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文化和战争话语重构抗战时期沦陷区的散文创作和知识分子的言说方式，本文是有关抗战毕业论文格式范文与抗战时期和知识分子和沦陷区相关论文范文素材.
周 海 波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摘 要： 战争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场灾难,而对于文弱的书生们来说更是残酷无情的.他们生活在恶劣的生存环境和文化环境中,不得不面对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文学如何抗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作家保持应有的文化姿态,应当以文学的话语进行叙事或者言说.在战争的大环境中,作家为读者提供并提供什么样的文学作品,这也是需要作家们做出回答的.而如何言说则同样表现着知识分子战争环境中的价值认同,当流行小说再次成为市民阅读的主要读物时,散文随笔也开始逐步趋向于市民读者的阅读口味,在体式上、风格上接近读者的要求.
关键词：抗日战争；沦陷区；散文创作；言说方式；文体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6）03-0056-07
收稿日期： 2016-02-26
作者简介： 周海波（1958-）,山东昌乐人,文学博士,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所谓“沦陷区”是指1937年7月至1945年中日战争期间的日本军事占领区,这些区域是战时中国环境最恶劣、战争最惨烈、生活最艰苦的地区.但生活在这一区域的人们既需要面对现实,而又需要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尤其作为作家的知识分子更需要在民族存亡、个体生命受到极大威胁的情况下,争取话语的权利,说自己想说的话.散文文体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独特言说方式,在战时表现出了应有的美学风度和文化趋向.本文将考察在特定时期的敌占区,作家的文化生态及其通过散文创作而实现的言说方式.
一、抗战时期沦陷区的文化生态
战争对于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场灾难,而对于文弱的书生们来说更是残酷无情的.民族的存亡,百姓的涂炭,都是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传导出民族生存的政治语境,是民族遭受外来侵略所形成的生存困境.另一方面,日本军方和政府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文化上的精神奴役,使中国知识分子感受了空前的生存压力.作家们不仅要面对生命的威胁、生活的动荡无居、极端性的生存环境,而且他们赖以存在的文学创作活动也受到了极大限制,一方面是战争的恶劣环境使他们失去了写作的自由,另一方面大量报刊停刊,出版社被轰毁,文学创作的传播途径被中断.尤其在沦陷区的东北、华北等地,战争开始的几年,作家们的生存环境和文化环境空前恶劣.
生活环境的恶劣.知识分子与民众一样面临着残酷的现实生活,战乱、贫病,让他们处于极端的痛苦中.某种程度上,战争中文人们的生活甚至更为不幸,手无寸铁、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们可能是人们无法想象的.匡沙（汤匡松）曾在《万象》发文章描述过他回到故乡看到的战争年代的景象,尤其叙述了文人在惨状：“在街上碰见的人,大多面带菜色,著长衫的文人,尤其憔悴得可怜,斯文一脉,自己认为是读书种子,有许多事情不屑为,有许多事情吃不消,对于世事,又多所批判,自己梦想着有人请他出山成大事,立大功.我看见他们疲惫的样子,心怀忸怛,倒不一定是怜人,实在是伤己.纵有大厦三万间,其中没有柴米油盐等可以予取予求,平白地集中了一批饿鬼.”[1]在整个中国都生活在动荡不安、贫困痛苦之中的大背景下,文人的处境同样悲惨,他们同样遭受着躲避战火、四处流浪以及生活无着的痛苦折磨,甚至还不如一般的民众.在这样的环境中,作家深切感受到了生存的压力,他们“失去了幸福.失去了欢乐；甚至于在颓废时,连希望也失去了”,因此,“环境的日非,把激扬的心境一天一天的压平下去,不但自己把口箝起,把笔搁下,而且自知其非地沉溺于逃避现实的方法中”,“环境的窒息,心绪的紊乱,常使我下笔不能成一字,每天只能机械般做一些工作”[2].这可能是沦陷区知识分子中具有代表性而又极为平常的一例.
