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何为文学，如何写作，本文是关于何为本科毕业论文范文跟何为和文学和写作有关硕士论文范文.
韩石山
感谢杜海先生的邀请,让我这个文学上的老兵,来讲讲写作.
事先定的题目是《传记文学创作的体会》.我想先离开这个题,讲讲扬州,讲讲何为文学,如何写作.这样,再拐到传记文学的写作就不会蹈空,就能落到实处.
扬州,一把文人的洒金折扇
十一二年前,2005年吧,我还在《山西文学》杂志做事,春夏之交,带着编辑部的人员,来苏皖一带采风.在南京转了两天,《钟山》编辑部的朋友问我,还想去哪儿,我说扬州.他以为我去了扬州,还要去苏州、无锡,我说哪儿都不去了,就去扬州.那次在扬州,也是杜海先生接待的.
为什么我对扬州如此情有独钟呢？
不是谁教的,是喜爱旧体诗词,喜爱旧文化,自个悟出来的.不来扬州,你对古典文学就没有切近的体验.到了扬州,等于你踩着杜牧的脚印走过.
文化这个东西,有点像*,从来就是嫌贫爱富,追逐“高大上”.北京哪儿*最多？网上看吧,最好的图片,差不多全是三里屯的街拍.古代的扬州,就是中国的三里屯,是性情的释放地,也是文化的陶冶地.有没有真性情,有没有真才华,不来扬州待上一段时间,你是不知道的,别人也是不认可的.
杜牧有句诗“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都说这是他回首往事的感叹,我看不是.他并没有在扬州待过那么长时间,这只能说是他的一种期许,一种奢望.等于说,如果我能像南柯一梦那样,在扬州住上一段时间,让青楼女子欣赏我的才华,即便斥我为轻薄、不厚道,也是值得的.
现在一说青楼,就是做那个事的地方.其实,专做那个事的地方叫窑子.青楼可以做那个事,但不是专做那个事；做跟做也不一样,是释放性情,也是陶冶性情,讲究的是情调,是风雅.这个道理,是没法跟现在的人讲清楚的,你说了半天,他最后会问你,花那么多钱,不做那事,不是太亏了吗？这么一说,你还跟他说什么？正所谓夏虫不可以语冰也.
扬州文风之盛,史书多有记载.名人里头,生在扬州,来过扬州,吟咏过扬州的,不计其数.最可称道的,该是“扬州八怪”.过去说是“怪”,用现在的眼光看,是有前卫意识,得风气之先.
如果以物件作喻,杭州是一柄花伞,情侣依偎着去游西湖；苏州是一把绢质的团扇,*拿起遮住半个脸蛋.扬州则是一把洒金的折扇,文人拿在手里,哧喇一下甩开,哧喇一下收起,要多风流有多风流,要多洒脱有多洒脱.
园林、饮食、名士、*,可说是扬州的文化标志,再加上雕版印刷,就构成一幅文人雅集图：精致的园林里,几个名士,吃着可口的饭菜,*相伴,拿着雕版古籍,吟诗作赋,何其风雅.看来这种流风遗韵,扬州市作家协会是传承下来了——我在别处也讲过课,多是在高楼里,在教室里,你们可倒好,在这样一个明清风格的园林里,叫萃园.这么冷的天,窗外还是一丛一丛的绿.
在这样一个地方谈文学,我有一种回到往昔的感觉.
文学,一个比科学更需要才智的行业
中国旧文化里,将世间的事物分作两类,一类是“道”,一类是“术”.道是方法,是要达到的境界；术是手段,是具体的作为.后世不说“道”了,说学,说学科,比如科学、算学、医学.什么是“学”呢？就是通过“术”而能达到“道”的境界的行业.只有术,而不会达到道的行业,是不能叫做学的,比如街上有扫地的,你不能说还有门学问叫扫地学.
从这个道理上讲,文学,就是通过文字的写作,而能达到文学的境界的行业.光是用文字来写作,说自己写的是小说,是诗歌,是不能称之为文学的.只有达到文学的境界的,才能称之为文学.上个世纪20年代,中华书局创办不久,舒新城先生是总编辑,有个名人写来信,给他推荐一个年轻人写的诗集.舒看了,在信上批了句话：“不是诗,不是文,只是一串一串的字.”
