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全面抗战时期大量党员政策的辩证，本文是发展方面毕业论文题目范文和抗战时期和发展党员政策和辩证思考类论文怎么写.
摘 要：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制定了“大量发展党员”的政策,为彻底夺取抗战的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同时总结揭示了确保党员发展质量和始终坚持无产阶级性质的一般规律性认识：党员发展质量是制定党员发展政策的根本原则,党员发展质量的保证和提升需要依靠党的思想建设；在放宽阶级限制大量发展党员时,确保党员的先进性是始终坚持中国无产阶级性质的必要条件.当前,党员发展数量和质量的矛盾依然存在,正确处理党员发展数量和质量的矛盾,才能为党组织更好地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做好人才准备.
关键词：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党员发展；辩证
中图分类号：D2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8）03-0173-04
党员是党的基础,发展党员是党的建设的基本问题.1935年1月遵义会议时全国党员只有约四万人,到1945年5月刘少奇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党员人数已经跃升至一百二十一万.全面抗战时期党员队伍的壮大,与中国大量发展党员的政策密切相关,而这些政策着力解决的是增加党员数量与提升党员质量的矛盾和放宽党员阶级限制与保持政党无产阶级性质的矛盾.通过加紧群众宣传、加强党员教育和肃清内奸工作,揭示了发展党员应遵循以党员发展质量为首要原则,阐释了始终坚持共产主义并为之奋斗才是判断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主要标准.这一标准在全面抗战时期具体体现为愿意为彻底夺取抗战的胜利即实现民族解放和人民独立而奋斗不息.
一、大量发展党员政策的历史背景：国情和党情的必然要求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日矛盾急剧上升.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日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中国革命进入了民族解放斗争的新时期.1935年,通过《八一宣言》向全国发出号召：“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522中国发出的“抗日救国”号召如果没有一支强有力的党组织贯彻就是一句空话.因而,1935年12月25日,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大祸”,“为了完成中国在伟大历史时期所担负的神圣任务,必须在组织上扩大与巩固党.在新的大革命中,需要数十万至数百万能战斗的党员,才能率领中国革命进入彻底的胜利.”[1]620
制定正确的党员发展政策是大量发展党员的前提条件.1935年12月25日,《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但不是主要标准.”[1]620-6211937年1月3日,《关于统一战线区域内部党的工作的基本原则草案》明确规定：“在现时更要保障党的纯洁与一致,要加紧进行有系统的征收党员的工作.但同时必须避免大批入党的办法,只吸收经过考查的工人农民及学生入党.其他各阶层与各派别的个别先进分子要求入党时则必须得到及各地区的局与分局的批准.”[2]150可见,吸取了历史上党员发展工作中“宗派主义”和“唯成分论”带来的深刻教训,同时也对突击发展党员和拉夫式发展党员之风较早做了防范.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党员发展对象集中在工人、农民和学生,同时不完全排斥其他阶层,只要是先进分子主动要求,经过一定程序皆可作为党员发展对象.
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一方面认识到强大的党的组织是党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必要条件,同时随着影响力日益扩大“大批的革命分子要求入党”[2]466；另一方面统一战线建立之初,“党的组织力量,还远落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甚至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的组织,或非常狭小.”[2]466如何巩固和扩大党员队伍,克服抗战新形势下党员数量不足以承担民族解放任务的困难以保障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和内部的团结一致,就成为中国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拦路虎.因此,1938年3月15日,做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提出“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2]466.历史经验告诉中国人要吸取国共合作失败的教训,抓住好的政治环境给予发展党的组织力量的有利时机.
二、大量发展党员政策的内在矛盾：兼顾“先进性”与“广泛性”
大量发展党员政策内含了两对矛盾：一是党员发展数量与党员发展质量之间的矛盾,二是放宽党员阶级限制和坚持党组织无产阶级性质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两对矛盾？遵循了“先进性”与“广泛性”的辩证统一.从巩固和发展党组织的力量而言,“先进性”指以确保党员发展对象的质量为本质要求,“广泛性”指采取多元化方式进行最广泛的动员和发展以增加党员数量.从中国的政党性质而言,“先进性”指以始终坚持党组织的无产阶级性质为根本,“广泛性”指扩大党员发展对象的阶级来源,不“唯成分论”.
