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细读《废都》：世纪末的文化空间符号学，本文是符号学类有关论文如何怎么撰写和符号学和《废都》和细读相关毕业论文格式范文.
贾平凹从1970年始发表作品迄今已近半个世纪,著作等身,名扬天下,从诗歌小说到散文随笔,种种文类,无不涉及.贾平凹的散文独树一帜,堪称美文,但是若从其创作整体来看,其主要精力是放在长篇小说创作上的,文学界对贾氏的评判褒贬也大都基于其长篇小说.虽然贾平凹早期的中短篇小说奠定了他进入文坛的基础,但真正让贾平凹名声大振的应归功于1988年出版的《浮躁》.这部小说以“浮躁”为题抓住了当年社会改革开放的命脉,让“浮躁”成为当年最常用词,足见其影响之深远.中国文学翻译家葛浩文的英文译本1991年在美国出版,荣获《美孚飞马文学奖》,贾平凹的写作登上世界文坛.此后的两年时间,众多读者举首翘望贾平凹的新作问世.可是1993年出版的《废都》却让贾平凹的名声一落千丈,《废都》遭禁,出版社被罚款,评论界对贾平凹的赞誉顿时消失在辱骂声中.1995年《白夜》销声匿迹的出版,评论界完全没有反应.随后面世的《土门》（1996）、《高老庄》（1998）、《病相报告》（2002）都没有引起文学界热烈的反响,直到2005年《秦腔》出版并荣获《红楼梦文学奖》,贾平凹才翻身成功.《秦腔》以后的《高兴》（2007）、《古炉》（2011）、《带灯》（2013）、《老生》（2014）、《极花》（2017）虽然也各领,有许多突破,但文学成就与历史意义毕竟未及《浮躁》、《废都》、《秦腔》.这三部长篇仍然是贾氏文学生涯中最为重要的里程碑,而这三者当中,《废都》也仍居首位.《废都》不仅是贾平凹个人的杰作、代表作,也是当代中国文学中独具特色的作品,更是中国当代小说里屈指可数的突出个人内心世界的文本.
《废都》自2009年解禁以后,评论界重读《废都》,眼界显然拓宽许多,先前对《废都》很是愤愤然的批评家很多转向对《废都》及作者倍加赞赏.诚然,十几年前的禁区很多已不复存在,不过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评论也确实更为客观,理论性也普遍加强.九十年代将作者等同于主人公、并对作者开展人身攻击的现象几乎完全消失.再版的《废都》由李敬泽、陈晓明、谢有顺三位中国当今重量级的文学评论家作序,可见贾平凹的文学创作确实赢得了文坛认可.其中陈晓明和谢有顺的文章回顾贾平凹整个创作生涯的心路历程,论及贾氏创作何以从数量、质量到风格语言超越文坛起落、政治风云以及当代文学史的偏颇.陈晓明看到贾氏乡村叙述中对“性情”的执着,看到《废都》如何演示了知识分子的失落和蜕变,但并不为九十年代的读者接受,因而成为“文化上的另类”.陈晓明还看到随着中国城市化的飞速发展,本土乡村文化被城市化加全球化快速取代,贾平凹却能够荣辱不惊,坚持书写本土,在全球化时代使汉语写作不被驯化.[陈晓明,“穿过本土,越过《废都》——贾平凹创作的历史语义学”,见贾平凹,《废都》,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10-31页.]谢有顺非常看重贾平凹的写实能力,极其欣赏贾平凹能够以平常之心写作,用汉语,用中国式的思维,叩问存在的意义,创造出“无解”的现实并附之与丰富的精神维度.谢有顺认为贾平凹是当今中国为数不多的具有文学整体观的作者.[谢有顺,“贾平凹小说的叙事*”,见贾平凹,《废都》,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32-47页.]笔者非常同意谢有顺的看法,正是这种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关注,正是这种希望读者能跟他一起体验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的愿望,令贾平凹的写作能够超越统领了中国文坛多年的宏大叙事,进入文学的终极目标——描述人生,顺便也探讨一些哲学问题,如人生之意义,等等.
虽然陈晓明、谢有顺的评论都有提及《废都》,但只有李敬泽题为《庄之蝶论》的文章深入讨论了《废都》.李敬泽从庄之蝶的一举一动深度解读这位在九十年代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口诛笔伐的文学人物,并将《废都》与《红楼梦》的叙事与人物塑造细致比较.仅此一举,足可见李敬泽对《废都》及贾平凹如何地赞誉非凡.李敬泽的《庄之蝶论》是笔者迄今见到的,也是中文文学评论中极少的,基于细读文本的深度人物分析.李氏的讨论击中要害,其最为精彩的论点是：《废都》是简体横排的《红楼梦》和《*梅》,庄之蝶乃简体横排的明清文人.[李敬泽,“庄之蝶轮”,见贾平凹,《废都》,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1-9页.]好一个简体横排！一语道出了传统与现代综错复杂的关系,也说白了《废都》书里书外的是是非非、情长愁短.
《废都》的确是中国当代小说中借鉴明清叙事传统最为成功的文本.庄之蝶的形象代表了传统的衰败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的、内心的、不可逆转的失落.讴歌个人内心的失落和灵魂的孤独,这在横排简体字文学里是首创,属于“阳春白雪,和者盖寡”.不过,庄之蝶并非《废都》唯一的关注焦点,顾名思义,《废都》本身的文化空间“西京”是故事里的又一重要“人物”.本文将跟随庄之蝶的足迹,在西京的文化圈里走街串巷,解构《废都》文化空间的深层意义.