文化环境的恶劣.主要依靠卖文为生的文人们处于两种困苦之中,一方面,他们赖以生存的报刊处境艰难,因为战乱或经济等原因,一些报刊停刊了,一些报刊被控制起来了.文人失去了自由发表的机会.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在中国实行军事占领的同时,实行严厉的文化管制,试图从文化精神上占领中国.1937年8月,抗战爆发后不久,日满弘报协会颁布新闻统治政策,将大连的《满洲报》《关东报》与奉天的《大亚公报》《民声晚报》《奉天日报》《奉天公报》废刊.在台湾,日本严禁,作家们难以进行正常的文学活动.不仅如此,即使仍然坚持出版发行的一些刊物,也往往是处境艰难,知识分子要通过卖文为生,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即使还在坚持出版的报刊,也往往因为经济力量而不能正常支付作家的稿费,或者只能支付很低的稿费.在这种情况下,文人的生存状况可想而知.1944年《万象》第3年第10期发表署名阳光的《湘中梦痕》,给我们提供了文化人在战争年代生活状态的一角：“‘文士苦穷’,在长沙如果不当编辑,写写稿子的作者,饿死无疑.当地的报纸,有《湖南商报》《大公报》等,副刊收外稿,稿费节上算帐,有不有还是问题.后来有三张报纸在此出版,以《闲话扬州》得罪江北同乡的易君左主编《国民日报》,程沧波编《日报》,田老大主持小张报纸.《国民》与《》算有稿费,千字一元.田老大的报纸,不支稿费.”由此可以看到,在报刊自身都难以维持的情况下,文人依靠稿费生存越来越困难.
战争时期生活的残酷性是无法想象的,作家及其民众们的痛苦可能也是我们难以理解的.但是,我们是否也需要换一种思路看沦陷区的生存状况.战争以其应有的方式向前推进,而民众却需要生活.战争环境中的一般民众仍然要吃饭,也要精神文化的生活.看书、听戏、种花、养鸟等,这些日常的生活并没能因为战争而消失.与大后方比较起来,由于沦陷区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人们的生活虽然受到诸多局限,但是,生存环境和文化环境相对好于大后方.尤其随着战争态势的发展,一些报刊相继复刊,新出版的报刊也开始出现,文化人的生活逐渐恢复常态,以报刊为中心的文化生活成为知识分子的主要内容.1937年9月3日,燕京大学新闻系刊物《燕京新闻》周刊开辟《文艺副镌》,昭示了沦陷区文学开始复活,随后,《泰东日报》、北平《晨报》等开始复刊,1938年以后,沦陷区文学全面复苏.各种文学报刊以及日报上的副刊大量出现,1938年1月,天津《庸报》创办文艺副刊《文艺》（后改为《学艺》《艺丛》）,4月,《沙漠画报》在北平创刊,5月,《杂志》在上海创刊,11月,《朔风》在北平创刊,1939年以后,传播媒体全面复苏,知识分子的文化生态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这一时期,在军事处于紧张激烈的状况下,在日本人控制下的沦陷区,文学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发展.据统计,上海沦陷区期间,除去太平洋战争前在“孤岛”出刊的报刊外,抗战爆发后新出版的综合性的文学杂志有近30种,报纸18家,而本来在传媒出版业并不发达的南京,战争期间却出人意料的以出版报刊数量之多让人们刮目相看,沦陷区时期的纯文艺与含文艺的杂志有50多种,先后有8家报纸出版发行.而华北地区文艺为主的杂志和报纸副刊多达188种,而文学相对贫乏的华南地区,也创刊了多种文艺类的杂志①.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短期内创刊了这么多文学报刊,尽管有些报刊因为经济或者战争的原因而存在时间较短,但也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奇迹.因此,从报刊这个角度来看抗战时期沦陷区的文化生态,知识分子获得了一个相对宽松和可以言说的空间,或者说,当战争处于极端残酷的阶段时,由于特定的生活环境和物质条件,沦陷区的传媒活动拥有相当不错的局面,而正是这些不断出现的报刊,为知识分子在艰苦环境中能够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提供了可能性.
