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卫所制度和边疆社会:明代四川行都司的官员群体与其社会生活，本文是社会生活相关论文范文数据库与行都和四川行都司和社会生活类论文范文数据库.
四川行都指挥使司是明代的五个行都司之一,地接明代四川、云南、贵州和朵甘思宣慰司等地,位置在今四川省西南部凉山彝族自治州、攀枝花市一带.四川行都司与四川都指挥使司、四川承宣布政使司同是四川“自然境”之内三个省级“地理单位”,以“行”称之,主要原因是它建立的时间在后,且“行”有“行省”、“行署”、“行在”中的“行”字之义,因此被视为派出的省级管理机构.四川行都司管辖的地区不大,职责与四川都司相似但更加具体；所辖的卫所绝大部分是军民卫指挥使司、军户千户所和长官司,负责管理建昌地区这一典型的边疆民族聚居区①.
建昌地区纳入明廷版图的时间很早,一般认为明王朝统治建昌（西昌）地区的时间是从洪武十五年(1382)元朝罗罗斯宣慰司平章月鲁帖木儿向明王朝输诚开始,“故元平章月鲁帖木儿等自云南建昌来朝贡马”②.但发现于今西昌泸山光福寺大雄殿东寺上的《泸山寺院创建碑》的落款时间却是“大明洪武甲寅年”,即洪武七年(1374),显然此时已奉明朝为正朔③.其实,早在洪武五年(1372),就有“罗罗斯宣慰安定来朝,赐绮六疋,纱衣、葛衣各一袭,通事衣有差”①的记载,笔者的理解是当时建昌地区前元各地方政治力量的政治倾向不尽一致.四川行都司设置的时间在洪武二十七年(1394)九月,“置四川行都指挥使司于建昌府,以建昌军民指挥使司及建昌前卫、宁番、越崔、会川、盐井六卫隶之”②.
四川行都司有几个特点值得关注：第一,虽然这里的卫所是以军民卫为主,但卫所内主要职官却是汉族,世袭武官形成了特殊的汉族聚居的上层社会.第二,它是明朝设置在典型的民族聚居区之内的都司卫所,当地民族成分和民族矛盾复杂.第三,这里地理位置偏远,但官员却来自全国各地,世袭武官成为本地实力派,被贬谪的文官因品阶低,大多郁闷不得志,形成了与明统治核心区所不同的社会现象.
对四川行都司进行过较为系统研究的有两篇论著,一是郭红探讨了四川行都司卫所的建置过程及其沿革③,二是谢忠志《明代的五行都司》对明代五个行都司建置、功能、布防、运作分别一一进行了简述.此外还有数篇单篇论文,主要集中在对四川行都司的卫所建置、土司制度,以及移民、民族关系等两大方面①.比较而言,关于凉山土司的研究成果则颇为丰富,像龚荫的《中国土司制度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 2年）和姜先杰的《凉山土司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 3年）都对凉山土司的历史及发展进行了专门的介绍；而对凉山地区四川行都司这批汉族武官和文官的研究却极其有限,比如这批官员群体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他们在边疆地区的生活状况和精神世界,并不为前人所关注.究其原因,主要是此前的学术研究积累成果不多,加之史料的整理与发掘工作没有全面展开,对行都司的研究还缺乏细致深入.本文除利用传统的《明实录》、《明史》等史料外,综合利用已整理出版的明代档案、碑刻以及奏议、文集和田野资料,对四川行都司内官员群体、汉族与边地民族的社会关系,以及他们的精神世界进行深入剖析,以期推进对明代行都司的研究,进而揭示卫所制度影响之下的明代边疆社会实态.
一、官员群体的构成
四川行都司所辖的六卫此前均已建立,它们起初由四川都司来管辖,再改由行都司管辖.据《明史·地理志》,四川行都指挥使司领卫六⑤,其全称分别是：建昌卫军民指挥使司、越崔卫军民指挥使司、盐井卫军民指挥使司、会川卫军民指挥使司（会川军民千户所）、宁番卫军民指挥使司.谭其骧称“卫或兼辖军卫,称卫军民指挥使司,图中简作卫.守御千户所、千户所皆简作所.军民宣慰司简作宣慰司.长官司及蛮夷长官司、御夷长官司皆简作司”⑥,这一简称在明代史料中也是如此.永乐初年,行都司之下还陆续添设有五个长官司,分隶于建昌卫和越崔卫,因为当地的卫所情况确实相对复杂.在四川行都司属下,只有当时刚刚成立的建昌前卫不是军民指挥使司性质,它到万历三年(1575)时还被裁革.行都司设置后,明初于此设置的府州县便同时被撤销.这种改制情况在明代较为普遍,对此,谭其骧在《释明代都司卫所制度》一文中曾说：“置卫所以统辖军伍,设都司以掌一方兵政,其初本与地方区划不相关.洪武初或罢废边境州县,即以州县之任责诸都司卫所；后复循此例,置都司卫所于未尝设州县之地,于是此种都司卫所遂兼理军民政,而成为地方区划矣.”⑦
由于卫所武官基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汉人,他们以屯田耕作为主要经济形式,卫所主要分布在最适应发展农业的宁远河（今安宁河）地区.这种通过设置卫所控制河谷等交通线和适宜发展农业经济地区的做法,在边疆地区较为普遍,如贵州都司卫所的设置便是如此.所以,由迁徙而来的汉人构成的卫所军户社会也呈现聚居的特征.
1．世袭的武官群体.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一书幸存有四川行都司下宁番卫、越崔卫等两个卫的武官世袭选簿,为我们分析该卫和行都司武官群体的构成状况提供了详细的资料.本部分主要依据这批选簿来分析四川行都司世袭武官群体的构成特点.
(1)专门从全国抽调一批武官.
在洪武二十七年(1394)成立四川行都司之前的两年,当地已经撤销了洪武前期因过渡而设的行政性府州县.这些府州县的运转情况和实际效果是令人怀疑的.从设置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的越崔卫（今治越西县）选簿中,我们能明显地感觉到洪武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之间,明在全国各地集中抽调了一批武官,在当地建立新的卫所防御和管理机构的意图.究其背景,主要是因为原建昌卫指挥使月鲁帖木儿叛乱,便把前来镇压的官军就地安置,又专门抽调了一批到这里来,“于是置建昌、苏州二军艮指使使司及会川军民千户所,调京卫及陕西兵万五千余人往戍之”①.
在越崔卫的职选簿中④,定远人、都指挥使刘岵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时已调任建昌卫中所副千所（第57页）,定远人、都指挥陶圭的先祖陶信在洪武二十七年二月时任越崔卫指挥佥事（第59页）,芜湖人王兴在洪武二十五年袭父王保副千户后调任到越崔卫中所（第63页）,扬州人朱谅在洪武二十五年袭替父亲在松州卫的流官百户之官后,即于洪武二十七年升为越崔卫左所世袭副千户（第67页）,固始人陶贵在洪武二十七年二月时调任越崔卫左所副千户（第71页）,盱眙人陈应龙在洪武二十二年时任越崔卫卫中所百户（第72页）,婺源人汪公道二十五年时由府军左卫试百户调到越崔卫左所（第72页）,淄川人杜巴山洪武元年归附,洪武四年选充小旗,洪武二十五年调到越崔卫,后在征交趾时阵亡（第75页）,武进人耿锐由原来府军右卫总旗,洪武二十五年时调征建昌后留居于此（第78页）,钧州人曹富曾为襄阳卫百户,洪武二十五年“钦依复职”调任越崔卫副千户（第82页）,诸暨人邵兴于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任越崔卫右所世袭百户（第84页）,无为人黄成于洪武二十六年以总旗钦升越崔卫右所世袭百户（第85页>,吴江人沈荣洪武二十五年由虎贲卫右所世袭百户调越崔卫右所守御（第86页）,天长县人葛保子以虎贲左卫右所小旗于二十五年设越崔卫右所,以年深小旗并后升总旗（第87页）,滁州人丁得于洪武二十五年升越崔卫前所副千户（第94页）,濮州人王成于洪武二十五年“钦依复职”调越崔卫前所世袭副千户（第95页）,确山人高贵先为龙江卫中所世袭副千户,洪武二十五年被任命为越崔卫世袭副千户（第97页）,河内人冯旺原为总旗,洪武二十五年升授为越崔卫前所百户（第98页）,高邮人严贵原为试百户,洪武二十五年调任越崔卫前所为世袭百户（第99页）,安仁县人段原善原为小旗,洪武二十五年拨越崔卫并于永乐三年升总旗（第1 02页）,合肥人吴诚曾任海门卫副千户,洪武二十二年时犯事充军,洪武二十五年时“复除”越崔卫后所副千户（第1 03页）,越崔卫后所世袭副千户侍信来任时间为二十七年二月（第1 04页）,怀远人王宣（伴奇）以纪录收拨军于洪武十六年并充小旗,洪武二十二年并充总旗,当年六月钦除越崔卫百户（第1 05页）,江都人蔡旺于洪武二十五年设越崔卫后所（第1 08页）,江都人魏镛的父亲魏辰原任沔阳卫右所试百户,洪武二十六年世袭时改调越崔卫镆西驿试百户,洪武三十年又改越崔卫（第1 1 1页）.
