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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出版发行的《西部》文学杂志,发源于1956 年.它最初的名字叫《天山》,1962 年改名为《新疆文学》,1985 年又改刊为《中国西部文学》.
不说“创刊”,而说“发源”,是因为我觉得,一本杂志的历史,就像一条河,它从源头开始,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流淌下来,一直从《天山》流到《西部》,历经一个甲子,岁月蹉跎六十载.
尽管它地处边缘地带,在全国文学刊物之林中并不怎么显赫,但时代风云的每一次变幻,都没有让它能够安然无恙.大凡在这里供过职、做过事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些日子.值得欣慰的是,从新疆这块广袤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这棵文学之树,历经沧桑,如今仍是那样鲜活葱郁.
若是一个人,从出生到六十华诞,肯定会被人们视为老年了.而一本杂志,在我看来,它依然是那样年轻.特别是,一本文学杂志,只要坚守文学的品格,与时代同步,与读者心心相印,它是永远都不会衰老的.
人会渐渐地老去,而文学将永葆青春.这就是文学的魅力、生命力之所在.
三十多年前,在文学解冻的那个春天,我曾跻身并主持了《新疆文学》及改刊后的《中国西部文学》近二十年的编辑工作,约占我全部工作经历的二分之一.可以说,这是我生命中举足轻重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今离开编辑岗位已经二十年了,许多往事仍历历在目,恍然如昨.
记忆中的那座小楼
乌鲁木齐路,昔日“78”号院,老人民饭店附近,一座米色的、极其简陋的三层小楼.这就是二十多年前自治区文联的所在地,《新疆文学》编辑部也在这儿办公.
1990 年,编辑部随同文联一起迁至红山脚下新的办公大楼,但路的那幢小楼,却一直没有从我的记忆中消失.
如今它已经杳无踪影,早被一家银行大厦所代替.
这座斑驳陆离的小楼,在一般人看来很不起眼儿,而在文学爱好者的心目中,它却是一座圣殿.因为包括用汉、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等多种文字出版的文学刊物一直在这里占据着主要位置,和它交往最多的应当是各民族的作家和业余作者.
我即是其中之一.只是那时我还不知道文联是什么单位（至今社会上对文联依旧陌生）,作为一个业余作者,我只知道《新疆文学》编辑部在这座楼上.仿佛文联就是编辑部,编辑部就是文联.直到后来,有时送稿子,有时开会,去得多了,才明白文联的含义,以及编辑部与文联是什么关系.不过在我内心深处,它还是编辑部的楼,看到那座楼,首先想到的就是编辑部和我所熟悉的那些编辑.
这真的可以说是“爱文及屋”或“忆楼思人”了.
记得,我开始业余创作之后,总是把习作直接送到这个楼上的,然后通过编辑的精心处理而得以面世.没有想到的是,1962 年,我的一篇写妻子思念丈夫的小说《司机的妻子》,因为涉及到“写中间人物”的问题而犯了大忌.由于作品没有把塑造英雄形象作为主旨,而津津乐道于儿女情长,一度曾被誉为“创新之作”而得到了一些人的褒奖和肯定,也受到一些善意的批评和责难.而到了“”,它便顺理成章地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致使作者和编者都成了众矢之的,并成为文艺界领导推行“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主要罪证之一.
当时在这个“78”号大院召开的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会,其杀气腾腾的场面是可想而知的,我若不是在石河子（兵团的一个所属单位）接受隔离审查,说不准也要到现场来陪斗的.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幸运,可是令我不安的是,负责编发作品的编辑竟成了替罪羊.被反复审查的首先是他们,被兴师问罪的也是他们.
其实,文责自负,他们何罪之有？
后来,有时到乌鲁木齐,走到路人民饭店附近时,我常驻足片刻,忍不住要朝那座小楼的几个窗口凝视一番.我仿佛从那些窗口里看到了一个个熟悉的面孔,包括当时的评论编辑陈柏中、邓美宣、张越,小说编辑权宽浮、刘家祺、都幸福,诗歌编辑郑兴富,还有刘波、刘长卿等.……这些编辑在我初学写作时都曾给过我热情的帮助或关注,我一直为他们的处境担忧.尤其是编辑部负责人王谷林、韩文辉,他们将遭受怎样的折磨,我更是牵肠挂肚.
直到后来才听说,凡是关心过我、对我的作品说过一些好话的编辑,在“”初期都未能摆脱干系.
也许是同病相怜,抑或是一种缘分,十年动乱刚刚过去,文艺界还处在拨乱反正、百废待举的时节,我却被调进了这座小楼,并成为编辑部的一员.
就是在这座楼上（以及后来的友好南路文联大楼）,我和新老编辑们一起共事了近二十年,一起度过了文学进入新时期以来那些既让人眼花缭乱、兴奋不已,又让人且喜且忧、无所适从的岁月.
老实说,我非常钦佩编辑的献身精神.为了一本杂志,他们披沙拣金,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甘当无名英雄.为发现和培养作者,他们付出了大量心血和聪明才智,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
编辑这个职业是平凡的,也是神圣的.我深知自己并不适合做编辑工作,唯恐有负于这个称号.曾有人将我与陈柏中、都幸福、郑兴富戏称为编辑部的“四大金刚”.其实,我这个半路出家的人,无论是理论水平还是专业知识都不能和他们相比,他们均毕业于名牌大学的中文系,牌子都很硬.陈柏中是“山大”的,1958年进疆；都幸福是“吉（林）大”的,1961 年进疆；郑兴富是川大的,1963 年进疆.他们从大学一出来就当编辑,始终没有离开过编辑部.
而我于1955 年中学毕业后进疆,读的是“社会大学”.唯一的优势是经历多一些,有一点创作实践.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当我们走到一起时,就像故友重逢,没有丝毫的隔膜和陌生之感.我们同心协力,互相取长补短,配合默契,为编辑每一期杂志尽职尽责,各自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复兴之后的忧虑
在边城的一些大街小巷,卖报的老人和小孩是常见的,而抱着一捆捆文学期刊在街上大声叫卖,却不多见.可1980 年代初,这样的叫卖,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喂,买杂志吗？最新出版的《新疆文学》……”
“新疆人自己的杂志啊,小说、诗歌、纪实文学……想看什么都有……”
上街卖杂志的不是老人,也不是小孩,而是我们自己的编辑.
