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经济行稳致远，该文是关于中国经济论文范文集与致远和中国经济和改革类专升本毕业论文范文.
文/本刊记者 陈希琳 许亚岚
3月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做好今年工作,要认真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稳和进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那么,该如何理解稳与进的时代内涵,又该如何实现稳中求进,进中求好？
稳与进的内涵
从2011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2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是“稳中求进”开始,7年后的今天,重申稳中求进,在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有了更新更深的时代内涵.
当下“稳中求进”究竟在说什么？
对于稳中求进,很多人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这就是在要求经济增速稳中有进.但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牛犁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稳中求进是经济工作的总基调,是指工作长期坚持的重要原则、方法和治国理论,而不是要求我们的经济是稳中求进的,这是两回事儿.“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连续12个季度在6.7%到7%之间,近乎于相当稳定的态势,经济的稳定性和韧性还是非常强的.提的稳中求进是在经济稳、政策稳、社会稳的基础之上推进结构调整和深化重要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使得我们取得较大的进步,稳和进是辩证的逻辑关系,和治国理论重要原则是一个方法论.”
中国技术经济学会边疆生态与资源技术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廖望科向《经济》记者分析称,实践中任何经济体的发展,实际上都是在不断寻求“稳”与“进”的最佳组合,而当一个发展中经济体达到中国经济今天的规模、体量、层次和结构之后,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就更加需要审慎而准确地看待和处理“稳”与“进”的关系.
同时,国内外环境要求我们仍将在一段时间内以“稳中求进”为总的工作基调.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强调稳中求进符合当前中国国情有三点原因.“一是全球处于不确定性时代,全球保护主义和恐怖主义上升,再加上近几年形成逢8必有危机这样的周期律,其实危机十周年这种黑天鹅事件的概率在上升,这种大的不确定的背景下我们强调稳,是抓住了时代的脉搏,是对国家发展的长治久安很有必要的措施.第二个原因就是目前中国社会矛盾多发,经济各方面的转型也非常艰难,改革进入到深水区,我们强调稳,实际上也是应对国内措施的一个必要的手段,为整体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第三个原因就是,过去高速发展并没有完全带来正向的效益,稳中求进反而使得中国的全面和综合发展更加优化.”
那么2018年的“稳中求进”与前几年相比,有何不同？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马晓河向《经济》记者表示,2018年的稳和2017年在本质上没有区别,但是2018年应该向“进”的方面加强力度,重点就是通过新动能的培育让新动能增长快一点,使得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稳的目的是为了进,为了结构转型.
“其实稳和进确定了这几年的主题, 2018年经济工作会议有专门的一段来谈稳和进,稳和进的工作虽然是在2018年工作会议提出,但是到2020年的这三年都要按照稳和进的步调.”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法与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涛向《经济》记者分析称,在经济工作会议中,稳和进也是比较明确的表述,一是货币政策要有比较稳健的步调,二是财税政策在税制改革和调整上逐渐体现去杠杆和降成本的理念,三是外汇政策上要保持相对稳健.
稳和进要辩证地看
稳中求进的再次重申,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面临复杂甚至是艰巨的局面.
第一,当前经济面临很多结构性问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对《经济》记者表示,经济的增长模式要做一些改变,“过去总体上是定一个增长指标,这个指标在省、市、县会不断放大,比如定的8%,到了省、市、县就变成了11%或12%,这个也是过去希望的,激励地方为增长而竞争,所以容忍地方把指标定得比高,这是过去的模式,现在稳中求进的基调,实际上就是不希望增长率逐步放大,强调经济增长能够稳在政策确定的增长目标的周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考核地方官员的指标也从单一的指标转变为平衡发展的一些指标,比如民生和环保,形成多任务的考核系统,不是只追求更高的增长率.”
第二,经济增长现在面临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特别是现在,我们的杠杆率还比较高,债务负担比较重,所以不主张更快的经济增长,但是也不希望经济增长出现硬着陆,所以强调稳中有进,总体上保持稳健.”张军说.
对此,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刘涛雄向《经济》记者表示,中国经济确实到了一个需要改善质量、调整结构、优化内涵的时期,所以在宏观政策上一直维持稳的基调,但是在宏观上稳的过程中,并不是说对经济发展不在意了,而是要针对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针对中国的创新,针对中国微观的企业主体状况的改善做出改变.“2016年、2017年这两年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取得了一个历史性的成绩.但不是说中国经济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第三,新旧动能的转换容易出现真空地带,过于冒进,很容易出现经济大幅度的回落.张军表示,当前经济面临新旧动能转换,新动能是需要时间逐步来鼓励培养的,旧动能也不能一下子甩掉,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动能转换当中的真空,当新动能还没有培养起来,或者说还不足以支撑更快的增长,旧动能又失去了推动经济增长的能力,这个时候经济会掉下来.