越崔卫选簿记录的世袭官旗人员,包括年远事故或资料不全者共计只有90人,其中超过25人是在洪武二十五年前后调拨而来.从这25位世袭武官的选簿看,明为了组建越崔卫,除平调了一批官员外,还通过提升原来品级升授于此、借出幼袭替之机改调到此等手段调入武官,甚至还起复了一批“问题武官”.在四川行都司重建防御体制的意图非常明显,力度也非常大,由此就在这里形成了新的边疆军卫社会群体.
(2)官员总体规模略小于内地卫所.
“宁番卫”选簿收录有该卫下指挥使1员、指挥同知3员（另年远事故3员）、指挥佥事3员（另年远事故3员）、卫镇抚年远事故5员,以及所辖左、右、中、前、后、中左所、中右所、中中所、中前所中时在任和年远事故者共计1 00员和苏州驿实授百户1员、递运所试百所的年远事故2员.以上官员合计1 21员,其中,年远事故的官员高达83员,也就是说在截至隆庆四年(1570)全国大造选簿、编写宁番宁武职选簿时①,他们已经因事、因故离开了宁番卫,原因不详.即便是选簿上出现的官员,像指挥同知赵呙,其一辈祖赵亮系永乐十六年(1418)时任宁番卫中后所副千户,其二辈祖赵禄因宣德和成化年间的两次军次历升至正千户、指挥同知,赵呙系正德十一年(1516)六月因其父赵辅年老,作为嫡长男袭职于宁番卫.但选簿昀记录到此为止,正德之后赵氏的结果如何,不得而知（第8-9页）.卫所武官的流动性很大,与其他内地卫所的年远事故人数相比,要高出很多②.
“越崔卫”选簿中,卫官指挥使3员、指挥同知2员（另年远事故2员）、指挥佥事3员、卫镇抚2员（另年远事故1员）,卫辖千户所有左、右、中、前、镇西守御后所、镇西驿递站以及冠带把事（本司普雄乡民籍）共计90人,其中年远事故1 9人,远远低于宁番卫的比例.从地理位置上看,宁番卫在越崔卫之西,在行都司的最西边,但二卫相接,距离似乎不是影响官员流失的最重要原因.
(3)武官来自全国,又相对集中于南直隶等地.
世袭武官主要来自朱元璋最早起兵、发展的地区.宁番卫选簿中的1 21名官员中,有76人标明有原籍贯地④.限于篇幅,本文仅将统计结果公诸于此.
宁番卫的武官来自1 3个以上的省级单位.其中,来自今江苏（南直隶,南京）地区的武官最多,共计1 8人,其中扬州府江都县有7人,宁番卫的最高武官指挥使李遵就是该地人,他的一世祖李通“丁酉年随义祖父于扬州归附,庚子年采石被陷.洪武三年钦除济南卫百户,十一年除龙骧卫后所推千户”,后世承袭时,于洪武三十四年调建昌前卫,到四川行都司任职（第6页）.这里说明李遵祖上是最早一批归附于朱元璋起兵的开国功臣.实际上作为朱元璋早年起兵、发展和建国最重要的地区,也是明代世袭武官的主要核心群体,南直隶和南京地区另外1 1人分别有沛县2人、高邮2人、泰州2人以及睢宁、六合、会稽、丹徒和江宁各1人.朱元璋的老家安徽在四川行都司任职者也多达1 9人,是总人数中最多的,包括定远县6人、临淮3人、凤阳3人、合肥3人以及全椒、寿州、望江、砀山各1人.河南和湖北也是朱元璋较早平定的地区,河南有祥符、考城、固始、尉氏、阳武、通许和南阳共计7人；今湖北则有京山、沔阳、靳水、大冶、樊城等县武官5人,其他各省市分别是山东3人、湖南3人、山西3人、陕西县山阳县2人、今浙江2人、今河北2人、北京和四川各1人；另有来自山后的武官4人,山后在明代主要指来自元统治时北方民族,极可能是蒙古人或回回人,他们也是较早归附明朝的故元官军.
越崔卫的90名武官中,记载有原籍贯地者79人,同样来自于江苏、安徽和河南者居多,来自四川本地者却相当少.在典型的内地都司,卫所的武官来源分布呈现出“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特点,此前学界多有研究①.本文意在结合四川行都司武官群体的地域来源特点,说明当地的武官群体的构成也完全具备有明一代都司卫所的一般属性,并不因为它设置在边疆民族地区,并不因为它是行都司就有特殊之处.四川行都司武官群体同样是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世袭武官群体构建的军卫社会,只不过他们生活在边疆地区,给这里的社会带去了“异域风情”.
0．被贬谪的文官群体.
都司卫所管理体系本是并行于行政管理系统的相对独立的军政管理体系②,由于都司卫所世袭武官的文化素养普遍不高,以及边地卫所的军、政事务也无法完全分开运行,明也向都司卫所内派出少量的文职流官,以协助或参与都司卫所的事务管理.
除明初的短暂过度,四川行都司地区没有设置府州县,是《明史·地理志》中所讲的“实土卫所”,当地一切军事、行政、司法等事务,俱由行都司*,而有些事务是世袭武官和当地土官人等不方便或无法完成的.而且,四川行都司是省级管理机构的一部分,也需要同时分担国家在地方的职能运转.所以,根据当地的需要或者依据地方官的奏请,会往都司卫所里委派一些文职官员.
(1)经历司官员.
都司卫所中普遍配备的文职官员是经历司经历、经历司知事.据《明会典》：“各丑经历司,经历一员（后添设）,知事一员（后止设八十三员.万历八年以后裁四十员）.各守御千户所,吏目一员.”③其职掌除负责卫所内的文书工作外,对卫所内的日常管理职务也多有参与,如参与管理钱粮、军饷、屯田、司法、诉讼等,协助掌印官做好日常的政务管理①.
然而,四川行都司卫所内担任经历司知事的官员与在、内地各机构的有很大的不同,原因是该地处于边远之地,许多文官来此任职实则属于贬谪性质.
如弘治二年(1489),时任湖广沔阳州知州的董杰（字万英,宁国府泾县人,成化丁未科进士）,被降职改任四川行都司经历司都事,原因是“与御史汤鼐、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邹智等私议朝政也”⑤.这里的“私议朝政”详细情况是“弘治初,孝庙数御讲筵,近暑犹不辍.吏部尚书王恕言不宜过劳,请罢讲,且日：臣官以保名,此亦保其身体之意也.杰疏恕所言非是,忤旨,谪四川行都司知事”.董杰在四川期间“尝摄工口州事,兴水利有功,州民德之.尝摄松茂州事,督粮运有法,夷人畏之”,以“考最”结束任期⑥.尔后,他改任到河南钧州（今禹州市）,后“人为刑部员外郎署郎中事,迁保定府知府,历山东右参政、河南右布政使、湖广左布政使,遂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董杰既有政治才能,又很有气节,“时多盗警,颇有安辑功.未几,卒讣闻.赐祭葬如制.杰有豪气,每以才略自负,居官可纪”,时人称颂⑦.