不是杂志发行不畅、卖不出去,而是编辑部的工作人员经常发现一些未订上杂志的读者写信或直接到编辑部来买杂志.于是,为了满足一部分读者的需求,他们便发起了倡议上街卖杂志.
有一段时间,编辑部几乎倾巢出动,连我们这些主编、副主编,还有我们的家属和文联的工作人员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大街小巷,公园、影剧院门口,到处都有《新疆文学》的身影.
读者争相购买,争相传阅,杂志发行量一度大增,从几千册一直飚升到五万册.可以说,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
那时候的杂志定价很低,每本只有三角钱,卖出一本,个人可提成五分钱.有时上街一个小时就能卖出二百多本.
大家卖杂志的热情如此之高,并非只是为了那区区五分钱,也不单单是为了推销自己的“文化产品”,创造所谓的“经济效益”.那是在一个特殊的年月,编者与读者之间的一种共鸣、一种默契、一种无法抑制的兴奋.
曾几何时,文坛只剩下八个样板戏和一本小说.人们对文学和文学期刊有多么期待和渴望是不难想象的.“”中,有人甚至从造反派抄家丢弃的废纸堆里寻找自己喜欢的书刊,偷偷地传阅.记得我身边就有人保存着《新疆文学》的旧本,其中有一本还载有我的那篇被打成“大毒草”的小说.纸页已经泛黄、卷曲,看样子被不少人翻阅过.为了遮人耳目,杂志的扉页还标有“供批判使用”的字样.
人们对精神食粮的渴求,是任何物质的东西无法替代的.当久违了的文学和文学期刊终于回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时候,除了久旱逢甘霖的喜悦,更有几分饥不择食的阅读疯狂.
我在上街卖杂志时,发现不少的读者一边走路一边翻阅我们的杂志,就像今天的年轻人一边走路一边玩手机一样.那时候的文学期刊之所以受到读者青睐,究其原因,除了它的开放性给人们带来耳目一新的冲击之外,更重要的是,一些作品冲破了“”所设置的种种禁锢,说出了久积人们心头的感慨和压抑的情绪,使他们找到了宣泄和释放的渠道.
一篇小说佳作、一首好诗的问世,常常会引起街谈巷议,甚至传诵一时.文学和读者之间从未有过这样的亲密.
这和后来出现的文学冷落、文学期刊发行量每况愈下的局面形成鲜明的对照.
就在我们呕心沥血地营造文学圣殿、沉湎于往日的辉煌时,读者的审美倾向和阅读兴趣随着社会的转型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商业性极强的大众文化捷足先登,把纯文学期刊挤到一个小小的角落.红火一时的报刊亭（摊）里面的文学期刊已少有人问津.消费文化的大众性、娱乐性消解了主流文化的中心地位.观赏代替了阅读,行乐取代了思想.
1990 年代初,我们亲身经历了作家失宠,纯文学期刊失宠的严酷现实.一些声称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的作者纷纷逃离精神家园,寻找新的归宿.下海经商者有之(在险象环生的商海里折腾了几番,呛了几口水,又爬上岸来,回归文学者有之)；以写作为跳板奔向仕途之路者有之（做官显然比从文更实惠,荣华富贵立竿见影,但因贪欲过度,陷入腐败泥潭者也并非罕见）.爱好文学不再被人羡慕,它仿佛成了“无能”的代名词.而文学期刊更是举步维艰,难以为继,有的改头换面,成为通俗专刊；有的与企业联姻,成为经济型刊物；有的压缩版面,变成综合性杂志.
这让我们深感困惑,作为给人民提供精神产品的文学期刊,究竟向何处去？是随大流,跟着走媚俗之路,还是坚持纯文学,走雅俗共赏之路？
我们有过犹豫,有过彷徨,甚至有过动摇.但也一直在忧虑,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一旦没有了文学和文学期刊,完全用文化娱乐代替经典阅读,那将会在人们的心灵世界中出现多少沙漠.我们有责任以纯文学期刊的面貌和阵容,坚守精神文明建设的阵地.
还好,我们的作家和编辑队伍中毕竟还有那么多有志之士和非功利主义者.面对文学的冷落,他们没有动摇,没有心灰意冷.继续高举着文学的大旗,贴近人民,贴近生活,为人民立言,为时代立传.即使在文化多元化、传媒工具不断更新换代的情况下,仍然坚定不移地弘扬和倡导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以自己的方式捍卫文学的尊严,保持文学期刊的艺术魅力.这是十分可贵的.
栏目引来金凤凰
一本杂志受到读者的青睐,是编者的莫大荣幸,也是一种鞭策.发行量虽不是唯一的标志,但它毕竟反映了编者与读者、编者与作家所达到的默契程度,反映了期刊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我不敢说当时的刊物质量有多高,影响力有多大,但编辑部的各位同仁,的确为办好杂志尽职尽责,尽心尽力,倾注了自己的汗水与智慧.
当时,为了把杂志办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同时也为了发现和培养更多的作者,团结、吸引更多的作家,编辑部从上到下,群策群力,献计献策,先后开辟、设置了诸多有针对性、有地域特色的栏目.从“新蕾篇”到“大学生小说园地”,从“开发者文学征文”到“边塞新诗”,从“丝路游踪”到“兄弟民族文学之页”……每一个栏目都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阅读指向,为各民族作家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也为年轻的业余作者提供了学习、提高和走向成功的机会.
“大学生小说园地”栏目开辟之前,就曾经收到过一些热爱文学的大学生的作品.武汉大学应届毕业生李云帆即是其中的一个.他舍弃优越的工作岗位,主动要求到新疆工作,并独自骑着单车,历经两个多月的艰难跋涉,终于到达边城乌鲁木齐.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小说《扑向天山》（载《新疆文学》1984 年第一期）.作品虽略显稚嫩,却表现了当代青年的豪情壮志和不满足现状的思想境界.作为编者,我被他敢于向陈腐观念和习惯势力挑战的精神深深触动,专门为其写了《为这一代人,干杯》的短评.
