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人情消费的决策动机非正规金融视角下人情支出的理性分析，本文是非正规有关在职开题报告范文与决策和理性分析和非正规相关论文如何怎么撰写.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100872）
【摘 要】本研究结合以往对于人情消费社会学、人类学视角下的研究,将人情消费看作一种非正规融资渠道,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的数据,从效用最大化的视角研究了流动性约束下,农民参与人情支出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平均消费倾向（APC）影响农民参与人情消费的决策：APC较高和较低的人更愿意参与人情消费.第二,农民参与人情消费是在总效用最大化下做出的最优决策,是经济理性的,并非只考虑面子和情谊.第三,我们还从数据中观察到年龄、家庭总资产、对经济形势的预期、文化程度对农民人情支出意愿的影响,并对人情消费扩大化的现状做出更深入的描述和分析.我们发现农村吃请行为的扩大化主要是由于紧缺的流动资金满足不了农民的需求.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政府引导农民合理消费,首先要完善农村金融体制,解决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民“惜贷”的问题,满足农民对流动资金的需求,释放农民需求,才能更好地发展农村生产,厘清农村社会风气,真正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
【关键词】人情消费非正规金融组织平均消费倾向流动性约束
一、引言
人情支出,俗称随礼,指的是在自愿的前提下,出于人际关系而非自身的直接消费需要的支出.在我国,人情支出一直是农村居民日常生活中一项重要的消费支出.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情消费占农民收入持续上升,人情支出已成为农民日常生活中的一项新的经济负担.
通常情况下人情支出与人情收入应是大致平衡的,即当期的人情支出必定会在未来以基本等量的形式被收回.这样,人情支出就可被视为收入从当期向未来的转移.根据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理论,长期中农民的收入不变,其消费出于收入的平滑也不会受到影响.乍看之下人情支出似乎不能为农民带来额外效用,因此有人质疑农村人情支出决策的经济理性.但实际上,由于农村金融体系尚未完善,信息不对称性及农民收入不确定性的存在,农民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着较多的流动性约束.而其人情支出组成的人情圈则可被视为一种隐形的非正规金融组织轮会,当其有需求时可以提供贷款.农民的人情支出为该组织的资金来源,根据组织成员的需求依次轮转.在前几期时间内,农民给出人情,其机会成本为这部分资金的储蓄利息.等到未来农民有大额支出需求时,则可寻名目将给出的人情一次收回来满足其需求.因此本文将人情支视为一种融资方式,并由此展开论述.
农村消费问题一直是国家和社会关注的重点,农村消费数量和质量、农村消费方式是否合理、都是农村消费引人关注的热点.农村不合理的消费会否影响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束缚农村需求释放,影响农民总效用的增加.由此,近年来农村请客随礼现象蔓延,人情支出之风愈演愈烈,引发社会各界对农村随礼现象的讨论.本文基于这些现象,意图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分析近些年来农村随礼现象的根源和机制,突破简单表面的分析,找到农民选择人情消费的深层次原因.
本文结合中国农村的现实,联系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新变化,找到农村人情随礼现象远比城市更严重的原因,从流动性约束的角度和礼金充当借贷资本的角度解释农村人情支出层出不穷的机制.为合理引导农村消费提出新道路,从而节约农村资源,促进农村总体消费水平和效用水平的提高,减少农村贫困,也可以推动农村金融改革的深化,这也符合十三五规划中完善农村金融体制的要求.
本文的其他部分构成如下,第二部分为人情支出现状,简要陈述目前我国农村人情消费的状况以及本研究的现实意义.第三部分为文献综述,总结了学界对人情支出现状、人情支出的融资特性、人情支出是否理性的研究成果.第四部分主要阐述农民在流动性约束下如何决定是否参与人情支出的理论模型.第五部分介绍数据来源、实证模型的建立与变量设定以及实证结果分析；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人情支出现状
近年来,学界对人情支出做出了比较深入的探究,涉及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从比较全面的角度剖析了农村人情支出现状和潜在的影响.一方面,村民之间的礼尚往来,增加了情感沟通,与他人交换信息,是村民维系和发展人际关系的一种重要途径.另一方面,“随礼”的货币化又使得随礼行为的具有理性计算的经济学特点,这两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就使得研究人情支出颇为复杂.
