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委托*理论视角下PPP契约效率改进，该文是理论视角类毕业论文模板范文与委托*和视角和契约方面论文范文例文.
摘 要：PPP模式是民间资本参与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渠道,促进其健康发展是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重要切入点.PPP契约改变了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委托*主体及其相互关系.当前,重点需要解决的是其契约效率改进问题,它涉及到对公共产品公共性、PPP项目风险、控制权配置等多个变量的分析,而通过各变量间的逻辑关系研究可以进一步得到契约效率改进的路径及工作对策.
关键词：委托* PPP模式 契约 效率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8）04-035-03
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在我国发展已经有20多年时间,近年来其应用范围不断扩张、规模高速增长,成为各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PPP模式通过契约建立起公共部门与民间部门地位对等的“委托—*”关系,相关的权利、风险及社会福利配置状况发生根本性改变,但PPP项目签约率低、合作双方诚信风险等问题仍然不能忽视.公私双方利益取向的不一致甚至冲突是契约设计必须要解决的问题.笔者对公共产品供给传统模式和PPP模式下委托*关系模型进行深入比较研究,特别关注了PPP模式下公共产品公共性、项目风险、控制权等变量间的逻辑关系,基于这种关系给出了PPP契约效率改进路径及相应建议.
一、研究综述
西方学者较早运用委托*理论研究PPP契约效率问题.一是关于委托*理论的核心问题研究.委托人无法观察到的*人行为以及*人行为事后的不可验证性导致存在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及第三方不可评判等问题(Jean-Jacques Laffont,2002）,这是委托*理论的核心问题.因此,根据观测到的变量来设计契约机制奖惩*人,激励*人选择有利于委托人的行动是很多学者研究的切入点.Pontryagin的最大化原则奠定了委托*理论问题的基本分析框架,这对于本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二是契约的不完全性产生“公私”合作最佳边界问题研究.现实世界的不可预测性、难以缔约性等因素导致委托*契约存在不完全性,因此公共部门在与私人部门合作过程中就存在最佳边界问题,此时合作方类型会对剩余控制权的配置产生重要影响（Hart,1997）,最终影响公私合作效率.西方学者分析中还引入了参与主体对项目评价、关系专用性投资等变量,核心是探讨使总剩余最大化的最优控制权配置.三是PPP契约特性提升效率研究.PPP契约将建设和运营“捆绑”给同一个承包商施行（Hart,2003),使私人参与者能够主动提高基础设施、进而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实际上不管运营成本、资产质量等是否可度量即契约是否完全,若PPP各阶段间存在正外部性都可促进相对效率（Bennett & Iossa,2006）.
随着PPP模式在我国的大规模应用,其中的委托*问题开始引起学者关注.一是风险被作为研究PPP委托*问题的一个重要变量.解决委托人和*人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问题,设计合理的风险分担和激励机制是PPP项目融资取得成功的关键.从政府角度看（袁义淞、李腾,2015）,风险规避程度与*方的激励水平正相关,即政府的风险规避程度越大分享到的收益比例也就越少,但同样会提高企业的激励系数.当私人面对风险较小时,公共部门应提供以用户收费补偿为主的最优激励契约,反之则应提供以固定补偿支付的最优激励契约（樊寒伟、和军,2016）.二是关注PPP契约剩余控制权问题.部分学者延续Hart等人的研究成果,讨论影响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合作关系的主要因素,并通过模型阐述剩余控制权的配置对PPP项目合作效率产生的重大影响（孙慧、叶秀贤,2013）,但私人部门与私人部门、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不是绝对的控制或者冲突,重点是如何确定公共部门与非公共部门的边界（曹宏铎、李旲、郑建龙,2014）.三是关于PPP模式效率问题的研究.鉴于PPP模式在我国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有学者指出该模式的本质是效率的提升,是通过私人资本在效率方面的优势来提升公共物品的供给与服务质量（李晓峰,2016）,其能否降低财政支出负担取决于PPP运营效率的高低（鲁政委,2014）.现在的问题之一是重融资、轻效率,扭曲了PPP的本意.
