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武和侠的文化关系辨析，该文是文化毕业论文提纲范文与文化关系辨析和武和辨析方面电大毕业论文范文.
摘 要：文章分别从广义与狭义的文化视角,探讨“武”与“侠”的内在关系和相互影响,认为：“广义之武”是“广义之侠”的行侠手段,而“狭义之武”是“狭义之侠”的行侠本领；武为侠者行侠提供手段和条件；侠为武的技击技术和武德观念的完善和发展提供实践基础；武与侠的历史局限性对彼此的发展都有一定的促进和制约作用.
关键词：武侠广义与狭义文化关系侠义精神
中图分类号：G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1839（2018）10—0019—04
武术作为中华文明传承几千年的格斗技击文化,在中国有着极特殊的地位,自成体系的同时,与中国传统文化交织交融,其中尤以与“侠文化”的关系最为密切.而“侠”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时至今日也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其凝聚出的“舍己利人”的侠义精神,“已积淀为一种民族‘集体无意识’”[1],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想对武术发展和“侠文化”研究有一个更清晰认识、更明确的方向,厘清“武”与“侠”之间的文化关系及相互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1“武”的广义、狭义之辨
考察“武”的本义,可从它的字形上得到答案.从象形字角度看“武”字,是一个“持戈而立”的形象,即通常所说的“止戈为武”.其中,“戈”是古代战场常用的一种兵器,代表攻击与杀戮；而“止”的本义是“下基也”、“以止为足”[2],是“足”的意思.由此,我们可以在脑海中生动地勾画出一个“手执武器、徒步向前拼杀”的士兵形象.
然而,我们并不能简单就此将“武”视为一种技击攻防技术,直接与“武术”划等号.《韩非子》作为最早对“侠”有所记载和评价的书籍就提到,“德不厚而行武”[3],此处的“行武”并非单指实施个人武技,它指代的是干戈军旅之事,即是由一个个“士兵”累积而成的庞大的军事行动.可见,“武”往往还有更广、更深层的含义.
因此,有必要对“武”做广义和狭义之区别：
广义的“武”,泛指一切与“武”相关的强制力量或手段,诸如军事、政治、法律、权谋、暴力甚或舆论等都在此范畴,与“武力”一词较为贴合.不难发现,广义“武”在具备“跨越诸多障碍、直达目标本身”的强制性的同时,其动力根基和目标指向多表现出一定的群体性.即是说,广义“武”的动力源于广大群体的同时,往往还作用于群体大众.
狭义的“武”,仅指身体格斗技击技术,是一种应用身体或武器来杀伤他者的格斗技术或方法,与“武术”概念更为接近.显然,狭义“武”虽也具备一定的强制性,但其动力根基和目标指向都表现为一种较为单一的个体性.也就是由个体习得又作用于个体或少数群体,而且是身体层面的.
值得注意的是,军事、政治等强制力量往往是由一个个的个体力量聚合而成的,而且通常表现在身体层面,因此,我们说广义之武在包含狭义之武的同时,往往也是由狭义之武聚合而成.
2“侠”的广义、狭义之辨
“侠,俜也.从人夹声.”[4]“夹人”引申为“助人”,即是说,侠是一种助人的行为,或直接指向助人之人.
然而,古往今来助人者何止千万,而可称侠者毕竟少数.只因“侠”往往还须具备一些特殊的精神品质.司马迁对侠的品质特征描述准确且详实,“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5]概括而言就是“重然诺,轻生死,讲义气.”
同时,“侠”这一群体的身份表现相对多元.司马迁曾在《史记》中对汉以前的“侠”进行过简单的分类,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布衣之侠”“卿相之侠”“闾巷之侠”“匹夫之侠”[6]；而魏晋以后,“侠”的身影多见于诗歌、传奇、小说等文学创作中,身份特征又有延展.“侠”的群体身份多元的同时,其行侠手段和价值追求亦趋于多元化.
因此,有必要对“侠”做广义和狭义之区别：
广义的“侠”,泛指所有拥有侠者品质,同时实施助人行为的人,包括刺客、武侠等的同时,更多地指向卿相之侠、报国将领、革命志士等“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7]显然,“广义之侠”的助人手段是广泛的,如军事本领、政治主张、革命武装等,与“广义之武”存在天然契合.而同时,其价值追求也多指向集体利益,如部落、民族、国家、社会等,属于“为国为民”的“大义”范畴.
狭义的“侠”,仅指以个人武技为行侠手段的武侠,以刺客为鼻祖,以武侠为传承,行侠手段相对单一.“狭义之侠”的价值追求多与个人恩怨相关,与所谓“国家大义”所涉无多.即便是名满天下的荆轲之刺秦王,其出发点也只是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可见,“狭义之侠”所追求的义也相对狭义,用个人“小义”形容比较贴切.