故事与人物:寥落文人的泼烦日子
《废都》既不涉及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没有令人肝肠寸断的悲惨场面.这部近五百页的长篇小说详尽地描述了虚构的西京城,以及住在城里名为庄之蝶的作家的日常生活和风流韵事,好在打了一场文学官司,故事方才有些曲折婉转.小说主人公,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反”主人公(antagonist非英雄式主人公)庄之蝶,人到中年,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与其说他是当代作家,倒不如说他落魄文人,其作品、思想、心态、志向和生活方式处处体现出文人的颓废趣味及厌世情绪.
《废都》以中国传统小说的惯用方式开篇,不是直接介绍人物,进入故事情节,而是先来描写一番西京城内天上人间的奇闻怪事.于是奇异天象,珍花奇草,怪诞虫害,重重叠叠,不期而至.然后才是艳妇唐宛儿与青年才子周敏私奔来到西京.唐宛儿是有夫之妇,美艳动人,虽生有一子,但怨恨丈夫不读诗书,因此与周敏一见倾心.周敏胸怀抱负,一心希望成为像庄一样的知名作家,但苦于投靠无门.
一次偶然机会,周敏接识了孟云房,随后通过孟云房认识了庄之蝶.孟氏是当地文史馆研究员,西京文化界的知名人物,更是庄之蝶的知心好友.孟云房借庄之蝶之名,瞒着庄之蝶帮周敏找到在《西京杂志》编辑部跑杂的工作.《西京杂志》编辑部是西京文化厅的下属单位,主管是庄之蝶的初恋女友景雪荫,正是通过这层关系,孟云房得以让周敏进入《西京杂志》社打工.由此,周敏进入庄之蝶的生活.
急于成名的周敏乘机借题发挥,撰文演义庄之蝶与景雪荫的恋爱,虚构了许多细节,未经当事人过目许可便在《西京杂志》上发表了.庄之蝶看后暗觉此事不妙,知道就此会惹来麻烦,但还是表现得很大度,并未责怪周敏莽撞.可是,此举却得罪了景雪荫,她对自己私人情感生活被十分恼火,觉得庄之蝶是在利用与她的关系谋取私利.景雪荫将庄、周二人告上法庭,庄之蝶败诉,与景雪荫就此疏远.但是漫长的司法对垒不仅将其精力耗尽,还捣毁了他的家庭生活.牛月清跟他离婚,唐宛儿遭绑架,他本已脆弱的“自我”感觉受了致命打击.
千思万虑之后庄之蝶选择摧毁自己的作家声誉,以终止社交来找回自我.他登报声称已丧失写作能力,此后他不再是西京的著名作家.声明一出,先前的种种特权顿时烟消云散,往日情同手足的市长立马对他视同陌路,邻居商贩等等也开始慢待他.出其意料的是,他确实将自己还原为“普通人”之时,却是他更感孤独无助之日.最后他决定离开西京南下,候车室里意外撞见周敏,两人决定结伴同行,等车出发时庄却突发中风,昏迷不醒.
庄、周二人,实为作者精心设计的互补角色(alto-ego),是庄周一人之两面.庄之蝶和周敏是同乡,都是西京东面小县城潼关人氏,都是唐宛儿的情人,都靠、或者想靠写作为生.周敏写作惹的祸,但庄之蝶自认倒霉,苦口难言.庄之蝶在南下火车上病变失语,周敏却不期而至,成为庄的伴侣.
《废都》及其文化景观构建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有好几部是以西安为背景的,除《废都》之外,《白夜》,《高兴》中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西安.但是贾平凹书中的西安都不是现代化城市的再现,也不展示西安市最具现代性的街区市景.《白夜》、《高兴》中的西安是农民进城打工的西安,是乡下人进城以后通过自己的关系网逐步发现的、并赖以生存的、不甚熟悉的环境.尤其在《高兴》一书里,主人刘高兴进城以后捡破烂,他所经历的西安城不是丑陋的街角就是肮脏的旮旯.《废都》里的西安跟《白夜》和《高兴》里的又不一样,《废都》里的西安不仅是叙事的背景,也是叙述的核心所在.该书称西安为“西京”,直接影射其作为许多朝代都城的历史,只是往事却不堪回首,西京如今只是一“废都”耳！
“废都”西京的城市图景是通过贾平凹本人熟悉的文化符号实现的,这些文化符号并非为读者、亦或是西安本地人所认可,但却是有效的文化在地叙事,是贾平凹本土叙事的有机组成.《废都》出版前不久,贾平凹还解释过自己为何特意设计这套文化符号体系：
现在都在说符号学,对符号学我有我的看法.譬如说《诗品》,特别是《易经》,就是真正的符号学.《易经》谈到每一卦都有一个象.整个有一个总象.对于文章,严格地说,人和物进入作品都是符号化的.通过象阐述一种非人物的东西.…只有经过符号化才能象征,才能变成象.[贾平凹和韩鲁华“关于小说创作的答问”,《当代作家评论》1993,第一期,34页.]
艺术就是虚构的东西.我就是要在现实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一个符号系统,一个意象世界.不要死扣那个细节真实不真实,能给你启示,一种审美愉悦就对啦.…尽量在创作时创造现实,在那另创造一个虚构的现实.[贾平凹和韩鲁华“关于小说创作的答问”,《当代作家评论》1993,第一期,39页.]