笔者吸收Hart等学者关于PPP模式提升效率的思想,以经典委托*模型为基础,延续对项目风险、控制权、产品公共性变量的研究,一是重点关注了我国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变迁所带来的重大改变.如政府身份的转变、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及合作双方行为偏好变化等.二是重点关注了各变量间内在逻辑关系.笔者通过对这种关系的深入分析指明了改进PPP契约效率的路径,并结合实践给出基本对策.三是注意到国内外发展基础的重大差异,理论研究深入结合我国客观环境因素.
二、公共产品供给的两类委托*模型构建
当前我国正在经历公共产品由公共部门一元主体供给向公共与私人部门二元主体供给变迁过程,公共部门委托*身份及与私人部门契约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笔者以经典委托*模型为基础构建并探讨两种模式下效率对比,寻找效率提升的关键因素.
（一）模型基本假设及变量说明
结合经典委托*模型及PPP模式实践特性做如下假设：（1）线性产出假设.产出π为*人努力水平a的线性函数,a∈A.为简化计算过程,设π（a）等于a,π（a）等于1,产出期望均值为Eπ等于a、方差为δ2,a与δ2不相关.（2）风险规避假设.*人的风险成本为pθ2θ2/2①.在PPP模式下,初始投资形成的资产其专用性表现强烈,构成公私双方初始谈判、契约架构设计以及后续谈判调整的决定性基础,因此根据Arrow-Pratt风险度量,采用“绝对风险规避度量”这一概念,p为“绝对风险规避度量系数”,θ为*人收益分成比例.（3）线性契约假设.委托人最大化自身利益即设计一个线性合同s（π）达到对*人最优激励.
（二）两类模式下委托*模型构建
1.公共产品传统供给模式下委托*模型分析.在我国传统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下,项目在相对封闭环境中运行,社会公众作为最终委托人所固有的局限性使得风险由*人即公共部门处理且会被限定在一定范围,风险向公众传导过程存在路径和机制上的障碍.因此,我们假定对于公共产品委托人无风险偏好.笔者参照经典委托*模型②构建传统供给模型.根据线性契约、线性收入假设,设*人收入s（π）等于m+nπ,其实际收益为：ω1（a）等于m+na-ba2/2-pn2δ2/2,其中m为*人的固定报酬,n∈（0,1）为*人对项目产出的风险收益分成比例,*人风险成本为pn2δ2/2,无风险成本C（a）等于ba2/2,其中b＞0为成本系数,C´（a）等于ab＞0.此时委托人的收入v（n）等于-m+（1-n）a.在满足*人收益最大化（激励相容约束）及其实际收益大于市场机会收益（参与约束）条件下,求解v（n）最大值,构建拉格朗日函数并令λ等于1,可得在传统模式下最优努力水平a1及总收益ω1、v之和T1分别为：
2.公共产品PPP供给模式下委托*模型分析.PPP模式下建立起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对等合作的契约关系,公共部门身份转变为委托人并承担起委托人职责,*人则转变为私人部门,此时假设委托*双方均进行风险规避.结合上述传统模型并借鉴合作共赢情况下委托*模型③进行分析.政府部门作为委托人关注项目实际总收益水平（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T（a）等于a-ba2/2,最大化时T´（a）等于0、a等于1/b.PPP模式下,设*人控制权比例为β,β∈[0,1],则委托人控制权比例为1-β,基于合作条件下*人实际收益函数由上述传统模式转化为：ω2等于βa-βba2/2-pβ2δ2/2.在满足项目实际总收益最大化（激励相容约束）及*人收益大于市场机会收益（参与约束）条件下,求解T（a）最大值.构建拉格朗日函数并令λ等于1,可得在PPP模式下最优努力水平a2、总收益T2以及在上述限定条件下私人部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控制权水平分别为：
1.市场机制引入使得利益分配格局发生根本变化.传统模式下公共产品的真正使用者是利益分配中的被动接受者,特别当政府作为*人收益与风险非关公共性时,整体效率水平受损.实践中一些大型公共项目经验表明,民间参与者收入来源于政府并具较强可预期性,盈利关键在于其建设过程中的成本及部分风险控制,建成后的经营性风险则主要由公共部门承担.而公共部门作为*人,在预算软约束条件下极易形成相对封闭的租金市场,导致供给效率低下甚至腐败问题频发.但在PPP模式下,从模型中可以看到,合作前提下*人在契约限定的控制权范围内参与项目整体收益分配,分配结果与其承担风险水平、努力水平正相关,市场机制引入提高了对*人的内部激励.特别当产品公共性较强,收益无法弥补成本时,政府的补偿风险收益使得民间部门获利,整体上改变了社会福利分配状况.
