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记忆以与记忆的承诺读李云雷小说集《再见，牛魔王》，本文是关于雷小说集类论文范文数据库和承诺和李云雷和《再见，牛魔王》方面专科开题报告范文.
一
很多时候,和作家本人太过熟悉反而会限制对其小说的理解和批评,甚至更容易落入某种标签化、概念化的嫌疑.尤其是因为李云雷作为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 叙事”首倡者、支持者与批评家的思想与立场,面对他本人的小说,一方面固然需要一定的“前理解”和“阐释的循环”,但同时也需要适度地避开某些关于他的“刻板印象”.虽然曾断断续续读过他的大部分小说,但因为云雷作为批评家、作家、朋友和很多人的朋友的多重“身份”,我反倒对其小说艺术和小说中的世界并未能形成一种更具阐释效力的理解.
好在“知人论世”仍不失为一种优良的批评传统与方法.在尽可能以他个人的、小说创作的经验为基础读完这本即将出版的小说集《再见,牛魔王》之后,我方才对他的小说有了较为整诠式的思考,也隐约看到了一个更为真实和丰富,同时也具有相当“复杂性”的作家李云雷及其小说世界.事实上,“作家李云雷”的产生要比“批评家李云雷”早得多.印象中初识云雷并非缘于文学和学术研究,而是因为“一件小事”.很多年以前的一个秋季,云雷和我（们）一起考入北大当代文学博士班,而那时他已经久居北京,并已经在北大完成了硕士学业.开学初一段时间我宿舍恰巧还有一个空位,他恰逢有位农村亲戚到北京谋事,便找到我房间打算借宿几晚,我才和他熟识起来,也得知了他最初的理想是写小说,当作家.我也渐渐得知了他的文学立场和品味,以及“我们”相似的成长经验和对“历史”“当代”“中国”“乡村”等问题的共同感觉.
和云雷初识的“一件小事”却是我理解他和他的小说的一个精神事件.我在想,他和“我们”一样,有一个永远不能割舍的过去和乡村,久居京城的云雷和它依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更多不乏琐碎的世故人情.我甚至认为,相比“底层文学”批评家,“作家李云雷”背后有一个更为广袤的和真切的“底层”.这本小说集《再见,牛魔王》便是以个人的“记忆”为原点,以小说叙事的方式打开的一个真切的“底层”世界和“历史——现实”时空,云雷也似乎想以它创造出某种新的小说形式和“记忆”的形式.之于我和“我们”,它的个人性与“同时代性”都具有不同寻常的含义.
二
诚如很多读者和批评者所感,云雷的小说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真”：像他为人一样的写作态度的“真诚”,像他作为一个理论批评家那样发现、思考社会现实问题的“真切”,以及在小说叙事风格上的“真实感”.作为“底层文学”批评家,他确乎在以小说和感性经验的方式进一步丰富和延伸有关“底层”和“底层文学”的问题、理论与批评,甚至他的社会理想.贺绍俊认为,“他的文学批评与他的小说具有互文性.如果说,他在文学批评中基本上是一种理性的表达,那么,他的小说则是一种诗意的表达.”的确,在《再见,牛魔王》所收录的17 篇小说中,几乎所有作品都是关于作者童年、少年时代的成长记忆和乡村故事.在一种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这些小说大概都可归入所谓的“底层文学”.它们以小说、故事和感性的经验进一步显示了云雷的“底层”立场和情怀,也显示出他在小说艺术上对某种“真实”效果的刻意追求.
在这些小说中,除了单篇《再见,牛魔王》以外,作者用了几近于“非虚构”的方式“记录”了自己的童年往事和昔日的乡村生活.读过这些小说的读者,大概没有人不会认为他写的都是真人真事,至少人物有相当的真实性,不过云雷曾声称那些“真事”“真是小说.”在谈及自己小说创作方式时他也曾说：“我也写过真事,但我在写的时候才发现,真事往往受到很多限制,尤其是有个人心理上的障碍,反而是那些虚构的部分更自由,也更像真事.”作为“底层文学”批评家,他在强调小说的问题意识和思想性的同时,也在不同场合都强调过小说的艺术性.以云雷对一些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家的熟稔和文学见识,他未尝不能写出“先锋”的和时兴的小说样式.而在《再见,牛魔王》中,反倒是这种“高度写实”的写法更具某种特别的实验性,作者或许是想以这种方式寻找和重建小说探寻“记忆”与“存在”的某种可能性.正如云雷评价自己的小说时说：“我的小说总是穿梭在过去与现在之间,总是细细刻画自己在某一刻的生命体验,总是希望说出那些稍纵即逝的真实或真相.在小说中,我不太注重技术,也不太注重情节,我希望以最简单的方式写下最真诚的情感,我相信这素朴的诗是足以打动人心的,我的人生是什么样子,我就用什么样子将它写出来,不粉饰,不做作,像一篇散文,像一首长歌.”