对于贾平凹而言,陕西的本土文化传统正是“本真”中国之所在,西安则是中华文明的渊源.根据贾平凹自述,他想表达的是“废都意识”：
我欣赏“废都”二字.一个“废”字,有多少世事沧桑！
西京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废都,而中国又可看作是地球格局中的一个废都,而地球又是宇宙格局中的一个废都吧！这里的人自然有辉煌的过去,和辉煌带来的文化重负,自然有如今“废”字下的失落、尴尬、不服气又无奈的可怜.这样的废都可以窒息生命,又可以在血污中闯出一条路来.而现在,就是这样一种艰难、尴尬的生存状况.认识了这种生存状况,才可以逼人觉悟,逼人从血污中闯出来.[见肖夏林编,《废都废谁？》北京：学苑出版社,1993,194页.]
显然,贾平凹正是从这由辉煌过去而来的“失落,尴尬,不服气而又无奈的复杂情绪”出发来表述废都的文化及社会意义的.他把西安比作中国的废都,把中国比作世界的废都,极为清晰地将西京置于中国历史背景,将中国文化置于国际背景.这一定位描绘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对比,同时也是过去与现在的对比.从这个角度着眼,作者是鼓励读者将其解读为国族文化寓言,宣布《废都》要走进文化传统.
既然作者把西京作为废都来描写是想构造发掘中国文化传统的根本,那么文人高雅文化与当代通俗文化在西京的同台演出就不足为怪了.并且,由于作者的意图不是在西京梦说繁华,种种文化编码组合形成的是功能失调的大都市.正是如此,《废都》的文化景观构建集中于“文化闲人”群体的生活方式与个人行为,庄之蝶则是这一群体的核心人物.与庄之蝶称兄道弟的哥们儿大都是享有特权的当代文人,具备创造与鉴赏文化作品的素养.跟西京其他社会群体相比,他们具有非常不同的但更为重要的文化、社会功能.当然,说他们更为重要,是就西京的文化氛围而言,因为本文关注的是文化西京.从文化意义上看,他们不仅构成了西京的文化圈,而且其日常活动往往也是传统文化的当代实践.文化圈又好像过去文人的门派,他们的帮派行为反映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现状,既是商业活动,又是圈内事业,还是西京市文化资本.
庄之蝶的个人生活空间
庄之蝶出身潼关乡下,身份卑微,以才子的魅力赢得牛月清的爱慕,通过婚姻进入西京文化圈.牛家是西京从前显赫的大户人家,在双仁府街上有所旧宅,牛家往事近时都带有传奇色彩.牛月清的祖父在二三十年代是西京奇人,有“观象于玄表,察式于群形”的本事,名噪一时.他还能够神机妙算,得以弄清敌军的进攻方位,帮助当时的陕西长官杨虎城守卫西京成功.后来牛月清的父亲建立了西京水局,使市民喝上了干净的饮用水.牛家至今还保留有旧时的木制水牌,现已成为*文物.尽管庄之蝶听起来是西京城大名鼎鼎的作家,但与岳父、岳祖父相比却逊色许多,家内家外远远不及他们更受尊敬.
牛家的老宅雕梁画栋,极具传统建筑特色.精美的雕饰虽已脱落许多,却依旧能看出昔日繁华.庄之蝶的岳母八十岁了,独自深居老宅,但却不愿搬去现代水泥建筑中与女儿女婿同住.她五十岁时丈夫去世,六十三岁时开始神志不清,曾昏睡过去两星期,而后竟奇迹般活过来并且康健如初,只是随后她便生存于阴阳两界,游走于活人死人之间.老太太还逼着庄之蝶给她买了付棺材,从此每晚睡在棺材里,把鞋放在胸口上,说是以免魂魄到处游荡.她不仅能预言生死,还深知宇宙变化,讲起死人来活灵活现.凡此种种,难以置信,但其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人故事却屡屡得到验证.老太太没去墓地便知道丈夫的坟边添了座新坟,阴间的丈夫对此很是不满.老太太天天唠叨,牛月清夫妇只好去墓地查看,令人又惊又怕的是,牛父的坟边果然添了座新坟,坟周边也业已被雨水冲塌许多.
老太太除了在阴阳两界游走来回之外,还喜欢保存种种旧物、习俗、信仰.她自己酿醋,腌菜,制药.家中的尘土蛛网,她一律不准打扫,说有过世亲人的足迹.她的世界既神秘又封闭,起居之处不是高墙深宅就是棺材阴深,可是她却看得见先祖坟茔,街坊邻里,城里城外.庄之蝶十分乐于遵从老太太神秘宅院中的“老”传统,不仅不反对她的生活模式,还对她的要求惟命是从.岳母故事里的魔幻色彩让他惊叹发现了中国本土的魔幻现实主义.牛家衣食住行中的点点滴滴在不经意中构成了庄之蝶在西京的文化根基.
庄之蝶自己的各处居所也充分表现了他的传统文化价值取向.他和牛月清的家安在作协分配的文联大院居民楼,摆设装饰都有意展现文人趣味.尽管有沙发、地毯、电视及其它“现代”物件,但家具和装饰明显“超越”历史,传统文人的“物语”压倒一切.客厅正墙悬挂着庄之蝶最欣赏的格言“上帝无言”大字四个,由其本人手书,配黑框玻璃镶裱.靠墙是四扇凤翔雕花屏风,屏风前是一张椭圆黑木桌,两端各放一把高背黑木椅.书房里藏有大量古董,有唐三彩,汉砖瓦,明瓷瓶.虽然是所谓的当代作家,可庄之蝶却置身于中国“古典”环境的氛围中,尽可能地远离现实.他也常常提笔写作,不是情书就是诗词,只是从未见他书写现代小说.此外,这个书房更多的用处是和好友孟云房研读道经,炼制仙丹,有时也是庄之蝶与情人幽会之地.