又,正德初年曾任湖广按察司副使的刘逊也曾被“降四川行都司都事”,原因是劾奏权贵、得罪岷王府,据《明实录》的记载：
勒旧任湖广按察司副使刘逊致仕.初,逊为御史,劾奏权贵,降澧州判官,既又沮抑岷府,降
四川行都司都事,数为抚按官论荐,迁至按察副使,后裁革.至是,吏部请以补广东整饬琼州兵
备,乃命究逊得罪之由.罢其官.⑧查：孙逊,安福县人,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他曾建言诏狱、复议裁岷王府禄米,又得罪了宦官刘瑾等,故连续被贬、夺职,终被强令致仕,贬谪于四川行都司且只是其经历之一而已①.孙逊毕竟是才能卓异之士,四川在任官员对他也非常器重,并没有视他为一低级的经历官,许多事情因为他的到来也得到顺利解决,“人无称冤,代去,百姓感泣不舍”④.
被贬降调于此充任都司的事例还有不少,既是官场贬谪之官,不论其原来品级的高低,皆有可能任职于此.成化年间,巡关监察御史蒋呙因上疏陈言边关事务,被认为言论不当,又得罪其他大臣,“坐奏事不实,当赎徒还职.有旨：呙难居风宪,免赎罪,送吏部降二级,调边任.遂调为四川建昌卫知事”,作为正史的《明实录》甚至也毫不掩饰地猜测蒋呙贬谪实则是“官场斗争”的产物：“或呙素为学士刘翊所厚,而王越恶之,故及于祸时,翊与越已反目矣.”③
(2)其他文官.
学校诸官也要由有文化的专门人才充任,而非武官可以担当.如洪武二十八年,明决定在四川盐井卫军民指挥使司内设置儒、医、阴阳学官,“时本卫新置,以儒、医、阴阳学并仓库驿传未设官,为请吏部议仓库官以镇抚兼之,驿官以百户领谪卒当传者兼之.儒学等官,宜许其请.从之”①.
在明代的一些特殊的都司卫所里,因为职责的复杂,除经历司官员外,还有别的文官临时彼派来处理相关事务.如景泰初年,给事中李实奏请在四川行都司添设“镇守大臣”,于是时任大理寺右少卿的新喻人（今江西新余）张固被派往建昌,“有政绩,三年还理寺事”.张因是典型的铨选文官,他是宣德八年(1443)进士,正统初任刑科给事中,后改任吏科⑤.镇守大臣是由直接派出、参与和领导地方政务的“钦差”官.虽不常设,但权力很大,因为他直接代表.
据万历《明会典》“商税”条规定：“凡一应收税衙门,有都税,有宣课,有司,有局,有分司.其收税,有本色,有折钞.其起解收贮,有人内府,有留各处,亦有添设除免.其差官,有巡视,监收.例各不一.”四川行都司下辖的建昌卫和盐井卫均设有税课局,但在嘉靖四年均已革除⑥.四川行都司是重要的产盐区,一度也在明朝的关注之内,但地处边远,收入与支出的管理俱不方便,革除也在情理之中.早在正统九年,就有当地官员请求精简机构,朝廷遂“裁省四川行都司盐井卫军民指挥使司黑盐井副使一员.以本卫税课局大使牛原等奏事简故也”⑦.此外,四川行都司还设有河泊所以征收鱼税,直到万历二年裁革⑧.驿站、巡检司和仓库等自然也少不了.以上诸机构,是卫所军政机构的国家职能的体现,在当地能用武官耆用武官,不能用武官者,则奏请添设文官来充任.
按察使整饬兵备是建昌地区临时设置的最高级文官,在成化年间就已经出现,隆庆三年(1569),应四川抚按官严清等人的奏请,兵备道改为“兵粮道”⑨,其直接参与管理四川行都司内军事和钱粮的职责更加突出.该职官属四川提刑按察司派出的监察类文官,目的之一是为了协调处理四川行都司内的军政、行政和司法监察等事务,建昌兵备道驻扎在建昌城,即四川行都司治内.所任官员,则是从全国各同等的文官系统中选充,如天启元年(1621),“升福建布政使司右参政诸允修为四川按察使建昌兵备道”@.
像董杰和孙逊这样优秀的文官到四川行都司,大都能尽力在职任内做有益的事.再如景泰年间,江西人罗容任四川行都司经历时都事时,“兴利除害,土民怀之”①.但从仕途发展看,贬谪而来的官员不同于正常铨选而来的经历司知事（知事只有从八品,一般属举人或监生充任）流放到此,这些曾经的高级文官也自知到此任职是惩罚性的,绝大部分都可以回任内地或.
二、土官、汉官与各民族间的关系
四川行都司的官员群体的显著特点就是各民族杂处,当地最分散的土著人,由土司直接管辖,但土司又直接听命于汉人控制的都司卫所或,于是就形成了土著——土司——卫所汉官——行都司汉官——这样的管理层次,这也使得当地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变得比较复杂.
1．土官及其职责.
四川行都司下有“土官”,分别设有：昌州长官司、威龙长官司和普济长官司（俱属建昌卫）、马喇长官司（属盐井卫）、邛部长官司（属越裔卫）②.内部的事务由他们自行处理,对国家承担的事务一是由所属卫所代为监督和管理,二是也直接对负责.如建昌府的土官安思正妻师兄等,直接到南京贡马,时间在洪武二十一年③,在《明实录》中建昌土司在明前期保持着经常性地到京师进献马匹等方物,与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材料甚多,兹不例举.
四川行都司卫所制下的军民府,皆有世袭的土官担任士司,管辖各自辖区内的百姓.建昌卫指挥使司指挥使可考世袭安氏彝族土司,其世代传袭,从安配到六世孙安忠,还有安忠的妻子、族人等,俱有可考.而建昌府土知府也是安氏彝族.至于诸长官司,则全部由本地土著来管理①.土官同样设有知事,亦设有把事.每一个族群各安生理,且与汉族官军接触不多.据《明史·四川土司传一》：
改建昌路为建昌卫,置军民指挥使司.安氏世袭指挥使,不给印,置其居于城东郭外里许.
所属有四十八马站,大头土番、焚人子、白夷、麽些、作俗鹿、保罗、鞑靼、回纥诸种散居山谷间.
北至大渡,南及金沙江,东抵乌蒙,西讫盐井,延袤千余里.以昌州、普济、威龙三州长官隶之,有
把事四人,世辖其众,皆节制于四川行都指挥使司.西南土官,安氏殆为称首.
就明朝而言,设立四川行都司、卫所以及长官司等,因地而宜,土流结合,显然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与管理这一地区,期盼稳定地区局势.这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内,由颁敕任命的土司来进行管理,凡土司内部的事务均由他们自行处理,只要不出现对外抗拒、对内出现仇杀骚乱,便听任其各安生理.在平定月鲁帖木儿之后,朱元璋对蓝玉说：“月鲁帖木儿信其逆党达达、杨把事等,或遣之先降,或亲来觇我．不可不密为防.其柏兴州贾哈刺境内麽些等部,更须留意.”⑤“不可不密为防”和“更须留意”的思路大体从明初确定,一直到明末并没有实质的变化.如永乐元年,四川行都司官员奏报称“越裔卫之地番贼不时出没”,请求发兵予以剿捕,但明成祖对兵部尚书刘俊说：“鼠窃狗偷,蛮夷常性.若能严加备御,彼亦何施？今不务此,而辄欲兴兵,殊不思官军一动,善恶均受其害.况所费亦重,但令严兵守备而遣人抚谕之.”⑥对于偶尔出现的边民劫掠现象,也只是严加防守,并无兴兵讨伐之意,如“四川行都司奏,建昌卫有漫水湾,地逼生番,山势险峻,岁冬河涸,番人时出标掠.请置城堡,量摘军民兼守.从之”⑦.