本着这样一些经验、原因和意图,《再见,牛魔王》中几乎所有的小说,都以“我”的视角始终将童年往事和乡村故事置于一个中近景的位置,但同时又保持着一定的叙述距离,娓娓地讲述着改革开放以来在日益变革的社会进程中,“我”与童年玩伴、乡亲们的流散以及原有的那个“乡村共同体”的消失与溃散.作者以“日常生活”的视野呈现着乡村人们生活的喜怒哀乐和命运的悲欢沉浮,也流露着他对昔日乡村生活的留恋、伤感与惋惜之情.
《电影放映员》讲述的是“小姨”恋上“电影放映员”的故事,因为我无心的过失而导致他们错失了一段姻缘,往事如烟,如今的“小姨”正过着平凡的生活.小说以散文化的结构和叙述讲述了在时间的流逝中,“小姨”从年轻时对美好爱情的憧憬、喜悦、失落与不甘心,到老年岁月安详的平静恬然.那个“电影放映员”是隐埋于“小姨”内心深处的秘密,但“我”并不知道现在“小姨”的心中还有怎样的波澜.所以,这更是“我”内心深处的秘密,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过失,“小姨”或许正过着另一种生活,但是好是坏却让“我”陷入了深深的犹疑.“我”一面深深愧疚于自己的过失,同时也在追问,“小姨”和“乡村”究竟该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作者在“小姨”的故事和“我”的愧疚中陷入了一种对乡村、人与历史的命运以及自己的沉思和追问：古老的乡村永远都在它自己的“变”与“不变”的历史旋律中存在着并行进着,对于“小姨”和乡村的历史和命运,“我”能说些什么,又能做些什么？
《织女》也表达了同样的历史与命运之思.小说讲述的是“芳枝”和“桂枝”姐妹俩的情感纠葛,因为提亲人“春生”临时起意相中了妹妹“桂枝”而不是姐姐“芳枝”,从而导致了姐妹之间大半生不相往来的亲情隔阂.“芳枝”的沉静与沉默在“我”眼里有一种不可言喻的美,让人爱怜又倍感辛酸,但作者并没有将姐姐“芳枝”道德化和理想化,甚至还袒露了她对妹妹的些许恨意.当然,妹妹后来的婚姻家庭变故和悲剧让她也有深深的失落与愧疚.重要的是,“芳枝”和她那辆古老的织布机,仍然孤独地吱吱呀呀地日夜不停转动着,仿佛在倾诉着一首古老的伤感的乡土之歌,倾诉着她的失落、恨意、爱与等待.如果说妹妹“桂枝”的命运意味着“乡村”在“的确良布”“公家人”等“文明”符号和体面生活的冲击诱惑下的破裂与失败,那么姐姐“芳枝”则意味着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失落、沉默与孤独,以及对一种不变的乡土情感、文化与认同的执拗与坚守.而《梨花与月亮》颇有侯孝贤《恋恋风尘》般的意境与意绪,小说讲述了“我”和“表哥”一起看守梨园的一些往事.小说以“我”在梨树上的特别视角呈现了别样的乡村风景,相比其他小说,这个小说较为独特的是,作者以俯视的视角和远景的视界描绘了“表哥”和一位城里女孩从交往到分手的情景.“表哥”后来参军、失恋与到部队里的另一种生活,都有非常浓厚的青春成长创痛的意味,但更表达了作者对乡村命运的另一种沉思.“我”仿佛始终在凝视着他们、他们爱情的变故和分道扬镳的人生轨迹,虽然“我”并不知道他们交往的具体情形,“我”也仿佛注视着在与城市文明的碰撞中乡村的沉默、失落以及变与不变.