庄之蝶另外还有一所公寓,是市长给他的奖励,因庄氏为其连任卖力不少.庄称其为“求缺屋”,强调欣赏“残缺”的审美意境,并亲笔写就,跟家里的书房一样,亦镶黑框高高挂起.庄之蝶本打算在这里办文学沙龙,但后来大多在此和唐宛儿偷欢.他把唐宛儿的身体当作梦幻之地,用口红在唐宛儿大腿内侧写下“无忧堂”的命名,并于此醉生梦死.显而易见,“求缺屋”及“无忧堂”表达的远远不是当代作家或是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的个性化追求,与这一形象相应的,恰恰是古往今来的文人.
不仅如此,庄之蝶上无父母,下无子嗣,真真地应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老话.事实上,庄之蝶一直自视为旧时文人,并用唐人陈子昂千古传唱的名句来声言自己：“大人物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贾平凹,《废都》,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54页.]对传统文人而言,切断祖先根脉最为惨痛,“不孝无后为大”,也往往令其感伤.庄之蝶的文人元素于此也再次凸显.
“传统”充斥庄之蝶的私人空间,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庄之蝶的各处住宅无一例外是展现传统的舞台,庄在这些舞台上,与情人朋友交相呼应,秀出了中国传统文人的行为、思想、趣味.庄之蝶对古玩的热衷,题写古名的习惯,古典诗词的造诣,乃至书法技艺都源于他对中国传统高雅文化的沉迷.并且,庄之蝶的文人朋友也无一例外都生活在高墙大院的旧式建筑中,都被特意置于传统文化的深处,尽可能和当下社会现实拉开距离.这些私人空间反映了文人传统的坚硬,令西京的重塑不仅超越现实,也超越了大众的审美感受,但西京由此转变为展现文化活动的场域.
庄之蝶的文人同僚
庄之蝶的好友孟云房职业是文史研究员,但更是佛教、道教与诸多其它信仰的热心实践者,是文人执迷于传统文化中超自然信仰的代表.只是他见异思迁,对每样实践的热情都不持久,而且往往追求的并不是宗教教义,而是实际运用从中获益.孟渴望长生不老,对长生之道、修身之法孜孜不倦,为了发掘超自然现象的秘密,努力学习求神算卦.他拜孕璜寺智祥高僧为师修行,但并不为学习佛法超度,而是想习得跟智祥一样高超的炼丹术和气功.为了长生,他戒烟戒酒,避荤吃素,还说服儿子一同踏上“西游之路”,去寻找得道高人.
在其他方面孟云房同样实际而精明.多年的文化研究练就了他一双“火眼金睛”,文物鉴赏,世事人情,不在话下.孟氏甚至认为了解中国社会机制乃“学者”本分,因此,从隐居道人到风尘女子,从省市政要到普通市民,社会各个阶层他都广泛交往,在西京的黑白两道游刃有余,如有机会,同尼姑调情也算工作学习.正是这样,孟云房成了西京文化圈的“万事通”,与“文化闲人”中的四大名人和西京驰骋风云的“社会闲人”关系都不错.他能将西京四大文化闲人的事业与生活一口道来,评价中肯,几乎是《红楼梦》中的甄士隐西京现代版.甄士隐引介贾雨村时也是将金陵的四大家族逐一评价,孟云房引介周敏的路数如出一辙,而且贾雨村和周敏两人都小有才气但终不成大器.跟甄士隐一样,孟云房也说佛念经,保留一定的良知.
西京四大文化闲人之首是汪希眠,擅长国画,是天才的赝画高手.汪在西京著名历史景点大雁塔出售赝作而大发其财.汪氏还无度,身边总是*如云,汪妻冷清持家,与婆婆相依为命.后来汪希眠的赝画勾当引起局注意,汪随即被通缉追捕.
书法家龚靖元在四大文化闲人中排行第二,西京的商铺、饭店、宾馆都争相悬挂龚氏手书匾额,以此为荣.龚还是有名的美食家,来西京谋生的厨师若想开业,首宴必请龚靖元,只有经他认可的厨师才为他人认可.龚氏更是深知市场运作,在龚氏书法*者大力吹捧下,龚靖元的任何书法都能卖出好价钱.龚靖元远非文明社会的守法公民,美食、女人以及的嗜好令其频繁出入局.他小儿子是无可救药的瘾君子,常常偷偷廉价卖掉龚靖元的书法和艺术藏品换毒品.小说末尾,龚靖元因再度被捕并被处以巨额罚款,为筹罚金,儿子无奈只好将父亲最好的作品与*低价卖给了庄之蝶.龚靖元获释回家看到多年的艺术珍藏所剩无几,精神崩溃,自杀身亡.
阮之非位居第三.他原是秦腔演员,会好几手秦腔表演绝活儿.市场经济大潮袭来,他抓住机遇,组建了自己的演出团,自聘乐手、时装模特、舞蹈演员联合四处巡回演出.演出团迅速走红,用赚来的大把钞票将业务扩张到餐饮业与模特业.可是乐极生悲,巨额财富与奢靡生活让他成了众人嫉妒的目标,晚上下班后他遭人绑架,单眼失明,后移植狗眼替代.
孟云房在介绍中有意把庄之蝶同其他三人区别开来,在孟看来,庄之蝶虽偶尔也做做奸商,搞搞腐败,玩玩女人,但说到底,庄氏的劣迹属不愿为而为之,从根本上看他还是个真诚的、有良知的人.其他三人就不一样了,他们是识时务者,很会赚钱,但良知几乎丧尽.