除明初外,明廷对建昌诸部直接用兵有限,实际上,四川行都司及其所属土司经常性参与明朝的征调、参与平定其他地方的民族叛乱却是频现于史籍,土司官也大都能依照规定按时朝贡,他们受封赏的记载在《明实录》中甚多.宣德初年,宣宗调天下都司卫所之兵近十万人,由黔国公沐晟、安远侯柳升等人统领,“往征交耻”,四川行都司也有数千人参加①.景泰二年,四川行都司的盐井卫中千户所土官副千户刺苴白等1 6人,因“杀番贼功”,受赏“钞、绢布有差”②.以上两例都是土官率土著远征安南或其他少数民族的.
2．土司内部的矛盾与冲突.
实际上,明军屯驻在建昌几次大的战争主要是针对少数民族内部的冲突.各部族、大小土司之间以及土司内部经常会发生叛乱,给当地造成的破坏和社会影响却是巨大的,一旦影响到土司官员的正常袭替,四川行都司就可能会奏请出兵加以干涉.在四川行都司管辖内,明廷大规模地对当地少数民族用兵,许多时候是因为当地民族内部的矛盾,因事态发展严重,明廷才出兵干涉.比如,嘉靖四十四年到隆庆二年间,云南的土官凤继祖与寻甸土舍郑兹争袭职,参政卢岐岳遣使调解.凤继祖不听,反而杀死调解的使臣.《明实录》对此事的前因后果作了交待：
云南叛酋凤继祖伏诛.先是,继祖与寻甸土舍郑竣争袭,参政卢岐嶷使使谕解,不听,反执
杀竣,而兵围武定府城,不克,还袭通判胡文显、周良卿等兵于鸡街子、陆块山,佥事张泽死之.
知府周赞等率兵迎击于法江渡,亦败.澜沧兵备副使杨守鲁等乃大集土汉兵,与贼遇于会江里
州堡,连战破之.贼溃,走至青鸡罗山坠崖谷,死者不可胜计.官军追及之因止壁淄筒河,纵反
间入贼中购以重赏,于是贼党者色.遂斩继祖首诣军门降.事闻.③
由于凤继祖引发的变乱,涉及到四川行都司的会川卫及其以南的云南武定府、寻甸府等地区,当时巡抚云南兵部尚书吕光洵、巡抚四川都御史谭纶、总兵沭朝弼、右参政陆纶等负责组织征讨,而四川行都司也参与其中,组织者是建昌兵备副使叶应乾.他在战争取得胜利之后,也得到了明穆宗的赏赐①.
这次战争之后,谭纶和叶应乾都及时反思了事情的缘由,并提出加强四川行都司等西南边地防御和稳定局势的建议和意见：
为照会理七州,虽系四川行都司会川卫所辖地方,然皆是苗民,不奉法令,以其接连滇境,往
往交通为患.其会理又与东川府联界,东川亦系罗猓,在四川直有羁縻之名而已,先年凤继祖因
云南征讨逃匿七州,遂苟合阿茄联姻阿科,益其狡猾之计,以会理、东川为三窟久矣.后虽投降
云南,寻复猖狂弗靖,此在云南不得不征,在四川不得不备.⑤
谭纶对四川行都司所处的重要地理位置以及民族地区民族内部的矛盾,也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对嘉靖时建昌兵备道副使叶应乾的能力予以充分肯定,说明驻守建昌的卫所官员是有其价值和必要的.他说：
照得四川行都司所辖建昌等六卫地方,西接土番,南连滇徼,距省会千五百,为巴蜀极边要
地,加以蛮众跳梁,土官桀骜纨绔,不知奉法,武备渐以废弛,纲纪陵夷,冠裳倒置,可谓大坏极
敝,非一朝夕之故矣.迩自整饬建昌兵备副使叶应乾莅任以来,锐意振作,百废具举.盖缘本官
有冰蘖之操,足折其骄慢之态；有奇杰之才克,胜其盘错之任；有忠义之气,可动其本心之良,故
未期月而法度修明,蛮夷率服,祸变消弭他弗论,论其著者,建昌卫土舍安信其人,乘土官指挥安
忠乏嗣,遂招纳叛亡,挟分土地,肆行劫掠,数百里内、十余年间,军民之众被其荼毒不可胜纪.
前此任兵备者,视其猖獗莫之谁何,而副使叶应乾于入境之初,目击其害,即赫然震怒,擒缚安信
及信党数十百人,尽剿灭之,如探囊取物,振落发,用是六卫安堵.①谭纶也特别提到了建昌土司舍人安信,借土官指挥安忠乏嗣之际,起兵反叛,扰乱地方,为害军民的事实.
明后期发生在建昌地区的动乱是在万历三十七年五月,原因仍然是土司上层之间的权力争夺：
建昌土官安世隆者,为其仆那固所弑,妻禄氏索那固杀之.乌蒙土官禄承爵垂涎其爵土,纵
兵要挟,必得禄氏继职,而阴图易赢之计.于是京山、沈喳等处夷猓掳掠村屯,宁番一带涂炭
为甚.②
通过以上云南和四川的例子,我们可知,在明中叶以后,少数民族内部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主要是建昌地区各土司内部的少数民族各阶层之间的关系悄然发生了变化.随着时间的发展,明前期他们之间及各阶层之间出现了流动性变化,原来由任命的土司的控制力自身出现了问题,而内部新势力的崛起开始动摇旧有的格局.
从唐宋以来,彝族部落的首领称为“鬼主”,即彝族称的“兹莫”,是最高的统治者.这些兹莫,实际也就是明朝敕封的、大大小小的土司.在兹莫的统治下,凉山的全部土地都归兹莫所有,由属于兹莫统治下的“臣民”领种.凉山彝族社会内部的大小兹莫是各自辖区内全部土地的最高所有者或唯一所有者.明代中叶以前,既没有不受兹莫统治的彝区,也没有不受兹莫统治的彝族居民.但到明代中叶以后,兹莫（原来的土司）势力日衰、诺合势力崛起后,使凉山彝族内部的整个等级、阶级和阶层结构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呈现多样性、多层次性、多变性的特点.这一时期凉山地区如建昌、邛都、沙骂、阿都、海烈、阿卓、彭火等主要土司之间的势力都发生了变化,各个土司内部的变化则主要表现在原来的土司（兹莫）控制力的下降,原来地位稍低下的统治阶层诺合的势力大增.到嘉靖、万历时期,凉山各地诺合纷纷反抗明朝敕封的土司,带来内部的仇恨与动荡,于是支持土司的明朝便派兵镇压,这一矛盾反而成当地最主要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③.
3．卫所官员引发的矛盾.
明朝初年,四川行都司建立伊始,民族冲突时有发生,但相对于其他民族地区,这里汉族与边地民族的关系较为缓和.边民给明、四川行都司卫所的汉族驻军带来的影响很小,而汉族官军虽然集中居住,但他们以管理者和镇戍者的姿势出现在这里,明代统治的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反倒是定居于此的汉族世袭武官队伍内部会出现许多问题,诸如权力腐败、社会问题和矛盾激化等.这些官员势力坐大后,是这一地区的当权者、强势群体,既可能欺压卫所内的军人,也会侵扰周围的少教民族,激化社会矛盾,成为地方一害.像正统十一年(1446),四川行都司建昌卫土官把事刘华、严奴奏,署都指挥佥事施祥犯法扰民,“设立土豪通事,起灭词讼,剥害夷民,殴人致死”,英宗下令让巡按御史会四川按察司和四川行都司堂上官调查实情奏上①.从此后发生的事情看,施祥不仅没有受到处罚,还升职到了四川都司任职,且继续作恶多端,最终受到制裁.两年以后的正统十三年,“四川都指挥同知施祥为下人发其夺水利、强取女子及杀害人诸罪.巡按监察御史执其妻,究之有验,命逮问之”⑤.
这些武官,有贪污侵占公私财产的.如永乐十四年(1416),四川行都司都指挥使郭赞“隐匿罪人家财、分受进贡马、及诸不法事”.他还与点军监察御史汪淋中串通一气,被一并治罪⑥.此后,各地卫所仓库的贪污现象越来越普遍,天顺年间,英宗就下令户部主事李坞调查四川行都司所属卫所及松潘等处卫所的“仓粮出纳多端”问题,由李玛会同进士徐源、巡按四川监察御史等人,亲自到当地仓库,查验有无“亏折及侵欺等弊”①.