（一）确保党员质量是大量发展党员政策的本质要求
大量发展党员的政策,既对党员的发展做了数量上的规定,又对党员的发展做了质量上的规定,以确保党员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的统一.“大量的发展党员,不是采用不经审查的拉夫式的办法,新党员的入党,必须经过支部一定党员的介绍与一定党部的审查.”[1]4671938年10月15日,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对发展党员,提出了具体要求：“在工作的开展中去发展党,在斗争中去发展党.”[2]718“应防止敌探奸细混入党内,应经常的洗刷坏分子入党.”[2] 719
无论是在敌占区、国统区还是解放区,无论是在战区前线还是后方无党组织的地区,在落实发展党员政策的过程中都要求有计划地加快党员发展的速度.因地制宜提出了具体的不同方法.“在日寇占领的中心城市与重要的工商业区域及一切党的活动需要极端秘密的地方则吸收新党员的数量以不妨碍建立精干的极端秘密的党的组织为原则.”[2]467“尽力吸收先进的知识妇女和进步的女工农妇入党,增加女党员的数量,大胆地提拔妇女干部参加各革命工作,注意培养大批妇女干部.”[3]271“各重要的大中学及地方教育界有地位的学校,应设法建立短小精悍的支部.”[3]396
大量发展党员成绩非常可观,但短时期的猛烈发展,影响了党组织的稳定性.大量发展党员的出发点是既要增加党员数量同时注重提升党员质量,但难免会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难以兼顾的问题.“某些地方党部为追求新党员的数目字,便进行所谓发展党的突击运动,集体加入与不经过个别的详细审查的征收党员.因此许多普通抗日分子或党的暂时同路人,也加入了党.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奸细,也乘机混入了党.”[3]155盲目追求党员数量削弱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党组织的力量.从党的组织现状和当时的国内环境出发,不再提“大量发展党员”的说法,要求巩固党的组织,纠正追求数目字与采用突击方式的错误,提出“党的发展一般的应当停止,而以整理、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工作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3]156.1940年7月7日,《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进一步提出：“目前组织上的基本方针仍然是巩固而不是发展,注重质而不是注重量.必须严格审查干部,肃清内奸,以便有效地防止国民党的内奸政策.必须从党内将内奸分子投机分子与太落后分子这三种人洗刷出去,而对于其他分子则加强教育.”[3]423-424巩固党的组织,改善党员队伍质量具体主要包括以下工作：一是详细审查党员成分,清刷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二是针对反革命混入党内的事实,开展反奸细斗争；三是坚持开展整风运动,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
在全面抗战背景下,大量发展党员和追求党员质量是一对矛盾.一方面急需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和壮大党组织的力量,另一方面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有机可乘混入党组织从而一定程度上削弱党组织.因而在对日投降与国内分裂危险随时存在的情况下,只有理解并遵循党员质量是抗战时党员发展政策的本质要求,才能让发展的数量凝聚成坚强的内生实力,为夺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和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
（二）坚持无产阶级政党性质是党组织的根本规定
无产阶级先锋队是区别于中国其他政党的质的规定.在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下,不局限在某一特定的阶级中发展党员,而是拓宽党员发展对象的阶级范畴,注意吸收各个阶级的先进分子,改变党内党员成分较为单一的现状,扩大的组织基础和社会影响力.
