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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扶贫开发先后经历了体制改革推动扶贫、大规模扶贫开发、扶贫攻坚、综合扶贫开发、精准扶贫等五个阶段.经过40年的扶贫实践,我国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贫困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贫困地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中国的扶贫实践不仅惠及中国人民,对世界减贫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取得这一成就的基本经验包括：立足贫困状况,适时调整瞄准对象,注重开发式与救济式、保障式扶贫相结合,注重党的领导下贫困群众和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注重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合作.

关键词：改革开放40年；扶贫历程；扶贫成就；扶贫经验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8)11-0004-06

作者简介：王玉福（1995-）,男,山东日照人,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闫艳（1973-）,女,天津人,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人不变的初心.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扶贫开发取得了重大成就,帮助7亿多人摆脱了贫困,也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系统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扶贫开发的历程、深入分析扶贫成就、总结扶贫经验,对如期实现贫困人口的全面脱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改革开放40年扶贫开发的艰辛历程

从1978年至今,我国的扶贫开发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1978-1985年：体制改革推动扶贫阶段

“1978年,按中国政府确定的贫困标准统计,贫困人口为25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307%.”［1］1978年以前,农业经营体制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农民的付出与所得不成正比,严重制约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这是那一时期农村领域发生贫困的主要原因.因此,制度的变革就成为缓解贫困的主要途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也为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制度红利.这一时期的改革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主要目的,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土地经营制度方面,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取代了人民公社的集体经营制度.这一举措解决了农业生产动力不足的问题,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第二,在农产品制度方面,国家提高了部分谷物、经济作物和肉类的定购,并制定了对谷物和油料作物的超购奖励制度,这项措施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收入.第三,在发展集体经济方面,国家大力扶持乡镇企业.1979-1983年,各部委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扶持社队企业发展的措施,如农业部、财政部、中国农业银行、建材部等有关部门分别就财政、税收、信贷、原材料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规定和办法,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发展.

这一时期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推动了农村和农业的发展,使大批农民摆脱了温饱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局面.资料显示：从1978年到198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26倍；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25亿人减少到125亿人,占农村人口的比例下降到148%；贫困人口平均每年减少1786万人.”［1］在这一时期,政府虽然没有设立专门的扶贫组织,但是已经开始尝试在地理位置偏远、自然环境恶劣的贫困地区开展专项扶贫工作.如国家财政于1980年专门设立了“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用于扶持老、少、边、穷地区的发展；政府还实施了为期10年的“三西”扶贫开发计划,从1982年起每年拨款2亿元,专项支援甘肃省定西、河西地区和宁夏西海固地区,等等.这些扶贫措施在一定范围内提高了贫困地区的经济活力,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村的贫困压力,为后来开展特定区域扶贫以及大规模扶贫开发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二）1986-1993年：大规模扶贫开发阶段

1978年至1985年,在农村实行的制度变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搞活了农村经济,有效缓解了贫困问题.然而,到了1980年代中期,制度改革所释放出来的动力几乎耗尽,受城乡贸易条件的恶化及农产品下降等因素的影响,农业和农民收入增速下降,以“老、少、边”地区为主的贫困地区经济增长缓慢,贫困问题不断凸显.只凭借以往的制度变革难以解决这些贫困问题.对此,我国政府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增强农村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能力,提高贫困农民的生活水平.

1986年6月,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1993年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以此为标志,我国的农村扶贫进入了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阶段.这一阶段的扶贫开发有三个方面的推进：第一,成立了专门的扶贫工作机构.1986年,国务院设立了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并且在省、地和县各级政府设立了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织、协调、监督该地区的扶贫工作.这一举措标志着我国有了专门的扶贫开发领导机构,对扶贫开发的深入推进有重要意义.第二,确定了开发式扶贫方针.在这一时期,我国把扶贫和开发结合起来,依靠贫困地区的优势资源,大规模增加国家投资项目,增强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和脱贫能力,扶贫工作开始由救助性向开发性转变,由“输血式”向“造血式”转变.这一举措标志着扶贫工作不再是一项社会救助事业,而是有组织、有规划的独立的社会工程.第三,确定了扶贫开发的瞄准对象.1986年,我国第一次确定了贫困县的划分标准,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划定了331个国家级贫困县,同时各省区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确定了368个省级贫困县,这就使得扶贫工作有了明确而具体的对象.