高度的“写实”可能是实现小说诗意化的另一种途径.在这些小说中,不乏鲁迅式的犹疑与困惑,亦不乏沈从文式的眷恋与惋惜.作者也以他对乡村历史、现实和未来命运的困惑与迷思呈现了“底层”与乡村真切的、多重的面相.在《小偷与花朵》中,从小性格顽劣的惯偷“小杰”在恶劣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中野蛮生长,父亲的暴戾与软弱,最后关头的屈辱与勇敢,都呈现了一个鲜活、真切的“底层”社会.不同于一些惯于表现“人性恶”的“新写实小说”,作者还让“底层”焕发出了人性善与美的光辉.小偷“小杰”是那样迷恋和珍惜凤仙花,那或许是他对失散的母亲或某种女性之美与温情的渴望,但更是“底层”对一种美好情感的呵护,以及一种执着的良善的生命与道德意志.在《哑巴与公羊》中,那些有关哑巴“英”的离奇的谣言、她的失语与悲苦,以及“公羊”的沉默、反抗与忍耐,无不表征着在“文明”与现代性的压抑下底层的苦难,以及对良善生活的向往.小说写出了底层原生态的野蛮、生活与*的失序,但也呈现了底层未被“文明”规训的活力与诗意.在作者的乡村命运之思中,“公羊”“凤仙花”一类的意象使得小说有了更多的诗意与抒情,它们或许就是作者童年记忆、乡村故事和底层经验中特殊的诗性意象和生命.
在这些小说中,一个个平凡而又鲜活的人物,一件件细碎而又不乏传奇色彩的乡村日常,读来让人倍感真实、亲切而又心生恻隐.这些小说大多以“过去——现在”的时间结构重组了“记忆”和昔日的乡村生活,在作者细水长流般的述说与描绘中还隐藏着“逝去——挽留/ 坚守”诗性结构和情感结构.
而在这些颇为“简单”“质朴”的小说中,作者更呈现出了人与历史、时代、社会的关系的复杂性与真实性.但云雷并没有以理论批评的高度清晰和锋锐去剖析乡村的问题.小说中的“底层”社会有着更为宽广的视野,它不仅仅是在日益城镇化、市场化和社会利益分化的时代变迁中被裹挟其中的一个社会存在,也是在世道人心不断变幻的命运中的那些芸芸众生,他们有随波逐流,有沉沦,有抗争,也有温暖和情义.因此,《再见,牛魔王》展现的是一个无限丰富的、原生态的乡村与“底层”,它同样处于“变”与“不变”的历史与命运旋律之中,在时代社会的变迁之中前行着,又不断地聚散离合.
《三亩地》用一种类似口述史和访谈笔记的方式讲述了“三亩地”的今昔变迁.作为地主“二礼爷爷”家的“祖产”,“三亩地”经历了几十年的土地政策的调整,重又回到“二礼”家手中,并且上面屹立起了村里独一无二的三层小洋楼.“三亩地”隐微地折射出中国农民心中不可磨灭的“祖业”意识,但它还见证了从土改、合作化,到包产到户、市场经济,再到今天土地流转过程中土地和人的命运沉浮.小说也从“二礼”“二礼爷爷”以及“占理大爷”的不同角度揭示了个人、人心与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作者也没有用某种理论观念去评判“三亩地”的命运,小说最深沉的感慨来自于一种沧海桑田般的历史感,呈现了在不同时空中,土地、人与时代政治之间的命运交汇与分流.《红灯笼》也讲述了在“绸布灯笼”大行其道的日益市场化和城镇化的时代,乡村、人与土地的离散.在经历了历史的“飘摇动荡”之后,风采依旧但显得有些落寞的“红灯笼”,可以说是一种“不变”的乡村情感与认同,它回望着历史,眺望和等待着未来以及那些流散的人们.《纵横四海》中“黑社会”的恩怨情仇、忠诚背叛与溃散,更是展现了在利益急速分化中和新的经济、权力关系中,“底层”的沦陷和挣扎以及人性、尊严的罹难.《林间空地》讲述了“林间空地”从“我”曾经的童年乐园到如今菜市场的变迁,它讲述了童年的奇妙幻想,以及童年玩伴的流散和各自不同的人生际遇,也讲述了土地、人与历史的故事.《乡村医生》《哈雷彗星》等不少作品都从不同侧面呈现了人与历史、时代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呈现了在日益变迁的时代和社会中“乡村共同体”溃散的命运.
