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从关汉卿选择窦天章为窦娥平反看《窦娥冤》和传统儒学思想，该文是窦娥冤论文范文集和窦娥冤和窦天章和传统儒学思想方面自考毕业论文范文.
清官为窦娥平反,是为了补充交代窦娥从小受到的三从四德的教育,联系到窦娥为挽救婆婆而献出生命的高大形象,以及最后三桩誓愿实现的天人感应情节、窦娥被平冤昭雪的内容来看,关汉卿通过塑造窦氏父女形象的目的在于彰显儒家的民本思想和礼教精神,以对抗元代的残暴落后、道德沦丧的社会现实.
《窦娥冤》曾经被视为表现元代人民反抗民族压迫的杰出作品,相应的,它包含的一些礼教思想则被加以批判,这在过去是一体两面的事,因为礼教过去一直被视作统治者压迫人民的工具而被打倒.今天,对于《窦娥冤》与礼教或者说传统儒学的关系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重新审视,一些学者甚至旗帜鲜明地提出的了新的看法,例如杨健的《封建礼教的民间礼赞——< 窦娥冤> 思想主题辨析》 [1]、高进旗的《对传统*和全贞全孝的推崇与彰显——对关汉卿< 窦娥冤> 窦娥形象的重新认识》 [2]等文章,从标题就可以看出新时期论者已经对该剧完全进行了全新的诠释.在此,笔者想结合对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以下称为袁本文学史）中有关的章节中一些问题的不同看法,进一步展开对这一问题的探讨.
一
我们的切入点是袁本文学史的以下看法：“冤狱总算平反了,但起关键作用的是审判者与被审判者之间的特殊关系.换言之,窦娥得还清白,靠的是审判者与被审判者的特殊关系.”[3]（P268）这种看法好象认为：窦娥的得还清白,是窦天章的一种徇私枉法的行为.
虽然从前后文来看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应该说,编者没有认识到作家设置窦天章这一形象的意义,而这关系到对整个剧本与传统儒学的关系的理解,我们的论述就从这里着手.
我们认为,关汉卿塑造窦天章形象来为窦娥平反是有他的考虑的,这要从窦天章的形象特征说起.《窦娥冤》是一部社会剧,牵涉到清官断案的情节,这个清官就是窦天章.我们知道,关剧中,出现得比较多的清官是包公,如《鲁斋郎》《蝴蝶梦》.从《窦娥冤》的情节发展来看,窦天章本是一介穷儒,他从楔子部分将窦娥卖给蔡婆婆做童养媳之后,在一、二、三折完全没有出现,关汉卿如果选择别的人物形象（如包公）来断案也是可以的,这种情况下,读者可以把窦天章作为过场人物来看待,而这样设置,就完全没有给读者留下徇私枉法的嫌疑的印象,但作者就是选择了他,这里的用意需要仔细寻绎.
当窦天章在第四折再次上场的时候,他已经是朝廷的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了,他看到窦娥的案卷时,就曾经说过：“一起犯人窦娥,将致死公公.我才看头一宗文卷,就与老夫同姓,这药死公公的罪名,犯在十恶不赦,俺同姓之人,也有不畏法度的.”后来窦娥的鬼魂出现,使窦天章注意到自己的案卷,父女之间展开了对话,窦天章立即表明：“你这小妮子,老夫为你啼哭的眼也花了,忧愁的头也白了,你犯了十恶大罪,受了典刑.我今日官居台省,职掌刑名,来此两淮审囚刷卷,体察滥官污吏,你是我亲生之女,老夫将你治不的,怎治他人？”这里显示他是绝不会因为窦娥是自己的女儿就徇私包庇她的.接下来窦天章说：“我当初将你嫁与他家啊,要你三从四德；三从者,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者,事公姑,敬夫主,和妯娌,睦街坊.今三从四德全无,犯了十恶大罪.我窦家三辈无犯法之男,五世无再婚之女,到今日被你辱没祖宗世德,又连累我的清名.你快与我细吐真情,不要虚言支对,若说的有半厘差错,牒发你城隍祠内,着你永世不得人身,罚在阴山,永为饿鬼.”这段话进一步印证了笔者的判断,袁本文学史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十分遗憾.不仅如此,我们认为这段话的作用还在于,交代了窦娥从小生活的环境,那就是在作为父亲的窦天章的儒学教化之下,这使窦娥养成了善良忠贞的品格.如果由包公断案,窦娥从小与儒家教化的这种关系就难以得以显现,或者说,只有窦娥的父亲窦天章出场,更便于表现这种关系.这样,我们可以来谈论《窦娥冤》与传统儒学思想的关系,那就是作者通过设置窦娥与窦天章这一对父女形象来体现的,窦娥是窦天章的儒家教化思想的体现者、身体力行者,他们一起成为作家思想的代言人,而窦娥的蒙冤受屈后的三桩誓愿一一实现、鬼魂促使父亲窦天章重新断案,终于使自己得以昭雪平反,最后窦天章明言：“岂可便推诿道天灾代有,竟不想人之意感应通天.”则进一步关联到董仲舒以来的天人感应的儒家思想.