休闲娱乐性报刊在沦陷区的发展,是残酷的战争生存环境与相对繁荣的文化生态,在矛盾中的突现出来的文化现象,《万象》《春秋》《茶话》《乐观》《紫罗兰》《大上海》《玫瑰》《三六九画报》《立言画报》等,成为战时城市百姓不可缺少的流行读本.正如《乐观》的主编周瘦鹃所言,既然人们已经生活在一个痛苦的时代,就有必要让人们阅读中获得美的享受,使人能够乐观起来：“我是一个爱美成癖的人,宇宙间一切天然的美或人为的美,简直是无所不爱.所以我爱霞、爱虹、爱云,爱月.我也爱花鸟、爱鱼虫、爱山水.我也爱诗词,爱书画,爱金石.因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美的结晶品,而且是有目菜赏的.我生平无党无派,过去是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也是如此；要说是人必有派的话,那么我是一个唯美派,是美的信徒.可是宇宙间,虽充满着天然的美和人为的美,叵耐不幸的很,偏偏生在这万分丑恶的时代,一阵阵的血雨腥风,一重重的愁云惨雾,把那一切美景美感全都破坏了.于是这唯美派的我,美的信徒的我,似乎打落在悲观的深渊中,兀自忧伤憔悴,度着百无聊赖的岁月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所求？有些乐观的朋友,都笑我无病,而以以乐观为劝,可是悲观者终于悲观,无论人家怎样劝慰,总觉得蹋天蹐发,无从乐观起来.于是另有几位热肠的前辈先生,来探讨我悲观的病源,结果却说：平日间太空闲了,太空闲就多思虑,多思虑就要引起悲观来,不如给些事情你做做,使你忙得没有思虑的工夫,也许可以医治你的悲观病.因了这个动机立时决定办一个杂志,就定名为《乐观》,……我因爱美之故,所以对于这呱呱堕地的《乐观》,也力求其美化,一方面原要取悦于读者,一方面也是聊以自如娱,并且可把这《乐观》两字,当作座右铭赐教时挂在我的眼底心头,时时挂在每一个读者的眼底心头,愿大家排除悲观,走向乐观之路,抱着乐观,相信乐观光明之来临.”[3]这番言论虽然有其偏颇之处,但也可以想象的到人们在不幸的时代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向往幸福,向往乐观的生活,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人们的追求.当战争极端残酷,民不聊生时,文学既应当发表以鼓舞士气、激励战斗精神为主的作品,又需要为民众提供有可读性的、审美趣味的文学作品,让民众在阅读中渡过那些可怕的日子,在困境中获得一点愉悦,得到一些解脱,获得一点生活的信心.
二、文学如何抗战
文学如何抗战？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在以战争为中心的话语中,文学与抗战的关系被单一化、机械化理解,表现或歌赞战争成为唯一文学诉求.这时,老舍所阐述的文学观点最能得到人们的认同：“中国的新文艺始终自居,自信,自证,是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这时候在激跳的文心,遇到了神圣的抗战便极自然的要证明它自己可以变作弹与炸弹.所谓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就是这激跃的文心要在抗战中去多尽斗争的责任的自信与自励.”[4]而梁实秋的文学观点似乎难以得到认可：“不过我也有几点意见.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5]前一方面,我们可以读到田间、艾青等作家的作品.毫无疑问,这些作家的作品,为抗战文学增添了新的色彩,带来了别异于左翼文学而又能够鼓舞人心的气象.后一方面,我们在沦陷区的报刊和一些作家的创作中,看到了另一番文学景象.