这些乡村故事,正因为它们在作者的“记忆”中,似乎都流露出了不乏挽歌式的悲凉意绪.但云雷并没有用“记忆”去凭吊那个已经或正处于消失之中的“乡村”,从而流于感伤的泛滥抒情和对某种文化道德的怀旧,而是有着一种更为深沉的历史感觉、历史感慨与沉思.因为他不得不意识到,“在我之前,这个世界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将一个变化了的世界带给我们,但世界并不会停止,而是将继续变化,正如我们的土地变成了工厂,我们的树林变成了市场,我们的小河变成了风景区.”（《林间空地》）
三
云雷不仅在历史、时代和社会的现代性变革中,讲述着乡村社会的变迁,也在时间和岁月本身的流逝之中,呈现着乡村以及乡村人们的命运流年.整本小说集中,叙述者“我”有着同样的视角与位置,在“过去——现在”的叙述时空中,“我”仿佛一边前行,又一边再三回顾,回顾着身后那广袤的“底层”和那渐行渐远的“乡村”.也正因为如此,叙述者“我”有着某种非常复杂、微妙而深邃的孤独感.“我”和“我”的这种“孤独感”富有意味深长的症候性,不妨说在“我”身上呈现了一个来自底层、乡村的知识分子,或者就是一定意义上的“乡村知识分子”的精神综合症.离开乡村的伤感、追寻生命意义与社会理想之途中的孤独、徘徊与笃定,使“我”似乎有一种深深的焦虑,也许是想在乡村被现代化、城镇化浪潮掩埋之前,也许是在进一步“远离”乡村之前,也许是想在某个“严重的时刻”到来之前,竭尽全力打捞和抢救出所有的童年记忆与乡村故事,并试图激活某种潜在的思想力量与思想资源.于是,在“过去——现在”的时间结构中,云雷的小说还隐藏着一个有关历史和未来的追问：我为什么要离开乡村？我们为什么要读书？我们向哪里去？于是,“过去——现在——未来”便成为了云雷小说中的一种思想精神结构.在前行的途中,所有的孤独、困顿与力量,始终都与过去有关,与那片深刻的记忆有关,因为有个“记忆的幽灵”曾经出现过,而且允诺过他和我们.
在这些看起来有些过于着“实”的小说中,其实背后还隐藏着巨大的“虚”与“不在场”.云雷似乎想在童年往事和乡村故事的书写中努力发掘“记忆”的最深层,并试图探触“存在”的可能性.如果说,“记忆”在米兰· 昆德拉那里是遗忘的另一种形式,而在云雷的小说里,“记忆”则着着实实是一场抵抗“遗忘”的搏斗,抵抗着我们所面临着的那些巨大而无形的“虚空”,抵抗着“虚无”“否认”和“拒绝”对我们以及“记忆”和“历史”的吞噬.
《再见,牛魔王》中的“虚”与“不在场”体现在小说隐藏了三重记忆.一是有关历史与时代的记忆,前文所提及的那些作品从不同侧面描绘了从“社会主义”时代到“后社会主义”时代的乡村生活风景.作者从童年的、乡村的和地方性的经验讲述了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中国故事.乡村“日常生活”的琐屑与粗粝、乡村社会的世态人情和冷暖人生,隐隐回应着时代与现实的“宏大叙事”,有如“芳枝”“红灯笼”“三亩地”“林间空地”以及《纵横四海》中“二猛”的故事那样,他们的沉默与无不来自历史深层的破裂处,应和着并对位着时代与社会变迁的巨响.
