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家庭背景、课外补习和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关系基于十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该文是关系相关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和家庭背景和十国和认知能力有关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
［摘 要］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4年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模型探讨课外补习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以及家庭背景、课外补习和学生非认知能力三者的路径机制,研究发现：参加课外补习的学生非认知能力平均得分明显高于未参加课外补习的学生.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发现,学生参加课外补习有助于提高非认知能力,兴趣类课外补习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效应高于学术类课外补习.兴趣类课外补习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非认知能力影响过程中起到了部分*效应,而学术类课外补习并没有显著的*效应.因此,一方面家庭应更多的选择兴趣类课外补习进行投资,提高学生非认知能力.另一方面学校应加强美育教育,重视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培养.
［关键词］家庭背景；课外补习；非认知能力；倾向得分匹配法；*模型
［作者简介］方晨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研究方向：教育经济学（北京100875）
一、引言
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人们可以通过教育等方式提高自己的能力,从而提高未来的收入水平.而这种能力往往被认为是“认知能力”,包括基本的数学运算能力和读写能力、生产知识和技术等.[1]然而,Bowles等在研究教育收益率时发现,当控制一些人口学变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以及认知能力后,仍然有2/3左右的方差不能被解释.这说明教育不仅通过认知能力影响学生的未来收入,还通过认知能力以外的其他因素影响学生的未来收入,即所谓的“非认知能力”.长期以来,在以认知能力为指标衡量教育产出时,非认知能力却被摒弃在外.如,早期的人力资本模型（GaryBecker,1964）[2]设定仅基于认知能力,非认知特质完全被忽略；斯宾塞的信号理论（MichaelSpence,1974）[3]强调教育是能力的信号,这一能力更多的被解释为认知能力；在评价教育改革的效果时,多用标准化测验成绩作为衡量指标.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逐渐意识到非认知能力对学生发展的重要性,对非认知能力的研究也日益丰富.2001年,Heckman等通过对GED（TheGeneralEducationalDevelopment,普通教育发展）考试的研究发现,GED证书获得者和其他高中辍学者相比有更低的工资和教育获得的原因,在于其动机、毅力、可靠性等非认知能力上的差异.[4]2010年,Heckman等人关于GED更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高中毕业生的非认知能力显著优于GED获得者,前者有更多的积极产出,而在接受GED的人中,非认知能力是未来能否获得进一步教育的关键预测因素.[5]Morris等（2003）利用从明尼苏达州的一项福利改革项目实施中随机抽取的900名儿童的测试数据,探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发展的因果关系,采用工具变量法,研究发现家庭收入的提高,有利于促进低收入家庭儿童的学校参与,增加其积极社会行为,提高学生的非认知能力.[6]Heckman等（2001）选取了弱势阶层家庭的学生,对其进行实验干预,对这些学生除了进行正常的授课以外,重点培养其制定、执行计划和反省其行为等方面的非认知能力.结果发现,这些接受干预的学生的学习成绩和收入明显高于未接受干预的学生.[7]此外,Heckman等（2007）对美国高中生辍学生和肄业生进行实验研究,发现由于非认知能力的缺乏,那些认知能力较强的高中肄业生却只能获得比辍学生更少的收入以及更差的继续教育结果.[8]Fletcher和Wolfe（2016）使用美国幼儿园至五年级孩子的面板数据检验以家庭收入为代表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于孩子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高收入家庭的孩子有更高的非认知能力；家庭收入对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随年龄增长而加强.在孩子刚进入幼儿园时,就存在由家庭资源不同而导致的非认知能力的显著差异,并且从幼儿园到五年级这种差异呈现扩大趋势,在六年间通常扩大两至三倍,进一步检验非认知能力的差异发现家庭收入和非认知能力之间的联系具有稳健性.[9]李丽等（2017）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探讨了家庭背景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家庭阶层地位、父母受教育程度及家庭经济条件等主要家庭背景因素都对学生非认知能力有显著影响,而且非认知能力对学业成绩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学生能力的提升主要靠接受教育来实现.随着家庭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日益激烈,课外补习在我国得以迅速发展.目前,中国部分经济发达城镇地区的补习率与日韩相近,小学、初中、高中学生参加课外补习（包括非学术性科目）的比例分别高达73.8%,65.6%和53.5%.[11]从全国范围看,小学和初中学生参加课外补习比例分别为22.6%和30%.[12]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竞相参加课外补习以提高学业成绩,以期在未来的升学竞争中获得优势.教育竞争从校内转移到校外,课外补习也因此成为正规学校教育的补充与延伸.目前,国内对于课外补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不同家庭背景学生参加课外补习机会差异[13][14][15]及课外补习对学生认知能力（学业成绩）的影响[16][17][18],背后的路径机制为：家庭背景——课外补习——学生认知能力,鲜有研究关注课外补习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非认知能力对学生的发展有着同样的重要作用,而家庭背景对学生非认知能力发展也有所影响.那么课外补习对学生非认知能力是否有所影响？家庭背景是否会通过课外补习影响学生的非认知能力？本研究将构建一个新的路径机制,即：家庭背景——课外补习——学生非认知能力,进一步深入探究三者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本研究将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初中生的非认知能力现状如何；
第二,课外补习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如何；
第三,课外补习在家庭背景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过程中是否存在*效应.
