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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中催生出的创新进取
西晋太康时期,一名叫梅泽的僚族首领到山中狩猎,行至今富顺县城关镇附近,口渴难耐,便四处找水喝.偶然寻得一股源自石缝间的泉水,“饮之而咸”.于是,他号令族人,用简陋的工具往地下掘进100米,盐分极高的卤水瞬间奔涌.兴奋之余,他们烧火“煎之成盐”.宋代地理学家王象的《舆地纪胜》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这是有文字记录的自贡地区凿出的第一口盐井的传说,梅泽因此被视为自贡盐业的始祖,受到“井神”之尊.有学者考证认为,梅泽寻井的说法传奇色彩颇浓,其实,自贡地区在东汉时期便开始生产井盐.在探寻自贡“发家史”的精神根源时,神话和传说饱含了人们对于自然的认识、感恩,以及对自我的审视.
就在梅泽发现井盐的地方,一个又一个财富之井被开凿出来.井盐的生产与运销聚集了大批盐工、盐商和居民,并逐渐形成集镇.
至宋,浅层盐卤资源枯竭,这座因盐而生的城市难道将迎来衰败？
寻着梅泽的足迹,生存的智慧驱使自贡人不断创新、探索.一种革命性的创新技术应运而生,那便是卓筒井——一种利用当地特有的楠竹吸卤的盐井.凿井时,利用古人舂米时的杠杆原理,通过足踏带动钻头上下运动,从而达到打井的目的.苏东坡游历于此,对卓筒井的“黑科技”深为震撼,在《蜀盐说》中浓墨重彩地记上：“凡筒井皆用机械,利之所在,人无不知.”
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历时13年凿成的燊海井,井深1001.42米,是世界上第一口超千米的深井.各地盐绅商贾纷至沓来,凿井设灶,一时,自贡地区呈现出“天车”林立、锅灶密布、云蒸霞蔚的繁华景象.
几乎在燊海井被开凿出来的同时,在自流井,一个名叫颜蕴山的男孩时常出现在那里,他最喜欢和山匠、井口管事、技工等摆谈.
长大之后,颜蕴山不仅练就了一身锉井治井的技艺,还改进和创制出多种凿井、固井、深井打捞等工具,被誉为自贡盐史上的“盐场鲁班”.他发明的“深井浅推”汲卤新工艺,极大地提高了卤水产量；发明的类似于机械手的“盐井打捞工具之王”偏尖,更是解决了多年来让人们头疼的深井打捞难题.
颜蕴山身后,清廷诰授他为中议大夫,被民间尊为“颜三土地”,凡盐井和新开盐井悉数于井口旁立“颜公蕴山之神位”,以示尊敬.
改革中萌发的现代商业精神
被视为“百味之祖”、“食肴之将”的盐,最初解决了自贡人的生计问题.当市场兴旺后,社会有必要建立更为完善的盐务和政务.以盐为中心,更深层的制度文化以此发祥,特别是到了近现代,更加闪烁着商业文明的光辉.
清朝光绪年间,随着机械的使用、生产率的提高,自贡盐场出现了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史志记载,有劳动者“数十万”人 ,他们都是以“论工受值”.盐井租凭、盐业买卖等契约的立订也愈加频繁、规范,合资入股等商业模式兴起,这在四川乃至全国,都堪称商业文明之翘楚.
学者刘云生认为,清末民初时期,自贡盐业契约见证了中国商人们从亲属和陌生人处筹措大量资本的能力,见证了契约主体从家族到个体的过渡,见证了契约文化对市民阶层自治组织建构的驱动.合伙契约具备了同时期美国合伙契约的特征,在某些方面“比其先进”.
“看不见的手”也在推动“看得见的手”.清朝末年,盐务弊窦丛生,臭名昭著的专商引岸,在权力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就是结的腐败温床.
辛亥革命后,地方盐务机关瘫痪.川人血气重,见革命已成,盐政却无改观,极度窝火,自贡盐场爆发了全国首例盐工盐商罢工罢市的聚会起义.这样,压力落在了四川军政府盐政部部长邓孝可头上.
邓孝可曾任清廷谘议局议员,有先进思想的他为求“盐业之发达”和“便民而利国”,以改良盐法为己任,提出自由贩运、废除专商.苦于盐政的遗留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邓孝可最后因改革不利愤而辞职.其他各省跟进改革,成效不大.1913年,当时的袁世凯政府决定“用洋员襄助整顿改良中国盐税征收办法”.
6月,中国盐务顾问兼盐务稽核总所会办丁恩开始上班.此人,是袁世凯的顾问莫礼逊推荐的,长期在印度治理盐政,为西方盐务名宿.