经过研究,学界达成的共识性的结论是：人情支出变得频繁,礼金支出数额日渐增加,部分地区人情支出的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家庭纯收入的增长速度,给农民日常消费带来影响.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课题组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2008年我国农村人情往来的支出在农民消费总量中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平均达到9.3%,,居于支出项目的第四位,仅次于食品、医疗和教育{1}.据济南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称,2009年1月至11月,仅在山东省商河县的人情支出就高达1338元,占家庭可支配收入12.5%,较上年同期增长23.8%.据国家统计局万载调查队统计显示,2009年江西省万载县村民人均人情支出为574.3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21.2%；类似的微观抽样调查还有很多,绝大多数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通过国内外诸多学者的实证调查,我们还发现了人情支出更细致的特点,具体有：
第一,农民的人情支出快速增加.如果农村保持比较固定的边际消费倾向,人情支出开支的增加应当和同农民收入的增长保持较稳定的比例关系,但是诸多调查显示农民的人情支出增长率高于收入增长率,而且占总开支的比重也逐渐增加,说明近年来农民的人情支出迅速增加.
第二,人情支出名目繁多.除了传统的名目之外,农村地区出现了新的请客名目,而且请客现象日渐频繁.见表1：
表1农村居要的人情支出项目与频次
注：金晓彤,陈艺妮,王新丽,我国农村居民人情支出行为的特征与基缘——以豫南杨集村为例,吉利大学社会学学报,2010.03.
第三,礼金在请客者和随礼者之间来回流动,通过请客频繁化使得流动速度加快,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减少当期消费.但是礼金也充当了流动资金的作用,可视为一种借贷资本,农民通过获得礼金,获得购买力,可以增加农民的总效用.{2}因此从经济角度出发,农民是否参加人情消费,应当是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
第四,农村请客送礼的现象比城市频繁,并且农村人情支出占收入的比重比城市高,而且有扩大化的倾向,这是城市人情消费中不具备的（参见图1）.说明农村随礼现象有其自身特点,需要结合当今农村的现状找到根源.例如,大部分农村面临着流动性约束,借贷困难,无法实现自身需求,增加效用,此时加入人情消费可以短期获得大量资金支持,并且在长期中偿还.因而人情支出也解放了部分流动性约束.
图1城市和农村人情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基于CHFS2011年数据）
三、文献综述
(一)农村人情消费的研究现状
目前,对于农村人情消费的现状研究已经很丰富,各类研究基本在如下方面达成一致：人情消费名目越来越多,礼金数额越来越大,人情圈范围越来越广.尚会鹏（1996）考察了豫东随礼的习俗,认为随礼的原则遵从农村的差序格局,有普遍性、互助性、迂回等价的特点.并认为随礼扩大化使得省吃俭用的钱用在了非生产领域,降低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尹书强,黄四枚（2008）指出,农村人情消费行为逐渐呈现功利性与工具性的特点,为农村相互帮扶,降低交往成本起到作用,但也呈现支出扩大,浪费明显等特点.陈浩天（2011）通过河南省10村334户农户为例,指出人情支币化趋势明显,人情支出决策时更多包含投资和回报的心理,已经不仅仅是出于人情网络和维系关系的考虑.