二、数据来源及相关变量说明
本研究使用数据全部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NSRC）执行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ChinaEducationPanelSurvey,简写CEPS）.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以2013-2014学年为基线,以初中一年级（7年级）和初中三年级（9年级）两个同期群为调查起点,以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和流动人口比例为分层变量从全国随机抽取了28个县级单位（县、区、市）作为调查点.调查的执行以学校为基础,在入选的县级单位随机抽取了112所学校、438个班级进行调查,被抽中班级的学生全体入样,基线调查共调查了约2万名学生.本研究采用的变量说明见表1.
对于学生非认知能力的测量,CEPS主要通过四道题：1.我能够很清楚的表述自己的意见；2.我的反应能力很迅速；3.我能够很快学会新知识；4.我对新鲜事物很好奇.每道题的选项均为1等于完全不同意,2等于不太同意,3等于比较同意,4等于非常同意.由于各指标之间相关度较高,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合成学生的非认知能力,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34,因子载荷介于0.60到0.82之间,信效度良好.
三、不同特征的学生非认知能力差异分析
由于学生背景存在差异,学生的非认知能力也存在显著差异.从表2可知,参加课外补习的学生非认知能力平均得分为9.41,明显高于没有参加课外补习的学生（9.06）,其中参加学术类课外补习的学生平均得分为9.43,参加兴趣类课外补习的学生平均得分为9.48,均明显高于没有参加补习的学生.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非认知能力存在明显差异.父母学历越高、职业分类越高、经济状况越好,学生的非认知能力就越高.男生的非认知能力平均得分为9.29,明显高于女生的9.15.独生子女的非认知能力平均得分为9.42,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的9.07.城区学生的非认知能力平均得分为9.33,明显高于乡镇农村学生的9.03.
四、课外补习对学生
非认知能力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和方法
本研究将学生的学习活动视为投入-产出的生产过程,因而采用教育生产函数模型来估计课外补习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Y等于F（Z,Y,F）
模型中,Y代表学生非认知能力；Z代表学生是否参加课外补习,包括是否参加学术类课外补习和兴趣类课外补习；I代表学生个体因素,包括学生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和学校所在地区；F代表家庭因素,包括父母最高学历、父母最高职业分类和家庭经济状况.
在采用具体的计量模型时,考虑到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很难穷尽影响学生非认知能力的所有变量,尤其有些影响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因素是不可观察的潜在变量,而且是否参加课外补习可能与模型遗漏的潜在变量具有相关性,即存在内生性问题.为了克服内生性问题,本研究拟采用条件独立假设下的平均处理效应方法,将学生参加课外补习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看成一个项目评估问题,d等于1表示接受处理（即学生参加课外补习）,d等于0表示未接受处理（即学生没有参加课外补习）,估计项目干预效果就是估计项目处理效应（TreatmentEffect）,即估计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变化多大程度上源于参加课外补习这一因素.
如果是否参加课外补习依赖于一些可观测的变量,就可以使用匹配方法（MatchingMethod）来估计项目处理效应.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ScoreMatching,以下简称P）是最常用的匹配法之一[19],其主要思想是将影响接受处理的各种因素作为协变量,在给定一组协变量的条件下估计每个个体处于实验组（也称处理组）的条件概率,将其记为倾向得分.如果实验组样本和对照组（也称控制组）样本估计得出的倾向得分分布保持一致,则可以判断两个样本在协变量的分布上也是一致的.在对所有样本进行配对之后,通过计算配对之后的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在结果指标上的差异情况就可以得到项目处理对实验组的“净”影响效应.常用的匹配方法有近邻匹配法、分层匹配法、核匹配法等.