西京的文化人中还有位名叫赵京伍的年轻人,是庄之蝶开书店做古玩生意的合伙人.赵家有显赫家史,祖上与中国近代历史事件相关,由此西京历史人物与中国国家历史直接接轨,赋予西京重要的国族意义.据赵京伍讲,他祖父曾是清慈禧太后掌权时的刑部尚书,列强攻入北京时的五位主战派官员之一,并暗中支持义和团.清廷对抗洋人失败,赵氏保驾,护送慈禧从北京逃到西京.清廷战败,列强签订和约时要求公开处决赵氏,以震慑国人的抵抗运动.由于无力与洋人抗衡,虽有西京六万民众,慈禧无奈只好赐其自尽.赵京伍的祖父和庄之蝶的岳父及随之而来的种种历史杜撰,都是虚构的文化遗产,方便西京从政治之都转换为文化沉淀深厚的传统城市.
赵京伍对其家史的诠释还完成了另一概念转化,即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不经意中被物化为对文物古玩的继承.清廷当政时,整整一条西府街都是赵家产业,街上的传统建筑、字画古董、手工艺品等等远近闻名.光阴荏苒,赵家日渐败落,整条街的房产渐次卖光,最后只剩下赵京伍与父母的一处居所.不久,市府决定在西府街建体育馆,因此这仅存的房产未能留下.拆房之前,赵特意请庄之蝶去参观,做一番文化凭吊.赵家俨然就是博物馆,传统风格的建筑暂且不提,珍藏的文物令人目不暇接,字画、陶瓷、青铜器、古币、拓片、雕刻件等等不一而足.吸引眼球的还有砚台*,每一方都历史久远,砚身还刻有相关的故事传说.
赵京伍和庄之蝶二人在文物古玩上志趣相投,但赵氏更有经济头脑,也是西京文化圈里的先锋*家.眼下圈里特别流行的*新宠是已故政治名人的物件,如康生的书法之类.、康生、赵元任、康有为、杨虎城等中国现代史上的名人,因为都同西京的文化话语相关,他们不同的政治立场更为*增添色彩,长期着眼,增值是必然的.赵京伍在文化生意上很有眼光,*范围甚广,古代文物,近、当代特色物件一概不拒.他索要庄之蝶的书法作品就不仅为了*,还为了日后的出手转让.作为回报,赵送给庄两面镌有精美文饰的宋代铜镜.
从历史进程来看,赵家的家族史是近代中国贵族到平民衰落的缩影,也显示了中国精英文化的遭遇.赵京伍本人为事做人的方方面面更是凸显了文人传统的危机：从文化上说,家传古物他视作商品；从政治上讲,他既无雄心大志,也无权力；从家业上看,他无妻无子,显然也不想光宗耀祖,与其说他精于艺术*,不如说他是个急功近利的败家子.如若没有家族文化遗产的浸润,他也不可能精通古玩交易,但是历代相传的艺术珍品在赵京伍眼中物化为货币符号,文化归属、遗产保护等等在赵京伍眼中是跟他完全不相干的议题.
赵京伍是新一代文化闲人的代表,其人生观与生活方式与父辈的传统文人大相径庭.虽然庄之蝶对文化商业化也随波逐流,但是他对整个文化商业化过程的反应是深受震撼,极度失望.龚靖元虽然也倒卖文物,奢侈无度,但对文物还是珍惜的,以至于丢失*便生不如死.相比之下,龚靖元的儿子根本不懂文物价值,就文化欣赏来说,远远不能望其项背.赵京伍虽然认识文物,但他不仅认同商业化,在市场经济里游刃有余,而且在文物交易中卑劣冷酷,赚钱是唯一目的.父辈的传统文人精通艺术,有书法、绘画、诗歌或是其他方面的专长,直接参与文化产品的创造.而赵京伍之辈的文化技能欠缺,对文物的兴趣大都出于商业动机.跟赵京伍年龄相仿的周敏对庄之蝶恋爱故事的失实描写也是相同的文化“投机”.凡此种种,《废都》展示文化传统的商业化只能预示一个必然后果：中华文明如同西京一样,生命垂危.
“文化闲人”与西京文化构建
“文化闲人”有两个共同点：其一,都把文化成果视作赚钱的商品；其二,生财之道都来自个人文化资源.其日常生活主要是从事文化活动,或经营与文化产品相关的生意.例如《西京杂志》编辑部庄之蝶的朋友们会常常聚会,谈谈“纯文学”,聊聊谁又在哪里发现了汉砖之类.酒桌上,宾主或联诗作对,或谈禅说易.他们频繁光顾的往往是书店、所或是寺庙.为消遣时光他们会吟诗作赋,相互赠和,转手之间,馈赠的书法作品又会在市场流通,卖出高价.文人之间互赠的礼物,或是对调官员的贿赂,绝不会用烟酒糖果之类普通消费品,必得是古玩、书画之类高品味的艺术品.总之,文化闲人依赖自己的文化才能得以在商业大潮中有资本进入市场.
“文化闲人”的形象塑造及其当代的社会功用与意涵曾是《废都》争议的焦点之一.在《城镇、文人与旧小说》一文中,吴亮认为,就形式与内容两方面而言,《废都》是对中国旧小说的拙劣模仿：
《废都》中的人物,没有知识分子,只有坐井观天的旧文人：画家、作家、演员、书法家和文史专家.这些古老的职业,以及由这些古老职业构成的“西京文化中心”,不仅说明“西京”的文化停滞性,也证实了《废都》的视野完全囿於文人圈层中.而这种视野,导致了《废都》的“非城市化”和“非知识分子化”.[见江心编,《废都之谜》,北京：团结出版社,1994,255页.]
