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论抗战时期洞庭湖区水稻产量和农业水平，本文是农业发展类有关毕业论文怎么写和抗战时期和洞庭湖区和农业发展水平有关毕业论文怎么写.
摘 要：洞庭湖平原区是湖南省水稻高产区,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抗战期间水稻产量一直呈现平稳增长的态势.以1938年日军入侵湘北为界.洞庭湖平原区水稻产量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水稻产量呈现出稳定发展特点.后一阶段随着战争深入,洞庭湖平原区部分县的水稻产量从1939年起开始下降,而其他县份尽管在这年还有一定增长,但从1940年开始也陆续下滑.通过洞庭湖平原区水稻产量前后两个阶段的变化,可以看出抗战时期洞庭湖平原区的农业在曲折中发展.
关键词：抗战时期；湖南；水稻产量；农业发展水平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12-0166-04
湖南是产粮大省素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语.事实上,湖南全省水稻产量分布不均,洞庭湖平原区粮食产量与湘中丘陵区、湘东山地丘陵区、湘西山地和湘南丘陵山地区相比,为最高.而就洞庭湖平原区言,其区域内各市县水稻产量也并非一成不变.1938年日军入侵湘北,随着临湘首先沦陷,岳阳的总产开始受到影响.而常德下辖的桃源县水稻产量从1939年开始下降,直至1945年抗战结束,产量才逐渐恢复.临澧县和益阳地区在1939至1940年保持了一定增长,但从1940年开始下降.不过很少有人关注此问题.本文拟就抗战时期洞庭湖平原区水稻产量的变化,借以揭示这一区域的农业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一、1937—1938年洞庭湖平原区水稻产量及演变
洞庭湖平原区位于湖南北部,是以洞庭湖为中心的广大河湖冲积平原.范围包括常德地区的安乡县、澧县、临澧、常德县、汉寿县、桃源县.岳阳地区的华容县、湘阴县、岳阳县和临湘县.益阳地区的南县、沅江县和益阳县.本区农业主要以种植水稻为主,早在清代,由于朝廷减轻赋税,提倡筑垸围垦,本区水稻生产就有较大发展,并逐渐发展为全国著名产米区之一.到民国时期,由于推广水稻良种,比如：万利籼、胜利籼、帽子头等,以及改善水利,包括：督促疏通河道和建筑垸堤.使得水稻产量呈增长态势.当时洞庭湖平原农田面积约为400万亩,平均每亩以产5担计算,若无水患问题,每年可增加300万石稻谷[1].从1937—1938年日军入侵前,洞庭湖平原区水稻产量总况基本持平,但区域内部发展不均衡.由于1938年各县总产数据缺失,本文以1937年数据为例,并对此进行分析.
上表中,就洞庭湖平原区域内部而言：1937年洞庭湖平原区产量以常德六县最多,总计15 429 855公石.岳阳四县次之,总计8 607 945公石.最后为益阳三县,总计7 318 326公石.三地总产相差之大,首先在于地形,常德地区平原面积广大,占总面积的35.9%,而岳阳地区境内丘陵岗地所占比重大,占总面积的41.2%,而益阳地区境内山地比重大.其次在于农事试验场设立的早晚,“民国”二十三年（1934）,湖南省农事试验场在常德县门板洲设立常德分场[2].之后下辖各县开始陆续设农业推广所推广良种.到1938年,桃源成为最早滨湖区水稻品种比较试验县份.同年,省湘米改进委员会派遣史伯恺来临澧[3],在灵泉乡租赁水田试验万利籼等11个新品种.省政府贷放种粮6 240担.[4]而岳阳、益阳地区设立农业推广所以及推广良种的时间均晚于常德地区.再次,由于常德地区下辖县份多于岳阳和益阳,客观上造成总产高于其他两个地区.从单个县份来看,1937年洞庭湖平原区域内部总产最高县为湘阴县.首先在于地形湘阴县地势低平,以滨湖平原为主体并呈块状分布.其次,湘阴一直为产粮大县.早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稻谷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84.84%,其中垸区占全县稻谷产量的50%.而在民国时期正常年景,湘阴县可产量400万石左右,丰年可达560万石,外销可达70多万石[5].