小说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此栏目一经面世,各地大学生的作品接踵而来.仅1984 年就收到来自人民大学、杭州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等大专院校的数十篇作品.我刊编辑董为清是这个栏目的责编,经他择优选用的作品达十多篇.
令我们难以忘怀的是,在这个小小的“西部文苑”里,两次出现过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苏童的大名.当时的苏童还在北京师范大学就读,尚未崭露头角.小说《闯军营》（合作）、《弧》可能不是他的处女作,只是看到我们这个栏目之后兴之所至地随意投稿.但这恰恰说明,一个好的栏目,它会吸引众多的目光,引起作者与读者的共鸣.
我们没有做过调查,通过这个栏目发表作品的作者,对他们后来的创作是否产生过些许影响.
不仅是这个栏目,还有“新蕾篇”和“开发者文学征文”两个专栏也有类似的情况.这两个栏目办得时间稍长些,出现的作者更多一些.仅从获奖的名单中,我们就能发现,如今活跃在文坛上的佼佼者,当初都曾出现在这两个栏目中,包括著名小说家赵光鸣、董立勃、韩天航、唐栋、李志君、程万里等.
董立勃不仅是“新蕾篇”的获奖者,同时也是“开发者文学征文”的获奖者.《不曾结束,也未能开始》《太阳下的荒野》《看场人》《走不出小镇》……这些小说虽不是他的成名作,但从中不难看到他对生活的独到发现和新颖独特的诗意表达.他的叙事语言,句式简约新奇,极富意象感和立体感.包括他后来的那些表现人性中的美与丑、复杂与变异的一些小说,都一脉相承地显示了作家不同凡响的创新意识和新的文学理念.
被喻为“中国流浪汉小说之父”和“流浪汉歌手”的赵光鸣,他的作品根植于边疆,描写了一群流浪者漂泊的人生与灵魂,备受读者青睐.地域的偏远,没有局限作家的视野与胸襟.而他最初进入“开发者文学征文”的一些作品,如《客路青山下》《石坂屋》《野味馆子》等作品已经充分显示了他的创作个性,也为他后来的成功做了有益的探索和铺垫.
当然,更值得我们自豪的是,新时期以来,“边塞新诗”这个专栏不仅推出了周涛、杨牧、章德益等被誉为“新边塞诗”的“三剑客”,而且一大批中青年诗人相继涌现出来,包括石河、杨树、洋雨、李瑜、昌耀、林染、李云鹏、梅绍静、张子选、肖川、李老乡、子页等……还有崛起于九十年代、以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沈苇为代表的新一代诗人.我们可以开列出长长的一串名字.他们挟着一股西部的雄风,从这里出发,奏响了壮阔激越、与众不同、震撼人心的西部交响乐章.
在“开发者文学征文”中,“新边塞诗”是最引人注目的一枝奇葩.从七十年代末开始,诗歌作品一直在我刊占据着重要位置.这与当时诗歌创作的繁荣有直接关系,也与我刊担纲诗歌编辑的郑兴富的眼光和魄力密不可分.他从不回避自己对诗歌以及在诗歌创作方面极具发展潜质的诗人的偏爱.为了推出一个诗人,他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常常破例地、不惜篇幅地发表同一个诗人的、在他看来是不同凡响的一些作品.例如周涛、杨牧、章德益等都曾享受过这样的“特殊待遇”.一般的诗歌作者能在一期刊物上发表一两个页码的作品已属不易,让人刮目相看.而在我们的刊物上,一个重点诗人的作品占用五六个页码乃至更多,却是常有的事.
不仅给篇幅,而且给荣誉.例如,刊物举办的“开发者文学征文”评奖,诗歌奖仅设三个名额,评委们一致通过,评给了杨、周、章三个诗人.事实证明,这样的评奖完全是以作品质量为前提的,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不久,从中国作协第二届（1983—1984年）优秀新诗评奖会上又传来消息：杨牧的《复活的海》、周涛的《神山》两部诗集同时获奖.得奖,也许不能代表一切,但密集的获奖却标志着西部诗歌正在崛起,在中国文坛的位置日益显赫、光彩照人.
柏中主编为之感奋不已,除了向两位诗人表示诚挚的祝贺,还专门以《中国西部的绿色交响诗》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对“新边塞诗”的内涵和艺术特质发表了深刻的见解.
他说：“这是一个崭新而独立的诗派,它既不同于表现绝域苍茫、征战风火、军旅艰辛,以苍凉悲慨为基调的古边塞诗,也不同于足迹匆匆的行旅诗人吟唱的风情诗、景物诗.它是八十年代变革和开放时代的产物,是正在复苏和高扬的民族精神的晶体,是一群生于斯、长于斯,因而对这块土地爱得更深、理解得更深的开发者的心灵呼声,也是他们牢牢地挺立在这块边远而广袤的土地上,以新的视角对整个历史、民族、现实、人生的独特观照与抒写.它是属于西部的,更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族的.”
在“西部文学”的旗帜下
在北京的一次有各省区文学编辑参加的会议上,几位西北地区的同行,曾不胜感慨地对我说,“西部文学”这个名字被你们抢走了！言谈之间透着一种羡慕和遗憾.本来他们也很想使用这个颇具特色的名字.
不过,占中国大地六分之一、地处大西北最前沿的新疆使用这个名字显得更名副其实、名正言顺.再说,新边塞诗和开发者文学的兴起已经为它的诞生做了很好的铺垫.受相继刮起的“西部电影”“西部音乐”的西北风的强烈震撼,一些思想敏锐、勇于探索的诗人、作家,对“西部文学”早已按捺不住激奋的心情,只要有机会相聚,就会不约而同地谈起这个话题.