(二)农村人情消费有限理性
顾伟列（2001）认为农村人情往来以双向流动为常态,其产生、进行状态、最终结果都遵从特定的原则,维持利益的均衡,从这个角度说农村人情消费是理性的.胡杰成（2004）运用功能分析范式分析了人情消费之风,工具主义在人情交换上的深入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人情消费的扩大,农民的人情支出并非是不理性的,它还涉及道德方面、社会网络的考虑,是一种“集体理性”和“社会理性”.刘军（2004）认为人情消费是农民生活方式和交往观念的反应,还承担了经济和社会职能,如：融资作用,信号显示,交换资源等,说明人情消费并不完全是非理性行为,但需要与收入水平相适应.李玉珍（2008）指出,由于人情消费中的礼金流动,使得经济理性渗入到人情消费中,农民会根据收回礼金的周期长短,做出有利于整个家庭的策略,虽然人情支出会使家庭生产和消费受到限制,但是另一方面礼金收入会改善家庭的资金状态,所以引导农民理性权衡两者才是礼金消费的本质问题.
(三)人情礼金与农村借贷
刘军（2004）认为人情消费是农民生活方式和交往观念的反应,还承担了经济和社会职能,如：融资作用,信号显示,为获得资源提供契机等作用,其中重点说明了人情来往的借贷功能.朱建堂（2005）对农村“邻里吃请”这一现象进行分析,认为在许多农村已成为一种特殊的集资手段.当一些农民急需时往往会巧立名目请客,以满足短期内的资金需求,而在长期内偿还.或者为了买大型商品或者满足重大活动（结婚、丧事）等的支出,但是总体仍然保持等价收支,维持一种利益均衡.李雅斯（2008）运用了心理学的方法预测人的人情支出行为,并且从经济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指出,当农民预计人情支出的回报大于成本时倾向于人情支出,说明人情支出不仅有心理上的认同,更有现实利益得失的考虑.
Jonathan和ChihChen（2010）通过AHEAD数据库分析表明财富状况、家庭规模、家庭结构会影响人情支出倾向,并且其它条件不变时,人情支出有类似于储蓄和借贷的特性.周广肃,马光荣（2015）指出了礼金赠送虽然减少了当期的消费,但是预期会收到数额相近的礼金,只要不存在流动性约束,则可以实现家庭在两期内的平滑.而一旦存在流动性约束,如果人情支出过多,则家庭没有足够的钱用于正常消费,就会对当期消费形成挤压.所以农民存在一个最优决策的过程.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2009）研究了流动性约束与农民消费,引入了“轮会制”模型,也即我国农村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抵押品不足等原因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的贷款存在“惜贷”行为,农户通过亲朋好友借贷,于是形成一种轮会组织,即入会缴纳会费,一次性集中多个人的会费给一人使用,已解决资金需求.这和人情消费有非常多的共通之处,人情圈子可以看成融资组织,村民先送出礼金,等自己需要时再请客收回.这种体系解决了农民短期资金不足的情况.但是加入人情圈子这个融资组织,也需要权衡自己的当期和未来的消费以达到总效用最优.
(四)目前研究的不足
从目前的国内外研究来看,大多数是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角度研究人情消费,更多的是描述了人情消费在当代出现的新特点并从社会习俗、面子、人情网络等方面加以解释,并未探究人情消费长期存在并且逐渐扩大的合理机制.为数不多的几篇经济学视角的研究是从博弈论的角度解释了礼金不断增长的机制,但是该模型没有考虑到礼金不会无限制增长,也没有进一步解释为何近几年礼金增长尤其迅速的深层次原因.另外一些文献研究了礼金对边际消费倾向的负面作用,对消费的挤压过程,但只是分析了随礼现象的负面影响,并没有对这一现象本身研究太多.
有部分学者涉及了流动性约束下,人情支出在一段时期内限制日常消费,但是可以在未来获得一笔资金,这一过程可以看做是借贷行为,农民需要考虑最优决策问题.但是这些学者并没有指出在何种条件下农民该选择参与人情消费,即没有对农民决策求最优解.
并且大部分做实证调查的学者走访的村落有限,收集的数据不多,所以数据质量难以保证.另外走访的村落多集中于某一省或某一县,难以解释人情消费这样普遍性的问题.做理论研究的学者多是用2010年的数据,没有反应出人情支出的新情况.