另外,洞庭湖平原区域内部稻种面积的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区域内部水稻产量的不平衡发展.由于1938年数据缺失,现将1937年洞庭湖平原区域内部各县份稻种面积数据整理如下表.
上表中,安乡、澧县、临澧等常德六县稻作以一季稻为主,尚有二季稻栽培.二季稻栽培面积占总面积的37%,其中以安乡县种植面积最广.湘阴县稻田面积在岳阳四县最大,其次为华容县.但与常德县和临澧县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岳阳四县也主要以一季稻为主,但二季稻也有分布,占稻田面积的35%,以湘阴县种植最广.与安乡县（148 120）亩相比,湘阴县占优势.益阳县为益阳三县水稻面积种植最广的县,其次为南县.与澧县（1 066 863）亩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但和湘阴县（829 629亩）、华容县（667 537亩）相比,益阳县高于湘阴、华容.南县虽不及湘阴,但高于华容.从总体的稻作面积上看,常德六县要高于其他两个地区.首先,农业推广所最先全部覆盖常德所辖县,加快了新品种的推广.其次,在病虫防治方面,常德地区走在岳阳和益阳地区前列.常德下辖县汉寿县、常德县早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就成立治蝗委员会,并且治蝗颇著声势,捕杀蝗虫万余斤.到了“民国”二十七年（1938）,汉寿县成立治虫指导处,指导农民用烟叶梗、水莽藤和石灰液防止病虫,并推广熏蒸仓库等病虫防治技术[6].不过水稻种类方面看,益阳三县的二季稻种植面积最广.数量远远高于常德六县和岳阳四县,其中以沅江县数量最多.
最后,通过这一时期谷米运销的情况,从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洞庭湖平原区域水稻总产处于稳定高产状态,但内部水稻产量不均.由于湖南为我国主要产米之省,也是谷米输出省份之一.而洞庭湖平原区作为湖南的“鱼米之乡”.在正常年景下,每年均有大量谷米运销出境.岳阳地区南倚洞庭湖之滨,依长江、纳三湘四水,江湖交汇,区位优越.尽管在日军入侵之前,当地水旱灾害较多且产量不稳定,但稻谷仍是出售的主要商品.“民国”二十五年（1936）稻谷丰产,共产稻谷60多万吨,除平江只能自给以外,其余各县均有稻谷输出（华容15 250吨,岳阳13 910吨,临湘275吨）,尤以湘阴为多（3.5万吨）,湘阴县年输出量在全国居第三位,华容县居第八位[7].由湘阴县南大膳、白马寺、铁角嘴,岳阳县城陵矶、新墙、黄沙街等地是稻谷的主要集散中心[8]由于1938年日军开始入侵湘北,各县份谷米运销具体情况暂缺.现将1937年谷米运销情况整理如下表,并作简要分析.
从总量上看,1937年益阳三县谷米外销量最大（3 078 820公石）,常德六县（总量2 575 040公石）次之.从县份上看,常德地区以安乡、桃源两县稻米输出量比较可观.湘阴县由于居湘、资两水尾间,濒南洞庭湖,河湖交汇,水域广阔.因此销量占岳阳四县之首.
二、1939—1945年洞庭湖平原区水稻产量及演变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军侵华.随着1938年11月初,日军攻入湘北.很快临湘成为湖南第一个沦陷的县份,整个洞庭湖平原区也逐渐成为中日军队双方交战的场地.不过从1939—1940年各主要县份的稻作面积来看,与“民国”二十六年（1937）持平.而亩产也同样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由于1939年上述县份稻种面积、亩产数据缺失.现将1940年上述县份的稻种面积和亩产量数据整理如下表.