据说现在,我们每年要出好几百部长篇小说,短篇恐怕是这个数字的好几倍.这些东西,出版是在文学出版社,发表是在文学刊物.作者说他们写的是文学作品,我们也都这么认为.
真的是吗？
这不等于说文学是个篮子,就像俗话说的,捡到篮子里的都是菜,捡到文学这个篮子里的,就都是文学.
这一现象,多少年前,我就注意到了.很想写文章说一下,可一想,这样说了,不知道要得罪多少人,也就忍住没有说.贼心不死,这个意思,现在还是说说吧.
十多年前,在《徐志摩传》的《序》里,借说自己的书做由头,我说：“读者先生,千万别把这本书当做什么传记文学.若存了这个念头,我劝你还是放弃.习文三十多年,我已看透了文学,世上有没有这么个东西,先就值得怀疑.是作家写的就是文学,还是叫成文学比如叫成小说就是文学？若是前者,得世上没有冒牌作家这种货色；若是后者,形式就那么尊贵？比点石成金还要容易,连点都不用,只要一放进文学的筐子里（比如小说）就是文学了.”（《徐志摩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人微言轻,你就是喊破嗓子,也没人会听.
过了七八年,德国汉学家顾彬著文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一下子炸了窝,觉得这个德国人实在是太可恶了.群情激愤,一片哗然,直疑心这家伙是八国联军的后代,要再一次火烧圆明园.顾彬后来说,他说的垃圾,主要是指小说,诗歌是好的,还举了几个著名的诗人.
我的看法不同.我觉得,如果说当代小说是垃圾的话,当代诗歌更是垃圾.
顾彬所以会有这个看法,我估计他的汉语言文学的认识水准不低,而欣赏水准,却属于浅易的那种.他不知道中国诗歌的古典传统,也不知道中国现代诗人在新诗上做过什么样的努力,只看了些当代诗人翻译成德语的诗歌.诗,是要有韵律的,不是分成行就叫诗.新诗是舶来品,现代诗人徐志摩、闻一多、孙大雨、戴望舒诸人,在建立新诗的音节或者说是音步上,下过很大的功夫.可惜他们的试验,还没有取得成功,就迎来了一个“诗崩律坏”的时代,评判是诗不是诗,只看分行就行了,他们前期的试验,全都打了水漂,不会有人再去理会.中国的诗人分行写了,外国的翻译家,不会也这样粗鄙,按原来的行儿翻译.他们一定是按照作者的意思,翻译成德文诗的形式.这样,顾先生看到的,就是既有韵律之美又有思想冲击力的中国的诗歌了.于是乎,他说诗歌的情况不坏.
公允地说,中国的小说里、诗歌里,都有好的东西.但是大多数,说是垃圾有点过的话,像舒新城先生那样,说是“一串一串的字”,该是不为过的.好的总是极少数,要不就不能叫好的了.
在人类前行的历史上,任何可以称之为“学”的行业里,从事这一行业的人,都担负着一个共同的任务,就是,将人类在这一行业里已然达到的智慧,再往前推进一步.
一个作家,所需要的才智,跟一个科学家所需要的才智,应当说是一样的高；某种程度上,还应当更高.好些科学家,说他的灵感来自于名诗的吟咏,作家绝不会说他的灵感来自一次科学的实验.
举个小例子.杨振宁的理科成绩,一定是很好的了.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上世纪70年代吧,他回国参观,在北京遇见美籍华人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此人着实不简单,当过美国的亚洲学会的会长,是大师级的学者.他们都是西南联大毕业的,前后差一年考取公派赴美留学的资格.闲谈中,说起当年留美考试,杨说,炳棣啊,你比我高三分.这已经是很尊重了.但何不买这个账,当即说,不对,我比你高七分.这是何在《读史阅世六十年》里写的,同时说,历年留学考试中,分数最高的是钱钟书.那时候公派出国的人很少,谁是什么成绩,大家都知道.
他们说的是外语考试的分数.看书时,我算了一下三人的成绩,钱是83分,何不会超过这个分数,若是七十七八的话,杨也就是70分的样子.他们都是清华毕业的.成绩的好坏,就是这门学科的好坏,一点侥幸都没有.