一个政党的性质并不仅以成分为主要评判标准,党员是否真正信仰共产主义并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而奋斗不息始终是坚持无产阶级性质的必要条件.1935年瓦窑堡会议提出“一切愿意为着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一切在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中的英勇战士,都应该吸收入党,担负党在各方面的工作.”[1]6221938年,《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提出：“大胆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把发展党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战中的积极分子与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上.”[2]4671939年8月通过的《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中仍然强调发展党员时放宽阶级限制,注意吸收不同阶层的先进分子入党.在强调扩大党员的社会基础问题上有着清醒的认识,1939年10月4日在《<人>发刊词》中分析了面临的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4]602.1939年12月1日,通过了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认为“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4]620.“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只要是愿意抗日的比较忠实的比较能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多吸收,加以教育,使他们在战争中在工作中去磨炼,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4]619
抗战初期,面对大批党外分子要求加入的现状,刘少奇认为“我们党应该十分注意吸收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但还必须大量吸收一切劳动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入党,才能使我们党成为一个广大群众性的、强有力的党.”[5]323抗战转入相持阶段后,抗日根据地陆续出现了国民党党员要求加入的事实.在过去,由于了解不够一般不接受不发展,因此对于国民党员的请求并未给出适当的解决方法.直到1941年11月22日,《关于抗日根据地内国民党员加入的决定》将国民党党员划分为反共分子、中间分子、进步分子三类,指出“不加区别一概接受”和“一律拒绝”两种态度都是错误的,而是对于要求加入的国民党员进行工作、思想、入党条件等方面的严格考察才能准许其入党.这表明对于真正信仰共产主义并愿意为之奋斗的国民党员中的进步分子也打开了门户.
在“大量发展党员”“巩固党的组织”等政策下放宽阶级限制发展党员时,并非无原则无条件的吸收.在农村中,将对敌斗争、减租减息等运动中表现积极、思想纯正的人发展入党；在部队、工厂、机关、学校中,也是对在战斗中、在工作中表现优秀的人进行宣传教育后才发展入党.因而,放宽阶级限制,吸收大量的知识分子、国民党党员中的进步分子等入党,并不意味着党组织要“变色”,而是扩大党组织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力.
坚持党组织的无产阶级性质要以确保党组织的构成基础——党员的先进性为前提,即不论何种成分,愿意为争取和维护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以及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只有确保党员的先进性,党组织的力量才会不断得到巩固、发展和壮大.吸收了各个阶层真正的先进分子,以党内思想教育辅之,帮助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群众性的政党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据1945年5月《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统计,经过党组织的巩固、发展,中国已有一百二十一万党员,已经成长为一个全国范围的、群众性的大党.
三、大量发展党员政策的内在要求：思想和作风建设是党员培育的重要途径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面对民族危难,做到不惧流血牺牲勇于抗日救国,要充分发挥党员的先进性和先锋模范作用.党员入党时的先进性不是“一劳永逸”的,每一个党员的党性修养和能力提升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对确保党员发展质量这个重要问题做了两点思考：一是加强时事宣传和理论教育,激发全体国人的爱国热情以扩大群众基础；二是开展作风建设和党化教育,加强入党积极分子和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以增强党性修养.
（一）加强时事宣传和理论教育
在领导全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过程中,以爱国为主题的时事宣传教育是激发国人参与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去,特别是动员有志之士加入党组织的重要方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面对国内日渐增长的对于抗战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绪,在六届六中全会中指出“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克服一部分人的悲观情绪,坚决拥护政府继续抗战的方针,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的企图,坚持抗战到底”是全民族的第一任务.
动员了报纸、刊物、学校、民间宣传团体、文化艺术团等一切可能的力量在全国有计划地进行宣传鼓动清洗悲观情绪,动员全民族抗战.1938年5月26日,在延安演讲时,客观阐述了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虽有战争力量的优势但是其人力、物力不足、国际上失道寡助,终将导致战争的失败,并指出战争最后的胜利终将属于中国.因此,他鼓励大家为了永久的和平而战.“牺牲虽大,时间虽长,但是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世界,已经鲜明地摆在我们的前面.我们从事战争的信念,便建立在这个争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国和新世界的上面.”[4]476这一次演讲,为全国人民勾画了美好的和平图景,从思想上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即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全民族抗战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充分利用宣传,一方面客观地从中日双方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以加紧民众动员,论述人民群众的力量才是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决定力量.另一方面系统宣传党的主张、政策,用马列主义解释中国历史与现状.