上表中,除临湘已经沦陷.桃源和临澧数据暂缺.其他县份的稻种面积均维持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的水平.从亩产量来看,一季稻亩产量最高的为岳阳县,首先在于耕作制度的变革.经当地人民长期生产实践,县内逐步形成了以一年一熟制为主及一年两熟和一年三熟等不同形式的水旱土耕作制度.一熟制在作物收割后,不种其他作物,任其休闲,来年再种作物；两熟制在作物春收或秋收后,当年继续种夏季或冬季作物.另外,在同一田地里,按顺序逐年轮换种植不同作物,以稻油菜轮作为主.其次在于新品种的引进,从江西、湖北等省引进南特号、帽子头等早中稻品种推广.二季稻亩产量最高的为湘阴县.主要与土质有关,当地土壤以水稻土、红壤、潮土为主,有利于二季稻的生长.另外县境河渠交错,湘江和资水均流经该县,为二季稻的生长提供了丰富的水源.除此之外,湘阴县还是省政府推广双季稻种植的试验点之一,综上,湘阴县二季稻亩产量高在情理之中.不过从水稻总产情况来看,洞庭湖平原区内部就出现了较大差异.由于临湘县早在1938年11月份就成为沦陷区,岳阳地区的总产开始受到影响.湘阴县在日军的四次入侵后,总产由入侵前的400余万石下降至300万石.而桃源县水稻产量从1939年开始下降,直至1945年抗战结束,总产才逐渐恢复.而临澧县和益阳地区在1939至1940年保持了一定增长,但两地从1940年起,总产均开始下降.现将这一时期三地水稻产量情况分别整理如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桃源县水稻总产从1939—1940年迅速下降.临澧县与益阳地区在1939至1940年总产仍有提高.首先,1938年9月18日至27日的湘北会战是以中国军队的胜利而告终,中日双方开始对峙.这为两县的水稻生产提供了比较稳定的环境.其次,在1938年,省政府成立了农业改进所,而常德地区为稻作试验场.试验场以常德地区为中心向湘北其他地区推广水稻品种,比如：“胜利籼”“黄金籼”“万利籼”等.受到农民欢迎,并取得非常大的成效.另外,由于当时谷价低落,农民多不愿或无能力使用肥料,特别是化肥.因此当时省政府主管农业的部门,组织肥料供给合作社,举办肥料贷款,并指导使用方法,除使用原有的有机肥料外,还推广石灰炭、骨粉等,并举办贷款购置肥料,以利增产.而益阳三县及临澧均为推行的试验点.再次,由于洞庭湖平原区多水灾,省政府督促本区各县疏通河道,建筑垸堤.各县基本上都实施了水利改进工作.
从1940年至1945年抗战结束前,桃源、临澧、益阳地区（包括南县、沅江、益阳县）等地水稻产量下降.首先为战争因素：1941年日寇在常德投下占有鼠疫细菌的跳蚤36公斤,造成以常德为中心的周边13个县、70个乡镇、486个村鼠疫流行,1.5万人死于非命.而1943年11月2日至12月20日的常德会战又给当地农业带来重大打击.岳阳县新墙河以南及平江、湘阴的4次被侵占,成为中日双方军队的拉锯战场.另外日本制造的大小惨案最频繁,重大惨案多达15起,“洪山血案”死亡1 800人；岳阳县城被轰炸,死伤1 900余人；湘阴县被轰炸,死伤1 028人；“营田惨案”被害官兵1 200人、群众1 076人,共计2 276人.另外日军大量宰杀耕牛和掠夺大量劳动力.每次在临湘、岳阳掳走成千上万的农民,这样极大地摧毁了劳动生产力,以致田园抛荒,水稻产量急剧下降.而1943年5月9日至12日,日军在南县制造“厂窑惨案”,造成大量人员死亡,给当地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破坏.以及1944年豫湘桂战役,日军再次犯境,当地农业生产再次受到打击.其次为省政府的农业政策,由于糯稻大部分用于消费品原料,很少充作食粮.因此省政府颁布“减糯增籼”政策,规定糯稻面积不得超过稻田总面积的1%.从1938年—1944年,全省共减少糯稻种植面积475.99万亩,①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水稻的总产量.另外,抗战爆发后,湖南农业迅速地转入了战争轨道,而战时省政府大力提倡植桐、植棉和种茶等.在植桐方面,省政府令各县乡镇保甲制定植桐计划,由各地的农业推广机构加以指导,战时全省的植桐工作遍布70余县.仅1940年3月至10月,全省有72个县共植桐树6 279 839株.②再次为政府压迫：以益阳为例,农民苦于应付抓丁和派差,难以安定农业生产,导致粮食产量逐渐减产.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总产降至“民国”二十六年的一半.除此之外,抗战时期的田赋征实也存在很多漏洞,比如税目混乱,任意附加；故意缓报,谎报成数；弊在征收,胥吏侵蚀等[9].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打击了农民种稻的积极性.最后是人为灾害：“民国”三十二年（1943）,日军入侵安乡、澧县,曾挖断安乡、澧县的长发、年新、东保等堤垸.驻守澧县的国民党四十四军一零五师也以“战略”需要为名,挖掘大围、夕阳等堤垸,淹没田地近30万亩,淹死37人.据《民国三十二年八月澧县因战争溃决堤垸调查表》称：“查本县此次惨遭敌人蹂躏,唯以各垸乡因当时敌方与我军队均以为适应战略起见,各将驻地垸堤予以决毁,使湖河大水灌入垸内,一片汪洋,所有豆麦禾苗、粮食器具均付漂流,一空如洗,人口亦有溺毙、房屋多倒塌,其损失之惨重,较敌人蹂躏区尤为惨烈.”