特别是1984 年,、先后视察新疆时,关于“积极开发新疆,开发大西北,使新疆和整个大西北成为我国在21 世纪的一个最重要基地”的指示,更加激发了西部作家的创作热情,拓宽了文学创作的视野.有的作者在一些相关的场合发言时,直言不讳地建议我们将《新疆文学》适时改刊为《中国西部文学》.他们认为,文学应当站在时代的潮头,唱出自己的心声,为西部大开发推波助澜.
心有灵犀一点通,编辑部和广大作者的想法可谓遥相呼应,不谋而合.
经过反复研究,广泛征求意见,《中国西部文学》的改刊方案,在以陈柏中为领军人物的编辑部应运而生.经报请自治区文联和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很快得到了批准.
遂之,《新疆文学》改刊的信息不胫而走.编辑部为筹备改刊展开了一系列紧张有序的工作.陈柏中把改刊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向全国广而告之.我则受命直飞北京,登门拜访与新疆关系较为密切的一些名家,并通过从新疆走出去的、在《民族文学》编辑部任职的著名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协助,邀请了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唐达成、王蒙、汪曾祺、邓友梅、刘绍棠、阎纲、周明、王谷林等,到北京西单鸿宾楼小聚,请他们为“中国西部文学”把脉,出谋献策.
说是小聚,其实就是惯用的新闻发布会,通过吃饭、聊天,把改刊的想法和信息尽快地传递出去,以期得到诸位大家的支持.整个席间,与会者对新疆文学事业的发展慷慨陈词,各抒己见,谈笑风生,气氛十分热烈.
不久,我们即如期收到了王蒙、谢冕、阎纲、梁晓声、何西来等寄来的热情洋溢的祝贺文字,字里行间充满了他们对办好《中国西部文学》的恳切建议和殷切希望.
当《中国西部文学》以崭新的姿态闪亮登场,立即在全国特别是西北地区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大西北乃至全国对“西部文学”情有独钟的诗人、作家们纷纷寄来他们的得意之作.在《中国西部文学》改刊后的最初几年里,我们相继刊发了包括王蒙、陈忠实、张承志、张贤亮、杨镰、陆天明,以及谢冕、顾骧、阎纲、雷达、何西来、肖云儒等一大批知名作家和评论家的得意之作.并开辟了“西部文学论坛”,以平等对话的方式,对西部文学的文化内涵和本质作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
一个新的文学主张,引起广泛的热议和不同的看法,是非常正常的、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我们没有想到两位权威评论家林默涵和冯牧,也从不同的角度对“西部文学”表达了各自的见解.林默涵认为“西部文学”的口号是从国外引进的,倡导者规定几条特征,要作家艺术家根据他们设想的所谓“本质特征”来进行创作,制造作品.因而他认为这是从概念出发的创作方法,是“名词滥用、名实颠倒”.而冯牧对“西部文学”的口号,则明确表示“赞成和支持”.他认为“西部文学”应被理解为一种倡导,一种目标,一种旗帜,而不应当理解为创作方法的规范和创作风格.“西部文学”就是“反映出自己的特征和性格、自己的精神风貌的文学”.显然,冯文更具说服力.
这里不能不提及1985 年夏天,由西北五省区文联及西安电影制片厂、天山电影制片厂等单位在秀美的边城伊宁市联合召开的“首届西部文艺研讨会”,它不仅给新疆文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而且让横空出世的“西部文学”更加引人瞩目.尽管它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但“西部文学”的话题,仍然是研讨会的主旨.著名评论家顾骧、肖云儒、王愚、谢昌余、高平、陈柏中、张越等所作的有深度、有个性的发言,集中地阐述了西部文艺的精神实质和艺术特征、西部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以及如何理解“西部文学”和“西部精神”等问题,为与会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提供了深入思考的空间.
在随后的日子里,我们欣喜地看到,热衷于“西部文学”创作的作家、诗人不断地从甘肃、陕西、宁夏、青海等省区涌现出来,例如小说家柏原、王家达、邵振国、王蓬、冯积岐、王戈、浩岭、牛震寰、李云鹏、林染、王英琦等,他们都曾把自己的力作连续寄给我们,以他们不凡的创作成果丰富了“西部文学”的艺术画廊.
后来他们之中有的成了知名作家和诗人,有的被推向文学界的领导岗位.但不管态势如何发展变化,编者、读者始终不会忘记,他们都曾经是“西部文学”园地的弄潮儿,不倦的耕耘者和探索者.
编者与作者之间
要办好一本杂志,需要有一批具有敬业精神的编辑,也要有相对稳定的作者队伍.刊物所发表的作品,有的是作者主动寄给我们的,有些则是我们走出编辑部,有计划有目标地组来的.我们的编辑和作者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在尚无先进的通信工具的年代,除了书信往来,有时还和作者直接见面,共同商定选题,乃至参与作品的构思.比起今天的编辑,他们付出的心血显然更多一些.
其实,大多数编辑是有能力写作的,但为了集中精力当好编辑,有的人甘愿放弃自己的写作,而以“为他人作嫁衣”为荣.因此,作者和编辑之间便形成了一种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十分真诚的朋友关系,而绝非那种甲方和乙方、互惠互利的交易关系.这是一个编辑基本的道德准则,也是一个编辑的人格魅力之所在.
深入基层,广泛团结、联系作者是编辑部的老传统.“”以前,编辑经常下到基层组稿,天山南北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了一篇稿子,有时不惜跑几趟.记得,有一次,编辑部约我写一篇小说,曾派进入编辑队伍不久的都幸福到石河子与我联系.为了尽快拿到稿子,老都就住在我们单位的办公室,和我一起研究作品的构思,一起熬夜,直到天明.
几十年过去了,我仍记得当时的情景.老都作为一个编辑,他不仅是作者的参谋,也是作者的忠实朋友.例如军区、兵团和地州的一些作者,包括唐栋、丰收、李志君、李宝生、姜付炬、门海群、韩明人等等,刚出道时,都和老都的关系比较密切,因为常来常往,他们都成了老都的知心好友.即使是稿子以外的事,只要找他帮忙,他也从不推辞,连调动工作、到医院看病这样的事,他都尽其所能,为你操办.