经过八年的不懈努力,“农村贫困人口由125亿人减少到8000万人,平均每年减少640万人,年均递减62%；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从148%下降到87%.”［1］

（三）1994-2000年：扶贫攻坚阶段

随着改革开放和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我国贫困人口逐渐减少,农村地区的贫困呈现出区域性和地缘性特征,主要集中在自然条件恶劣的中、西部特殊困难地区.据统计,“1994年,592个国定贫困县中,中、西部地区贫困县数占82%,贫困人口数占911%.”［2］这些地区的贫困类型和成因比较复杂,经济体制改革的扶贫带动效应相对较弱,必须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

1994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决定要用七年时间解决八千万农村贫困人口的绝对贫困问题.这是我国扶贫史上第一个有明确的目标、对象、措施和期限的扶贫开发行动纲领.以此为标志,我国的扶贫开发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这一阶段的扶贫开发有三个方面进展：第一,政府重新确定了592个国定贫困县,并以此为核心实施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除了大幅增加扶贫财政拨款外,政府还推动实施了科教扶贫、计划生育、生态移民、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加强对各类扶贫资金的管理等多元化扶贫措施.第二,将特殊困难群体纳入国家扶贫的整体规划.为了加强残疾人的扶贫工作,国家制定了《残疾人扶贫攻坚计划（1998-2000）》,将残疾人扶贫纳入国家扶贫工作的整体规划之中.第三,1999年,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开发工作的决定》,开始强调扶贫工作以贫困村为单位、以贫困户为工作对象,这为下一阶段的瞄准式扶贫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的扶贫工作基本解决了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贫困县农民收入由1993年的4837元增加到2000年的1321元,绝对贫困人口由8000万减少到3209万人,平均每年减少613万人.”［3］2000年,“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战略目标基本实现.经过20多年的减贫奋斗,除了生存条件极其恶劣的边缘地区外,其它地区人口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

（四）2001-2012年：综合扶贫开发阶段

进入21世纪,在经济高速增长、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的同时,贫困特征发生了新的变化,扶贫任务更为复杂艰巨.在“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目标基本实现之后,大面积的普遍贫困已经基本解决,已经从普遍性、区域性向点状分布转变,“如果继续以贫困县作为扶贫开发的基本单位,就意味着有将近一半的农村贫困人口不能从政府的扶贫投资中受益.”［4］面对新情况新任务,原有的扶贫措施已经很难对减贫产生重要影响.

2001年6月,国务院出台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以此为标志,我国进入综合扶贫开发阶段.在这一阶段,扶贫开发的主要动力是宏观政策和专项扶贫政策,二者相辅相成,推动新世纪扶贫工作向纵深发展.

在宏观政策方面,这一时期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农村减贫起到了积极作用.第一,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全面”一词意味着农村这一小康社会的“短板”将是重点发展的对象,这一导向对扶贫开发的深入推进意义重大.第二,采取“两轮驱动”式扶贫政策.2007年,国家颁布《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农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实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扶贫开放政策的有效对接.”［5］这标志着我国扶贫工作正式进入了开发扶贫和社会救助“两轮驱动”的阶段.此外,西部大开发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取消农业税、实行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免费教育等政策都对农村扶贫脱贫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专项扶贫方面,逐渐形成了以整村推进为主体、以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培训和产业化扶贫为两翼的“一体两翼”综合减贫举措.第一,实施整村推进战略,以贫困村为基本单位,通过参与式村级规划和综合性的扶贫投资在2-3年的时间内使贫困村在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方面有较大的改善,通过各种创收活动增加贫困户的收入.在整村推进过程中,贫困户全程参与项目的实施和监督,大大提升了扶贫项目的针对性,这是这一阶段扶贫开发的一个创新之处.第二,积极推进产业扶贫,运用政府政策优势,以市场为导向,结合贫困地区优质资源,重点扶持贫困地区龙头产业,建设产业化基地,加大扶贫可持续性能力建设力度,积极开展生态移民和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第三,2004年8月,国务院扶贫办下发《关于加强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的通知》,提出“要把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培训作为一战略性措施来抓”,自此,由扶贫部门组织实施的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称为“雨露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启动并全面铺开.在帮助扶贫对象提高职业技能、促进就业增收、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等方面,“雨露计划”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这一阶段我国的扶贫成效显著,“到2012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为9899万人（2010年贫困标准）,较2000年减少了786%；贫困发生率为102%,较2000年降低了396个百分点.”［6］