值得注意的是,恰如“养士之风”盛行的战国时期,“四公子”门下食客过千人,多以“私剑”“刺客”“侠士”称.可见,历史上的“狭义之侠”多依附于“广义之侠”并为其服务,而“广义之侠”也多依仗“狭义之侠”作为其实现政治、军事目标的有效手段.
3“武”与“侠”相互联系
分别对“武”与“侠”做出广义与狭义的区分之后,“武”与“侠”间的相互联系也就渐渐浮出水面了.正如武侠小说家梁羽生所说的那样,“武是一种手段,侠是一种目的.通过武力的手段去达到侠义的目的”[8],明确指出了“武”相对“侠”所表现出的工具性,区别只在于广义、狭义之间.
我们知道,广义与狭义之间往往存在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正如广义之武本身就包含狭义之武在其中,“狭义之侠”也本就被包含于“广义之侠”中.而为了使研究视野更加清晰,我们下面要做的便是将狭义概念抽出之后,对“武”与“侠”的广义特质反与狭义特质进行比较.
3.1“广义之侠”与“武”的联系
“广义之侠”在历史上往往呈现为一批批“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其群体身份主要表现为卿相、将领等,以信陵、平原、春申、孟尝等卿相之侠和岳飞、戚继光等报国将领为代表,多曾出现在史家笔下.
关于“广义之侠”与武的关系,可从班固对战国四公子的一段评价中看出端倪.“籍王公之势,竟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9],很明显,他们所持的乃是“王公之势”以及由此招揽的大批食客、武士等武装力量,与个人武技所涉不大.即便是本身具备个人武技的报国将领,也并不完全依靠个人武技驰骋沙场,更多的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军事才能.正如戚继光著《纪效新书》时,也认为拳法“此艺不甚预于兵”,“于是以此为诸篇之末”.[10]也就是说,“广义之侠”在实现其价值追求时,运用的方式往往并非本人的个人武技,而是政治、军事等群体性的强制手段,即我们所界定的“广义之武”.
此外,“广义之侠”与“广义之武”所天然具备的群体指向性是需要我们明晰的.“广义之侠”本身所代表的往往不是简单的个人,而是其背后的利益群体,这是“广义之侠”价值追求的直接指向,正如信陵、平原、春申、孟尝分别代表魏国、赵国、楚国、齐国的利益一样.同时,他们在运用广义之武时,强制力所作用的对象往往也非个人,而是与其利益群体相对的另一群体.而当“侠”所代表的利益群体更具广泛性,所追求的集体利益无限扩大时,“侠”所追求的“义”也便无限接近于“侠之大义”.
3.2“狭义之侠”与“武”的联系
“狭义之侠”则往往呈现为一批批“打抱不平”的侠之武者,其群体身份主要表现为刺客、武侠等,以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刺客之侠为鼻祖,以红拂、展昭、胡斐、李寻欢等武侠形象为传承,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更为多见.
有关“侠”的历史记载主要集中在《史记》与《汉书》之中,资料相对有限.“侠”存在的更广阔的空间是文学艺术创作中,包括魏晋以降的咏侠诗歌、以唐传奇为代表的唐宋豪侠小说、明清时期的侠义公案小说以及20世纪起风靡至今的武侠小说等.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11],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客观现实,也反映着“侠”的生存状况.
关于“狭义之侠”与武的关系,文学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线索.李白的《结客少年场行》和《侠客行》是唐代咏侠诗中的典范,“少年学剑术,凌轹白猿公”[12],“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13],如此神妙的剑术、敏捷的身手正是侠客个人武技的巅峰写照；唐传奇中有许多男女侠客的形象,其行侠手段在个人武技的基础上,“大多有飞天术、神行术及其幻化术等绝技”.[14]虽稍显荒诞,但不外是对个人武技的想象延伸,反映到现实生活依然是个人武技的范畴内；明清侠义公案小说的集大成者《三侠五义》在塑造铁面无私包青天的同时,详细描述了“御猫”“五鼠”等侠客的行侠手段及过程.其中南侠展昭“阅武楼献艺”一节描写到位,“其中的削砍劈剁,勾挑拨刺,无一不精.”[15]不难看出,这些都是武术技击之技；至于流行至今的武侠小说,无外乎将武技与气功养生相结合,创造了“内功”的概念.易筋经、太玄经、北冥神功等高深内功耳熟能详.而这也仅是对个人武技的想象与加工,不脱狭义“武”之范畴.因此说,“狭义之侠”在实现其价值追求时,运用的方式往往都是个人武技,即我们所界定的狭义之武.
须得指出的是,“狭义之侠”与狭义之武往往具备特定的个体指向性.“狭义之侠”多以个人恩怨为出发点,其价值追求相对狭隘.同时,他们在运用狭义之武时,强制力所作用的对象往往也是特定的个人.值得推敲的是,文学作品中的“侠”往往能成长为“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但大都需要“广义之侠”的引导或引领.就好比包拯之于展昭,郭靖之于杨过,当“狭义之侠”将国家、民族等集体利益放在首要位置的时候,他们所追求的“义”也会趋向于“侠之大义”.