因此,在这三大因素的影响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张立群向《经济》记者分析称,稳中求进要坚持在两个方面做好工作.经济运行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这是一个前提性的条件.如果经济运行的水平持续下降,或者经济增速持续下降,从微观层面来看,企业的困难会不断加大,包括销售困难、资金周转困难、财务收支困难等,整个转型升级就很难做好.此外,经济保持在合理区间对整个就业和民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如果经济增长水平大幅度下降,就业就不太好保证,影响居民收入,民生也就没有稳定的基础.
在王文看来,实现平衡发展,稳是进的前提,没有稳就不可能有进,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稳定的政策框架、稳定的领导团队,不可能有国家往前发展的基本前提,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是全世界最稳定的大国.现在中国的稳定包括政策的稳定、经济措施的稳定、社会秩序的稳定、政治领导层的稳定,这些方面都超过美国、欧洲,也是中国过去这些年来持续性前进的最重要的前提之一,所以稳是进的前提和基础.
支持稳中求进的动能很充足
尽管问题多多,但维持我国经济稳中求进的动能仍然不少,这是稳中求进能够实现的核心原因.
“最简单的就是中国老百姓发家致富的愿望还是很强烈的,这就是最原始和根本的动力,其他的各种措施其实都要通过这种动力来发挥作用,大家都想改善自己生活水平,如果没有这个动力,大家都想着玩,那国家经济还怎么发展？所以,还是要推进改革开放、创新,把大家发家致富的通道打通,不管是经营企业还是创新等,都把不必要的成本降到最小.”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向《经济》记者表示.
而新兴经济动能的成长成为推进稳中求进的有力保障.张军说,从中长期来看,假如我们考虑未来五年、十年,那么这个新的动能实际上代表的就是经济当中最有活力的部分,政府应该会给予比较大的支持,包括现在的通信产业、信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一些战略性的行业等,所以这一部分发展势头是比较好的,传统经济在结构性调整后该压缩的压缩,该退出的退出,找到新的升级渠道.
除此之外,廖望科认为,保持我国经济运行稳定的能力至少来自四个方面：一是我国经济已经具备的超大体量,二是我国居民不断增长的庞大需求,三是我国日益成熟完善的市场体系,四是我国宏观管理经验和技巧日益丰富的有为政府.
“如果认识到我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网络零售商品国,即将成为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第一大国,已经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和最大规模的城镇化人口,而且仍然存在可以弥补的巨大成长空间和发展短板,就会对其经济稳定的能力有信心,保持我国经济前进的动能会更加丰富.”廖望科称,从增长动力看,我国经济增长已经从主要依赖投资、出口驱动升级为内需消费、投资和出口平衡驱动.从供需角度看,作为超大经济体需求端的持续规模扩张和消费升级、作为最完备工业体系在供给端迈向中高端的持续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等,从供需两侧都提供了前进动力.从空间角度看,东部地区的创新升级动能与西部地区的后发追赶动能将相得益彰.从科技生产力的角度看,我国在“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人工智能等新一轮产业革命前沿的储备和发力也是前进的重要动能.
行稳致远
在改革中,没有哪个国家或哪个理论找到了一劳永逸的举措.针对改革发展中形成的系统性经济风险,应当通过改革发展来集聚力量、找准时机去防范、化解和消化,必须认识到经济发展总是在时时刻刻解决老问题的同时形成新风险,不断重复、螺旋上升,只能在改革发展中不断面对、不断前进.
稳：不要出现零风险的高预期
如何稳,从去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可以看出眉目.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学工向《经济》记者分析称,稳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个层面是经济运行层面,不追求高速度但要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时总水平要稳定,避免产生通胀或通缩预期干扰经济运行,就业要稳,为社会稳定奠定基础；稳的另一个层面是消除潜在风险,这是更深层次的稳,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基础.潜在风险是过去高增长期逐步积累的,主要表现在金融风险、环境污染和贫富差距拉大等几个方面,党的十九大部署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就是针对这些问题和风险,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中国经济将更健康更稳健.
从行业来看,金融和地产是需要稳的两个领域.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黄少安对《经济》记者说,金融领域要稳定：一是货币政策要稳定和相机抉择；二是金融体系要稳定,要防控金融风险,防止金融出大问题导致经济不稳定；三是“去杠杆”既要坚决又要稳妥,避免急刹车导致经济不稳定.“其次是房地产行业要稳定,既要防止泡沫继续扩大,又要防止泡沫被扎破.类似房产税的政策出台要高度谨慎和掌握时机.”
