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改革开放40年：中国对外传播人才培养的继承和，本文是关于人才培养论文范文检索和对外传播和人才培养和继承方面学士学位论文范文.
面向未来、回顾改革开放40年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和创新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也是很难驾驭的话题,还未动笔,就已心生敬畏.当年那些活跃在对外传播一线的同志大都退休了.依靠翻阅历史文献以及与前辈交流,我对这段流金岁月也只是有了些许片段的认知.但即使是这些片段的认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了对外传播任务的艰巨.回首40年,我想,在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上,传承是一种使命,创新是一份责任.
1981年中国外文局专家爱泼斯坦接受了《对外传播参考》的专访.爱泼斯坦在访谈时说：“现在世界上普遍关心中国向何处去？有些人认为中国正走向资本主义,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给予回答.”
他还提出,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内宣传与对外宣传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就对内而言,宣传起的是指导作用,即针对某一特定时期的主要任务集中进行宣传.总之,宣传是为了指导和推动政策的贯彻.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人民,对这种形势很了解.但外国读者并不像中国人那样了解中国的环境和情况,因此,对外宣传就不能采取集中火力打歼灭战的办法,而是应该以报道成绩为主,既报成绩,也报问题,经常保持报道上的平衡.
相信每个在新闻战线上从事对外新闻传播的人,都会被他的这两段阐述所触动.数十年过去了,“中国向何处去”依然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话题,中国的经济运行依然牵动世界的神经,而处理好对内报道与对外报道的关系依然是我们今天在探索的课题.
世界地图前的观察者
根据爱泼斯坦的观察,40年前,外国外刊对中国问题的评论是“不太友好的”,“绝大多数评论是出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友好,有些人尽管不像过去那样拼命咒骂中国了,但是,当他们发现了中国存在的问题时,就通通归咎于社会主义制度”.
今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不仅中国的媒体在纪念这段历史进程,海外媒体也纷纷对此给予关注,热衷解析中国的发展战略与雄心,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中国倡议、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此时的海外舆论不仅关心中国自身的发展,还高度关心中国将如何改变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特别是给老牌发达国家带来怎样的影响.回首40年,应该说,从事中国新闻对外传播的新闻人始终都需要站在世界地图前面,用政治家和外交家的眼光来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这种格局和担当始终未变.
上世纪80年代,新华社原副社长李普同志在同国内分社对外记者交流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做经济报道不是要以经济学家的姿态出现,而是以政论家、新闻记者的姿态出现.要从政治的高度来谈问题,不是从经济本身来谈问题.既要避免讲行话,又要避免讲外行话.”他还指出：“我们对外报道的任务就是要回答、解答、澄清许多疑问,要告诉人们我们正在进行的根本的转变,战略的转变,也就是宣传我们的总形势.这种回答,必须要很有技巧,讲求宣传艺术.”
40年前,改革开放的壮举让中国走上了摆脱贫困落后的道路,中国社会由此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从国际事务的参与者成长为国际秩序的建设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再次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在对外交往过程中,既有不断深化的融通交流,也有更加频繁的利益摩擦和价值碰撞.和过去一样,中国新闻的对外传播依然要面对来自西方世界的大量误读、挑衅与质疑,“中国音量”和“中国体量”依然还不相称.要做到融通中外,快速有效提高国际传播力,队伍建设依然是重中之重,也是关键中的关键.
但从具体实践来说,新闻机构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必须围绕新闻人来做文章,要做好战略布局,为一线新闻编辑记者的成长营造一个良好的机制.一篇1981年刊发的题为《论对外新闻好稿标准》的文章说：“好的对外新闻,内容必须符合党的宣传方针,必须实事求是,必须有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这条,不能成为好稿.但是,仅有这条也不能成为好稿.一条好稿,还必须为外国报纸广泛采用.”文章提出的第三个标准是要“文风好,新闻的文字要精练、通顺,导语要新鲜形象,故事要生动活泼,背景要交待清楚,否则不能称为好稿.”应该说,这个判断在40年后的今天来看,依然是中肯实际的.它既体现了政治家办报的精神,也体现了增强对外报道针对性的要求.如果“好稿”这个指挥棒用得好,就一定能够有效推动一线记者编辑去钻研对外报道业务.