二
为了使上述问题得到进一步的认识,我们有必要涉及对窦娥形象的看法.这里也有和袁本文学史的认识不一致的地方.
袁本文学史认为：“窦娥是一位具有悲剧性格的人物…….她的悲剧性格,则是在与张驴儿等恶势力的斗争中呈现出来的……她的悲剧性格,典型地显示出善良的百姓被推向深渊的过程.” [4]（P266）在此笔者想首先辩明一下什么叫悲剧性格.一般来讲,悲剧性格应该是指性格中有一定的缺点,这种缺点导致了人物的悲剧命运.拿我们所熟悉的《红楼梦》来说,林黛玉的悲剧就与她稍嫌刻薄的语言不无关系,晴雯的悲剧则与她火炭一样暴烈、得罪人的性格有关,而薛宝钗的命运尽管也是悲剧,可是其性格却是近乎没有缺憾的,所以薛宝钗的悲剧不能称为性格悲剧,而是那个社会常有的一种悲剧.她的性格也不能称为悲剧性格.
回到窦娥来说,她的善良忠贞和对于恶势力的尖锐反抗,都是无可指责的.她对于张驴儿的逼迫成亲的强烈反抗（将其*在地）,无论是为了捍卫自己忠贞的理想,还是如袁本文学史所说有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的意味,都不能视为悲剧性格.不过,作家没有把她塑造成赵盼儿、谭记儿那样能以机智的行为巧斗恶人,应该有他的用意.这就回到了我们前面的话题.
与《救风尘》里出场时就已经成年的、久经了社会的风霜历练的赵盼儿、谭记儿等形象不一样,窦娥（这在她对愿意委屈改嫁的婆婆的嘲笑中可以明显看出来）出场时才七岁,结合前面的论述,我们知道,窦娥从小生活在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父亲的教育之下,到后来成为蔡家童养媳到十七岁、一年后丈夫去世,到张驴儿出现之前,可以说她一直生活在一个比较简单的环境里,也得以保守一个比较单纯的人生意念,那就是恪守儒家的教训,做一个好人.她虽然认识到自己的有命无运,却相信是前世没有修好,而决心要“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她对于张驴儿的要挟成亲的强烈反抗显然有捍卫忠贞理想的成分,这在她对愿意委屈改嫁的婆婆的嘲笑中可以明显看出来.后来情节发展到公堂上,为保护婆婆而承认药死公公的罪名,以及最后要求父亲收养蔡婆婆,这是对其善良性格的进一步塑造；然后在刑场上发下三桩誓愿,结果一一实现,并在死后促使父亲为自己平冤昭雪,则是她的抗争的一面的延续与升华.
完整的来看,窦娥的形象可以说是一个既值得同情又值得歌颂的形象.作品展现的她的人生悲剧不是着眼于她的青春守寡,而是恶势力逼迫她改嫁、诬告她药死公公和官府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拷打,而如前所述,在这种外部恶势力的压迫中,更昭显出她的善良与忠贞,此时我们不由得要将这一形象放在元代的社会背景中来看其思想内涵和意义了.
我们都知道元代是少数民族以铁蹄强势入主中原、传统*道德受到践踏的时代,关汉卿塑造的窦娥形象正是一个从小受到儒家道德熏陶、长大后饱受突如其来的恶势力欺凌的形象,但值得注意的是,窦娥的特点是越受欺凌、越要坚守道德理想,甚至以死来保护婆婆,实现了孝敬婆婆的誓言,并且在死后不罢休地抗争,惩罚了凶恶和黑暗势力,彰显了正义的最终胜利,这样一个人物当然不仅值得同情,更值得歌颂；这样一个剧本当然不仅是悲剧,更是正剧.也就是说,窦娥的悲剧不是由于她的人格、性格有什么缺陷,相反,正如有学者认为的,窦娥甚至是一个“道德完人” [5],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的黑暗,这个悲剧不能说是性格悲剧,她的性格也谈不上什么悲剧性格；我们不能认为关汉卿塑造窦娥的悲剧是为了批判传统儒学,而是为了彰显儒家理想.
三
20 世纪以来的人往往指责儒家道德扼杀人性,不能看到这种道德观念作为维系中华民族精神所具有的价值,在评论《窦娥冤》这个剧本的时候,甚至将窦娥之死的原因完全归结在“封建礼教”上,这就有点颠倒黑白的味道了,长远来看,也彻底否定了传统*道德的有价值的一面,也就践踏了我们的优秀传统.事实上,在这个剧本里,我们很难说关汉卿是在批判儒家,因为我们很难说,他塑造窦娥以生命的代价挽救蔡婆婆免于被拷打是要批判她,相反,恐怕是要一边批判元代社会黑暗,一边颂扬窦娥代表的舍己为人的高尚的道德精神.问题是清楚的,这里作家作品批判的矛头显然是指向黑暗的社会与制度,同时还有将儒家思想作为正面的价值观宣扬的一面.而儒家思想（尤其是其民本主义思想,剧本中体现在“这都是官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等唱词里）在元代来说,是具有为老百姓鼓与呼的时代意义与张扬汉民族精神的意义的.