二是记忆中的记忆,作者用了非常独特的方式呈现了有关20 世纪革命的历史“记忆”.《暗夜行路》写“我”上初中时下晚自习后和一位外地女孩“小霞”结伴骑行回家的往事,随着后来的转学,“小霞”也慢慢淡出了我的记忆.但多年以后在国外一次学术会议上“我”却与“小霞”意外重逢,而她已成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在人生相逢与告别的偶然性中,“我”与“小霞”的重逢（相遇）或又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或因为曾经一起经历过“暗夜行路”中的恐惧与些微的少年情愫,或因为一起看过夜晚的月亮风景.但“小霞”为“我”唱的苏联歌曲《小路》和“我”为她唱的革命歌曲,或许是“我们”相遇的真正原因.在小说诗意化的情景和歌声中,是一段共同少年记忆,是一种理想和信仰的启蒙与召唤,也是来自20 世纪革命历史深处的“记忆”.某种意义上,《电影放映员》中的“电影放映员”也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启蒙者,是他给乡村和“我”带来了有关革命、历史和未来的“记忆”与想象.这本小说集中,不少作品都用了“歌声”和“电影”的元素,如“小霞”的《小路》、“小姨”的《九九艳阳天》、“表哥”的《喀秋莎》和“姐姐”的《泉水叮咚响》.在他们的歌声中,是他们对美好生活憧憬、失落与执着,也若隐若现地飘荡着20 世纪革命历史的回声.小说中的这些片段可以说构成了另一种有关“革命”与“历史”的记忆书写,并铺垫于作者以及“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记忆中.
三是有关个人生命经验的记忆.无论是《暗夜行路》中的恐惧与愉悦、《纵横四海》中的“江湖梦”,还是“小杰”的凤仙花与“小锐”（《我们去看彩虹吧》）的彩虹,都构成了解读云雷小说个人记忆书写的意义编码.它们讲述了童年玩伴的流散、底层的挣扎、乡村的溃散,也隐藏着作者某种个人性的,甚至不乏隐秘性的生命经验与记忆.
单篇《再见,牛魔王》用了不乏“穿越”和“玄幻”的方式虚构了“牛魔王”的前世今生.一头年轻的公牛和牛群一起被送往城市的屠宰场,在经历了一番反抗与搏斗后终被送往屠宰车间,在经历一系列工业化、机械化的屠宰程序过程中,青年公牛竟然复活了,带着满身的累累伤痕逃出了屠宰场,消失在夕阳下的树林中.小说笔锋一转,写“牛魔王”到人间调查牛的生存状况和人们的信仰状况,并以“公牛”的口吻展开了对人类历史、社会、政治的反思,尤其是对现代性严密的工具理性与压迫性结构秩序的批判.正如贺绍俊所说,云雷的小说“用另外一种思维方式表达了他的社会理想,”也有如石一枫所说的,“云雷将他的小说写作和他在理论以及社会方面的思考相结合,试图解决一些对他而言、对许许多多从事文学的人而言更重要的问题.”显然,云雷是借此表达自己的某种有关“正义”“平等”“自由”的社会价值理想,但也凸显了他某种有关“压迫”和“反抗”的生命意志.
但接着小说再笔锋一转,写“我”小时候和一头小牛的故事,小说最后写到有一天“我”在北京街头看见一头大公牛带领动物们逃出动物园奔跑在街头的情景,在的追捕中,大公牛腾空而起,缓缓飞去并回头向“我”微微一笑.
这更是一篇有关某种生命记忆与经验的小说,两个并置的叙述者“我”让想象、现实与记忆的多重时空叠拼在一起,但毋宁说是“牛魔王”这个隐喻性的意象联接了小说中的多重的平行时空.可以说这个“牛魔王”隐喻着云雷小说中那个无处不在的“记忆的幽灵”,它来自童年生活中“我”和“小牛”相依相偎的情意和被迫离别的创伤,同样也来自生命中有关反抗和压迫的与无意识,甚至也部分来自20 世纪底层反压迫史中的集体经验和“革命记忆”.而且,它一直都存在于“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路途中.
四
云雷小说中这个有若“牛魔王”般的“记忆的幽灵”,不断地召唤着他,并始终凝视着他.而“高度写实”的小说方法将童年、底层和乡村人们的“往事”置于中前景,记忆与历史便鲜活起来,记忆与历史中的那个“幽灵”也被激活了.因此,在云雷这样的个人性的,甚至不乏隐秘性的记忆书写中,便有了深邃的历史性和“同时代性”.小说集中大多数作品的故事背景是1970 年代末1980 年代初,有一部分则以1990 年代初为背景,这正好串联起了当代中国从“社会主义时代”到“改革时代”再到“后改革时代”的历史进程.这也正好同构于李云雷和“70 后”一代人的成长史.这并不只是说,作为“同代人”,我们可以在这本小说集同分享“70”后一代,尤其是其中来自“底层”和“乡村”的那些知识分子的成长记忆和文化经验,而是说,云雷的小说更生动、具体地重建了这一代人关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记忆与想象,并赋予了他们以独特的历史性,以及如此丰富的意义和问题性.