(五)创新之处
1.新视角.本文从经济的视角看待人情消费,突破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传统的看待人情消费的角度,打开了解释人情消费的新路径,能够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找到农民进入“人情圈”的条件,解决了农民人情消费的最优决策问题.
用这样的视角,突破了仅仅把人情消费当做维系社会关系网络的途径的狭窄视野,把人情消费看成借贷渠道的一种,是农村非正规的融资行为.农民通过这种机制解决急用资金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农村需求.这种逻辑解释了人情消费长期存在的原因,也能够解释近年来农村吃请行为的蔓延,其实质是农村对流动的缺乏,是农村中存在的流动性约束.
2.新数据.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使用了CHFS（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最新发布的数据,能够较好的观察人情消费发展的最新情况,并且该数据库覆盖全国除西藏、新疆、内蒙和港澳地区外的2585个市/县,8439户家庭,包括农村和城市,东中西部合理分布,抽样方法科学,数据质量有保证.能够弥补前人只靠小范围的调研数据带来的数据质量不优或者数据过时的问题.
3.新结论.本文从平均消费倾向（APC）入手,找到了影响农民参加人情消费新的影响因素,即较高的APC较高和APC较低的人更愿意参与人情消费.并且我们从数据中还观察到年龄、家庭总资产、对经济形势的预期、文化程度对人情支出的影响,对人情消费这一现象做出更深入的描述和分析.通过分析,我们认为农民人情消费是符合经济理性的,而不是单纯讲面子讲情谊.农民的决策建立在总效用最大化的基础上,并且人情消费扩大化的原因是借贷渠道不通畅,如果政府引导农民合理消费先要完善农村金融体制,满足农民对资金的需求.
四、理论模型
(一)自给自足的条件下农户靠储蓄进行消费
假定每个农户打算在第t时购买价值为W的产品（假设是耐用消费品或者需要较大支出的商品）他会适当减少当期部分消费,然后按E（y）-c的储蓄率存款t年,利率为r,农户需要决定每期的消费率c和储蓄时间t使得其总效用最大化.即：
农户总的效用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买价值为W的商品之前的t年里,该农民只进行一般生活消费的效用,第二部分是该农民在购买价值为W的商品后的效用,此时该农民得到使用商品W的效用并且所有的收入都用来进行日常消费,也即农民的消费只分为正常消费和商品W的效用.因此农民需要决定的是日常消费c和最优的储蓄时间,以此使总效用达到最大.因此由以下变形：
由（1）式得：
(二)把人情支出视为一种借贷方式
农民通过人情来往的过程得到贷款,可以用这笔贷款购买需要的商品W.主要机制如下：在流动性约束下,农民贷款（特别是消费贷款困难）,假设每个农民可以加入“人情圈子”获得贷款,加入圈子以后,每次出资一笔费用,这笔费用由当期请客的人获得,但是轮到自己请客的时候,其他人会把自己出资的资金又还回来,农要用长期小部分的资金流出换来某一时刻大量的资金回流,以购买价值较大的商品W（在现实生活中,W可能是大型耐用品,也可能是婚丧嫁娶,子女升学费用等）
根据这一机制可以解释农村随礼现状中的诸多问题,例如：
农村随礼有越来越繁复的现象,请客名目逐渐增多,是因为农村存在一定的流动性约束,而农民又需要资金的支持,所以会加入人情圈子以获得未来数额巨大的款项.但是每个人都有先获得这笔款项的动机,于是通过请客的繁复,获得大量资金的使用权.如果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动机,而预算约束又是相对不变的,在村中就形成了“零和博弈”,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先请客,找各种名目请客,于是农村请客消费出现了名目繁多的现象.
农村随礼现象给农民带来了一定的负担：按照上述机制,农民随礼是为了日后收礼,但是农民随礼的次数过多,就会挤压当期的日常消费,给当期的效用和农民总的效用（得礼前和得礼后的总效用）,因此很多农民为随礼日渐扩大化挤压日常消费十分困扰.