由于作品涉及到天人感应的思想,这里还有必要就此展开一下探讨.天人感应思想由汉代思想家董仲舒提出,其实质可以说是结合了阴阳五行学说的汉代“新儒学”,它的特点是引入“天者,百神之大君也”的观念,把神权与王权、天象与治乱等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提出了“祥瑞说”与“灾异说”,即国家社会安定和谐,则天降祥瑞征兆,反之则出现种种灾害异常现象.由于《窦娥冤》涉及到六月飞雪、亢旱三年的灾异现象,我们在此只引用董仲舒的灾异说的言论：“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害人也.”[6]
今人对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的认识已经渐渐摆脱过去的彻底批判态度,而能认识到其有价值的一面.例如,李艳丽认为：“汉代‘天人感应’学说的提出最初主要是针对皇帝的,因为皇帝制度的建立使得君权膨胀,臣民无法有效制约皇帝的行为,‘天人感应’说要求皇帝服从‘天’的权威,对自己的行为有所顾忌和检点.”[7] 严正则进一步认识到：“董仲舒虽然肯定大一统的专制政体,但并不等于肯定‘家天下’,他依然守住‘天下为公’的理想……儒家所提倡的灾异其用意并不仅是昭示社会治理的好坏,更重要的是提醒统治者要以王道治理社会（使社会和谐）”[8]（P339-343）以此来看《窦娥冤》的天人感应内容,就能了解关汉卿的本意在于全面彰显儒学的积极意义,而不至于妄加批判其中的所谓迷信、甚至说其中的儒家教化思想是落后的了.因此,笔者非常赞同杨健先生提出的观点：“关汉卿通过窦娥的贞烈孝行,展示了儒家礼教的人格美; 通过这位受过封建文明洗礼的民间弱女子冤死之前的‘三桩誓愿’及其应验的‘天人感应’,向野蛮、的元蒙统治者示警.关汉卿还通过平冤狱的光明结局,向统治者预演了解脱社会危机的政治道路：通过科举取仕、改革吏治、名教治国等‘用夏变夷’的方略,使倒退了的元代社会最终恢复和重建封建文明.”他甚至将《窦娥冤》思想主题提升到“存亡继绝的政治抱负” [9] 的高度,这里的“存亡继绝”的对象,当然是代表汉民族思想精髓的儒家思想,这可以说是非常高屋建瓴的看法.
过去一般的文学史或古代文学作品选教材都只提该剧揭露黑暗和讴歌反抗这一点,对于儒家思想采取回避甚至批判的态度,既有价值观上否定儒家思想的因素,也有用20 世纪反传统的思想衡量古代文学作品的弊端的因素,并且没有照顾作品全面的实际.今天我们来看,其实不难认识到：在元代来说,儒家思想其实是“先进思想”,它孕育了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关汉卿也不能例外（论者也注意到关作中大量的传统儒家文化因子）,而对于受到轻视与践踏的汉民族人民乃至广大的被统治人民来说,孔孟宣扬的儒家仁政思想、到了董仲舒手上改头换面出现的天人感应学说,都还算是一种对抗残暴统治的武器,不能完全用20 世纪以来的迷信、反动等帽子加以否定.在今天这个挖掘传统文化优秀精神的时代,这个问题更值得注意.
从创作的角度来看,窦娥不得不死,正是这样一个道德完善的女子形象的死亡,才更有力地了揭露元代社会之黑白颠倒；而既然窦娥已死,就只能以天人感应和鬼魂的形式为自己报仇了,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关汉卿塑造窦天章形象作为清官为窦娥平反,是为了补充交代窦娥从小受到的三从四德的教育,联系到窦娥为挽救婆婆而献出生命的高大形象,以及最后三桩誓愿实现的天人感应情节、窦娥被平冤昭雪的内容来看,关汉卿通过塑造窦氏妇女形象的目的在于彰显儒家的民本思想和礼教精神,以对抗元代的残暴落后、道德沦丧的社会现实.
【参考文献】
[1] 杨健. 封建礼教的民间礼赞——《窦娥冤>思想主题辨析[ Ｊ ]. 北京：戏剧,2008 年第3 期
[2] 高进旗.对传统*和全贞全孝的推崇与彰显——对关汉卿《窦娥冤》窦娥形象的重新认识[ Ｊ ].零陵：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7 年7 月
[3][4]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
[5][7] 李艳丽．论“天”信仰与《窦娥冤》的二重审判[ Ｊ ].成都：四川戏剧,2005 年第5 期[6]《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8] 严正．五经哲学及其文化学的阐释[ Ｍ ].济南：齐鲁书社2001 年
[9] 杨健. 存亡继绝的政治抱负——《窦娥冤》思想主题再辨戏剧[ Ｊ ]. 戏剧,2009 年第01 期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责任编辑：吴金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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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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