这三个人,都是中国的顶级人材,钱是作家（也是诗人）,何是历史学家,杨是物理学家,也可说是科学家.杨得了诺奖,钱和何,也在他们的领域取得骄人的成绩.这是不是可以说,作家和学者的才智一点也不比一个科学家低呢？
文学的境界,说白了就是智慧的境界.
什么叫文学？就是用文字写下的,达到文学这个境界的作品.
反过来说,没有达到文学境界的作品,叫什么都可以,只是别叫文学.
写作,跟读者的智力较量
前面说的太沉重了,这里,不妨换个轻松的说法.
我是12月21号晚上离开北京的.前一天,就是20号,在故宫东侧的太庙,就是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了日本大书法家井上有一的作品展.井上已去世多年,来参加开幕式的,是井上的老朋友,著名的艺术评论家海上雅臣先生.我不是书法家,为什么要我去呢？海上先生的《井上有一传》在中国出版时,我给写过序,这样我就去了.这次展览,分别在东西两配殿里举办,东配殿展出的是井上有人的书法,西配殿里展出的是13位中国书法家的作品.
在东配殿的展版上,有海上先生写的前言,说这次展览,还有友情参展的各位作家的作品.他没有说这13位是书法家,而说是作家,即作书之人.
来的火车上,睡不着,我就想,是不是在日本对书法家的称谓比在中国要尊贵一些,也就谨慎一些？仿此例,我们对作家,是不是叫写家更合适呢？即这是一个写文章的人.
古人说,唯名与器不可假于人.我们现在给人名分,实在是太随意了.取得太轻易了,自己就不珍惜,别人也不会很看重.当下文化上的混乱、粗鄙,这该也是一个原因.
如何写作？我有一个老观念,那就是,写作是一种智力的较量.是作家自己跟自己智力的较量,更是作家跟读者智力的较量.读者每买一本书看,除了已然成为名著,慕名而买之外,大都是抱着较量的心理,就是,看看这个家伙能写出什么好东西来.看书的过程,像是在猜一个谜,只有这个谜还有趣,他又猜出来了,才觉得有意思.太浅了,他笑话你；太深了,他理解不了,也不会服气.
跟作家做智力较量,这让人听起来像是说笑话.在中国,好长一个时期,当作家的多是考不上大学,为了找出路才去写作的.让考上大学的,跟没有考上大学的,去较量智力,不是笑话是什么？作家自己,怕也没这个勇气.
我是1965年考上大学的.那时候,社会上对考文科的人,多持鄙弃的态度,以为是数理化不行,才考文科.确实有数理化不行才考文科的,可也确实有文科不行才考理工科的,怎么就不说呢？事实上,无论理工科,还是文科,要出成果,都需要一流的才智.
我上学学的是历史,没有学成,是混出来的.过去写小说,很少跟人说我是大学历史系出来的.为什么呢？你说了加不了分,还减分.懂得的人说,你是斯文扫地,陪太子读书；不懂得的人,说上过大学的,怎么会写小说？成了自取其辱.我后来不写小说,转而做现代文学研究,写《李健吾传》《徐志摩传》,跟这个不无关系.
在火车上,想的最多的是,怎样跟朋友们谈小说写作.我是不写小说了,但对文学的研究,对小说的关注,从没有停止.
当代小说写作的问题,跟写新诗的问题,几乎是一样的.大体说来就是,一批不知文学为何物的人,在那里自拉自唱,自得其乐.新中国的历史上,有过这样的现象,比如1958年的全民写诗运动,那时也跟疯了一样,小学生写诗,老农民写诗,只要是个顺口溜,就说是诗.再有一比,就是现在的广场舞,会不会都可以跳.现在成了只要会写字就敢写小说,写下一行一行的字,连起来是一段,一段一段连起来是一节,一节一节连起来是一章,一章一章连起来就是一本书了.至于写的是什么东西,只怕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只知道两个字,一个是“编”,一个是“写”.编下的写出来,就是小说,是小说就是文学.写出文学作品的人,能不是作家吗？
这些人,可以说,根本不知道小说是什么东西.