因此下文主要讨论参加“人情圈子”获得的总效用,再比较上一步求出的不参加“人情圈子”的总效用,比较两者的差,在只考虑经济理性的基础上,以此确定一个农民在自身的效用最大化的条件下是否应该参加人情消费.
假定：参加人情消费和不参加人情消费的人都要在t时期买到价值为W的商品,即
t1等于t2
则得到下式：
由此判断ΔU的符号：
当c2→m
说明正常生活开支几乎等于预期收入,则ΔU为负,说明无人情支出的总效用小于有人情支出的总效用,此时农民应当参与人情消费.
当c2<<m
说明若正常生活开支远远小于预期收入,那么没有人情支出的总效用比有人情支出的总效用大,此时农民不应该参与人情消费.
该理论模型说明了农民是否参加人情消费的条件：如果农民在参加人情消费或者预期自己参加人情消费后的日常生活消费开支会远远小于预期收入,那么该农民把大量结余的储蓄存在银行,会比参加人情支出带来更多的效用.如果农民在参加人情消费或者预期自己参加人情消费后的日常生活消费开支比较接近预期收入,那么说明该农民面临较强的流动性约束,缺乏购买商品W（比如大型耐用品,婚丧事等）的能力,他应当参加人情消费,在收回礼金的时刻购买商品W,以增加自己的总效用U.这便是农村中随礼现象长期存在的一个根本逻辑.
在实证检验中,为了变量的经济意义,我们把日常消费/预期日常消费与预期收入的差值（m-c）表示为平均消费倾向
五、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库.2011年7月至8月,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研究中心对随机抽取的25个省(直辖市)、80个县、320个社区的8438户家庭进行访问,获得了中国首个关于家庭金融的微观调查数据库.出于对农村人情支出的研究需要,我们选择了其中的3219个农村家庭样本,涉及22个省(直辖市).该数据库包含了家庭收入、资产、消费以及人口统计特征等方面丰富的数据,是目前我们能够获得的最适合于本项研究的微观数据.
(二)计量模型设定
由于被解释变量为一个二值虚拟变量,故我们选择使用线性概率模型（LPM）进行数据模拟.其具体设定如下：
虽然Y的实际观测值非连续,但其条件期望值是连续的,
根据随机变量期望值的定义,可得：
故线性概率模型为：
其中,Y为被解释变量存在人情支出的情况；APC为主要解释变量平均消费倾向；X为体现家庭基本人口统计信息的向量,具体包括户主的兄弟姐妹数量、年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等；Z表示其他控制因素,具体包括受访户家庭位置,家庭总资产等；εi为干扰项.本文使用的主要变量具体如下：
表2主要变量定义
为了表现消费接近收入这一条件,我们选择了平均消费倾向进行度量,剔除了部分异常值,后剩余样本3129个.并根据其平均消费倾向的四分位数将其分为三个组别,用以对比展示结论.
(三)主要变量描述统计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如下表：
表3变量描述统计
表中数据显示,平均来看平均消费倾向大于0.89的组别参与人情消费更多一些,这初步符合我们模型的结论,但另外两组差异不大.各组兄弟姐妹个数、年龄、对经济预期基本相同,教育程度差距不大,也没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总体来看,第三组党员偏多一些；第二组家庭总资产积累最多；第一组已婚率最低,医疗、就业也偏少.
(四)回归结果分析
将以上数据进行LPM回归,结果如下表：
表4平均消费倾向对人情支出可能性影响的LPM回归结果
Standarderrorsinparentheses
***p<0.01,**p<0.05,*p<0.1
由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平均消费倾向（APC）较高的第一组及APC较低的第三组,APC对参与人情消费的意愿均有正面影响,这与我们的模型结论相符.对于第二组,这一结论却相反.这可能是由于他们不存在严格的流动性约束,因此没有强烈的人情消费动机.年龄对于所有组别都存在着抑制人情支出的作用,这可能与从人情支出得到的预期回报随年龄增加而减少有关.家庭总资产增加会导致参加人情支出的意愿增加,这也符合我们的直觉：家庭总资产可以缓解人情支出导致的当期可支配收入减少,消费下降的情况.同样,预期经济形势越好,人情支出带来的收入保障越少,其参加意愿也就越低.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程度、地区对参与人情的偏好影响不显著,这也间接说明了人情支出不是一项落后的社会习俗,而是有它本身的经济、社会意义的.