在地方作威作福、欺压百姓的武官也有不少.如成化九年(1473),四川行都司都指挥佥事宫恒的事例就能典型.据载：
四川行都司都指挥佥事宫恒,贪淫无厌,恣肆妄为,为巡按御史所劾.命巡视等官核实,且
得其状.下巡按御史会按察司官逮治之.恒再奏,申辩皆诬,竞坐强夺良家妻女罪绞.都察院
以具狱奏,诏恒免死,押发云南边卫充军.②真是不查不知道,越查罪越多.这些地方官之所以感胡作非为,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天高皇帝远,以为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而实际上,明对这里的监察、管理和控制,仍然保持着足够的力度.
也有武官贪恋军功、弄虚作假,竟然滥杀平民和俘虏,以冒领军功,严重违反军纪军规的.万历三十九年(1611),四川建昌守备署指挥佥事薛经就因此被处以极刑.据《明实录》：
建昌会、盐地方,与云南武定界比壤.三十五年,武定有阿克、郑举之乱,薛经驻扎姜州堡,
距金沙江三百里.是时克、举已遁矣,经贿结土夷戈备买首级十二颗、俘十三人,虚张捏报,以为
当阵擒获阿克党贼.两省抚按觉察,往覆勘明,引擅杀平入及被虏人口冒作贼级报功例,并夺
袭,该道右布政蔡守愚罚治,通判殴阳炳降调.③
上述军官违法乱纪、为害地方的行为,在全国其他地方也比较常见,只是这样的事件发生在边疆民族地区,它的影响不仅仅会激化社会矛盾,同时也会引起更为激烈的民族矛盾,所以影响更加恶劣.明廷对军官的违法违纪行为会区别对待,虽然会考虑他们在边疆地区的辛苦和特殊性,但对影响极坏者也毫不姑息.
三、婚姻、家庭与生活
明代的武官世袭,是在军户家庭内部进行的,它以“嫡长子承袭”为原则,无嫡立庶,无长立幼,旁及兄弟子侄,甚至族内男性（父亲、叔伯、女婿）等,均有可能承袭世职,以保证在卫军职的延续.关于明代卫所武官世袭的情况,前人多有研究,兹不赘述①.笔者亦有专文探讨过河南籍都司卫所军户承袭状况,从四川行都司现存的宁番卫和越崔卫的选簿看,官旗世袭的基本特征与河南亦无明显的区别⑤.从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家族的男性在传延他们世代的职务或者说承担的差役.
1．军户内部的联姻.
在边地军卫社会里,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世袭武官,聚居住在自己的卫所辖境内,在职责上要面对的是更大范围的、聚居的边民.虽然他们已扎根于边疆地区,但他们的婚姻关系或者说联姻选择的对象仍然是特定的,这从某种程度上可以揭示出家族圈层以外的社会关系和民族关系.
现存凉山州博物馆、出土于安宁河西岸高草乡的《武德将军盐井卫中左千户所正千户陶公墓志铭》记载了明初这位来自凤阳寿州人早年的军功事迹及其家族的婚姻与生活.陶春,元至顺癸酉年(1333)生人,死于明洪武戊寅年(1398)十二月二十五日,年65岁.元至正壬辰年(1352)从军充先锋,随朱元璋下金陵、战两淮、克江西,并一路北征.明洪武辛亥年(1371)驻泾州（今甘肃平凉市泾川县）,收集军士百余人,授照信校尉,任泾州守御千户所管军百户,后又因年深、功升宣武卫左所副千户、信阳卫左所正千户等,由其子陶安世袭其职.此后,甲戌年(洪武二十七年,1394)建昌月鲁帖木儿作乱,“既平,开设盐井卫,公以宿将老成防边,调任中左所左千户”,于是举家迁到四川行都司,从此扎根于此.陶春到此,设屯垦种、安营扎寨、分兵设防,局势稳定了下来.陶春育有一子陶安,先他而殁,这可能是他再次出任千户的原因.陶安生有三子,长子陶宏,以嫡长孙之名分承袭了陶春的武德将军之位,娶了同所百户刘侯的长女妙喜；次子陶礼,娶了会川卫迷易千户百户高侯的长女妙诬；三子陶敏,娶了建昌卫中前所百户高侯长女妙缘.陶安有孙男五人,尚幼未婚.孙女八人,其中陶端,嫁予信阳卫指挥使男朱珍；陶因,嫁予四川行都司都指挥长男黄震；陶果已许配给同卫河口驿百户男王杰,尚未过门；陶清,已与同卫中右所百户长男幸荣订了亲；陶圆,已与同卫前所千户长男杨清订了亲；还有三个更年幼的孙女,是陶贞、陶洁、陶惠.陶春死后,直到永乐辛丑年(1421)八月十二日,才安葬在安宁河旁①.
通过墓志的记载,不仅可知洪武年间筹建四川行都司时,明确实想尽办法抽设一批武官到这里以安定边疆,它更是详细地提供了四川行都司卫所下移居的第二代、第三代世袭武官家庭的基本婚配状况,他们的子女无一例外地与卫所内部武官子弟结成亲家,既没有与当地的土司（边民）结亲．也没有与低一级军人成婚.
在《凉山历史碑刻注评》一书收录的有限的墓志铭中,还有两通载有作为世袭武官的传主的婚姻状况.一通是出土于冕宁县的《刘氏墓志》（第41-42页）,墓主刘氏字妙湛,她随在宁番卫任镇抚的丈夫唐原一起来到四川,她的长子叫唐凯,承袭了唐原的卫镇抚一职,后来在征交趾时去世,唐凯的长子唐胜又承袭了卫镇抚之职.刘氏于正统二年(1437)正月十二日戌时去世,享年80岁.唐胜向江陵人姜学为祖母求墓志铭,以感谢祖母的“教育以成人”的抚养之恩.墓志铭中提到,唐凯另育有一女,“适舍人许子良”,舍人,是明代世袭武官的男性后代（非嫡长子）的称谓,说明她嫁的也是武官家庭②.
另一通是出土于今西昌市北的《王裕墓志》（第43 -45页）,墓主生于壬申年（洪武二十五年,1 392年）,死于壬戌年(正统七年,1442),已为第三代四川行都司人.他的父辈王举,洪武初年从征有功,历升宣平右卫百户,其父辈王宝袭职于普安卫千户,洪武二十三年任四川行都司下建昌卫正千户.墓主已是出生在四川,他娶的是四川宁州卫邓指挥之女,他有三个儿子年幼尚未娶亲,但他的女儿已经许配给本卫中中所的正千户刘贞.可见,他们的第三、四代军户子孙仍然是在武官内部通婚的.
在经过明洪武二十年之前的征战之后,明对全国都司卫所的调整与布局进入相对稳定的状态,所以,卫所官军就地扎地落户的政策也陆续推行.一方面,这一时期实行严格的承袭替役之制,族内男性要确保有人承袭世职差役,另一方面,他们在陌生的环境里,在与驻扎地百姓尚没有更多交流的情况下,自觉地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世袭武官之间通婚联姻.
