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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学,这一天也成为西南联大校庆日.战火迅速蔓延,长沙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从长沙到昆明,当时有三条路线：大多数教师、家眷及部分女同学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然后由香港渡海到越南海防,乘火车入滇；经济条件较好的*学和少数女同学,由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由桂林乘汽车途经柳州、南宁、镇南关进入越南,转乘火车人滇——这一路人数最多；而最艰苦的一路,便是由湖南出发,徒步行走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了.旅行团由267名家庭贫困的*学和11位中青年教师组成,配有四名军事教官及队医等.他们l跨越湘、黔、演三省,翻过雪峰山、武陵山、苗岭、乌蒙山等崇山峻岭,步行3600里,历时68天.
文人长征,旷古未有.虽名“旅行团”,但绝无旅行之悠闲.史载,“湘黔滇旅行团”出发之前,每人发给军装一套,绑腿、草鞋各一双,油布伞一把,限带行李八公斤——主要是路上必需的生活用品.这批读书人脚踏草鞋,行进在泥泞的湘北大地.头几天还有人打伞,可细雨似乎永无停止地下着,为了行走方便,大家将油布伞往背后一搁,不撑了.棉衣湿透了,到宿营地拢一堆火烘干,第二天再穿.
参加过这次“旅行”的人回忆说：在路上时间长了之后,队伍越拉越长,首尾相距竟有十多公里.为了照顾那些掉了队的人,负责后勤的人一般每天下午5点以后就开始找地方宿营,饭做好后,把所有的碗集中起来,以每人盛一碗为限,先到者先吃.晚上9点以后,各队队长清点饭碗,只要碗都空了,就说明人员全部齐了.
时年40岁的闻一多当时是带队教师,一路历尽艰辛,但他仍然意气风发,沿途画了50多幅写生画.他还蓄须明志,表示不驱逐倭寇决不剃去胡须.杨振声教授听说闻一多要参加步行,曾打趣说：“闻一多要参加旅行团,须带一副棺材同行.”闻一多到昆明后,见到杨振声,也风趣地说：“如果我带着棺材走的话,现在可以送给你了.”
西迁的,远不仅仅是西南联大.据统计,抗战期间,中国106所高校进行了300余次搬迁,迁校三次以上的有19所,八所高校迁校达四次.浙江大学从1937年到1940年前后内迁四次,历程2600余公里,先从杭州迁至浙江建德,后迁到江西吉安与泰和,再迁广西宜山,终迁贵州遵义、永兴.迁校同时,浙大还协助浙江图书馆运输文澜阁的四库全书到贵州,保存了这一文化宝藏.浙大四迁,师生饱经磨炼,爬煤车、挤木船,饥寒交迫,然而坚韧不拔.船行不畅,男生就眺下来拉纤；安步当车,师生们趁机开展社会调查……
除了昆明,当时中困高校的西迁目的地还有重庆、西安、成都和川南的宜宾李庄,还有湘中南的安化蓝田,钱锺书先生的名著《围城》中,赵辛楣、方鸿渐、孙柔嘉一行人从上海出发,千辛万苦到达的湖南三闾大学,即位于蓝田镇.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关山远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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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试析抗战时期党在陇东地区国民教育的开展 试析抗战时期党在陇东地区国民教育的开展张 培（延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延安716000）摘 要抗战时期的中国,在陇东地区开展了大量的国民教育工作,虽然是在战争年代,但是在创办学校、制定规章、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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