路上我一直在想,该用个什么最简单的例子,朋友们一听就知道什么是小说写作,什么是瞎编瞎写？
小说写作的关键,或者说小说写作的秘籍,以我的理解应当是,人物在低层面上的冲突,在高层面上达到和谐.具体地说,就是人物在社会层面上的冲突,在人性层面上达到和谐；在的层面上发生的冲突,在理智的层面上达到和谐.几乎所有的文学名著,都是这样的一种格局,比如《红与黑》,比如《包法利夫人》.上世纪30年代,一些左翼作家的作品,不是这样.他们的写作观念是,人物在经济层面的冲突,在阶级斗争的层面上,通过斗争得以解决.比如茅盾的《子夜》、曹禺的《雷雨》.
这道理太玄了,说了很难让人一听就明白.
想啊想,还真让我想到一个例子.
前几年,我在写一个历史长篇小说,叫《边将》,写了好几年.儿子让我上微信,我嫌麻烦,就没上；现在《边将》写完了,两个月前,儿子给开了微信.没事了,常上去浏览.有个段子,也是正好在火车上,让我想起来了.
说的是,一个五六十岁的大爷坐夜车,坐的是卧铺,上面是个年轻姑娘,一直在看手机,看电影吧,声音不大,呜里呜噜说个不停,扰得大爷没法入睡.后半夜了,大爷实在忍不住了,敲敲上面的床,说：“姑娘,能不能让我睡一会儿？”姑娘俯下身子,看了看,说：“嗯,上来吧！”过后大爷对人说,代沟真好.
这个段子,真是一个世界级的文学名著的缩微版.你看嘛,冲突是社会问题引起的,一个老年人,一个年轻人,一个要看手机,一个要睡觉,在一个密闭的空间,真是烦死了.无奈之下,提出了自己的,“能不能让我睡一会儿”.接下来极有可能引发一场争吵.但是,同样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另一种可能出现了：姑娘看这个大爷模样也还将就,人家又是如此文明地提出要求,想了想,说“上来吧”.原本是一场社会冲突,在人性的层面上达到了和谐.
这样的小说,就是一场智力的较量.
在这样的较量中,失败的极有可以是读者.当然,也会有聪明的读者,预测到后来准定有那样的事儿,要不他设定一个大爷一个姑娘做什么？
现在再来推测一下,这样的题材,给了一个不会写小说,却爱写小说的人,会写成什么样子？一种可能是,姑娘在上铺,看黄片,看得来了情绪,又无处发泄,便撩逗下面的大爷.大爷呢,做梦都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好事,当即从命.毕竟上了年纪,爬到半截掉了下来,又往上爬,爬上去倒也如狼似虎.再一种可能是,这个大爷是个老色鬼,一看这个卧铺车厢里没有外人,就打上了姑娘的主意,如何撩逗,如何云雨一番.
两者不同在哪儿呢？
前者有构思,有起伏,有因果,有事情的进行,还有事件所达到的思想的境界.后者,只是叙事,只是描写；而这个故事,跟上窑子没有什么差别,不过是换了个地方；跟也没有差别,不过是野地里换到了火车上.
前者是文学作品,后者,只能说是文字垃圾.
这样就该明白,有结构,有意境,才叫文学——当然是通过叙事与描写达到的.光有叙事,光有描写,不能叫文学.
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你的作品的语言,能不能达到文学的层面.在这上头,可以说,简洁与冗繁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清楚,耐读,有文学的意味.更高级的,还会有一种内在的韵律.
诸位都是成熟的写作者,这上头就不多说了.
传记,五十年之毋庸他人烦劳
现在该谈传记文学了.
自从上世纪90年始,我就转向了传记文学的写作.这样说,也是从了俗；严格地说,应当是人物传记的写作.至于是不是传记文学,那要看你的作品的语言,达没达到文学的层面.
2011年之前,我一共写了三部传记,分别是《李健吾传》《徐志摩传》和《张颔传》.张颔是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仍健在,1920年生,今年97岁了.这几年,我在写两本书,一本是历史小说《边将》,已完成；一本是《徐永昌将军传》,正在写着,快写完了.徐永昌这个人,好多人可能不甚了解,说一件事就知道了.1945年9月,盟军在湾的密苏里号军舰上接受日本人的投降,主持其事的,是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每个国家各派一个代表,在降书上签字.中国的签字代表就是徐永昌将军.整个抗战期间,他是军令部长,可以说所有大的战役,全是他策划并发布命令的.这个人是山西原平人.一位原平籍的出版社社长要我写他的传记.
