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资本、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两重性和国家治理的两重性，本文是关于国家治理类学年毕业论文范文和社会生活和两重性和资本类毕业论文格式模板范文.
摘 要：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如果说40年前我们的主要问题是要不要搞市场经济,那么40年后我们的主要问题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党的十九大指出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第一次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党的中心任务,这是一百年社会主义实践的最高自觉,因此,如何从哲学上总体思考当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并从顶层探索发展的思路就成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一环.可以从社会生活的两重性角度探索国家治理的两重性.一重性是指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另一重性是指人类共同生活的必然性.市场经济遵循的是市场原则、财富原则、资本原则,因而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原则的瓦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不在于要不要搞市场经济,而在于在市场之上,要不要发展民生和社会.由于任何个人都无法与资本抗衡,只有建立真正的人民国家才可能引导资本、驾驭资本,因而党领导下的人民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将起关键的作用.
关键词：资本；人民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治理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第一次明确把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奋斗目标,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社会主义的高度自觉,是500年社会主义运动的最新发展.
经过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改革开放初的3645亿元猛增到2017年的83万亿,增长了226倍,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对当代中国人民而言,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已成为共识.如果40年前我们的主要问题是要不要搞市场经济,那么改革深入以来我们的主要问题已不是要不要搞市场经济,而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因为我们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也遇到了比较严重的两极分化、生态破坏、官员贪腐.这些现象不仅严重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而且严重影响了中国模式在世界上的形象和传播.因此,如何从哲学上总体思考当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并从顶层探索发展的思路就成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一环.本文试图从社会生活的两重性角度探索国家治理的两重性.
①马克思的这一结论最近为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再一次证实,他在《21世纪资本论》中,用资本主义300年的经济数据证明,资本的积累率远远高于GDP的增长率,更高于工人工资的增长率,因而两极分化是市场经济的常态.
观察中国问题的哲学立场
观察社会有两种基本的哲学立场,一种是市民社会立场,一种是人类社会立场,正如马克思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8市民社会立场就是经济社会立场,它把人看作经济人,把社会看作经济社会,把对财富的追求看作生活的根本,因而“一切人反对一切人”.［1］442由于市民社会崇尚金钱,因而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就是财富原则、利润原则、金钱原则,市民社会的立场在本质上也就是资本的立场.从金钱的原则和资本的立场出发,社会的两极分化、生态破坏、官员贪腐是再正常不过的社会秩序,资本正是由此而发展起来的.因此,用市民社会原则指导国家,其结果必然是资本主义.马克思反对的正是这一立场.马克思认为社会是由现实的人构成,由于现实的人不等于经济人,现实的社会也不等于经济社会,因而社会具有更高的发展规律.它与任何一个现实的个人一样,都必须进行全面的生产,即除了进行物质生产,还必须进行人的自身再生产、人的社会关系再生产、人的精神生产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再生产.五种生产互相关联、互相依存,离开了其中的任何一种生产,整个社会的生命就会中断,这是一种不同于经济的社会规律.由于社会是总体,因而经济、资本的发展本质上是从属于社会的,不是经济、资本高于社会,而是社会高于经济、资本,社会才是一切经济和资本活动的真正目的和出发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大局限就是为了少数人的财富积累而牺牲最大多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因此立场问题是决定思想观念的更基本问题,我们只有站在马克思总体社会的立场上,才能客观评价改革开放的成就,找准社会前进的方向.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且在不久的将来,经济总量有可能在名义上也超过美国,但是从社会总体发展进行思考,有三方面的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是一个时期以来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据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2013年1月18日公布,2003年至2012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一直高位运行,所有年份都超过了047,最高年份达到0491,这是极具社会风险的数字.
第二方面的问题是生态问题.不仅指资源的过度开采,而且工业废水、废气、废物所造成的污染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人民的生存和发展.西方国家所走过的老路,在中国有重演的危险.
第三方面的严重问题是一度时期存在比较严重的官员贪腐.党和各级政府本是为人民服务的组织和机构,然而在资本的进攻面前,一个时期以来发生了比较严重的官员贪腐现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钱权交易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毒瘤,严重侵蚀执政党的威望和社会机体.
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会出现这些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的事情和现象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走上了一条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以市场为基础,以资本为竞争主体的经济体系,由于资本的原则是追求最大的利润和财富,因而市场经济的自发结果是社会的两极分化,①但40年来中国的两极分化的程度是比较严重的,因为中国具有比西方更多的廉价劳动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不是按照道德,也不是按照必需,而是按照市场,因此,只要农村劳动力能源源不断地供给城市,农民工的工资就不可能大幅增长,其连带的结果是城市工人的工资也不可能大幅增长.根据发展经济学原理,“只要农业剩余劳动力没有被城市工业吸收净尽,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就会保持不变”.［2］360因而企业工人工资的增长必然跟不上资本积累的速度,两极分化从而不可避免.造成两极分化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一个时期事实上实行了一种有利于资本的经济政策,为了招商引资,各地互相竞争并推出减税免税的优惠政策,这在客观上也加速了资本的积累.最后,传统的“大锅饭”的分配制度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当住房、医疗、养老等民生工程推向市场后,资本迅速占领这些市场,并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最后,造成社会乱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官员贪腐,大一统的经济体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的事,由于各级行政官员手中的权力太大,控制着相当领域的社会资源,因而必然成为资本腐蚀的对象,权钱勾结,必然成为社会的民愤根源之一.