生育男子,婚配女儿,是他们家族的大事,也是每一个家庭的大事.笔者201 3年夏到四川凉山州和甘洛县海棠镇考察四川行都司历史遗存时,镇里罗氏村民提供了一份2000年新续修的《罗氏宗谱》,宗谱初修于明末,其始祖自罗隆泰,系浙江省金华府金华县海门桥豫宁乡罗家庄人,洪武二年“授职都总指挥,领兵来川,亲率子征伐蜀南,长子罗巡任先锋,守镇西,次子罗雄任骠骑,防范相岭八载,力剿夷服番,降立土司.年上保祖,设千户,岁纳草粮,边疆大靖.驻营越同越崔”.自罗隆泰之后,罗氏就一直生活在这里了.然而,罗巡乏嗣,罗雄年过半百未育.于是,罗雄“发心向善,修竖瑶厂、镇西石斫一座,感应上苍,不数年而凤凰是占,麒麟忽降,生一子名命斫大.于此接修瑶厂、上下街头石桥二座,又联生二子,名命为斫二、斫三.自此人同合族,后代相传”.随着家族日盛,后世逐步移居,“子孙繁盛,各处移居,有迁越崔中所镇中坝者,有迁海棠、富林、白马堡者,有迁晒经关大树堡者,虽年远代湮,而始祖来蜀宗谱,犹存于中所坝”.家谱历经清同治二年(1863)的战火而补修,又经光绪十一年(1885)再修,一直流传下来.罗氏后人迁居的地区,正是越崔卫、镇西所所辖的卫所军户的聚居区,他们的周围不远,就是彝族聚居的土司管辖区,五六百年之后的今天,当地的民族分布格局仍然没有太大的变化.
2．武官的患病现象.
异乡的生活,是一个逐渐熟悉的过程,无论是从生产、生活方式,还是他们的生理和身体.从武官的来源看,也不乏被贬谪来到建昌这样的苦寒、边远之地.虽然他们的感受我们很难像了解文官那样有足够的文献史料,但仍然可以从他们袭替的经历以及患病的情况略知其中一二.
生老病死乃人之常情,由于古代医疗条件有限,加之武官世袭记录长达二百余年,在选簿中出现病患的记载既相当普遍,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常现象.但笔者系统阅读明代武职选薄之后,明显感受到四川行都司官员病患残疾影响到袭替、事故的例子更多,几乎每位世袭武官家族都有因疾病被迫袭替的事例,有的家族比例极高.试举几例.金华人刘敏正统年间为越崔卫后所试百户,因患风疾,天顺时由其嫡长男刘澄世袭,刘澄本人后来患寒湿疾,成化时由嫡长男刘荣世袭（第11 6页）.越崔卫吴贵老疾之后,其长子吴忠因病故无法替袭,由其弟吴宗道袭百户,吴宗道的嫡长男吴贵同样因病故,在此前后,吴家六辈袭职,因病而故者就有五辈（第1 04页）.越崔卫前所实授百户“严世勋条”下从洪朝到崇祯朝共世袭九辈人,其中有共五辈（二辈严旺、三辈严武、五辈严威、七辈严世勋、八辈严思忠）明确记载是病故、老疾、患疾等疾病原因导致袭替,其中特别提到严旺“正统十四年为畏守边方事,在监病故”的细节（第99-100页）.越崔卫后所副千户“吴嘉谟条”下,前六辈之中也有三辈因为病故而袭替（第1 03 1 04页）.
作为军事将领和士兵,战争是他们致残的主要因素.同时,这些来自全国各地（以黄淮、江淮流域为主）的军事移民群体在异域他乡出现气候不适、“水土不服”,感染“瘴病”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①.有关烟瘴的记载更是丰富②.当然,自唐宋以来文人笔下对.烟瘴之地”的描述,加剧了外来军事移民的在精神层面的不适应④,这种不适应对于必须定居于此的世袭武官自然无法避免,对于铨选或贬谪而来的文官来讲,西南边陲的烟瘴是他们必须克服的心理和生理障碍.
3．家族的生息演变.
经过数代、上百年的发展,许多的武官家族已经演化成为当地有权有势的大家族,成为社会的上层分子（也存在另外一些军户家庭绝户的情况）.据撰写于万历十三年(1585)的《宋兴一墓志》,宋兴一的先祖来自昆山,明初以事谪戍建昌卫,任百户,举家迁居于建昌.此后,其家族生息繁衍,相继任职在云南昆明县县丞、湖广蕲水、广西奉议州判官、田州府通判等,宋兴一死后,云南沾益州知州、乡贡进士马昌人马中良给他撰写铭文,四川保宁府阆中县儒学训导谌朝宣篆额,由在建昌卫儒学廪膳生员的后辈为他立墓碑④.
四川行都司世袭武官的屯田住所主要分布在安宁河谷,这里土地比较肥沃,适宜发展农业生产,也有利于广大来自传统农耕区的汉族官军及其后代从事农业生产,在异域他乡,同样得以生息繁衍.如万历中期的钟辅夫妇,他们的墓志铭已经淡化了自身世袭武官的色彩.他们的先祖是从河南嵩县而来,洪武二十七年(1394)来到建昌后所.此后,其子孙七代在三坡村生活,有了属于自己的熟田、耕种为生计,这大略是明后期广大汉族世袭武官的基本生活缩影①.
四、卫所官员的精神世界
虽然四川行都司的卫所建置与内地并没有实质的区别,但是由于它的机构设置和职官构成有其明显的特殊性,具体表现在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区之内,这里的自然地理环境相对于内地绝大部分的地方是恶劣的,虽然他们有自己小聚居的社会,但身处西南边疆,文武官员有不同的心境,长期驻扎者与流动任职者,也有着不同的感受.
1．被赋予的期许.
首先,四川行都司地处偏远之地,在和普通官员的眼里,这是仍然是一片“化外”之地.对于长期、世代扎根于建昌的军户而言,除了国家按制度、分等级给军旗舍余等各类人等配备的基本生活物资之外,他们自己还必须在物质和精神上要做好适应并完成本土化的过程.第一代、第二代移民,必须生存下来.像建昌卫中左所正千户陶安,就带着自己的属众,开辟一片属于自己的新生活环境：“于是余寇尚出没,况值饥馑,公于是严号令,谨烽堠,置保障,练士卒,乃缘崖布栅、虚阁构营,篾竹为绳,编木为梁,以通桥道,延袤六十余丈,往来辎重牛马,若践坦途,岁则易之；复设屯,屯田火种,凿渠灌溉,风计倍收,士蒙其利.不逾年,所治城堡鼎然一新,严无不备.”②
深知这里的条件特殊,在管理措施、考核与评价体系中,也都会予以特别的对待.比如,对官军的考核就有极大的变通.成化三年规定：“各卫所总小旗、户丁并补役,会彼处镇守、抚、按,并布、按二司官亲诣监并.四川行都司建昌等六卫相离四川路远,及无镇守等官,有总小旗、户丁曾经保申兵部,准并者,就令本处首领官会官本都司掌印官监并回报.”③这种看视变通的办法,有可能造成在没有了上级的监视和主管之后,一些官员出现徇私舞弊的情况.实际上,四川行都司的犯法乱纪情况确实不少,一如前述.
然而,从制度的设计上,四川行都司的设置,就是为了定边安民,官员、士兵被赋予了这样的职责,也被寄予了很高的希望,或者说,反映了制度设计层面对官员的要求和官员自我的崇高追求.对此,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一篇《送都阃萧君赴四川行都司序》略知四川行都司官员眼里的四川,以及他们对四川官员的期许.
四川去京师万余里,而行都司治建昌,领六卫之师,以控扼诸番,尤西南重镇也.迩者兵部
以择帅,闻萧君大用受命以往.乡进士马君谦合诸姻友壮其行,乞赠言于予,予不及识萧君．然
窃闻之缙绅间而得其人矣.盖萧君承其先世之烈,数奉诏使虏庭从征伐,起忠义卫正千户,至佥
都指挥事,智名勇功,出列营诸校之右,故总戎者以将才荐于兵部,而上亟用之,如此岂非得人
也哉.
建昌,古越裔地,南接滇池,西杂吐蕃,诚蜀之要冲.然国家承平百年,王化之渐被者日广,
冶场盐井之利足以裕边,学校弦诵之风足以兴俗.近者诸番又鲜出没之患,则建昌之为乐土也
久矣.
萧君提一道之印而守其土,抚其人固绰乎有余地矣.或以为萧君夙将且有志于功名,疑建
昌一道不足以尽其才者,是亦不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所以试之者固将有以待之也,君岂可以
所辖为荒服、分阃为偏师而遽忽之也哉.视篆之后,简其士马,修厥戎器,广屯田,礼师儒,毋狃
于宴安,而常若寇至,使西南号令斩然一新.又以其暇日,履涉山川,指其不毛之地曰：此诸葛武
侯之所谈笑而禽孟获者也.按行城垒,抚其楼橹之具曰：此李卫公之所经营而夺蛮险者也.忠
贤往矣,遗迹具存,慨然兴起于百世之上,而思见其人焉.则三军足食,诸番向风,朝廷无西南之
虞,而方面果不足以淹君矣.大镇元戎之选珥貂横玉之贵,皆上之人悬之以待诸将之有功者.