诚然,以“代际”概念和视野来描述当代中国思想与社会的变迁并不十分妥帖,但代际的更迭又确实是现代中国历史的一种独特结构和线索.甚至,这就是现代中国人的一种“宿命”,每一代人的成长与代际的更迭总是同构于现代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或者说,时代、社会和文化的变革总是不断地嵌入每一代人的生命经验和文化经验,“70后”以及1980 年代初期出生的一代尤为如此.在我看来,他们可能是现代中国最后一代仍保留着某种革命历史“记忆”或“无意识”的一代,他们的童年刚好覆盖改革开放的1980 年代,青少年时代（中学、大学）正好覆盖进一步改革和市场化的1990 年代,中年时代则被卷入了新的社会、经济和权力结构以及全球化和消费文化的语境之中.“70”后的成长史真正与当代中国的社会历史变革同构,并与之产生了具有复杂意义的张力.然而,正是经历了社会、历史与文化的深层复杂的变革,反而造成了这一代相当程度的生存尴尬、精神困境和文化不适.他们在童年时代接受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教育,却在1980、1990 年代接受了“新启蒙”“现代化”“现代主义”“个人性”等方面的思想、人文教育.这让他们在一个新的社会、经济、文化结构中显得有些犹疑不定,更在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中颇感茫然失措、无所适从.相比前后两代人,“70 后”这一代一方面要承受经济方式、技术和生产关系变革等因素所形成的财富的代际落差,另一方面也要应对社会文化变革对已经塑型的文化心理结构所产生的冲击.在现实面前,这一代在思想、知识和文学的生产中还不能完全缓释自身的不适与紧张,也未能建立起有效的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
但不断展开复杂变化的现实和自身的问题,恰恰给了这一代人以思想的灵感和具有“历史——未来”双重视野的方法.对于这一代来说,这便打开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根植于时代与现实之中,面临未可知的未来,唯有回顾所来径,回溯记忆的最深处,以自身独特的历史感觉,对过去、现在和自身始终保持一种凝视,并重塑自身的历史意识、历史性与历史意义.正如刘复生谈及云雷和这一代时所说：“底层、半底层的出身和经历使我们天生具有某种上流社会的文艺腔所洗不净的注重现实人生的唯物主义气质……应该说,我们没有经受革命年代的压抑和冲击……相反倒是革命年代的余泽给了我们改变命运的机会,尽管1980 年代的教育让我们在观念上对这个年代进行了青春期的反叛,却也让我们在改革后的时代在对比中重新发现它的让人怀念之处,这让我们不由重新打量和反思两个时代,并再次追问自己读书和从事文学批评的最终理由.”`
作为以“记忆”为中心主题的小说集,《再见,牛魔王》表征着这样的问题性与“同时代性”.它的意义在于,“70后”一代如何重建自己的文学叙事和历史叙事？又何以可能？因此,小说《界碑》中的“309 线706 号”界碑就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小说写的是“我”小时候在外村念小学的童年往事,尤其是“我”和“黑五”“四海”和“高秀才”之间懵懂的友谊与纠葛,以及在岁月流逝中渐行渐远的不同的人生道路.上学时总要经过的那道“309 线706 号”界碑,是童年玩伴曾经汇合与停驻的地方,也是他们告别、离散的地方.这同样是一个有关“迅哥儿——闰土”,有关“知识分子——民众/ 底层/ 乡村”的现代寓言,“界碑”何尝不是“70 后”一代,甚至所有底层知识分子曾经与历史、记忆、底层和乡村告别的地方？李云雷的小说仿佛在提醒着我们,重访记忆中的“界碑”,重新出发,因为那个“记忆的幽灵”也在凝视着我们和我们的时代.
归纳总结：上述文章是适合承诺和李云雷和《再见，牛魔王》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雷小说集本科毕业论文，相关雷小说集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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