其实,所谓文学如何抗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作家应当保持怎样的文化姿态,应当以怎样的话语进行叙事或者言说,在战争时期作家如何提供并提供什么样的文学作品,为处于战争环境中的人们缓解精神压力、获得精神的安慰.正如文载道在《与笔》中所说：“应该用怎样的笔触,与怎样的心境,为抗战期中的中国文化界艰苦奋斗的毅力而祝颂呢？然而,又应该用怎样的敌忾与悲痛,为沥血于敌人锋镝下的许多文化斗士的殉国而控诉呢？”这的确是摆在每一个知识分子面前的需要做出回答的问题.因此：“每当我看到新出的图书或刊物——不论它们,有否跟当前的抗战有关,而只要跟我们的自由,正义以及人道有连系的著述的时候,我,一样以无限喜悦,无限兴奋的手去迎接过来.是的,我们依然需要维护常态的精神活动！”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战争是无情的,而对每一位作家来说,能够放下写作拿起武器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去,固然是伟大而壮烈的,但他们却只有笔,只有以笔为旗,以作家的身份和作家的姿态进行抗战.或者说,战争语境中的作家既具有战争的规定性,需要以笔投稿战斗,也具有生活必需性,需要为战乱中的生活增添亮色,为丑恶的现实增加一点美.毫无疑问,作家们已经充分注意到战争对作家的制约,注意到“抗战期中的中国文化界”应有的姿态,或者说,为抗战而言说和言说抗战是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战争是政治家、军人的职责,民众往往是受害者,作家主要以作家的方式为这场“全民抗战”尽其力量.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作家更关注“自由,正义以及人道”等深层的哲学问题.文载道在另一篇题名为《水声禽语》的文章中说：“我所谓‘道’.只是平淡的人生,而人生却是多方面的,‘踏上先烈的血迹,向革命的途中奋进’,果然是道之一面,可是,雨夜的鹃啼,芦塘的雁声,以及潺潺地终古不停流着的溪水,何莫非道之另一面？”[6]（P86）为此,作家季疯也曾说过：“‘言’之者,自有他‘言’之道理；‘不言’之者,也自有他‘不言’的苦在.倘如他‘言’而无何道理,‘不言’而无何苦衷,这种失掉了语言的人类,就名之为‘哑巴’,也不为形容过甚.”[7]（P583）但是,在战争语境中,什么是“能够说的话”和“应该说的话”,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应该有怎样的言说？《大众》月刊创刊时,就曾经说什么话不说什么话发表过自己的意见,他们提出知识分子要符合永久的人性,有益于人的日常生活.他们不说政治的话,因为“政治是一种专门学问,自有专家来谈”,他们也不说风花雪月的话,“因为遍地烽烟,尤方多难,以我们的鲁纯,亦常见不忍再谈”,“我们愿意在政治和风月以外,谈一点适合于永久人性的东西,谈一点有益于日常生活的东西”[8].当文学与战争联系在一起时,当文学与作家的生存联系在一起时,作家的言说成为文学如何抗战的重要手段.战争的残酷与生活环境的恶化,在某种意义上恰恰会激发作家对美的向往以及美文创作的.再读那些富有生活情调和生命意义的美文,作家的苦心并不难理解,美的自由的生活,无论在何种环境中都是人们的追求.