（五）2013年至今：精准扶贫新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高度重视扶贫工作.2013年,在湘西调研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重大战略思想,指出：“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勿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7］此后,在不同场合对精准扶贫做出重要论述,对新时代扶贫开发工作做了一系列战略部署,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扶贫思想.在扶贫思想的指导下,这一时期的扶贫开发工作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制定脱贫新目标.2015年11月,国家颁布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指出到2020年,“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8］2016年,国务院印发了《全国“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这是指导这一时期脱贫工作的又一重要文件,标志着我国脱贫攻坚踏上了新征程.第二,全方位精准推进.在“扶持谁”的问题上,将扶贫目标瞄准贫困户,提出“扶贫到户、精准到人”的工作要求；在“谁来扶”的问题上,出台《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形成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扶贫工作格局,改变了过去扶贫责任不明晰、履职不到位的情况,提高了扶贫工作的效率；在“怎么扶”的问题上,提出了“五个一批”工程,真正改变大水漫灌、走马观花式的粗放式扶贫模式,实现真扶贫、扶真贫.他还提出了“六个精准”要求,对解决“怎么扶”这一问题有重要作用；在“如何退”的问题上,2016年4月,国家出台《关于建立贫困退出的意见》,对贫困户、贫困村、贫困县退出的标准、程序和相关要求做出细致规定,为贫困人口退出提供制度保障.第三,多种扶贫手段相结合.指出：“脱贫致富不仅是贫困地区的事,也是全社会的事.要更加广泛、更加有效地动员和凝聚各方面的力量.”［9］从2014年开始,我国将每年的10月17日定为“扶贫日”,这是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的一项重大举措.与此同时,国家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贫困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贫困地区人民要彻底摆脱贫困,就必须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以及科学文化素质.对此,党和政府尤其注重发展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为贫困地区提供更加良好的教育环境,有效地预防了贫困的代际传递.除此之外,十八大以来的精准扶贫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电商扶贫、旅游扶贫等新型扶贫方式在扶贫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党的部署下,在全社会的共同参与下,逐渐形成了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有机结合的“三位一体”扶贫新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坚强领导下,我国的扶贫规模之大、实施力度之强、影响范围之广前所未有,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我们国家自1986年开展大规模扶贫以来,到2000年十几年的时间里,每年平均减少贫困人口是639万.从2001年到2010年十年里,每年减少673万.十八大以来,每年减贫1300万人以上,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成绩.”［10］

二、改革开放40年扶贫开发的巨大成就

从1978年至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整整40年的辉煌历程.在这40年里,我国在扶贫开发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使7亿多人摆脱了贫困,同时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理论成就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扶贫开发取得了一系列理论成果,其中关于扶贫的重要论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历代中国人扶贫思想,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具有新时代特征的新理论成果.关于扶贫的重要论述是实践的产物,七年知青的亲身体验、长期在地方主政的探索积淀以及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后亲自领导的脱贫攻坚伟大实践是其得以形成的实践基础,其中的绝大部分都属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扶贫实践.可以说,改革开放40年的扶贫实践为这一理论成果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础.

关于扶贫的重要论述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主要内容包括：一是精准扶贫.在看来,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精准.“精准”二字是关于扶贫的重要论述的最大创新点和闪光点.二是科学扶贫.强调,要心无旁骛、聚精会神地科学谋划扶贫工作,让科学更好、更深入、更有效率地参与到扶贫工作中去,做到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三是合力扶贫.认为党委、政府及社会各界都是扶贫开发的依靠力量,必须整合各方面的扶贫力量,奏起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的“大合唱”.四是内源扶贫.在看来,比物质贫困更危险的是观念的贫困.因此,要把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充分调动贫困群众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贫困群众改变贫困面貌的干劲和决心,实现“要我脱贫”向“我要脱贫”的转变.

关于扶贫的重要论述是改革开放40年来扶贫开发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是新时代扶贫开发、脱贫攻坚的指导思想.在此指引下,我国的扶贫开发深入推进,脱贫成就令世人瞩目.

（二）实践成就

经过40年的扶贫开发,我国农村贫困状况大为缓解,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得到较快发展.具体来说,改革开放40年扶贫开发的实践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贫困发生率明显下降.按照现行标准计算,我国的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77亿减少到2017年末的3046万人,减贫74亿人,“贫困发生率从975%下降到31%”［11］.减贫人数比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还要多,更是远超同期世界其他地区的脱贫人口.

第二,贫困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经过40年的扶贫实践,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快速增长,2018年2月,世界银行发布《中国系统性国别诊断》报告,称赞中国的减贫成就.报告指出,“1978年至2014年期间,中国实际人均收入增长16倍,工人实际人均产出提高12倍.”［12］随着贫困地区农民收入水平的调高,人均消费支出也加快增长,贫困人口的生活消费水平质量大幅提高.