吴亮认为《废都》并非一部关于现代城市或市井生活的小说,而是用民间语言与乡村模式讲述的二十世纪末的“小城故事”,用农民的目光来观察一群旧式文人的自恋及其生活经历如何与“现代”相悖.吴亮认为《废都》对中国文化与社会的理解不仅极其狭隘,而且是“对历史毫无品味的、病态的、走调的歪曲”.[同上,257页.]
吴国璋尽管赞同《废都》中的人物只是文化爱好者,而并非有见地的现代知识分子,但他对这些“堕落”文人所承担的角色却持相反意见：
在社会群体当中,所谓文化人的概念是十分模糊的,知识与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并非能划上等号.《废都》中似乎也未给这一类人分出个子丑寅卯来.但是,当作者将作家或艺术家一类的人物作为他反映的主体的时候,他的笔触也就伸到了社会心理的最深层次.在这里,不是说作家或艺术家一类的人物就是社会的杰出代表,而是这一类人物往往会集中地折射出社会的各种文化积淀物.…从总体上讲,他们是社会精神文明的创造者,同样,也是社会文化的批判者.…在中国文学史上,《儒林外史》着重揭示了文化人在社会价值体系中的无足轻重.《围城》反映的是知识分子在把握自身感情方面的无可奈何.这两部小说与《废都》相比,在对人格、人性与文化的冲突等矛盾揭示方面仍表现了一定的差距.[见肖夏林编,《废都废谁？》北京：学苑出版社,1993,174页.]
许多学者认为《废都》是对文化传统与社会变革之间矛盾的适时思考,反映了传统行为准则的压抑特质与个人的碰撞,吴国璋的评论便是此中代表.与吴持相同观点的还有文学批评家白烨、《废都》的编辑田珍颖以及贾平凹的传记作者、学者费秉勋.他们都承认《废都》通过对文人角色的性描写,深入探究了中国知识精英在当前社会变动中的失落感,亦对社会进行了大胆抨击.白烨认为该书是关于主人公庄之蝶的反面教育小说,庄从名人堕落至闲人,最后成为废人.曾镇南对此观点表示赞同,认为《废都》至少在两方面是无与伦比的：一是对当前中国城市社会现实鲜明逼真的反映；二是对目前中国作家、艺术家可悲精神状况的移情性评论.[同上,159-162页.]
庄之蝶极其文人朋友的放荡贪婪显而易见是负面的,因而经常被看作是对现代知识分子的“歪曲”.但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实这是一群文化闲人,与现代知识分子有关联也有差别.两者教育程度都颇高,也都可能从事文化活动,但文化闲人的角色更倾向于传统精英文化的实践或研究.知识分子和文人在有文化有知识的层面上的确相近,但知识分子的概念在中文语境里不仅仅指具有超出普遍知识水准的社会群体,往往还隐含政治角色的分派,许多知识分子自觉背负社会责任,视救国救民为己任.文人,尤其是《废都》里的文化闲人,少有社会责任感,庄之蝶之流时时刻刻关心的是自我的失落或是自身的利益.不过中国进入现代以来,作家几乎都被认定是知识分子,甚至是公共知识分子.因此,庄之蝶的身份确实有些暧昧.他身为作家,还是人大代表,但并不专心为市政做想为社会担当出力,完完全全是文人心态.
《废都》展示了文人在社会变革中被重置的过程,他们本身便是多彩文化景观.他们既是书法家、画家、演员、作家、编辑、记者,也是赌徒、制假者、巡演艺人与商人.他们从事文化产品交易,游走于历史文化景点之间,将自己与他人的创作变成商品.一方面他们的文化活动丰富了西京文化生活,另一方面他们也贿赂、贪污、沉溺女色,成为社会堕落与理想破灭的化身.此外,他们对自身在社会中的日益边缘化也十分伤感,为了经济或政治利益也会牺牲尊严,但是深感焦虑苦闷,心理压力巨大,备受折磨.当代社会的变革使其成为“闲人”,原先阳春白雪的生活方式难以维系,因而文人即使没有面临灭顶之灾,其生活方式业已成为“濒危物种”.
作为文化能指,文化闲人是和自己的孪生弟兄“社会闲人”同时诞生的.贾平凹的散文《闲人》对各色闲人,包括社会闲人作过详细的描述和定义.[贾平凹,“闲人”,见《菩提与海枣》,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13-17页.]贾氏认为社会闲人是由个体户或无业人员组成的社会群体,这些人往往受过些教育,练习过武功,讲哥们义气,喜欢路打不平伸张正义,因此也时常与当局对抗.事实上,年轻一代的文化闲人经常在这两种身份之间转换.周敏、赵京伍和洪江等人,既是文化闲人,也是街痞无赖,是社会闲人新一代.他们做生意,谈文化,打群架,办宴会,倒卖文物,无所不及.社会闲人还常常超乎于社会权力框架之上,他们更乐于是文化符码或社会群体规范,而不是国家的法律法规.他们有时会为出力,但也会与之对抗,而官场人物出于政治目的,对他们也时而宽容,时而利用.从文化闲人到社会闲人,《废都》设置“闲人”是为了构建传统文化景观,因为闲人们自古便是中国社会的有机构成,而且闲人群体没有政治理想.这是作者有意而为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组建,也就是今年来很多学者今年来称颂的“民族志”写作.相反地,假如选择其他社会群体来进行文化编码,如高校学生或工人阶层,这些群体都产生在近代,会显得过于新颖现代,不足于体现历史沉重的延续,更难于折射文化衰落的阴影.除此之外,其他社会群体还会承载过多的、不必要的政治外延,会遮蔽《废都》本来想强调的文化意义.