4“武”与“侠”相互影响
4.1“侠”以“武”立
无论是刺客、侠客等“狭义之侠”,还是卿相、将军等“广义之侠”,其行侠过程中,往往都不能通过和平手段达成目的,都必须依靠“武”这一强制手段的介入.铁面无私的包青天之所以能够主正义、辨忠奸,依靠的是众多侠客的鼎力相助以及公孙策请来的三口“御赐铡刀”.著名武术家万籁声曾说过：“有自卫技能,才能增强为人为国之勇气.”[16]可见,侠者行侠首先要具备的正是过硬的本领（即武技）.无过硬之本领而行侠,其结果往往也会不尽人意,无怪陶渊明感叹“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17]因此说,“武”作为“侠”的立身之本,对于侠实现自身价值的成功率有积极的助推作用.
4.2“武”以“侠”彰
众所周知,受“重文轻武”思想的影响,“武”在中国社会并不十分受到重视.而“武”往往因侠的行为得到关注,正是因为侠的种种光环,使“侠”成为习武的主要追求,成为习武者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武技,一为品行.
第一,“侠”对“武”的运用促进了武术技击技术的完善和发展.首先,一项武术技术往往因为创造或运用该武技的侠者而名声鹊起、为人熟知,所谓的武术界的“名人效应”大概如此.其次,侠者在运用武技行侠仗义的同时,对武术技击技术的完善和发展颇费心思,这得益于侠者在实践中对武技的运用以及侠者之间的切磋研讨.《史记·刺客列传》中有一段对荆轲、盖聂论剑的记载,“荆轲尝游,过榆次,与盖聂怒而目之,荆轲出”.[18]可见,侠与侠间的探讨认真而激烈,大有一言不合而拔剑相向的味道.正是由于侠对武艺的精习和钻研,极大地促进了武术技击技术的完善和发展.
第二,“侠”的行为规范促进了武德观念的形成.侠者之所以为“侠”,往往在于侠者身上共有的一些特殊品质和行为规范,其有所为,亦有所不为,“重然诺,轻生死,讲义气”皆非常人之行径,这恰恰促进了武德观念的形成.“重然诺”“讲义气”“轻生死”的侠者品质对武德中“信、义、勇”观念的形成起到了直接的作用.常杰淼的《雍正剑侠图》中,童林下山前二位师傅再三嘱托其遵守“五戒”,即“色戒”“盗戒”“戒卖艺”“艺不轻传”“除暴安良的责任”,否则便要“定取汝之头,悬于柏树之上”[19],可以说这“五戒”对童林行侠起到了武德观念上的根本指导作用.可见,“侠”的行为规范促进了武德观念的形成,同时使习武者对武德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从此,习武者“未曾习武先习德”,将“侠”作为习武的终极目标,而“侠”的行为规范——武德则成了武者向侠者转化的催化剂.
4.3“武”“侠”互制
“武”与“侠”不仅互为“立、彰”,而且相互制约.首先看“侠”对“武”的制约作用,其制约作用是相对间接的.韩非子谈“侠以武犯禁”,虽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角度考虑的,却不无道理.在封建统治阶级眼里,侠者不服封建专制的束缚,是社会不安因素.因此,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无不对侠者进行打压.而“武”作为“侠”犯禁的直接手段,也成了打压的目标,尤其表现在平定乱世后的相对统一时期.秦统一六国后,“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20]；元灭宋后,“收汉地及江南所收弓箭武器为三等,下等毁之,中等赠近居蒙人,上等贮与库”[21],可见一斑.正是“侠”之所为被统治阶级打压,间接地对武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
再看“武”对“侠”的制约作用.“狭义之武”是“广义之武”的基础,是构成“广义之武”的重要因素.但随着冷兵器时代的结束,“狭义之武”逐渐走向落寞,使得行侠手段变得相对局限,进而,侠客和侠义行为也变得越来越少,真正的武侠更是凤毛麟角了.如今的武术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其技击技术逐步异化,转而追求“高难美”的竞技表现形式和“太极式”的养生价值,虽是另辟蹊径,却对“侠”的生存根基造成了破坏.这使得当今武侠多只能寄希望于“广义之侠”和剥离的身体格斗技击技术的“广义之武”.因此,“武”的局限性造成了“侠”的愈加局限.
5结语
“武无侠不立,侠无武不成”,无论是广义层面还是狭义层面,“武”与“侠”的关系都是密不可分的.二者间既有相互促进之功效,亦有相互制约之影响,可谓一荣俱荣,一损而俱损.正确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审视武术的发展和侠义精神的现代价值都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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