对此,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有相同观点,“一是汇率要稳,因为这段时间汇率升值了,前年大贬值,去年升值比较快,大起大落会对经济造成一定的风险；二是房地产要维稳,一方面不能涨得太厉害,现在老百姓觉得房价太贵,另一方面又不能真地大跌,大跌风险也会出现；三是债务也要想办法稳住,我国目前的杠杆率相当高,去杠杆的过程中也要注意保持稳定,弄不好可能会引发一场金融危机.”
而在政策工具领域,有两类政策需要求稳.中国技术经济学会边疆生态与资源技术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廖望科认为,一是金融与货币政策要稳,不能刺激形成新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时也必须有稳定的金融货币政策以降低实体经济的资金成本；二是民生社保政策需要求稳,既不降低各类福利保障标准,也不吊高社会期待胃口.“在经济活动领域,有两个方面需要求稳.一是实体经济应当首先求稳,在降低金融、制度和交易成本的基础上逐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是预期管理应当相对稳定,让社会各界、国内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各个方面形成稳定预期.”
而这一切稳定的基础都是建立在社会稳定的基础之上.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表示,我们在各种落实政策方面要实现社会稳定,要维持基本的治安安全、卫生健康、社会秩序等方面的稳定,就要强化国家治理,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从某种程度上,社会的稳会给经济的稳创造基础.
“实际上从去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以及最早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就已经提到了大量的方法探讨如何解决中国经济的巨大风险,但是风险是无处不在的.”王文称,中国经济不可能也不要出现零风险的奢望和高预期,风险某种程度上是和利润成正比的,我们现在一方面要客观地、理性地接受和面对长期存在风险这样的必然、客观的事实；另一方面我们同样也要在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三去一降一补方面更进一步落实和执行改革的方案,让各种改革不只是解决我们的最后一公里,更主要解决最后一百米的问题.
进：方向有所选择和侧重
稳中求进,所谓的“进”就是在保持我们整个国家向前发展的动力,因此“进”肯定是有所选择或侧重的.
对于如何在稳中找到进的方向,黄少安表示,首先是坚决推进改革,特别是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改革,包括在保持经济控制力的前提下,国有资产的总量规模优化、结构优化、公司治理结构优化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实质性改革,让庞大的国有资产得到优化配置和高效率经营,给国家和老百姓赚钱.“只有控制没有效率是不行的.改革的方向早就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勿忘初心、锐意改革,不能停留在文件上,得有实质性进展.”
其次,推进技术进步,从而推进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内生于生产要素结构,产业质量内生于生产要素质量.技术进步是开发新要素、提高要素质量的根本.”黄少安认为,政府应该把眼光和着力点放在优化要素结构、提高要素质量上,关键是支持和激励技术创新、教育、基础科学研究,把产业结构调整、企业关停并转、企业规模和业务调整等交给市场.
此外,政策工具也要有所“进”.廖望科认为,财政税收政策可以在产业结构优化、地方债务化解、央地责权平衡等方面更加积极一些,投资贸易政策可以在引领新一轮全球化和占领全球分工高端方面更加积极一些,人才创新政策可以在全面建设创新型国家、吸引全世界人才方面更加积极一些.
在廖望科看来,十九大确立的七大发展战略领域有着广泛的向上推进空间.“比如通过加强科研成果转化和高校双一流建设而持续推进落实科教兴国战略,通过加强人才培养质量而持续推进落实人才强国兴国战略,通过加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而持续推进落实人才强国兴国战略,通过加大欠发达地区支持力度而持续推进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通过加强生态与环境保护投入而持续推进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通过核心技术、集成技术、成套装备、重大项目的联合攻关而持续推进落实军民融合发展战略,通过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持续推进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等.”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马晓河也认为,要在进的方面加快传统产业改造,积极支持新兴产业成长,这方面应该有所动作,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解决方案.“举个例子,比如传统产业改造的投资能不能在税前抵扣？在这方面是不是能加大力度？还有新兴产业发展,科技型企业用于研发推广新产品的经费能不能加计扣除？比如我是研发企业,当年投入的经费是100万元,政府能不能给我乘2,相当于我200万元抵扣增值税和所得税？还有企业用于创新活动中的科研人员和所得税能不能减免50%？再比如说可不可以建立一些公共服务平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平台谁都可以用？我们的个人所得税能不能加快改革,调高个人所得税的门槛,从3500元提高到5000元行不行？我们能不能再进一步地减少政府的行政审批项目,减少许可发放？”
除此之外,王文表示,除了要深化改革,还要扩大开放,包括“一带一路”建设,亚投行建设,进一步提高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融合度,扩大开放实际上也是我们“进”的一个最重要的基本原则.