《废都》对文化闲人的描写更多地具有象征性而非现实性.在顺应商品化潮流的过程中,西京的文人变成生意人,开始适应并采用种种商业手段.可是这种适应恰恰是以自我否定为前提的,于是便造成文人两难的困境：商业的成功直接消解文人传统的价值,之后可以想见文人传统本身的消亡.文人与商人身份转换的悖论是社会转型带来的,是当下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废都》中的文人形象不仅是负面的,也是夸张的,《废都》并非颂扬而是批评了文人所代表的文化传统的方方面面.西京的四大文人是“废都”的文化遗民,无一有好的结局,而其不幸也暗示了中国高雅文化灰暗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废都》根本不是现实主义的作品.九十年代的读者和批评家们更多倾向于用现实主义的眼光看《废都》,自然觉得一无是处.
西京的市场、大众文化与市井生活
西京文人的两难处境延及城市自身,和许多其他的古城一样,西京当下的繁荣主要依赖于文化旅游业及文化商品,“废都”也逐渐从夸张的隐喻过渡成为文化与社会现实.显然,西京的城市发展规划以商业目的为中心,古建筑的修葺或重建也都以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为标准.为此,市政府
修复了西京城墙,疏通了城河,沿城河边建成极富地方特色的.又改建了三条大街：一条为仿唐建筑街,专售书画、瓷器；一条为仿宋建筑街,专营全市乃至全省民间小吃；一条仿明、清建筑街,集中了所有民间工艺品、土特产.[贾平凹,《废都》,4-5页.]
与此同时,为仿造历史街道腾出空间,真正的文化遗迹却被拆除.一座座老房子被拆毁,取而代之的是混凝土高楼.牛家与赵家的老宅院在城市拆、建的中立马消失,随之而去的还有以这些房屋街道为在地的“本真”文化.与此同时,政府许诺的城市现代化姗姗迟来,而老城在走向灭亡的痛苦中却一再却遭到历史对抗性的报复.拆建工程惊醒了地下、墙缝中沉睡了多个世纪的无数蛾虫,从一片片房屋废墟中冲出来对路人肆意叮咬,痛痒难耐.紧接着洪水泛滥,电力中断,交通瘫痪,疾病流行,西京这座古代文明之都从物质到文化全面失调,天怒人怨.
西京文人和高雅文化在商业化的过程中万分痛苦之时,大众宗教、民间文化却欣欣向荣,市场、庙宇、街道处处充满了商业激发的活力.西京市井生活最生气勃勃之处,就是各色人等频繁光顾的各种市场.菜市场上不仅能够买到普通民众日常所需的各种农产品,亦能购得举办文人家宴的,有陕西乡村特色的各种原料和调味品.“鬼市”晚间开市营业,经营工业产品,因此叫鬼市.晚间营业是因为这里的许多交易并不合法,国家不允许工业品私人交易,可是鬼市却从螺丝刀、电线、水泥到钢筋,无所不有.文化商品交易市场同样繁荣,绝大部分交易品都是汪希眠之流仿制的赝品,专门供给广州、香港等南方市场,从那边再销往海外.宠物市场叫“当子”,取“空当”的意思.“当子”不大,但却车水马龙,人流如潮.当子市场出售动物、鸟类、鱼虫花草,还有侍养宠物需用的器皿盛具及食料.市场上还有蟋蟀角斗,过往顾客驻足热情观战.当子里的摊贩与顾客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但多为社会低层人物,有各色江湖方士、杂耍艺人、街痞流氓,甚至还有罪犯.
显而易见,多数市民的生活与文人精英及政府规章有很大的出入.市场里没有,也没有社管,但是传统道德观的管理在此深具效力.人们对旧传统服服帖帖,买卖公平,不仅不见争吵争斗,甚至使用的语言也与别处不同.《废都》中这样的市井描写看起来是东拉西扯,跟情节发展、人物塑造关联甚少,但这是明清小说常见的路数,而且市场最能展示地方传统风俗,是必要和有效的文化能指.因此,《废都》将西京各色市场一一道来,一边展现出西京普通民众的生机与市场经济的活力,一边不经意地对照出文人的没落及精英文化的尴尬.
西京的市井还有位更为独特的角色：牛.来自终南山的这头母牛至关重要,庄之蝶喝她的奶,与她谈心,庄、牛之间充满精神、情感、历史、文化、命运的多重联系.首先,庄之蝶夫人姓“牛”,是庄之蝶建议刘嫂牵牛进城挤鲜奶卖,牛因此逃过被宰杀的命运,牛对庄之蝶心存感激.此外,奶牛还认识庄的保姆兼情人柳月,她们前世有缘.那时候,柳月是牛府的猫,牛给牛府拉水车,猫、牛曾经甚是亲密,猫还欠了牛一份情.从某种意义上说,牛与庄之蝶都是入赘牛月清家的“外人”,因此牛与庄心心相通.大街上庄之蝶会噙住牛的当众吸吮,而牛也总是知道庄之蝶的行踪,走近了会“哞、哞”热情招呼.潜意识里庄之蝶同样明了牛的境遇,牛染病时和最后的弥留之际,庄总能神奇地出现在牛的身边.
无论是生活在终南山下的牛群中还是迁移至西京城内的人海里,牛都能置身世事之外,洞察天人之变.已经几世为牛的她,见证了文明进程,也目睹了社会恶化,记忆里满是历史的“前科”.不幸的是,牛最终也成了西京城的牺牲品,进城以后她就得了癌症,很快离世.庄不忍别离,把牛皮带回家,后来负责筹备西京艺术节的阮知非用牛皮蒙成一面大鼓,置于西京北城门楼之上.牛的生命从此成为永恒,她继续俯瞰西京,向整个城市呼喊.