（二）计量分析结果
在估计学生参加课外补习对学生非认知能力影响的因果效应时,P方法实际是分两步估计,首先是采用Logistic模型估计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倾向得分,模型量的选择准则是：既要与项目处理（即本研究中的学生是否参加课外补习）相关,又要与结果变量（即本研究中的学生非认知能力）相关；或者与项目处理相关,但与结果变量不相关；避免选择与结果变量相关但与项目处理无关的变量.[20]影响一个学生选择是否参加课外补习的因素很多,比如家庭背景、学生个人特征等,因此需要将这些因素纳入估计倾向得分的Logistic模型.第二步是根据某种匹配方法给每个处理个体找到一个对照组个体,然后计算处理组与对照组在结果变量上的平均差值,此差值即为处理平均效应的估计值,也即课外补习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估计值.本研究采用近邻匹配、分层匹配和核匹配三种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估计课外补习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从表3可知,三种匹配法均显示参加课外补习的学生非认知能力得分比不参加课外补习的学生高.参加学术类课外补习可以提高学生非认知能力,平均在0.108分左右,即参加学术类课外补习的学生非认知能力平均得分比未参加补习的学生高出0.108分；参加兴趣类课外补习对提高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效应较大,平均在0.245分左右,即参加兴趣类课外补习的学生非认知能力平均得分比未参加的学生高出0.245分.因此,参加兴趣类课外补习更有助于提高学生非认知能力.
五、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生
非认知能力——课外补习的*效应
为了进一步验证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课外补习和学生非认知能力三者的关系,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学生参与课外补习学生非认知能力这条路径是否存在？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模型对其进行分析.如图1所示,构建了一个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为自
变量,学生参与课外补习为*变量,学生非认知能力为因变量的*模型,得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是否参加课外补习的回归系数a,学生参与课外补习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回归系数b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回归系数c’的估计值,最后计算得出*效应的大小.在估计时利用Bootstrap方法对*效应的显著性进行检验,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在全样本*模型中,课外补习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过程中起到部分*效应,*效应为7.3%.进一步进行分样本分析,发现学术类课外补习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过程中没有起到明显的*效应,兴趣类课外补习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了明显的*效应,*效应为7.3%.
六、结论与建议
通过分析课外补习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效应以及构建课外补习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非认知能力影响的*模型,得出如下主要研究结论：
1.不同特征的学生非认知能力有所差异.参加学术类课外补习和兴趣类课外补习的学生平均得分明显高于未参加课外补习的学生.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非认知能力存在明显差异.父母学历越高、职业分类越高、经济状况越好,学生的非认知能力就越高.男生的非认知能力平均得分明显高于女生.独生子女的非认知能力平均得分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城区学生的非认知能力平均得分明显高于乡镇农村学生.
2.采用P方法研究发现,学生参加课外补习有助于提高非认知能力.具体而言,学生参加学术类课外补习对提高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效应较小,为0.108分左右,参加兴趣类课外补习对提高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效应较大,为0.245分左右.
3.兴趣类课外补习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非认知能力影响过程中起到了部分*效应.利用Bootstrap方法进行*效应分析,发现兴趣类课外补习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非认知能力影响过程中起到了部分*效应,而学术类课外补习并没有显著的*效应.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1.家庭应更多地选择兴趣类课外补习进行投资,提高学生非认知能力.随着家长对孩子教育的愈加重视,对孩子的教育投资也越来越多.不过目前家庭的教育投资更倾向于与考试科目有关的学术类课外补习,本研究发现学术类课外补习对提高学生非认知能力的效应较小,而且学术类课外补习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过程中并没有起到显著的*效应.因此,家庭应改变投资策略,更多的投资于兴趣类课外补习,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的非认知能力,从而提高学业成绩,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学生的全面发展,提高学生的审美素养.
2.学校应加强美育教育,提高学生非认知能力.目前的学校教育更多关注的是对学生语言、图形、计算与逻辑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等认知能力的培养,对于非认知能力的培养并不重视.非认知能力对学生发展有着同样的重要作用.学生的非认知能力可以通过教育的过程进行培养和改进,对于学生的合作、自我管理、注意力等都有显著影响.[21]非认知能力与认知能力是相辅相成的.非认知能力能够通过增强学生的探索精神以及对学习的开放态度来提升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越积极正向,越有助于积极、快速的获得认知能力.[22]因此,学校应加强美育教育,在教育过程需要融入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注释：
①李春玲（2010）将职业分中上中产阶级、中下中产阶级和底层阶级.中上中产阶级包括：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中层管理人员、中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一般机关干部公务员、经济业务人员、私营企业主或以上.中下中产阶级包括：基层管理人员、其他专业技术人员、一般技术员、企事业单位职员、技术工人、军人、、消防人员、个体户、小业主（雇工8人或以下）.底层阶级包括：商业与服务业人员、非技术工人、农林牧渔业人员、自由职业者、无业失业下岗家务人员.本研究根据李春玲的分类将中上中产阶级划分为上层,中下中产阶级划分为中层,底层阶级划分为下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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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结论，这是适合家庭背景和十国和认知能力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关系本科毕业论文，相关关系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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