就业务能力培养而言,新华社一直有“传帮带”的传统,通过老记者带年轻记者的方式,利用体验式教学、案例式分析来增强报道实战能力.这种日常的学习一般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学习的方针政策,二是研究外媒报道,经过具体研究,找到议题设置的突破口.三是加强调研,多跑多看多想,拓展格局、开阔思路.这三项学习应该是每个新闻人的日常,既不宜把政策研究、舆情研究和报道实践割裂开来,也不宜把编辑和采访割裂开来,还要注意在这三个方面保持平衡,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有益于队伍建设的良好生态.
内外并重的战略意识
中国新闻的对外传播是在实际需要中产生的.1944年9月1日,新华社正式开播英文每日电讯,旋即,一个新的无线电讯号出现在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盟友美国的西海岸,中国的主张由此传递到了美国政府的决策部门.这次对外广播也被看作是中国新闻走向世界的开端.今天,中国新闻的对外传播队伍已经形成了体系和规模,在实践中也形成了一系列的业务报道范式和比较成熟的报道理念.但是对外报道面临的压力和挑战,应该说是只增未减.
除了西方舆论抱持的意识形态偏见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媒体技术的出现改变了对外传播的格局,以前中国新闻的对外传播需要依靠境外通讯社发挥二传手的作用才能与终端用户见面,新媒体平台的出现,让对外传播稿件有更多机会和海外网友直接互动.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影响力和中国发展机会不断增加,使更多海外媒体有意愿、有兴趣走进中国,更近距离、更深层次地观察中国,解析中国.第三个原因,随着汉语学习热的升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和境外研究机构有条件直接阅读中文发布的各种信息,他们发现和了解中国的触角在延伸,观察中国的视角在不断拓宽.在此背景下,即便是一个地方政府制定的一个地方政策,一个行业协会对本土产业采取的一项措施,也有了更多从国际视角加以解读的可能.换句话说,以中国今天的经济体量和国际影响力来看,很多地方性的新闻都呈现出了国际属性,受到了更多国际关注,更不要说是部委的决策、重要产业和重要领域的最新动向.
然而长期以来,对内报道和对外报道的从业队伍是条块分割的,对外报道和对内报道的思路存在差异,报道资源的融合也不够理想.要培养融通中外的新闻人才,就需要增强内外并重的战略意识,在组织和采写对内报道时也要对可能的国际影响加以预判,多从国际视角去思考对内报道可能产生的效果；组织和采写对外报道时也要更多了解国内的实际,避免以偏概全,两者都要避免说过头话.
在爱泼斯坦眼里,粉碎“”后的中国在对外宣传领域一个“很大的变化”是“开始从实际出发,比较能实事求是地向国外读者宣传中国的情况”.坚持实事求是,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灵魂.现在中国新闻对外传播面对的一个新现实是,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中国新闻都呈现了更多国际化的特征,有了更多国际叙事的空间.中国新闻的对外报道不再是一个机构、一个部门的事.随着新媒体、新技术的发展,一个都市媒体也有了更多走进国际舆论场的机会和空间.在对外报道的组织指挥以及对外报道人才培养上,需要更多系统性的思维、需要在尊重对外报道特色和需求的基础上,加强对外报道的队伍建设.
以往,对外稿件大多要依赖中文稿件或者中文素材,工作性质以编译居多,即使稿件被外国媒体转载也不会署上中国记者的名字,而对内中文报道有很多名记者和专栏作家,工作的成就感很突出.要提高对外报道记者的战斗力和创造力,需要不断创新报道机制,加快培养高端人才,特别是时事评论员,打造有海外影响力的名牌栏目,增加对外报道记者与海外受众的互动机会,优化对外报道的稿件结构,使对外稿件更有趣味,也更有性格.在新媒体时代,我们还要在稿件呈现形式、新媒体技术应用、文字报道和新媒体报道融合方面狠下功夫.
此文结论,本文是关于经典人才培养专业范文可作为对外传播和人才培养和继承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人才培养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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