第三,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明显改善.根据国家统计局住户办发布的信息,截至2016年,贫困地区通电的自然村接近全覆盖、通电话的自然村比重达到982%,通宽带的自然村比重634%,849%的农户所在自然村上小学便利,有文化活动室的行政村比重为865%,拥有合法行医证医生或卫生员的行政村比重为904%,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领域都有了显著改善.

第四,集中连片地区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来,中国反贫困的步伐大大加快,沂蒙山区、大别山区、井冈山区等革命老区率先整体解决温饱问题.一些自然条件恶劣的重点贫困地区,包括偏远山区、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面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历史上‘苦瘠甲天下’的甘肃定西地区和宁夏西海固地区,经过多年开发建设,基础设施和基本生产条件明显改善,贫困状况大为缓解.”［1］

（三）世界贡献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和中国政府从基本国情出发,致力于减贫脱贫,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发展各项社会事业.中国的扶贫实践不仅惠及中国人民,对世界减贫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中国减贫对世界减贫贡献率高.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经济与社会发展署负责人乔莫·桑德拉姆看来,“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如果没有中国的努力很难取得今天的成绩”［13］.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超7亿人摆脱了贫困,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世界上每减少3个饥饿人口,有2个就是中国人,中国甚至提前两年达到了将饥饿人口减半的目标,中国用占世界7%的可耕地养育了约1/5的世界人口.这些成绩令人敬佩,是我国对世界减贫所作贡献的真实体现.

其次,中国减贫对世界减贫支持度大.中国减贫是世界减贫的一部分,中国在减少自己贫困人口的同时,还积极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向发展中国家提供“6个100”的项目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等举措给了发展中国家巨大的帮助,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贡献了中国力量.2015年,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宣布将继续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力争2030年达到120亿美元.此举为世界做出了表率,将有力推动国际减贫事业迈向新台阶.

最后,中国减贫经验为世界减贫提供借鉴.乔莫·桑德拉姆认为,“中国经验值得学习,我们也希望中国将经验推广到世界,帮助更多国家摆脱贫困.”［13］中国的精准扶贫通过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教育培训、易地搬迁扶贫等为贫困人口创造可持续的发展机会,充分调动其潜在的自身能力及创造力.精准扶贫的成功实践对于全球减贫事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除此之外,中国还创新了许多脱贫模式,如教育扶贫、电商消贫、旅游扶贫、生态扶贫、科技扶贫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脱贫实践,为世界减贫事业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中国方案.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5年发布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所说,“中国的减贫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作出了贡献,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学习经验.”

三、改革开放40年扶贫开发的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减少贫困人口、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方面均取得了重大进步.在40年扶贫开发的成功实践中,我国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进一步总结和提升.

（一）立足贫困状况,适时调整瞄准对象

纵观改革开放40年的扶贫历程,不难看出,我国根据贫困分布及实际情况的变化,适时调整瞄准对象.20世纪80年代,我国在启动国家大规模减贫计划时,划定了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1986年,国家第一次确定了贫困县的标准,并且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331个国家级贫困县,这是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实践的一个突破.2001年,我国扶贫开发进入新阶段,根据贫困的新特点,国家又确定了148万个贫困村.2013年提出精准扶贫战略,将扶贫目标瞄准贫困户.瞄准对象历经了贫困地区、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的发展过程,日益精准化,能够有效保证扶贫资源到村到户,提高贫困人群的受益率,从而真正做到“扶真贫、真扶贫”.

（二）注重开发式与救济式、保障式扶贫相结合

“以开发式扶贫为主,救助式扶贫、保障式扶贫为辅”［14］,这是我国农村扶贫开发的基本方针.其中,开发式扶贫是根本,救助式扶贫、保障式扶贫是保证.针对救助式扶贫“救急不救穷”的弊端,我国于1986年开始实施开发式扶贫,把扶贫和开发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贫困地区自身优势,进行开发性生产建设,有效增强贫困地区的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但对于那些孤儿、老人和残疾人员等缺乏劳动能力的贫困人群,仅仅依靠开发式扶贫不够的,还需要通过救助式和保障式扶贫保证其基本生活.《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实施以来,政府加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多样化生活救助机制,构建了一个科学性和针对性兼备的扶贫政策体系,对不同的贫困人群采取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对那些具有劳动能力和开发潜力的贫困人口,以开发式扶贫为主,帮助其脱贫致富；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以救助式扶贫、保障式扶贫为主,保证其基本生活.开发式扶贫与救助式扶贫、保障式扶贫有机结合、相辅相成,极大推动了扶贫事业的发展.