萧君勘哉！①
本文作者程敏政(1446 -1499),徽州府人,成化年间科举一甲第二名,任翰林院学士,至礼部侍郎赠尚书.文中的“萧君”姓名为萧通,到四川行都司任职时间应该是在成化二十一年(1485),《明宪宗实录》有记“铨注忠义前卫带俸都指挥佥事萧通于四川行都司管事”②.这篇看似官场客套文书的背后,还是有值得关注的深意.萧通为世袭武官出身,原所在的忠义卫（其实是忠义前卫）属在京卫所,在北边的战功又多,从正千户升至都指挥佥事,属中高级武官.他在京城的交友圈甚广,程敏政亦称“缙绅间而得其人”.此次萧通被选派出京到四川行都司任职,是同乡、亲朋和好友共同出面邀请当时的著名文人、高官程敏政来撰写“序文”一篇,也是明朝官场上的常见做法.在程氏眼里,建昌之地经过明代百年的治理,承平日久,已是一片“乐土”,但他仍然念念不忘地寄希望于这位“封疆大员”能够勤于工怍,不仅“三军足食,诸番向风,朝廷无西南之虞”,像诸葛亮等人一样,在边疆成就百年不拔之功名.可以说,这篇赠序,大体可反映国家、官员与社会对四川行都司设置及其官员的期许和良好的愿望.
萧通在任期间的政绩如何,暂未知晓.他在四川行都司任期大约是六年时间,弘治四年(1491)他以都指挥佥事一职去世.死后,他的世职由侄子萧瓒来承袭,职任指挥佥事会川卫,“支俸差操”,也就是领俸食禄,是一个既被降了级别又没有实际的职务③.看来,他的侄子一家也要继续生活在四川行都司了.萧通、萧瓒叔侄在这里的生活与原来在北京城自然有极大的不同.
2．军民的宗教信仰.
由于缺乏必要的文献,今天的我们无法去窥探从繁华都市到西南边陲小城任职官员的内心感受,尤其是武官,留下的文献更少.但或许可以从他们的精神世界与宗教信仰略知一二层面.
武官的家庭和生活观念,也体现在军户家庭与当地民族存在着不同的风俗文化,比如注重对后代进行的传统文化教育等.不少军户之家在武官故去之后,一定要求得一方墓志铭,甚至死后还要有买地券.在《凉山历史碑刻注评》一书中,收录有一份《李善买地券》（第46 -49页）,记载了四川行都司宁番卫指挥使李善于成化十二年(1477)死后埋人墓地的刻有买地券的碑刻,有正面、背后二面.李善是宁番卫最高的世袭武官,原为扬州府江都人,其家族承袭从洪武初年一直到明朝灭亡（宁番卫选簿第6-7页）,其后世子孙一直到今后,仍然生活在今天的冕宁县城厢镇大垭口村①.在凉山州出土的买地券除李善的以外,还有《张口买地券》,同样为天顺年间四川行都司世袭武官所使用,以及十七年(1482)越崔卫镇西守御后千户所城内（今凉山州甘洛县海棠镇南）、河东屯人龙王氏的买地券；万历三十三年(1605)建昌卫木托村寿官赵璋的买地券⑤.据鲁西奇的统计,今见明代买地券近60种,其中可考者54种,四川发现的6种买地券中有5种都与卫所有关,其中4种都出自四川行都司管辖地区,实际的数量要多于他的统计⑥.笔者认为,买地券在四川的广泛使用,反映了卫所军人的精神信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丧葬礼仪与风俗的重要载体,买地券盛于两汉,唐宋时在传统中国版图内使用很广泛,在明清时期趋于衰落的情况下,在边远的凉山地区再使用,反映了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留恋与继承.
在《凉山历史碑刻注评》一书收录的有限明代碑刻中,在26份碑刻资料中,与佛教寺院和道教道观相关的碑刻有1 3份之多,值得关注.从碑刻看,这一时期有著名的泸山寺（光福寺）、隐溪寺、发蒙寺、白塔寺和玉皇阁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时期的四川行都司地区佛、道等宗教的盛行之下,卫所军卫群体的宗教信仰和精神世界.另据嘉靖《四川总志》的记载,四川行都司“祠庙”共计有旗纛庙（各卫俱有,为卫所军人祭军旗之所）、光禄寺（旧名泸山寺）、景净寺（俱治建昌西北）、圣寿寺（越崔治南）、华严寺（盐井卫治内）、胜功寺（会川卫治内）、崇直观（宁番卫治内）、玄天观（宁番治东南）①.说明在五个主要的卫所之治内,都有佛教或道教等宗教场所,以满足军家在精神层面的需要.
现存凉山州博物馆有《白塔寺残碑》一通,内容已不完整,从内容看,是万历中期建昌卫社会各界人士募捐重修白塔寺的碑记.据称,白塔寺建于唐初六诏时期,因“年远寺障,不胜芜秽.而况兵火叠逢,莲花座……”,于是有倡募捐修者,“明年工成”,新修成的寺院“田土皆清而归于寺中．以供本寺僧人衣钵,接待十方衲子沙门”.碑的后部分,即参与捐修白塔寺的群体构成,很有价值,他们依次是时任游击将军马应智、宋明德、关天爵,建昌卫掌印守备张成、傅玉春,前所官刘希贵,左所官单唐祚,中所允舁,右所官汪自贤,礼州所冯国正,依次还有流寓信官、乡绅、经历司经历、儒学教授、土指挥使安泰宁、寿官、信善、生员、信士,以及土匠、型匠、画士、铁匠等等.建昌卫社会各色人等,不分民族、不分文武、不分等级,集众力完成了白塔寺的修建工作,他们是为了共同的信仰走到了一起②.
明代民间信仰佛、道合流的情况极其普遍,佛寺与道观并存或合祀一处的情况也是常见现象,像建昌著名的道教建筑玉皇阁,同时也是著名的佛教活动场所,该处保留下来的石刻就很有说服力.万历三十三年(1605)三月二十日,“大明国四川行都司”辖内的建昌卫东土城外马水长江村居住的信士段文学、偕缘信女刘氏等发心捐资命匠塑释伽佛一尊,安放于泸山玉皇阁后殿伺奉,“布种令生福果,功修后世津梁,用助遐龄,增崇善果”.同时同村的信士徐大国、信女张氏命匠镌造金轮炽盛光王佛一尊,奏于玉皇宝阁供养,“祈保夫妇作今生之福果,积来世之功勋,忏罪省愆,增延寿年者”.与此网时期的还有信女张氏善缘、夫信士徐大国命匠镌造觉华自在王佛一尊,奉迎于玉皇宝阁供养,“祈保夫妇作儿存福,积来世功,忏罪省愆,增延寿年者”.是年,题为建昌卫中左所东土城外马水长江村居住的莫汝贵、缘人杨氏等人命臣于家镌造西方教主佛像一尊,迎送到玉皇宝阁侍奉,“作今生之福果,积来世之功勋,专祈老年康泰,福寿绵延吉祥”.同时、同村人段文华也在玉皇阁镌造药师佛一尊,迎奉于玉皇定阁侍奉,祈保夫妇寿命延长.像原存于泸山玉皇阁上的《郑荣华镌造佛像三官像题记》碑等,它们都是在道教圣地镌造佛像的例证,时间也是在万历三十三年.这些信士、信女及其家人,都是建昌卫中左所的同一个里（村）内的人,以分别捐献不同佛像的形式祈福,内容大体也是相同的,即求长生、平安、健康和功勋等.类似的镌造还有建昌卫泸沽里南山下居住的杨桂裕,他捐资命匠余加臣镌造了金相毗卢佛一尊,万岁牌一座,迎安隐溪寺侍奉,“祈见福寿”③,这些都反映了军卫之家朴素而善良的愿望,这些愿意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3．文官的精神和物质生活.