战争年代的知识分子如何说言,是新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生存环境对作家提出的新问题.对此,不少作家都曾表达过自己的意见.周作人是北平沦陷区一位重要散文作家.战时周作人的选择未尝不是痛苦的,他的彷徨,他的犹豫,他的痛苦,当他附逆出任伪职后,似乎都变得难以解释.同时,由于周作人的特殊地位以及战时滞留北平的经历,使人们对他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多有忽视.周作人这一时期的《药堂语录》《药味集》《书房一角》《药堂杂文》《苦口甘口》《秉烛后谈》等散文创作,已经不再像30年代主要写花鸟鱼虫,而更多倾向于谈古论今,尤其对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他花费了较多的精力重新进行梳理.虽然这些文章延续了他一贯的闲适文风,在平淡自然中完成思想的叙述,在看似漫不经心的议论中,传达着对时事、文化、社会的关切.美国学者耿德华在《被冷落和缪斯》一书中说,周作人出版于1942年的《药味集》作为他战争期间出版的第一部作品集,之所以命名为“药味”,“都与周作人生活和工作有关：一个含义是‘苦味’,另一个含义是一剂药的‘规定成分’”,因此,在周作人看来,“人应当在生活的普通方面发现有意义的东西”[9]（P178）.或者正如周作人在《过去的工作》中所说：“近年来写《汉文学的传统》小文数篇,多似老生常谈,而都是以中国人立场说话,尚不失平实.”“以中国人立场说话”既是一种言说的态度,也是言说的主要话题,在战争环境中,不是去空发议论,而在追寻民族文化传统,分析优秀文化思想的基础上,建立最基本的民族自尊与自豪感.对此,周作人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太平时代大家兴高采烈,多发为高论,办要于理为可,即于事未能,亦并不妨,但不幸而值祸乱,则感想议论亦实,大抵以国家民族之安危为中心,遂多以老生常谈,亦是当然也.”[10]（P34）这种平实的议论既表现在周作人言说方式上,也表现在独特的知识分子话语上.从他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来看,而“杂文”则是这种知识分子话语的最好表征,正如周作人在《立春以前》的《后记》中所说：“我写文章也已不少,内容杂得可以,所以只得以杂文自居.”周作人的这些“杂文”主要集中于谈古说今,并且通过谈“汉文学”,寻找汉文学的传统,寻找中国传统的健全思想.在周作人看来,所谓汉文学是中国人用汉字写的,中国人用外国文字写的和外国人用汉字写的文学作品,都不能算是汉文学.汉文学的传统是什么？周作人认为,虽然这个问题不是一时能够回答上来的,“现在只就我感到的一部分来一说,这就是对于人生的特殊态度.中国思想向来很注重人事,连道家也如是,儒家尤为明显”[10]（P27）.在另一篇文章中,周作人更明确地指出：“其实我的意思是极平凡的,只想说明汉文学里所有的中国思想是一种常识的,实际的,姑称之曰人生主义,这实即古来的儒家思想.”[11]（P6）正是这样,周作人着重强调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健康、正常的一面,“中国人的思想本来是很健全的,有这样的根本基础在那里,只要好好的培养下去,必能发生滋长,从这健全的思想上造成健全的国民出来”[12]（P12）.周作人如此看重中国文学的传统,突出汉文学的地位,强调中国传统思想的健全与人性,表现出一种独特思考和对民族文化的关注.作为战争环境中的知识分子,他们当然可以拿起走向前线,用生命表示对民族生存的态度.但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不在于到前线打仗,也不在于高喊抗战的口号或者,而在于以知识分子的方式,通过自己的言说而达到参与时事的目的.正如周作人所说：“中国文学要有前途,首先要有中国人.中国人的前途——这是又一问题.”[11]（P33）周作人注意到了人的问题,只有人才是战争中最重要的.他积极发掘中国文化中的健全思想,突出汉文化与文学中的人性思想,从特定的角度修正了战时文学对国民性批判的一些偏执.
其实,谈古说今更多是借谈古而“说今”,当知识分子的言说受到战争以及因战争而带来的种种局限时,能够通过“谈古”而言“今”,既是一种策略,也是一种方式.战时沦陷区的报刊上常常可以读到一些以古代人物、典故以及风土人情的散文随笔,诸如纪果庵的《两都赋》《亡国之君》,师陀的《夏侯杞》《邮差先生》,柳雨生的《再游汉园》《海客谭嬴录》,文载道的《风土小记》,等等.对此,文载道曾评论说：“我以为一切记载风土、节候、景物的著述,也以出诸遗民的笔下者最有声色.无论写景,记物,道故实,谈胜迹,虽然娓娓道来,却无不含着至性至情,成为‘笔锋常带情感’之作.”[13]（P4）借古人说现在的事,谈英雄气概,谈故土风情,其实字里行间已经带上了强烈的情感.