有一次唐栋的母亲生病,在无人照料的情况下,老都除了帮着联系医院,还和爱人一起帮着做饭送饭,像亲人似的一直侍候到出院.老都热情好客,真心实意地把作者当朋友.很多作者到乌鲁木齐送稿子或者出差办事,都愿意到他家里坐一坐,聊一聊.在南门文化巷的那个断垣残壁的院子里,老都的住房很狭窄.为了接待作者、招待客人,他还因陋就简地把房子往外扩展了一些,并特意做了一块大案板.人多的时候,他就把案板架在桌子上,为的是让大家一起喝酒、吃饭、聊天更方便.
编辑和作者交朋友交到这个份儿上,称得上是“亲密无间”了.而这样的编辑并非老都一人,我们的一些老编辑在同作者长期交往中都建立了一种互敬互信的关系,而且是不分地域、不分年龄、不分民族地结交了一批又一批文学新人.如今活跃于全国文坛,读者比较熟悉的作家刘亮程、红柯、王刚、沈苇、王族、黄毅、温亚军、阿拉提·阿斯木、艾克拜尔·米吉提、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祖尔东·萨比尔,以及石油系统作家赵钧海、尹德朝等,他们最初的一些作品都曾经在我刊小试锋芒.在此,我们无意掠人之美,他们的创作简历中可能常常不屑于或者往往会忽略最初的起跑线.但我相信,他们绝不会忘记曾经热情扶持过他们、帮助他们建立起文学自信的那些责任编辑.
在路“78”号编辑部的那几间简陋的办公室里,我们接待过一些全国知名的作家,也接待了来自各地的业余作者和文学爱好者.小说编辑刁铁英、肖嗣文、董为清、胡尔朴、杨晓芬,诗歌编辑郭维东、章德益,评论编辑修仲一、胡康华,美术编辑雷中峋、黄永中等,每一个编辑都有相对稳定的作者群,他们之中有的是从来稿中发现的新人,有的则是曾经的朋友、学友、文友.通过这些宝贵的“资源”,拉来的是一篇篇质量上乘的稿子,给刊物增了光添了彩.
以短篇小说《这片神奇的土地》而成名的知名作家梁晓声,曾在我刊发表了《穿警服的姑娘》《春风吹又生》等好几篇小说,并受邀来疆介绍创作经验.这与我刊编辑杨晓芬是分不开的.杨晓芬在复旦大学上学时与梁晓声是同学,当她发现自己的同窗好友在文坛小有名气时,便不失时机地利用这种关系向他索稿.这是一个编辑应有的职业敏感和责任感.
杂志改刊时,我曾到梁晓声所在的北影厂,请他写几句祝贺的话,他热情地约我到家里,很诚恳地说,我对大西北很有感情,我之所以能在文学创作上有了些长进,是与《新疆文学》《飞天》《朔方》对我的热情扶持分不开的.他还直言不讳谈了自己对“西部文学”的理解和认识.他特别希望西北几家刊物能够联袂努力,共同营造一个浓郁的“西部文学”氛围.他说刊物的发行量固然重要,但能否培养和造就一个成熟的、水平相对整齐的文学方阵,才是衡量贡献大小的主要标志.他的这些发自肺腑的话,对我们办刊很有启发和帮助.
在我刊所联系的作家中,关系甚为密切的,当属王蒙、张承志和杨镰了.他们的一些作品,大都是通过陈柏中和都幸福的关系得到的.
王蒙与新疆休戚与共的关系,无须多说,每当我们向他约稿时,他都会有求必应,而且总是拿出得意之作.发表在《新疆文学》1983年第十一期的小说《葡萄的精灵》,是王蒙《在伊犁》系列小说中最短、最精粹的一篇.作品透过维吾尔族穆敏老爹酿制原浆葡萄酒的过程,让我们顿悟了深刻的人生况味和天人合一的象征意味,不禁为作者的诗性与哲理的浑然一体而叫绝.它不愧为短篇小说的精品,曾被《小说月报》转载并获首届“百花奖”,陈柏中还专程到天津领了“责编奖”.
而老陈与张承志的关系则完全是因编辑与作家的亲密往来而结成的“忘年交”.以《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等佳作而蜚声文坛的张承志,他寄给《新疆文学》的第一篇作品是他的散文《特克斯草原的希望》（自然来稿）,继而成为支持我刊的重点作家之一,先后在我刊发表了小说《老桥》《大坂》《三岔戈壁》《汉家寨》等名篇,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这些作品都可以看作是对“西部文学”的重要贡献和支持,同时对新疆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张承志从1980 年代到1990 年代几乎每年都要来新疆一趟,他不住宾馆,却常在我们编辑部办公室支一张床,作为临时落脚点.他就像一个侠客,常形单影只地行走在戈壁大漠、雪山草原,风餐露宿,历尽艰辛.每次从外地归来,他总是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诉说他那富有传奇意味的所见所闻和独特的见解,让我们这些“老新疆”也很受启发,也深感愧疚.他对新疆的感情,可以用他的两句话来概括：“难忘美栖身的新疆,守卫我心中的草原.”这种哲理的意象的深情表达,令我们感慨万千.
1975 年从新疆大学毕业、又在新疆工作了七年之久、然后进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从事西域历史文化考察与研究的学者、作家杨镰,是我们编辑部的老朋友,各位编辑同仁对他很熟悉,也很敬重.他对西域历史文化的考察研究硕果累累,在国内外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其实,他在小说创作方面也颇有建树.他的三部长篇小说多是以西域历史为背景的,并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而他的中短篇小说则大都是以西部现实生活为背景,描写西部人的人生境遇,既有现实与历史的融合,又有对世态与人生的深入思考.《夕阳山外山》《九月的人》《冥想曲》这三部中篇在我刊刊发后,曾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普遍关注.