（三）注重党的领导下贫困群众和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

我国的扶贫开发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坚持中国的领导是我国扶贫开发的最大特色,也是扶贫开发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2015年11月,在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脱贫攻坚战越是深入,越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15］在党的领导下,各级政府设置了专门的扶贫组织、制定了专项的扶贫规划,为扶贫开发的顺利进行提供了组织保证和政策支持.但是,扶贫开发单凭党的领导和政府的推动是不够的,还需要贫困群众和社会力量的配合与支持.对此,我国逐渐引入了社会力量参与其中,非盈利的社会组织、善心人士等组织和个人在扶贫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充分发挥发达地区、金融机构、各类企业等各种主体的扶贫效能,我国采取了定点帮扶、产业化扶贫、参与式扶贫等多种措施,实现了党的领导、群众参与、社会扶贫的多元参与,营造了一种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扶贫氛围.

（四）注重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合作

消除贫困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面对贫困,我国向来重视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合作.从1995年开始,以国务院扶贫办与世界银行合作为标志,中国政府开始了与国际社会在扶贫领域的大规模合作,目前已有近50个国际机构参与了中国的扶贫事业,国务院扶贫办外资中心共引进外资达8亿多美元,使1000多万个贫困农民受益.外资扶贫项目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扶贫开发机制的创新,促进了扶贫开发整体水平的提升.在外资扶贫项目实施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创新扶贫模式,如“综合治理、联片开发”“村为基础、整村推进”“参与式扶贫”“一次规划,分年投入”等已经成为重要政策措施.与国际社会进行合作,不仅可以学习世界各国的扶贫经验,也向他们传授了中国的扶贫经验,无论是对我国减贫还是世界减贫都具有重要意义.实践证明,扩大扶贫开发交流与合作的范围和规模,是推动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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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发展中消除贫困：中国发展报告2007［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7∶95.

［5］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文献出版社,2013∶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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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民网.赴湘西调研扶贫攻坚［EB/OL］.(2013-11-03).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103/c1024-234166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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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新闻办就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进展成就举行发布会［EB/OL］.(2017-10-10).http://wwwgovcn/xinwen/2017-10/10/content_5230859htm#1.

［11］人民网.中国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七成专家解释三大原因［EB/OL］(2018-03-25)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8/0325/c1001-29887039html.

［12］世行《中国系统性国别诊断》：推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发展［EB/OL］.(2018-02-26).http://iecasscn/academics/economic_trends/201802/t20180226_3857305html.

［13］张晓东.中国减贫模式具有世界意义［N］.人民日报,2015-10-28(21).

［14］刘娟.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沿革、经验与趋向［J］.理论学刊,2009(8).

［15］脱贫攻坚战冲锋号已经吹响全党全国咬定目标苦干实干［N］.人民日报,2015-11-29(01).

【责任编辑：闫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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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在和时俱进中坚持马克思主义 摘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改革开放伟大决策的作出以及推进具有重大意义 如今改革开放已走过40 年光辉历程,在这一历程中,马克思主义在得到坚持和发展的同时,也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的、实践的、开放的理.

2、 羽化成蝶：改革开放40年以来电影引进政策的演变和绩效 内容提要 艺术的生命与时代的发展息息相关,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的生态格局发生了巨变 其中,针对外国电影的引进政策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产生了诸多变化,引进方式由统购包销逐渐走向多元整合,原.

3、 改革开放40年呼和浩特市经济历程回顾 摘 要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市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充分发挥首府优势,抢抓机遇,优化环境,经济总量节节攀升 .

4、 沪东中华：谱写船舶转型升级新篇章制造业改革开放40年纪实（四） 主动转型引领行业发展沪东中华的前身是1928 年成立的英商马勒机器造船厂,这家企业从一个占地14 2万平方米、员工仅200 来人的小厂,发展成为年造船近200 万吨、年销售规模超过188 亿元的综合性.

5、 比亚迪：致敬改革开放40年关注广安公交电动化 40 年前, 我国走上了改革开放道路,40 年时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作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比亚迪董事长不止一次的在公开场合表示,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比亚迪 9月14 日,商用汽车新闻记者受邀来到.

6、 抱朴守拙行稳致远改革开放40年来江阴实体经济之 改革开放40年,江阴探索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同样40年 这40年,一是企业家坚守实体经济主阵地,二是政府重视实体经济、创新体制机制保障关键要素供给 对于正面临爬坡过坎重任的中国制造业来说,这两大启示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