三个目标并非不能同时实现
穆迪分析人员斯卡特曾表示,中国确立并寻求的改革、增长和金融稳定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终究要有所取舍,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放弃其中一个.那么在稳中求进的档口,这三个目标能否同时实现？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张立群看来,中国经济现在已经出现了稳中向好的良好态势,事实上也就打消了他们的疑虑.
“中国自己的事当然要根据中国的实际、依赖自己的判断.基于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经验而得出的许多西方经济理论,目前在西方国家自己的管理实践中都问题百出、亟待修正,再用来解释和指导中国实践恐怕得慎之又慎.包括穆迪在内的国外三大评级机构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后的表现狼狈不堪,其对发展中国家多次判断失误也饱受诟病,有时对待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双重标准更令人不齿.”廖望科表示,对这类机构观点的态度最多是姑妄听之.
那么,改革、增长和金融稳定这三个目标如何更好地实现呢？
“三者兼得理论上是完全可能的,看你做得怎么样,要兼得可能不容易,我们稍微分析一下改革增长和金融稳定,从中国的经验来看,获得更高质量的、更长远的增长需要改革,改善金融稳定的状况也需要改革,所以改革对这两者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刘涛雄表示,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会有很多的改革措施推出来,很多人会认为金融稳定和增长两者之间有矛盾和冲突,但是如果我们促进增长的方式不是靠投资驱动或者外延扩张,而是靠创新、靠发展质量的提升、靠市场效率的提升,那这个增长和金融稳定的内在是一致的.
这的确需要很高的智慧来不断寻找三者之间的平衡.“中国政府最擅长的就是在这三者之间寻找平衡点,这在一般的国外观察家看来好像很难理解,觉得我们是在这种不可兼得的目标之间去寻找平衡,但这很符合中国的文化和做事的方式.其实从2010年以后我们就已经进入到这三者之间的调整和平衡,所以这不是能否做到,而是为什么能做到的问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表示,稳中求进、底线思维这些概念提出来,也是对我们寻找这三者之间平衡的很好的总结.
孙学工也很赞同这种分析,这实际上就是中国一直所说的统筹协调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另一个说法,中国的实践说明三者是可以协调好的,关键在于,一要设定适当的目标,不脱离实际；二要把握好力度和节奏,循序渐进解决问题；三是市场决定作用和发挥好政府作用有机结合,从而处理好短期和长期、局部和全局的关系.
“你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改革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向和方略,还有金融稳定的目标是什么？这三个目标的设定要科学,适度的经济增长、科学的改革方向加上金融风险的防范,目标是可以协调的.”马晓河表示,穆迪的判断是从当时货币的三项政策引申过来的,不一定正确,三个目标能否达到,就看宏观框架怎么操作,调控怎么拿捏,这三者之间有统一关系,有对立关系,但并不是一定要舍弃一个,这里没有必然的三角困境的关系.“要达到10%或12%的增长目标,在改革和金融政策上肯定要放弃金融控制,但是如果说要达到6%,那就要把防范金融风险放到重要地位,目前中国不可能追求高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调节三者之间的关系.”
归纳总结：这篇文章为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致远和中国经济和改革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中国经济本科毕业论文中国经济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1、 改革开放40周年，致敬中国品牌 五千年文化的传承与滋养,百余年老字号的坚守和创新,40 年“中国造”的蜕变和崛起,民族品牌纷纷亮相世界舞台……中国,正由品牌大国向品牌强国跨越 改革.
2、 40周年，请记住他----献给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40周年请记住他在一个深秋的夜晚他挺立雄鸡版图的心脏用力拔山兮的口吻向着黄河长江喊话解放思想改革开放40周年请记住他一个早春的二月他在南海的一个渔村边信手画出一个圈然后跳进圈内对着九州的草木说一定要敢.
3、 画圈的老人（外一首）----献给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画圈的老人姓邓名小平40年前的12月这位矮个子老人站在中南海的晨曦中厉声疾呼中国这艘东方巨轮必须驶出国门走向世界次年的春天老人在南海的一个渔村边毅然画了一个圈并且亲手向圈内放了只熊猫和驼羊种了棵三色玉.
4、 改革开放40周年基础教育信息化大事记 我们选择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的两个重要里程碑——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发布,作为回顾的分界点,分两个部分梳理.
5、 新的伟大革命 新的伟大时代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摘要改革开放是决定现在我国命运的重要选择 在经历了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不凡的成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变得更加成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逐渐的健全与深化,于40年的社会思.
6、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上） 这是一个始于1978年的大时代 那一年,改革开放这把钥匙为中国打开了巨变的大门 四十年来,中国的进步是巨大的 执政党不断推动理论创新,一批批改革者打破旧有枷锁,引发思想解放运动,带来全社会的观念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