2.PPP模式解决了委托人缺位问题,委托*双方参与的广度、深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模式下,社会公众仅具有名义上的委托人地位而难以行使包括监督权在内的各项权利,社会资本难以参与公共产品建设与运营.在PPP模式下,民间资本进入并深度参与项目立项、融资、建设、运营等全生命周期各环节工作,通过这一过程收回成本并实现预期利益.公共部门则*公众进行契约谈判、参与项目运作、实行有效监管,同时作为公共产品供给终极责任承担者负责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并协调利益相关者.
（二）产品“公共性”特征的定量描述及对项目风险的影响
由于公共产品的外部性以及传统模式下公共部门预算软约束、成本补偿与投资活动本身不相关等原因,产品公共性特征描述难以定量.部分学者在探讨相关问题时或者人为设定公共性水平,或者对于该变量具体含义语焉不详.PPP模式下,公私合作契约设置明确的成本补偿方式,特别是契约执行中透明化的监督手段,以及现代科技手段的发展应用已经给“公共性”的定量描述提供了可能.例如某些地区采用轨道交通投融资建设与沿线地产商业开发同步进行的方式,其中地产、商业开发的收入占总收入的50%以上,在充分提升服务水平、运营效率的同时,合理解决了公共产品“非竞争性”问题,其中的成本收益对比结果可作为衡量公共性水平的基本变量.
2.结合具体实践来看,产品的公共性是项目风险的决定性因素.一方面,政治环境、制度质量风险在公共产品供给领域被放大.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PPP项目的风险因素包括政治环境、制度质量、市场状况等,其中政治承诺的守信程度、政府政策的连续性是PPP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公共产品、私人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均面临上述风险,但在我国当前条件下,政治环境、制度质量等风险被视为公共产品供给PPP模式中最重要的风险,如有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对PPP项目持谨慎态度最大原因在于政府契约精神的缺失.另一方面,PPP精神要求风险共担,而风险划分的重要基础之一即产品的公共性特征.2015年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示范工作的通知》以及2017年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均严禁对社会资本方进行保底承诺或最低收益承诺,此时政府付费、使用者付费等方式的科学设置成为私人部门形成收益、补偿成本的关键,而这些方式均以产品的公共性程度为基础.
（三）模型给出公共性特征、风险度量与控制权水平关系
由于契约的长期性、产品“非竞争性”等原因,控制权的产生、分配及转移都对PPP效率产生极大影响,控制权配置是PPP项目契约架构的核心内容之一,配置的目标是实现效率最大化.在一般经营性企业中,初始控制权应依据各方“股本”投入以及产品特性确定,但2014年我国财政部《PPP项目合同指南(试行)》规定,“PPP项目公司可以由社会资本出资设立……,也可以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共同出资设立.但政府在项目公司中的持股比例应当低于50%、且不具有实际控制力及管理权”④.这一规定鼓励私人部门参与并承担相关经营性风险、享有相应收益,公共部门参股或通过设置约束条件所形成的初始控制权主要目标在于保证产品的“公共性”,而在PPP长期契约中,剩余控制权的配置同样重要.
（四）变量逻辑关系指明契约效率改进路径
根据模型结果及实际经验梳理各变量间的逻辑关系.即在PPP模式下,公共产品公共性水平是委托*双方风险评价主要影响因素,公共性、风险评价决定双方风险、收益转移程度,直接影响了控制权配置状况,而通常认为控制权配置是PPP契约的主要激励因素,最终决定契约效率状况.由此可得PPP契约效率改进路径,如下图所示：
四、启示及进一步讨论
提升效率是当前我国推进PPP模式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应以上述理论路径为基础,在具体项目中有步骤实现契约效率提升.