(五)稳健性分析
在上面的LPM模型中,我们选择了APC对人情支出进行回归,考虑到第三组APC的标准差较大,在接下来的稳健性分析中将APC取对数值.其结果如下：
表5稳健性分析结果
Standarderrorsinparentheses
***p<0.01,**p<0.05,*p<0.1
表四回归结果显示,关键变量lAPC的X系数与LPM回归结果相近,并且显著性几乎没有变化,所以本文的结果是稳健的.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平均消费倾向（APC）入手,找到了影响农民参加人情消费的影响因素,即APC较高和APC较低的人更愿意参与人情消费,因为APC较高的人存在很严格的流动性约束,需要借助人情圈子融资,这与我们提出的模型假设相符合.而APC较低的人没有很强的流动性约束,他既可以选择储蓄,也可以选择人情消费,但是人情消费还有维系社会网络的作用,社会网络的稳定可以减少预防性支出,还可以通过人情交往获得社会资本,交换信息资源.这与我们观察到的现实相符合.而APC处于中间的人不存在严格的流动性约束,也没有强烈的储蓄动机,他们在人情支出和储蓄中选择其一,但是对于这部分人群的选择,我们的研究尚有不足之处,不能完全解释其复杂性.
我们还从数据中还观察到年龄、家庭总资产、对经济形势的预期、文化程度对人情支出的影响,对人情消费这一现象做出更深入的描述和分析.年龄对于所有组别都存在着抑制人情支出的作用,这可能是人情支出得到的预期回报随年龄增加而减少的缘故,或者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可能不再依赖人情圈子融资这种方式.家庭总资产增加会导致参加人情支出的意愿增加,这也符合我们的直观认识.家庭总资产可以缓解人情支出导致的当期效用下降的情况.同样,预期经济形势越好,农民倾向于减少人情支出,因为储蓄或者其他投资方式带来更高的收益,经济形势变好,流动性约束也会下降,不需要频繁参与人情支出.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程度、地区差异对参与人情的偏好影响不显著,这也间接说明了人情支出不是一项落后愚昧的社会习俗,而是普遍性的,符合经济理性的行为,不是单纯讲面子讲情谊.农民的决策建立在总效用最大化的基础上.
社会各界对人情消费扩大化的、频繁化的现象表示担忧,认为过多的非生产性支出终将影响农业生产,影响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由此,我们从本研究中提出政策建议：第一,地方政府需要加快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加快农村信用体系的建立,使得正规金融机构不再“惜贷”,满足农民对流动的需求,特别是短期急需资金时要为其开拓方便快捷的借贷途径.这样有利于农村释放消费需求,提高购买力.第二,应当引导农民学习金融知识,学会用正规有效的方法筹集资金,并能把融资用于生产性支出,提高资本存量,而不是把融到的完全用于消费,这样只会让贫困恶性循环.并且人情消费扩大化的原因是借贷渠道不通畅,如果政府引导农民合理消费先要完善农村金融体制,满足农民对资金的需求.第三,厘清农村风气,防止农村人情消费变味,防止村干部等借机敛财,防止奢侈之风在农村蔓延.
注释
{1}陈仁泽.别让“人情支出”压弯农民的腰,http:www.people.com.cn,2009.2.22.
{2}刘军.农村人情支出的经济学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04.08.
该文评论,上述文章是一篇适合不知如何写决策和理性分析和非正规方面的非正规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非正规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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