随着闲适类期刊的发展,那些谈天说地、怡情养性的闲适散文也成为战时值得关注的创作.早在1932年,通俗文学的编辑大家范烟桥就曾说过：“国难未已,隐痛长在,那里不有心绪谈那不急之务的文艺,这是应有的责难,可是仔细想一想,这话也未必尽给,因为救国不能专恃着铁与血,世界上有把文化来作侵略工具的,那么我们可以把文化来救国！”[14]文化救国当然昭示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一腔热血,但文化救国即可以笔为,也可以另一种方式,“我们不谈政治,不言哲理,不作大言之炎炎,惟为小言之詹詹”[15].什么是“小言之詹詹”？只要我们读读《春秋》上那些散文作品就可以明白大概.谈天说地、论茶品酒、山水游记、赏花养鸟、谈古说今,构成《春秋》休闲随笔小品的主要内容,或者是他们所要求的谈论世事的“小言”.《茶话》也是沦陷区有影响的文学期刊.所谓“茶话”本身就带有轻松休闲的特点,以适应市民阅读需要的生活话题、科学话题、生理话题、卫生话题、旅游话题等,轻松愉快的话题,让读者暂时忘却了战火的燃烧,沉浸于世俗生活的快乐之中.其他报刊上的作品,诸如柯灵的《遗事》《神·鬼·人》,胡兰成的《关于花》《随笔六则》《新秋试笔》,文载道的《关于风土人情》《夜读》,苏青的《豆酥糖》《外婆的旱烟管》《过年》《谈女人》,毕基初的《小物件上的感情》《无弦琴》,侯北子的《牵牛花》,闻旭东的《谈棋》等等,无论是言说的话题还是其思想深度,都难以称得上厚重.但是,在现实生活过于沉重、压力太大的时候,这些作品却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小言之詹詹”恰恰成为人们精神上的需求.
三、媒体与文体
文载道曾就战时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及其文化趋向发表过议论,认为“人到了无可奈何的境地之中,往往有一种欲说还休的无言之恸,觉得俯仰啼笑,仿佛一无是处.而人类之配称得起‘高等动物’者,其大半也正在于此”[13] （P1）.作为“高等动物”中的知识分子,在“欲说还休的无言之恸”中寻找到适合于言说自己思想情感的文体,既是文化生态的制约,也是文化传播媒体的规定.
恰恰是在抗战时期的沦陷区,当各种文体的创作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时,散文随笔却获得了意外的发展,出现了创作上相对繁荣兴旺的局面.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当然首先在于散文随笔这一文体写作上即兴性、周期性短的特征,作家可以在躲避战乱的短时间内进行散文写作,而不至于受到因构思时间长,写作难度大的制约.同时,散文随笔文体与报纸期刊的密切关系,也是散文发展的重要原因.战时报刊出版发行都受到严重制约,散文文体恰恰适应这一特点,作家能够及时为报刊提供一定的散文作品.我们不能忘记的是,散文随笔作为一种知识分子文体,能够在战争环境成为最好的言说方式,传达作家的生命体验、生存感受以及对社会、时事观点.当时就曾有人分析过散文发展的原因：“散文随笔的范围较广,所写的内容是‘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所不包.同时以个人生活为主,不敢于牵涉到另外的事情,写的是自己生活中的琐事,用不着担心意外的麻烦.所以散文的产量非常多,尤其是限于以个人为中心的作品.”[16]散文随笔的个人性,能够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写自己内心的声音,成为残酷生活环境中的知识分子借助于报刊传媒进行言说的最佳文体.当然,散文文体写作上的自由向度,可以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参与进来,无论小说作家、诗人还是其他作家,都可以随时从事散文写作,无论是作家还是从事其他职业的知识分子,只要想写,愿意发表自己的意见,也都可以随时进行散文写作.周作人、张爱玲、俞平伯、废名、柯灵、师陀、纪果庵等作家的散文创作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收获,而非作家身份的文载道、胡兰成等,也参与散文写作,成为散文创作的一个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沦陷区散文文体的勃兴,与报刊所提供文化环境有直接的关系.