四川行都司的文、武官员群体构成的差异也带来他们生活质量的不同.比较而言,在这里任职的文官因属于流官,自然不会在这里终老一生,尽管他们许多是贬谪、流放之人,但心境自然大不相同.在内心失落之余,也有不少官员把内地先进的文化、思想和观念带到边疆,对边地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与世世代代扎根于此的世袭武官的心境是大不一样的.
从前面我们征引的孙逊、董杰等人的事迹看,他们在努力践行中国传统文人“治国平天下”的责任与理念.当然,也有一点是共同的,边疆的物质生活环境和精神生活是他们都必须迈出的一道坎.南直隶淮安人蔡昴（1480 -1540）,在正德、嘉靖时曾任翰林学士、礼部侍郎赠尚书,他有一首诗《送朱伯仁任四川行都司断事①》传世,写道：
白帝秋风动,乌蛮夕照含.怜君游宦处,地势极西南.
殊俗聊相问,军谋亦共参.雄飞方自此,休说鬓益蓼.②短短的40个字,把四川行都司偏远的自然地理位置和迥异的社会风俗环境的生活场景刻画出来,友人之间生离死别与肃杀凄冷的情感也跃然纸上.
卫所经历司经历、都事或行都司的断事官,是常设文官,流动任职.因经历品级较低,收入菲薄,正常情况下的生活水平和质量都不会很高,由于明代官俸甚薄,许多低品级的官员赴任时是不敢带家属的③.万历年间,在四川行都司职任经历的赖天祚就是一个真实的例子.
赖道寄,字惟中,闽之宁化人.幼有志节,岸然异凡儿.父天祚,初为沈阳卫中屯经历,再移
四川行都司宁番卫,卒于官.宁番去家万七千余里,值番夷叛,丧滞不还,逾年,讣始至.道寄一
恸几绝,已苏,谋迎丧.宗老哀道寄年少,又道阻夷乱,欲尼其行,道寄益恸绝.遂变产得百金,
留其半以赡二母,轻装重趼,披棘入宁番,而橐已罄矣.①
对赖天祚的履历,李世熊在《明四川行都司专省卫经历赖公墓表》中,借其子道寄之口,有更为详细的交待：
父少习举子业,每试辄蹶,弃.为布政司吏,就铨部试,占第三人,会铨曹不戒,文牍尽泪,父
牍特岿然存.遂除直隶沈阳中屯经历,久之,瀛水死淤流败桑麦,比岁大饥,路殍相枕.⑤
赖天祚是福建宁化人,字任、又闻之.赖天祚早年读书学习,尝试通过参加科举考试步人仕途,后被选充至沈阳中屯卫（治在北直隶的河间府）担任经历一职,共八年时间,此时已到万历后期⑥.其间,当地出现重大灾荒,许多官员束手无策,只有他救灾有方,“莫不懂诵者当路.下其法,任丘诸县活民以数万计”.后因继母去世,他丁忧回家,后又被补任到四川行都司的宁番卫.“盖在万里边夷问矣,居二载,禁民诓借夷财,抚叛有成颓,大吏叙题未得请,遂病卒于官.悲夫！”
在赖天祚去世四十年后,作为同乡的知名文人、又是他儿子的好朋友李世熊(1602 -1686)给他写了墓表、传记等.对赖氏的道德、人品予以了高度评价,尤其是对他担任四川行都司经历予以评说,感慨颇多：
葬校四十年,道寄之友李世熊始拜公墓而表之,以籍曰：落万人奚不润一身也,浚万顷奚不
偿五鼎也,利百年兵不各一钱也,祀万口奚为屈五平也,天收其声,而予表其茔巨冲生平,而使予
定其正倾乎？
细读赖天祚的生平履历,其中并没有提及天祚在宁番卫的家资、家室的情况,但可知他在宁番卫时,儿子道寄并不在身边,而道寄的“二母”也不在他身边.也就是说,赖天祚极可能是独身一人在四川任职.另一个细节,道寄从福建宁化到宁番奔丧,要花掉家资的一半、超过五十两的银子,可见路途之遥远、费用之高昂.像赖天祚这样一个身处帝国最东南的福建人,先是被委派到遥远的华北,在沈阳中屯卫任职,再被调任到大西南任职,尽管明度有规定,职官要地域回避,但这样只见制度不见人性的规定,多少让人感觉制度的无情,而身处于这一制度中的人,注定要饱受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双重考验和折磨.
五、结 语
卫所制度虽然在元代已经出现,但在全国范围之内、以最大化、普遍运用于整个国家疆域层面的管理,却是明朝的创制.以朱元璋的治国设想,兵农合一的卫所制度既可以安邦定国,又可以节省民力,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所谓“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就是此意最简洁的表达.为了保证卫所制度的顺利推行,明还同时推行了屯田制、军户世袭制等作为配套,即卫所的军户（包括武官、军人）世袭当差,每个军人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甚至是整个家族,他们世代生活在指定的卫所,卫所里的军人则是从全国各地抽调而来的.为了保证每个家庭的物资供应,他们均分配有数量可观、可以世袭的屯田.四川行都司内的军人,就是从全国各地抽调而来,他们要世世代代永远生活在这里,转变为当地永久居民（个别会被抽调到别的地方）.这样的卫所群体在整个明朝内地和边疆都普遍存在,宦们具有共同的属性和高度的相似.
明朝在边疆地区普遍推行卫所制度,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因为边地既是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地区,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既然卫所行使军事和行政管理的双重职责,可以镇戍边疆和保卫地方,就又不必复设行政文官（府州县）,以简化地方行政职权、减轻百姓的负担.同时,由于边疆地区民族关系复杂,明“因俗而治”,允许当地保持高度的民族自治,大力推行土司制度,在土司接受封贡的前提下,允许统治权在其本族内部世袭（名义上仍须批准）.这样,在四川行都司所辖的凉山地区,汉人社会主导的卫所和彝族人聚居的土司,共同构成了边疆社会的两大管理体系.卫所军人和高度自治的边民被划区而治（土司、羁縻卫所、地面、府州）,他们各安生理,又相互影响,抑或时有矛盾和冲突,这种并存共生的关系,在有明一代长期存在,并对此后数百年产生深远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明向边疆民族地区大量移民,是对边疆社会秩序的扰动,给当地社会带来了不安定的因素.不可否认,四川行都司卫所大都设置在沿安宁河谷等土地肥沃、交通便利、易于控制局势的地区,占据的是有利的位置.而实际上,安宁河沿线从汉代以来一直是历代控制西南地区的重要地带,在此设治所,既非明朝首创,也并没有对聚居区极强的那些少数民族群体产生重大的扰动.这种情况,在贵州、云南、湖广以及西北等边疆地区也同样存在.仔细分析明朝近三百年民族地区的变乱,主要是由于地方文官（行政官员）的贪污、腐败、苛捐杂税所致,从武职选簿所见犯法行为看,武官的日常生活行为并没有表现得比文官更恶劣.至于卫所军出动对土司变乱的镇压,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当地土司内部势力消长变化,导致土司之间的权力争斗；二是明统一组织的军事行为,几乎不存在地方卫所擅自的、小规模行动.
实际上,对那些必须要永远扎根在边疆社会的世袭武官家族而言,他们以服从国家命令为天职移民于此,所付出的代价,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是巨大的.首先,从全国四面八方举家而来的军人,都面临着职役袭替、娶妻生子、家族繁衍的重任和压力,因为家庭婚姻结构直接影响到他们在边地社会的地位、生存和发展.其次,在承平的日子,他们既会恪守祖居地的文化传统,又要适应和学习居住地风俗习惯,还有寻求精神慰藉的意愿,都要直面精神世界的巨大变化.凡此种种,在明代以降数百年的发展衍变中,在广大边疆地区,逐渐塑造了别具特色的边疆移民群体,从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明代卫所制度在边疆社会的见证者.
[责任编辑 范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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