1.科学进行“公共性”评估.“公共性”评估不仅仅是“非竞争”程度的简单测评,必须同时关注社会影响及经济影响.实践中这种评估涉及PPP模式进入门坎,这对效率的产生与优化具有基础决定作用.我国各地经过数年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在利益驱使下可以盈利或流量较好的项目大多已得到开发,在地方经济增速减缓、政府预算趋紧的情况下,部分地方政府开始盲目扩大PPP运用范围,甚至联合咨询公司包装.政府作为公共产品供给的终极责任者,无论哪种情况都将给未来财政支付带来严峻挑战以及政企关系紧张.结合模型的市场机制原则,“公共性”评估主要应注意以下两方面,一是可以相对灵活运用市场机制进行调整,在无“保底”承诺下*人成本补偿应充分进行市场化测试；二是项目需求应具有长期相对稳定特性,通过双方重复博弈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
2.有效处理PPP项目风险.结合模型分析可知,片面地由政府兜底某种风险或把风险过多地转移给社会资本方都可能造成项目滞碍,原因在于风险既构成成本要素,也对激励机制的形成至关重要.众多学者从风险类型、承受实力、能力专长等方面给出风险分担原则,认为科学的风险分担有利于参与者对项目风险做出客观评价并形成有效应对手段.但实际上,风险分担并不存在绝对原则,PPP项目长期契约合作中风险多样且边界模糊,不同时段风险集聚类型及风险大小也各不相同,因此风险发生时的“伙伴关系”及对策显得尤为重要.对风险的处理应注意以下两方面,一是契约风险承担原则应明示且相对稳定,以此满足激励相容规范各参与方行为；二是建立有效风险控制系统.双方根据自身偏好会选择风险自留、回避或风险转移,但为保证公共利益更重要的是积极主动的风险控制对策,形成预防、止损、应急的有效措施体系.
3.以控制权配置形成风险与收益均衡点.模型中给出了公共性、风险、控制权间的逻辑关系,但实践中风险评价与“绝对风险度量”（即风险厌恶程度）、风险分担及获利并不完全对称,保证产品或服务的公共性往往要比最大化经济收益重要得多,其中关键在于找到合理的风险性、激励性与产品公共性的均衡结点,即科学配置控制权,实现*人“激励相容”.PPP契约具有长期性且再谈判是必要的调整程序,因此笔者认为控制权配置状态同样是动态均衡结果.契约明确的初始控制权基于公共性及风险性评价,以此形成双方预期基础,当某一方获得较大初始控制权且对未来收益持相对乐观态度时,初始契约无法明确的剩余控制权在动态博弈过程中应适当向该参与方倾斜,以形成有效激励.
4.建立良性契约环境.模型分析得出PPP模式可提升效率的结论,但实践中PPP契约是否具有效率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分析,尤其是当政治、法律等环境存在消极影响时,该模式甚至会加大各类成本.本文模型讨论假设基础是合作双方以及公共产品本身具有可缔约性,且在契约执行中出现违反诚信等问题时可以采取救济措施.优良的契约环境增强合作各方行为的可预期性,是提高目前PPP项目签约率与落地执行率的基础.鉴于目前PPP法律基础缺失且政府在信息拥有、合作谈判等方面处于优势的基本局面,增强项目透明度或设计引入利益相关者全程监督体系成为有效的替代性措施.
[本文为浙江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第十九批规划课题“浙江省PPP模式适应性发展路径与对策研究（ZX19009）”阶段成果.]
注释：
①韩美贵,蔡向阳等.风险规避视角下PPP项目的政府作为研究—基于委托*理论[J].建筑经济,2016(9):18
②袁义淞,李腾.政府风险规避视角下的PPP模式委托*模型研究[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1):121
③贾珍.PPP模式下的合作共赢委托*模型[D].重庆大学,2016:49
④财政部.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合同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金〔2014〕156号）[Z].2014-12-30
参考文献：
[1] 孙慧,叶秀贤.不完全契约下PPP项目剩余控制权配置模型研究[J].系统工程学报,2013(2)
[2] 叶晓甦,易朋成.PPP项目控制权本质探讨[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6)
[3] 韩美贵,蔡向阳等.风险规避视角下PPP项目的政府作为研究—基于委托*理论[J].建筑经济,2016(9)
[4] 曹宏铎,李旲,郑健龙.公共项目控制权配置研究[J].管理工程学报,2014(2)
[5]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作者单位：杭州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 浙江杭州 310024）
（责编：吕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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