因而,言说什么固然重要,而如何言说则同样表现着知识分子战争环境中的价值认同.当流行小说再次成为市民阅读的主要读物时,散文随笔也开始逐步趋向于市民读者的阅读口味,在体式上、风格上接近读者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从市民的阅读要求上看这一时期散文创作的话,那么,很可能会将无视战争环境以及文化生态对散文的规定性.如这一时期沦陷区杂感的兴盛,再如美文的走红,都从一个方面说明作家的文体意识与言说方式,在战争这一环境中得到了特别的体现.《中国文艺》创刊后曾发起过有关杂文的讨论,试图重振杂文文体,《万象》《杂志》等刊物也在杂文方面有所动作.但在创作实践中,由于杂文文体的特殊性,并没有真正成为沦陷区文学的重要文体,即使在散文领域,杂文也只是部分作家的喜爱.因为杂文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其言说的内容与方式与战时环境有一定的距离,尤其当杂文以讽刺性、批判性为主时,就会出现对象性的问题,如果杂文将批判矛头对准日本侵略者的话,那么这些作品基本是没有读者对象的,如果批判的对象设定为国民,那么在战争时期则不适宜于振奋精神、鼓舞士气,同样也不利于让读者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获得文学的美.
就战时沦陷区的散文随笔创作的情况来看,主要集中于散记、小品文、书话、杂感随笔以及闲话等几种体式.我们很难说这些文体类型与作家的生命体验联系程度如何,但我们应当认识到以散文的独特文体参与抗战,为处于战争中的人们提供可以阅读的作品,是作家最起码的要求.所谓散记本来是指散文文体中零散片断式记录,“散记”一词多用于散文作品的标题,如《湘西散记》《随军散记》等.这里是指那些抒情记事类的散文,属于美文的范畴,如《林渊杂记》（纪果庵）、《关于花》（胡兰成）、《公寓生活记趣》（张爱玲）、《外婆的旱烟管》（苏青）、《岫云和尚》（平襟亚）、《访问梅兰芳的回忆》（吴观蠢）、《黄昏之忆》（施济美）等,这类作品是散文中常见的一体,这些作品无论写事写景,还是抒情叙事,一般较多倾向于回忆童年、叙述故乡、纪念旧友等,从作家这方面说,在叙旧写人中沉于情感深处,以求得生命生存的安顿.而从读者方面说,阅读这类作品的过程中获得精神上的充实,愉悦性情以求得心理上的慰安.从文体风格上说,自由书写以及散与记的结合,恰恰适合于这一时期报刊的特征,成就了散记体式的顺势发展.
所谓小品文是秉承明末小品而发展起来的,篇幅短小,题材具有一定的包容性的作品,偏重于书写零散的感想、片断的见闻和点滴的感受,经30年代林语堂为代表的一派发展为现代重要的散文体式.抗战时期的沦陷区对小品文创作并无特别的要求,但由于这一文体与人们的阅读期待相一致,从而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万象》《茶话》《乐观》《春秋》等期刊,或开设小品文栏目,或以相当的篇幅发表小品类作品,科学小品、地理小品、文化小品、人物小品等,在继承林语堂作品风格的基础上,无论文体特征还是艺术情趣都有所突破.
杂感随笔是战争年代作家创作的重要文体,它延续了周氏兄弟以及林语堂杂感写作的传统,上海沦陷区曾就“鲁迅风”杂文进行过讨论,王任叔、唐弢、柯灵、周木斋、文载道、周黎庵等,在杂文理论与创作方面,借助于迅速发展起来的报刊,取得了重要成就,以至于杂文成为“孤岛文学”最重要的文体.同时在上海沦陷区,以对人生世事、社会万象、个人感悟等随笔也得到了发展,如《不知老之将至斋随笔》（张一鹏）、《秋星阁笔记》（包天笑）、《随笔六则》（胡兰成）、《重读〈论语〉》（文载道）、《古槐随笔》（俞平伯）、《侨秋荔亭随笔》（俞平伯）、《南来随笔》（沈启无）、《活命第一》（吴公汗）等,这些作品往往具有周作人式的平实或者林语堂式的幽默.从现代传媒的角度来看,大量报刊开辟随笔杂感栏目,为杂感随笔文体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当然,如果从战争时期的文化生态来看,散文文体的复兴与知识分子所选择的言说方式密切联系在一起,比较于其他文体,散文类的作品更适合于作家在这种简短、自由的文体中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以合适的文体表达自己的存在.正如当时的一位作家所说,散文是“随便的,坦荡的,无所容心的,没有组织的.若小说是辉煌的罗绮,这只是一段素纱,白布,传奇是制成的衣服,散文只是一块手帕,一根手杖,或者是近视的眼镜”[17],所以,知识分子自觉意识到自己适合于在散文的文体中完成生命体验的书写.