所进行的生动动员成功吸引了广大知识青年的注意,据统计,仅1938年5月到8月的四个月时间,经武汉、西安等地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延安的革命青年就有2 288人[6]139.为满足广大知识青年的抗日要求,创办了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大学等学校,加强对追求进步的爱国青年的教育和培养,为党组织的发展壮大注入了新的血液.广大知识青年在学校学到了抗战的理论和知识,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懂得改造旧中国的必要性,在毕业后响应学校“到抗战前线去！到民众中去！到困难中去！”的号召,壮大了党组织和抗战的力量.
（二）坚持开展作风建设和党化教育
全面抗战时期,在正确的政策支持下党员队伍迅速扩大,1940年党员发展到80万人,其中包含大量的新党员.如何确保所发展的党员能真正巩固、发展和壮大党组织的力量始终是党所面对的一个突出问题.
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要求每一个员加强对历史、国内外和党内外环境的调查与研究,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从党内的具体情况来看,“二十年来由于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由于幼稚无知识,使革命工作遭受损失的严重性,尚未被全党领导机关及一切同志所彻底认识.”[7]173不了解情况就无法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因此,中国做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及《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提出“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4]812.
从延安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党校开学典礼的演说《整顿党的作风》以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到1943年《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以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开展了一系列的学习和整风活动.一方面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以来,增加的七十万新党员“过去都是未受过无产阶级科学思想锻炼的”以及数万老党员“对于受无产阶级科学思想锻炼的程度也极不一致”.另一方面,实行大量发展党员政策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趁机在党政机关中植入大批内奸,两方面的因素都要求坚持开展整风运动.第一次延安整风是针对党内出现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倾向.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4]802,重视研究现状、研究历史和学习国内外革命经验相结合,理论要联系实际.第二次整风的目的是清除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和肃清反革命分子.一年的经验证明：整风不但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方法,而且是发现内奸与肃清内奸的最好方法[8]30.
除了党组织的教育,每一个积极分子和员应主动地以优秀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员》一文中,第一次比较完整的概述了对党员的基本要求,不仅为党员和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先进分子指明了努力的方向,而且为党组织党员的发展也提供了基本遵循即每一名有入党意愿的人都应增强主观能动性,学理论学实践,自觉锻炼党性.1941年7月在二十周年纪念日上,在《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提出“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7]144,要求反对“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吸取皖南失败的教训,每一名党员应严格遵守党组织的纪律,用好自我批评的武器和自觉加强学习,坚定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
四、结语
党员的发展始终都是党的建设的基本问题,制定党员发展政策始终要处理好党员发展质量和党员发展数量之间的矛盾,党员发展的数量离开了质量的保证,数量的盲目增加对党组织力量不会起任何作用甚至会削弱党组织.解决好党员发展数量和质量的矛盾是一个一般规律性问题,全面抗战时期关于党员发展的经验给今天提供了三点借鉴：一是在发展党员时要以党员发展质量为根本遵循,不能简单追求数字“表象”；二是党员的先进性教育不是一劳永逸的,要不断加强思想建设,增强党性修养；三是做好党内清理工作,畅通党员出口机制,及时清理不合格的落后分子.近年来,党员增速放缓,中国更强调党员发展的质量.只有党员发展的质量不断得到提升,党员队伍才会更纯洁,才能更好地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文件选集1934-1935（10）[M].北京：党校出版社,1991.
[2]文件选集1936-1938（11）[M].北京：党校出版社,1991.
[3]文件选集1939-1940（12）[M].北京：党校出版社,1991.
[4]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刘少奇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6]赵生晖.中国组织史纲要[M].合肥：徽人民出版社,1987.
[7]文件选集1941-1942（13）[M].北京：党校出版社,1991.
[8]文件选集1943-1944（14）[M].北京：党校出版社,1992.
结论,上文是关于经典发展专业范文可作为抗战时期和发展党员政策和辩证思考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发展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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