丁恩一上任,便借鉴其在印度盐政改革的经验,破除旧的人事关系、管理窠臼.在细节上,创设现代化的盐务稽核机构,重新建立财务制度.他一方面建立制度,一方面以身作则捍卫制度.袁世凯想复辟称帝,搜刮款项,以为大典筹备之用,授意全国盐商假验票之名,报效巨款.丁恩坚决反对盐商报效、引票加印之议,并运用手中会办实权,拒绝在引票上签字,使报效之举不得不中止 .
缪秋杰作为丁恩的秘书,深受其影响,他三次入川主政盐务,延续丁恩的思想主张与务实作风,对自贡盐业的发展功不可没.可惜,这位有胆识、为人所仰慕的行政长官,却因拨出“公益费”10万元作为蜀光中学的建设启动资金而被顽固势力弹劾,他也因此在自贡人心目中多了一层耀眼的光环.
清白自持的廉洁基因
盐井巴掌大小,不急不躁,缓缓汲出自贡人的自持、节制.井盐洁白无暇,不仅有调味功能,还有抗菌防腐之功效.正如盐史研究学者陈星生所言,盐井的形态和井盐的品质,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盐都儿女清白、廉能的性格,并感召着在这块热土上的人们.
1935年夏天,新任四川盐务局局长刘树梅轻车简从上任.到达自贡的盐务稽核所,发现办公室空无一人,原来大家都去迎接他了.刘树梅认为这是官场旧习,立即通知全体人员回所办公.
在自贡,这位留洋出身的行政长官异常朴素,一律穿青布马褂、蓝布长衫.其他官员只好收起高级西装,穿起布袍马褂.当时,穿蓝布长衫蔚然成风,哪怕是腰缠万贯的盐商也都如此穿着.
刘树梅的铁面无私令官场敬服,一名洋雇员丢了帽子,申请用公款再买,这并不符合规定,但当时遇到此类事件,官员大都不敢为难“洋买办”.刘树梅不但不许,还加以申斥.
一年后,刘树梅被调往福建,不放心后来者,便在离任之际,写下“能勤苦方算公仆,不廉洁勿入此门”的对联,让人贴在盐务局大门的柱子上.继任者便是缪秋杰,这是他第二次入川主政盐务,同样以诚恳清廉而著称.
富顺人李宗吾是老同盟会成员,辛亥革命成功后,他被推举为重庆关的监督.可他嫌这差太肥,玷污自家清白,坚决不任此职,而选择担任官产清理处的处长.当处长才一年,他又申请撤销此机构,决定重操旧业,回家当教书匠.临行时手头没有路费,还向同乡陈健人借钱.
陈健人知道他清廉,老借钱维生,索性给他50 块银元,并附上一首诗：“五十块钱不为多,借了一坡又一坡,我今专人送与你,格外再送一首歌.”
李宗吾收下钱,立即和诗：“厚黑先生手艺多,哪怕甑子滚下坡,讨口就打莲花落,放牛就会唱山歌.”并仿刘邦的《大风歌》作《去官吟》：“大风起兮甑滚坡,收拾行李兮回旧窝,安得猛士兮守沙锅.”
和李宗吾有过交际的南怀瑾曾说,“厚黑教主的为人道德,一点儿也不厚黑,甚至是很诚恳、很厚道的.”
可见,李宗吾并不热衷于做官,写“厚黑学”,只是用反语的笔法在讽刺官场陋习罢了,他骨子里并不主张那种为官之道.所以,今天有人这样评价李宗吾：“厚黑教主不厚黑,心性清白怕染灰,怪论奇文名不显,真言六字庙堂规.”
在辛亥革命、护国讨袁等近现代重要革命中,都可以看到荣县人但懋辛的身影.柳亚子曾经有诗赠但懋辛,说他“四十五年身是史,西蜀全才但怒刚”.
1933年,四弟因病丢下一岁多的儿子撒手人寰,但懋辛将侄儿但功俊收为义子,将其抚养成人,资助其读书.新中国成立后,但懋辛身居要职,廉洁奉公,不以权谋私,他常写信教育义子要自力更生,“应当从勤苦耐劳……要抢先帮助别人,见啥做啥,丝毫不躲懒,不讲价钱,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64年,义子但功俊一家生活困难,给伯父写信,希望寄点钱来以维持生计.但懋辛却寄来一本书,扉页上题写：“学而习,习而思,思而行.”
时至今日,自贡人仍然认为,守规矩、讲规则,是自贡人引以为傲的重要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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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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