三、结语
作为全国著名产米区之一的洞庭湖平原,其水稻产量在抗战时期并非一成不变.从时间上看,以1938年底日军入侵湖南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于省政府兴办农业学校,办农场,并在常德设农事试验分场.以常德为中心推广优良品种.而洞庭湖平原区各县也十分重视水稻生产,并派农业技术人员指导农民使用化肥和防治病虫害,水稻产量呈现出稳定增长的局面.而后一阶段伴随着日军入侵,战争造成洞庭湖平原区大量人员伤亡,农田和水利设施被损坏,农业生产遭受重大打击.加上政府不合理政策的剥削与压迫从而进一步影响农业生产.从区域内部来看：各县份的水稻产量在这两个阶段都是不均衡的.不仅由直接的产量数据可以发现这一规律,从稻种面积和谷米外销的多少也可观察出来.从水稻种植面积来说,以“民国”二十六年（1937）的数据来看,以常德六县面积最大,其次为益阳三县,而在常德六县当中又属常德县面积最大.从水稻种类来说,虽然都以一季稻为主,但益阳三县的二季稻所占的比重最大,其中以沅江县种植最高.从产量来说,湘阴县在1937年总产最高,常德县次之.从谷米外销来看,常德六县的贸易结构最完善,不仅销售外省和省内其他地区,还存在地区内部间的销售.而从外销数量来说,益阳三县的销量远高于其他地区,粮食商品化程度最高.而在后一阶段,从1940年各县份的稻作面积来看,与1937年持平.从亩产来看,一季稻亩产最高为岳阳县,二季稻亩产最高为湘阴县.但从总产来说,临澧县和益阳三县在1939年—1940年还保持了一定增长,而桃源县产量从1939开始下降,直到1945年抗战结束才有所恢复.因此,可以看出抗战时期（1937—1945）的洞庭湖平原农业发展水平特点为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
参考文献：
[1]湖南省地方志编委会.湖南省志：第8卷：农林水利志“农业”[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305.
[2]常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德市志：“农业”[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835.
[3]上官敬东,等.桃源县志：“农业”[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117.
[4]临澧县史志编纂委员会.临澧县志：“农业”[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2：160.
[5]湘阴县志编纂委员会.湘阴县志：“农业”[M].北京：三联书店,1995：248.
[6]汉寿县志编纂委员会.汉寿县志：“农业”[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09.
[7]岳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岳阳市志：第6卷“农业”[M].北京：文献出版社,2002：95.
[8]岳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岳阳县志：“农业”[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121.
[9]袁也：抗战时期湖南田赋征实若干问题研究[D].湘潭：湖南科技大学,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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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抗战时期浙江粮食增产措施 程庚平,杨坚（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南京210095）摘要战前浙江省粮食产量从整体上讲不能自足,战后随着重要产粮地浙西地区的沦陷和省外、国外粮食输入的中断,浙江粮荒问题开始加剧 浙江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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