万万没有想到,2016 年4 月1 日下午3时许,我打开微信,突然看到一条让人不愿相信的消息：我们的好朋友杨镰走了！
他是在赴东疆采集伊吾四十天保卫战素材时受邀赴吉木萨尔讲学,在返回伊吾的途中,因车祸而不幸遇难的,年仅六十九岁.我们为失去一位真挚的好友感到万分沉痛.他为考察研究西域文化的确付出了很多很多,不愧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和作家.如今,他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留在了新疆.他的英名,连同他的著作也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洋溢的笔会
编辑部同作者的联系,除了有针对性的组稿,便是把那些有写作潜力、有创作计划的作者请来,集中到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为他们搭建一个学习和交流的平台.
编辑部差不多每年都要用平时节省下来的经费举办一两次笔会,或讲习班,或改稿会.若遇经费拮据,便与地方联办,或与兄弟刊物合办.从乌鲁木齐到昌吉、石河子、克拉玛依、博乐、伊犁；从吐鲁番、哈密,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天山南北的每一个地州几乎都有文学笔会留下的记忆.
那年月举行的笔会,条件是比较差的,远不是后来的所谓“游山玩水”,享受高级宾馆的待遇.交通工具是那种走起来哐当哐当乱响的老式轿车,路是坎坎坷坷的搓板路.在漫漫的戈壁滩上,有时要颠簸一两天,好像整个身子都被颠散了.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大家时而讲故事、说笑话,时而放声歌唱,真是一路歌声一车笑语.到达目的地时,不管多晚,都有当地的作者和文学爱好者在那里等候我们.大家欢聚一堂,有说不完的话题.有的虽是萍水相逢,却似一见如故,因为文学让他们相识相知,使他们满怀.
1980 年代的确是一个燃烧的岁月,而笔会恰恰为这些作者提供了释放的机会.小说作者文乐然、肖陈、程万里、张宝发、阿拉提·阿斯木、江水寒、韩天航、景俊、韩明人、褚远亮、尹锡孟、李世勋等,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积累,但平时很难抽出专门时间写作.离开工作岗位后,他们利用笔会的宝贵时光,奋笔疾书,把酝酿成熟的构思,像喷泉似地写了出来,成为一篇篇力作.记得,文乐然的中篇小说《荒漠与人》（1983 年克拉玛依油城笔会期间创作,曾引起争议.有关这次笔会的回忆,笔者已有专文撰述,刊于《新疆经济报》和《新疆石油文学》）、江水寒的短篇小说《营养研究所纪事》等都是在笔会期间一气呵成的.有的作者虽然没有拿出成品,但通过交流,激发了创作灵感,后来的作品质量便有了明显提高.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笔会是加油站,有人这样说.一个作者在一个地方生活时间久了,眼界难免变得狭小,思路不够开阔.通过笔会,互相切磋,互相激励,得到的是平时难以企及的收获.笔会期间,要求每一个作者在很短的时间里,都能拿出有分量的作品,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必要的.关键是要帮助作者看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找到新的努力方向和目标.
几乎每一个作者都有参加笔会或改稿会的经历,它对作者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笔会不仅可以让作者开阔视野,而且通过互相学习、互通信息,对加深编者与作者之间的感情大有裨益,同时也利于我们从作者群中汲取有益的建议和营养.
1984 年5 月,来自全疆各地的中青年作家聚集在五家渠青格达湖畔的一个小招待所,条件虽然简陋,但每人都有一张可供写作的桌子,每天清晨和傍晚都能徜徉于林中、湖畔,互相谈生活、谈社会、谈创作,已然感到十分惬意.但幽静的环境并没有让他们沉醉于世外桃源.面对西部改革大潮的涌起,与会者时时都处在亢奋和激动之中.就是在这次笔会期间,大家异口同声地向我们呼吁,建议把杂志不失时机地将《新疆文学》改名为《中国西部文学》.他们私下里议、公开地谈,都认为新疆应当义不容辞地扛起“西部文学”这面大旗,呼唤和倡导雄浑大气、风格多样的时代精品,以不辜负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这让我们深受启发和鼓舞.于是,一个杂志的重大变革就在这儿开始酝酿,而且很快变成了现实.
笔会充满了生机,也充满了快乐.紧张的写作之余,大家玩得格外开心,格外放松.开玩笑,侃大天,喝酒猜拳,又唱又跳,充分展示了西部作家的豪情.
有一次,在博乐举行笔会结束后,我和郑兴富同与会者一起去伊犁观光采风.到达伊宁市时,天色已晚,许多餐馆已不营业.我们便让维吾尔族青年作家阿拉提·阿斯木出面联系,随便找了一家拌面馆,边吃拉面边喝酒.由于天气,大家心照不宣地将外衣都脱了,只穿一件三角裤头.除女士们躲到了另一间房子,男子汉谁也没有例外.
这时,只有那位远道而来的“川大”副教授、文学评论家曾绍义羞于和大家“同流合污”,不肯就范.几个年轻人哪管你什么教授,毫不客气地就将他的外衣外裤扒下来,让他现了原形,并罚他喝了一碗酒.他这才领教了“西部牛仔”的厉害.多年之后重游新疆时,提起那次笔会的浪漫之行,曾教授还记忆犹新,不胜感慨.
那段风卷云舒的日子
在文学复苏的1980 年代,是文学期刊最活跃、最繁荣的时期,和非的以提高文学期刊质量为主旨的研讨会、联谊会,每年都有许多通知书和邀请函,纷至沓来.我们这些偏于一隅、孤陋寡闻的主编、副主编和编辑们,为了开阔眼界,加强和兄弟刊物的沟通,多学一些办刊经验,曾先后应邀参加过不少活动.
最早走出新疆到江苏参加镇江编辑工作会议的,是小说编辑都幸福,那是1980 年上半年.接着,我于同年年底参加了厦门鼓浪屿编辑会议.
这两个会都开了“解放思想”的风气之先,后来也都同时受到了批评.我不知道镇江会议的具体情况.鼓浪屿会议是由《福建文学》编辑部为东道主,并公推江苏《雨花》编辑部负责人顾尔谭,还有安徽的一位评论家（记不清名字了）等当会议召集人.大家举手通过他们为会议的组织者,但没有“到主席台就座”、没有“领导做指示”那一套,也没有人致开幕词.召集人讲话没有稿子,很随意.很多人的发言都是即兴的,主要是交流办刊经验、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涉及到贯彻“双百方针”、创作自由的话题,大家情绪十分激动,气氛很热烈.有的人对西方现代派所提倡的人性论、人道主义大加推崇,缺乏批判的态度.但这都属于个人看法,没有争论,也不强加于人.