牛所体现的超自然色彩也是贾平凹的本土魔幻现实主义写作实践,在1993年的中国文坛别树一帜.选择牛作为沉思人类生存意义与现代文明“罪恶”的哲人,作者明智地考虑了文化与政治的双重因素.作为“非参与性主体”,牛是观察员,牛能够从“他者”的角度观察社会人生,不必受社会规范与意识形态的束缚,使《废都》得以探索民间习俗,大众宗教,并展现民众现时生活的超自然层面.牛是大众文化里很重要的象征物,在神话里常常以地府守卫的形象出现,从“牛头马面”、“牛鬼蛇神”等成语中可见一斑.牛的文化象征与中国现当代政治距离甚远,不会引发政治敏感.牛还能站在自然一方与文化相对,代表不断被“文化”损毁的“自然”.牛的悲观能传递世纪末情绪,并且不直接涉及政治意识形态,能够相对自如地评论人类行为及后果,表达人类个体无法言说的意见.
终南山借牛的足迹得以进入《废都》语境,以衬托出西京的颓败.终南山位于西京南郊,风景美丽自然和谐,是古时高人修炼得道之名山,也是文人梦中的世外桃源.可是终南山在现当代文学中销声匿迹,贾平凹让终南山与文人重现,与牛为伍和废都西京一起组成自然与文化的二元对立.《废都》是贾平凹强调自然与文化二元对立关系的开始,小说《土门》、《高老庄》、《怀念狼》等都再次重申这一主题,认为自然养育生命,生命发生文化,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破坏自然,而自然的报复会是对人类的致命打击.
结语
《废都》之前,贾平凹一直关注的是乡村,尤其是其故乡商州地区,《废都》是贾平凹首次构建市井环境.促使产生这一转变有多种原因,但主要是源于贾氏城市生活体验的不断积累,以及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给文化传统与知识分子所带来的巨大威胁.《废都》不同于在此之前的商州系列,不仅在于叙述背景与人物造型的改变,也不仅是先前充满活力、清新喜人的山野乡村的消失,更重要的是贾平凹本人人到中年,从乐观走向了悲观.虽然将陕西作为中国文化精髓的初衷并未改变,但是市场经济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对知识分子身份的颠覆和瓦解,带来了贾平凹对己、对人、对社会、对文化、对政治等等的疑虑和重新思考.
《废都》书写了两种并存的历史时刻：商业物化的现时,传统辉煌的昔日,“废都”乃时间与空间的双重隐喻.借助时空的不可分割,并将二者刻意交错,《废都》成功地将过去与现在交织于同一空间,既表现了传统在当代环境中的存在,也强调了以及与之具来的复杂性.一方面,传统无孔不入,现代化进程中处处可见传统的足迹,传统的顽固又加剧了现代化的迫切.另一方面,现代化不仅发明许多“伪”传统,还毁掉很多宝贵的“本真”传统.如此反复,无数的过去在现代空间重现,现代又兴起于过去的碎片之上.《废都》人物在过去与当今之间穿梭,现代感与历史感交相展现,只是不可逆转的衰败始终占据上风,现在常被过去蒙上一层阴影,使全书叙事沉浸在挽歌般的悲凉氛围之中.
《废都》中无处不在的过去对建造文化之“废”十分关键,过去蔓延至现在,叙事构造了一个时间似乎静止的文化空间.叙述者不厌其烦地引领读者穿越满目沧桑的文化古迹：破败的庙宇、城墙、钟楼、皇陵、护城河及各家老字号的饭馆,其中还不时萦绕陶埙的哀伤旋律,更强调了古时在现时中的驻留不去.埙乐或远或近地飘洒在空气里,混合着庄之蝶钟爱的秦腔哀曲.尽管西京也有现代科技（如汽车、电话、录音机）与高楼大厦,但城市空间氛围大多是在显现文化遗产的衰败,周遭回响的悲歌一曲.从语言到音乐,从传统文化活动到其当代的、时髦的改头换面,从食物到衣饰,从和尚、道士、庸医、奸商到各式各样的文化“专家”,西京之为“废都”不容置疑.
《废都》是一部关于中国历史与当代社会的作品,借西京来象征已逝的辉煌与目前与日俱增的边缘化,不仅表达了对历史过往的缅怀,亦痛惜了中华文明“精髓”的衰落.鉴于西京在中国历史上的中心地位,作者坚持将历史性与真实性相等同,坚持以在地与文化传统来定义中国.因为叙述的事件大多具有当代性,而文化实践又具有历史性,所以过去与现在实际上通过废都这一隐喻交融于西京的血脉.
然而,《废都》最重要的文学意义是塑造了庄之蝶这样一位不合时宜的人物,并通过这个人内心的泼烦、纠结深刻地展现了社会变化于个人的冲击.《废都》不只是有声有色地说出社会变了,有些人变富,有些人变穷,旧的去了,新的来了,《废都》的深刻是用庄之蝶的失落提出了思想者价值取向的重大问题.从前,这样的问题在横排简体文学里是不存在的,不仅是因为不准有这样的问题,关键是作家们倾向于思考国族叙述的重大问题,因此太多的小说总是言说国家民族街坊村邻如何受苦受难受欺负.庄之蝶的出现提出的问题是：面对市场经济,全球化,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国家有国家的对应,自己个人的选择是什么？有了自由,怎么使用？或是更确切地说,丰衣足食之后,生命的意义何在？这些问题也许没有答案,至少庄之蝶、周敏、孟云房都没有找到答案.但是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学对这些问题无人问津,那就太可悲了.
（王一燕,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
此文总结:该文是一篇关于符号学和《废都》和细读方面的符号学论文题目、论文提纲、符号学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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