会总书记；增选、宋平、李瑞环为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会由、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六人组成.针对当选政治局常委一事,李瑞环后来回忆,当准备调他来工作,他表示还是愿意在天津工作时,严厉指出,“动乱之后不准再讨价还价”.严厉中流露出爱才、惜才的心情,也反映出他对建立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紧迫感.
1990年12月24日,同、杨尚昆、李鹏谈话时说：“后年党代会（党的十四大）要选一些年轻一点的、精力充沛的人进政治局,进常委会更好.”
1991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开始酝酿十四大决策层人选.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明确了选拔年轻干部的标准：“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推进,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他还特别强调,“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现在这个班子年龄还是大了点,六十过一点的就算年轻的了.”“现在还要继续选人,选更年轻的同志,帮助培养.”显然,这里的“班子”包括了十四大的领导班子.认为,实现领导干部的“四化”,某种程度上比实现农业、工业、科技、国防现代化还要难.但无论如何也要坚定不移地朝这方面走,否则,实现国家四个现代化目标就是一句空话.满怀希望地说：“哪一天中国出现一批三四十岁的政治家、经济管理家、科学家、文学家,这个‘家’那个‘家’就好了.”
十四大决定不再设立顾问委员会.从十二大到十四大,顾问委员会协助党,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社会稳定,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历史性功绩,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十四届一中全会选举、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为政治局常委,为委员会总书记；决定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华清、张震为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批准尉健行为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993年3月举行的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为国家主席、国家军事委员会主席,乔石为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李鹏为国务院总理.
十四大后,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与时俱进,攻坚克难,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显示出高超的治党、治国、治军的领导才能.
责任编辑 王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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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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