由于触及了一些敏感的话题,在反精神污染中,两个会议便作为典型,成了批评对象.据说召集人都作了深刻检查,所有参会人员都要求认真反省,肃清影响.
我自然也不能例外,只是作为一个边远省区的文学编辑,我在那些新思潮、新观念面前真的有点眼花缭乱,不知所措,一时还没回过神来.所以在会上也只是说了一些不痛不痒、不咸不淡的话,几乎不会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后来,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区党委宣传部文艺处马玉杰处长找我谈话时,她并没有过多地追问什么,只是谆谆交代说以后参加此类会议要提高警惕,不要受错误思潮的影响,要自觉抵制自由化的倾向.
马处长肯定是一番好意,作为文艺工作的领导,她有责任把握好文艺的大方向.而作为一个期刊的编辑,我并没有说过违背大方向的一些言论,也没有宣扬过什么西方的文艺思潮.可是不知怎么回事,自从参加了鼓浪屿会议之后,像是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有人为我庆幸,有人为我担忧,而他们大多是做宣传工作的、比较敏感的人.
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塔城的电报,是我的朋友发来的,内容很简单,就是两句话：你们还好吧？望多保重！……看完电文,我和妻子有些纳闷,此话从何说起呢？明显是有人以为我“出事”了,但又不便于把事情点破.
后来才明白,我在参加自治区反精神污染的文艺座谈会期间,曾有两位以前的同事到路“78”号来找我.听说我不在编辑部,他们又到文联政治处找我爱人.我爱人那天也恰好外出办事,政治处的一位同事不知何故,竟吞吞吐吐哼哼哼唧唧地告知说,他们已经几天没来上班了.
据此,他们便觉得“吴某”果真是出了点“问题”,遂在朋友圈中传播,并说我是旧病复发、秉性难改,云云.
我觉得很可笑,也感到越来越糊涂了.什么是我的“旧病”,我的“秉性”又是什么？为什么要改,改到何处去？……
这虽然是个荒唐的小插曲,跟编辑工作没多少关系,但它却足以让我们看到,一些大是大非问题在公众之中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左”的阴影还潜藏在人们的心里.
写到这里,我还想起1987 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另一件事.
当时有人给区党委写信,从《中国西部文学》发表的几篇反映兄弟民族生活的作品中找毛病,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称“西部文学”是“民族歧视”,是“资产阶级全盘西化、自由化”的产物.其矛头所向,是很清楚的.
这种居心叵测的行为,不是学术之争,说得再冠冕堂皇,也难以服人.老实说,我们的刊物一直比较重视发表兄弟民族作家的作品,鼓励和支持汉族作家积极反映兄弟民族的生活,并以此作为办刊的宗旨之一.但由于有的作者对兄弟民族生活不够熟悉,理解不深,因而有的作品出现了肤浅、失真,甚或追求猎奇的现象.这是探索中出现的问题,不足为奇.如果从爱护和关心的角度出发,即使用语再尖刻,也应表示欢迎.但奇怪的是,写信的人为何要抡起大棒,欲置别人于死地呢.
所幸,区党委领导、宣传部负责同志,总是在关键时刻出面主持正义,澄清是非.一天,文联党组书记张贵亭通知我们编辑部四个主编、副主编到区党委西大楼会议室,说区党委副书记贾那布尔、宣传部部长冯大真要接见我们.我还以为领导要训话,对我们进行严肃批评.没想到,两位领导对此事的看法很客观,很实事求是.他们明确指出,小说中有些细节描写欠妥当,但既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自由化问题.循循善诱地要求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并耐心听取了我们的意见.这样,我们口服心服,都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由陈柏中执笔、以本刊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署名文章.至此,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
事后,听老陈说,维吾尔族著名诗人铁依甫江有一次到编辑部给他送新出版的诗歌集子,提起这事,他十分感慨地说：“老陈呵,现在改革开放了,只要不违背‘二为’方向,什么艺术流派,什么创作主张,都可以尝试,可以讨论嘛.维吾尔族有句谚语说得好：‘狗在叫,驼队照样前进.’你们不要怕,好好干吧！”
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新疆文联副主席的铁依甫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的话虽然不多,却让我们倍感温暖,更加坚定了办好刊物的信心,鼓舞了我们的士气.
编辑部的这帮哥们儿
1980 年,是编辑部人员最多的时候,曾经达到十八个人.有落实政策后回来的老编辑,有刚毕业的大学生,有从基层调进来的业余作者.各人经历不同,年龄不同,性格不同.大家从不同的方向走到一起,经过磨合、沟通,很快就组成了一个和谐的大家庭,为编辑出版事业开始了周而复始的工作.
在那样一个美好的初春季节里,走进自己崇尚的编辑部,干着自己喜欢的工作,我一直为自己庆幸.
尽管那时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很差,但经过十年浩劫的同事们似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动,都特重情谊.编辑部让人感到格外温馨、舒畅.
我是1979 年9 月正式调进文联的,因住房问题没有落实,一直拖到第二年3 月才走进编辑部上班.
刚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调来做小说编辑的肖嗣文,和我一样,同属于无房户.我们各自在办公室里支了一张床,作为临时栖身之处.后来又在自治区政协招待所住了一段时间.我们朝夕相处,日子过得虽然清苦寡淡,却并不感到孤独.原因是编辑部的那些哥们儿对我们格外照顾.
在那个物质生活匮乏的年代,乌鲁木齐的饮食业极其落后,饭馆少,且营业时间很短,往往还没有到下班时间,他们就已经关门大吉了.我们两个流浪汉一旦碰到这种情况,只好厚着脸皮,到编辑部的一些老同志家里去蹭饭吃,碰到什么吃什么,非常随意.当然,有的时候是他们主动邀请我们去的,这就难免要给他们添一些麻烦.