参考文献：
[1]匡沙.仇世杂笔[J].万象,1943,（6）.
[2]周黎庵.《葑门集》序[A].葑门集[M].上海:上海庸林书屋,1941.
[3]周瘦鹃.《乐观》发刊辞[J].乐观,1941,（1）.
[4]老舍.文章下乡,文章入伍[J].中苏文化月刊,1941,9,（1）.
[5]梁实秋.编者的话[N].日报（副刊《平明》）,1938-12-01.
[6]文载道.水声禽语[A].风土小记[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7]季疯.言与不言[A].谢茂松等编.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散文卷）[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
[8]《大众》发刊献辞[J].大众,1942,（1）.
[9]耿德华.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M].张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10]周作人.汉文学的前途[A].药堂杂文[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1]周作人.汉文学的传统[A].药堂杂文[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2]周作人.中国的思想问题[A].药堂杂文[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3]文载道.关于风土人情[A].风土小记[M]. 石家庄: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14]范烟桥.不惜珊瑚持与人[J].珊瑚,1932,（1）.
[15]陈蝶衣.《创刊号》前置辞[J].春秋,1943,（1）.
[16]楚天阔.一九四〇年的北方文艺界[J].中国公论,4,（4）.
[17]纪果庵.知己篇[J].天地,1944,（13）.
责任编辑：冯济平
该文汇总，上文是一篇关于对写作抗战时期和知识分子和沦陷区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抗战本科毕业论文抗战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有帮助.
参考文献：
1、 试析抗战时期党在陇东地区国民教育的开展 试析抗战时期党在陇东地区国民教育的开展张 培（延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延安716000）摘 要抗战时期的中国,在陇东地区开展了大量的国民教育工作,虽然是在战争年代,但是在创办学校、制定规章、培.
2、 抗战时期浙江粮食增产措施 程庚平,杨坚（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南京210095）摘要战前浙江省粮食产量从整体上讲不能自足,战后随着重要产粮地浙西地区的沦陷和省外、国外粮食输入的中断,浙江粮荒问题开始加剧 浙江省政府.
3、 文化供应社和抗战时期的文学出版 文化供应社①,全称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是抗战期间成立于桂林的一个影响很大的出版、印刷和发行三合一的出版机构,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广西最大的一家民营出版企业,被誉为“桂省新书的大本营&rdq.
4、 抗战时期的鲁艺木刻工作团 抗战时期,延安是中国抗战美术中心之一,而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又是延安美术活动的中心和重要阵地 为了深入社会,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战,1938年“鲁艺&rdquo.
5、 红色文化的艺术阵地:抗战时期文工团组织模式 摘要 抗战时期,作为红色精神文化载体之一的文工团组织模式逐渐形成 该模式采用间接领导与直接管理相结合的方式,坚持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宗旨,以短小精悍的文艺演出形式为工农兵演出 文工团起源于红军时期的随军宣.
6、 重庆图书馆馆藏抗战时期华侨文献计量分析报告 刘威,李浪（重庆图书馆,重庆400037）关键词重庆图书馆；抗战时期；华侨文献；文献计量；文献分析摘要为了如实、客观地反映抗战时期学者对华侨问题研究的水平和状况,文章依托重庆图书馆馆藏的相关华侨文献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