我动手写《李健吾传》的时候,写传记的人还不是很多.这几年,一下子热了起来.作家出版社曾组织百位文化名人传记的写作工程,此前此后,各省也都有类似的举措.好些作家转向了传记写作,最多的是写报告文学的人.对这个,我不好多说什么,只能说,这是好事.
对组织方式,还是有点看法的.不是说现在的不好,是说以后可以做得更好.
我以为,这样的大工程,应当用现代的方式进行.比如,你要写一百个文化名人,谁是合适的写作者呢？不能说是你指定,也不能说是他报名；这两种办法,都有相当的风险,就是钱花了,东西出来了,但是不尽如人意.
现代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在媒体上登广告,提出条件,然后组织一个高水平的审核班子,到时候也许会缴来三部五部,经过审核,谁的好,出谁的,给以巨额的报酬.只有这样,才能将最好的作品征集来,为后世提供最好的传记版本.
有人说,你不给钱,我就不写.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人,给了钱也写不好.
写作,应该是一种舍得投资的事,完成的是自己的事业,自己花钱是本分.
我写《李健吾传》时,只是说自己要写,花多少钱觉得都是应当的.一两年内,都没有跟出版社联系过.后来,北岳文艺出版社的朋友知道我在写这么一本书,他们也正要出《李健吾文集》,就拿过去出了.《李健吾传》写了四年,1993年开始,1997年出版.
写《徐志摩传》,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一位朋友,听说我写了《李健吾传》（当时还没出来）,说他们正在组织一套《现代作家传记丛书》.鲁迅、胡适、郭沫若这些大名头的人物,都有人写了,出版了,还有三个人,让我选一个.问哪三个,说是何其芳、冯雪峰、徐志摩.朋友以为我会写何其芳或是冯雪峰,料不到的是,我说写徐志摩吧.他们问我一年行不行,我说肯定不行.两年呢？我说不要定死了,我争取早点写成就是了.结果是,我写了四年才完成.1997年接下的活儿,2000年秋天交稿,2001年初出版.
为什么用了这么长时间呢？
我完全是按照历史著作的路数写的.
上大学的时候,看过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知道写传记要先编年谱,我是一边搜集资料一边编年谱.这两本书,都是用了三年的时间编年谱,用了一年的时间写成书.
年谱怎么编呢,就是把传主一生的行事,按年月日编下来.有日的编在日下；没日而有月的,编在月下；没月而有年的,编在年下；连年也没有的,总有个大致时间段,就放在这个时间段某年之下.年谱编成了,传主生平事业,就全都理清了.前后有了照应,左右有了依傍,性格的发展有脉络可寻,事情的原委可由果求因.写起来,就能做到起承转合,浑然一体.
写人物传记,还有一点要记取,就是要舍得买书.只要花了钱,能买到的,就是最便宜的事.比如说,徐志摩办过《晨报副刊》,我在北京图书馆查资料时,有次去琉璃厂闲逛,看见一家旧书店卖《晨报副刊》的影印本,一套十几大册,售价两千六百元.买还是不买,不是没有犹豫过,毕竟那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才几百元.想了想,这书虽是应出版社之邀写的,但它是我自己的著作.狠了狠心,还是借钱买下了.后来证明,这套书是买对了.这样的书,拿在手里随意翻看,跟从图书馆借出来,只能在阅览室查一两条资料,是不一样的.从随意翻看中,找出许多资料,写了十几篇文章.对《徐志摩传》的作用,就更不用说了.后来编《徐志摩全集》时,又从中翻检出多篇徐的佚文.
在写几本传记的过程中,还有个体会,就是别人对我的预期,比我自己对自己的预期,总是要大许多.比如,我自找传主,选了个李健吾就觉得很幸运了；别人让我写,就让写徐志摩.前几年,我自己找传主,写了个《张颔传》；别人找我写,就让我写《徐永昌将军传》.
再有一点,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不管是别人的委托,还是自己的寻找,既然选定了一个人物,一定要尽心尽力,把这个传记写好.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社会负责.最好能立下这样的心志,甚至不妨夸下这样的海口：这个人物的传记我写了,几十年内毋庸他人烦劳.
这是多大的气派,又是多高的品格！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杜海先生,谢谢在座的诸位朋友,谢谢前面的几位*！
（本文为作者在扬州市文学创作高研班的演讲）
此文总结:此文为一篇关于何为和文学和写作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何为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何为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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