那时候,粮油、肉类和副食品还实行定量供应,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为了请吃一顿,恨不得把家乡寄来的土特产品、平时自己舍不得吃的东西都拿出来.做一顿像样的饭菜要筹备好长时间,还要忙活一整天.所以常弄得我们挺难为情.
有一次,董为清和他爱人小樊约我到他家里吃饭.他们已是三口之家.小樊怀孕那阵儿,小董曾到塔城组稿,顺便还采购了一些在乌鲁木齐难以买到的肉类和禽蛋,暂存于我所在的新疆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站.他组稿,捎带采购,满载而归,颇受妻子夸奖.
此时,他们的女儿已经两岁多,可住房还是那么狭小,做饭烧水用的炉子砌在室外.那天刚下过雨,生火的引柴可能有点潮湿,弄得到处烟雾腾腾,呛得直流眼泪,气得小董直摔东西.小樊说,你个笨蛋,怎么连个炉子都生不着.她接过去继续折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生着.为做一顿饭,小两口互相埋怨,打了半天口水仗,搞得我怪不好意思.还好,这丝毫没有影响我的食欲,因为等的时间长,肚子实在太饿了.
我和肖君因祸得福,几乎吃遍了编辑部的每一家.吃得较多的,除了都幸福家,还有王谷林、陈柏中、韩文辉家.老陈的爱人楼友勤不仅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厨艺上也是一把好手,她做的具有江浙特色的烹调美味,许多人都品尝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家住新疆大学的老韩,一直像老大哥似地关心编辑们的工作和生活.到他家里吃饭时,他和在新大任历史系领导的爱人老杨一起动手,里应外合,不知不觉间就端出一桌大家喜欢吃的饭菜.我们边吃边聊,在和美的氛围中品尝着温馨和爱抚.
我以前和老韩接触不多,只知他原在新华社新疆分社工作,曾经为发现黑油山写过一些产生重大影响的报道,被誉为“报道克拉玛依第一人”.后因与执行“左”的做法的领导发生分歧,1962 年被从要害部门清理出来,调到编辑部工作.“”期间,他和主编、主席们一样遭到了批斗.但你从他的言谈举止中却觉察不到他所遭受的伤害,他还是那样宽厚大度,那样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
有一次编辑部的人在一起吃饭、喝酒,玩起了“成语连接”游戏,一时不能用恰当的成语往下传递的人必须罚酒一杯.谁知轮到美编小蒋时,他拒不肯认罚.这时大家便一哄而起,把他紧紧抱住,硬往他的嘴里灌酒.身高一米八多的老韩也像孩子一样加入了这个行列,他死死地抱住小蒋的腰部.但谁都没有防备小蒋会使出浑身解数,猛一用劲儿,挣脱了对他的围攻,竟把老韩摔了个后仰朝天,还折断了几根肋条.
事后,老韩笑眯眯地说,怪自己喝多了一点,开玩笑有点过火儿.
那时候文艺界的一些领导,都不摆官架子,也不兴称官衔,和群众一起玩玩、搓搓、喝酒猜拳是习以为常的事.在自治区文联和编辑部,从来没有人喊书记、主席、主编的,都是直呼其名.若有人称官衔,便有拍马献媚之嫌,且成为笑柄.
那些日子里,编辑部始终洋溢着团结友善的时代新风.同志之间、领导和编辑之间、编者和作者之间的感情交流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真诚而浓烈.编辑部好像有一个心照不宣的习惯,节假日不必说了,有谁搬进了新居,谁的孩子考上了大学,谁获了奖,谁升了工资,或者从下面来了一位大家熟悉的业余作者……都可以作为请客喝酒的由头.并非只是为了一张嘴巴,而是想营造一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空间,让久违了的情谊回到生活中.
“”十年,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受到双重挤压,人与人的关系遭到空前的破坏.一旦春风吹散了阴霾,人的正常便得到了宣泄的渠道和机会,人性中美好的东西被激发出来.这里没有文人相轻,没有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正气的力量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即使有人想搞点名堂,也找不到市场,形不成气候.
编辑部就是这样一个互相关心、互相学习、互相支持的团队.有的时候,编辑部里也出现过磕磕绊绊的事,也有过大声喧闹、争争吵吵的现象.那多半是在休闲的时候,几个人玩发出的大呼小叫.尤其是两“幸福”（大家对老都和老郑的统称、昵称）在一起搭档玩到时,一旦谁出错了牌,就会遭讽刺挖苦,互相攻击一番.局外人往往以为他们在吵架.其实,两个人在工作中倒能互相支持,从不在背后说长论短.毕竟是老同事、老搭档,互相骂几句也不伤感情,下回再玩,依然如故.这就是他俩的游戏风格.
在人们的心目中,编辑应该是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说话很讲究分寸.其实也不尽然,我们编辑部里就有几个哥们儿被戏称为“大炮筒子”,他们总是喜欢慷慨激昂地发表意见,不会心平气和地说话.最突出的,一个是评论编辑修仲一,一个是*编辑杨晓芬,他们说话就像吵架,碰到不对心思的事,点火就着,不怕得罪人.
无论是学习,还是开会,编辑部的热闹气氛,常引来不明内情的人围观.
文联在评选先进单位时,有的领导据此给我们编辑部投了反对票.
我和老陈有点不服气,不得不申诉理由.
先进单位的评选标准到底应该看什么？我们编辑部有人说话声调高,既没有影响我们内部的团结,也没有影响其他单位的工作,为何影响评先进？
文联党组书记王玉胡终于说话了（大意）：《中国西部文学》编辑部是个很难得的集体,编辑素质高,人很正派.有的人脾气大一点,说话声音高一点,是性格问题,只要不影响工作,就不要求全责备.从整体看,这个编辑部是相当不错的,在全国也是数得着的……
这个评价,不论是出于王玉胡的偏爱,还是他多年的真实感受,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欣慰.
2016年4 月28日
本文结论,该文是关于文学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吴连增和衰老和文学相关文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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