孙承叔：资本、国家与社会主义
在改革开放初期,如果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么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同样可以说“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生态破坏不是社会主义,腐败丛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代中国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搞市场经济,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对于要不要走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实践已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并已形成人民的共识.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却存在很大分歧.站在自由主义立场的一派认为,中国只有走彻底的市场经济道路才可能有救,因而主张彻底的私有化,主张政府彻底退出市场,在他们看来,社会的两极分化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状态,没有两极分化,就没有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站在传统社会主义立场的一派则认为,必须限制资本和市场的发展,必须不断壮大传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制的成分,必须加强国家对整个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统治,才能坚持社会主义.两派观点,水火不能相容,然而实践的结果却并不令人满意.按第一派观点,实践的结果必然是社会高度的两极分化,资本统治一切而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和爆发,这是非常危险的自由资本主义道路,由于中国绝大多数农业人口的存在,因而这一过程将非常漫长和痛苦.按第二种观点,实践的结果必然是继续保持大一统的经济和行政管理,经济没有效率,生活在低水平徘徊,由于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因而腐败难以杜绝,这在客观上同样是远离社会主义.
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呢？这里最根本的是要坚持马克思的社会分析方法,正确处理好资本、国家与人民（或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
孙承叔：资本、国家与社会主义
为什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问题本质上是资本、国家与人民的关系问题？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个人都无法与资本抗衡,任何个人都无法改变两极分化的基本趋势,唯有组成人民国家,人民才可能引导资本、驾驭资本,使资本更好地为人民和社会的发展服务.因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不是要不要搞市场经济,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什么作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最高原则,以资为本的是资本主义,以人为本,以社会和谐、发展为目标的才是社会主义.在资本看来,人是经济人,社会是经济社会,因而资本原则、利润原则、金钱原则是社会的最高原则.而在马克思看来,人是现实的人,社会也是现实的社会,必须进行五方面的全面生产以满足人的全面的需求,因而社会主义不仅为金钱奋斗,而且为人的全面发展奋斗,为社会的和谐和发展奋斗.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我们停留在资本原则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为社会和人的发展服务.这里最强大的武器就是国家,但这个国家在性质上不是为资本服务的国家,不是为少数特权阶层服务的国家,而是真正的人民国家,人民是国家主人,是国家主体.
社会生活的两重性
为了坚持国家的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肩负双重任务.首先必须发展经济,因而必须坚持市场原则,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承认资本和发展资本.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决定了资本存在的必然性,但是社会主义坚持、发展资本的根本目的不是社会的两极分化、生态破坏和滋生腐败,而是要资本为人民和社会的发展服务,因而除了承认和发展资本,还必须要通过国家引导资本、驾驭资本.在这里,国家的性质和立场是最关键的,也就是说,国家是站在资本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这一点不仅决定一个社会的社会性质,而且将决定一个民族的历史命运.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认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才明确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双重任务,即既“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又“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全面改革,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五个方面得到全面发展.这双重任务是互相联系、互为前提的,最难、最核心的就是要处理好资本、国家与人民（社会）三者间的关系.
社会生活的双重任务是由社会生活的二重性决定的,由于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和社会共同生活的必然性,因而分析社会首先必须把社会区分为两个领域,一个是经济领域,另一个是非经济领域,也可称为民生领域或社会发展领域.好比是两个同心圆,小圆表示经济领域,大圆表示社会领域.为什么要把经济领域单独区分出来？因为经济领域与非经济领域通行的行为原则或游戏规则是不同的.经济领域,通行的是利润原则、财富原则、资本原则、金钱原则,而在社会领域,通行的是人本原则或社会原则.离开了利润原则、财富原则、资本原则、金钱原则,经济就发展不起来,而离开了社会原则或人本原则,社会就要衰弱.因而不同的领域应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这是社会治理的内在规律.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决定了社会治理的二重性,用资本原则解决社会问题,其结果必然是金钱至上、腐败丛生、社会动荡,但是用社会原则强制经济过程,其结果同样会挫伤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因此,承认社会生活的双重原则,并在实践上沟通两个领域,就成为现代政治的最核心问题.
关于社会生活的两重性,马克思的两段论述特别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段是在著名的《序言》中,马克思提出分析现代社会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3］33第一方面的变革,本质上就是经济方面的变革,一种自然科学可精确计算的物质方面的变革.另一段是在分析现代人的生活时,马克思说：“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做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4］30人的这种生活的两重性,其根源就在于市场经济的必然性以及由此造成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生活原则的双重性.由于经济已经是市场经济,货币已经成为个人生活的基本元素,因而,作为市民社会的一员,人必须要干活,要挣钱,要遵循市民社会原则,但作为政治社会的一员,作为公民,人必须要过政治共同体生活,与其他人和谐共生,因而还必须热爱社会,关心社会,使社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正是这种社会生活的双重性,决定了社会管理、社会发展的双重性,也就是说,经济要按照经济的原则去管理,社会要按照社会的原则去管理.国家的真正任务就是使二者关系处于平衡与和谐.
国家的双重任务与治理的两重性
首先是经济任务,如十九大报告所说：“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如前所述,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以资本为竞争主体的经济体系,市场经济之所以最终能有效地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是来源于资本良好的社会愿望,而是来源于资本趋利的本性和以市场为基础的平等交换和竞争.这里的资本是广义的,无论是国有资本、私有资本,或合作制的股份资本,它们都是作为资本,作为竞争主体在运作,它们的不同是企业内部管理方式或分配方式的不同,但对外,它们的市场地位或相互关系是一样的,即都必须遵循价值规律并相互竞争,它们的一切生产要素和利润的最终实现都必须通过市场,正是这种以市场为基础的竞争导致了现代社会的发展,这是人们必然走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因为资本要发财,它必须在竞争中不断地发现社会需求,满足社会需求,并高效地满足社会需求,正是资本逐利的本性和相互间的竞争,使社会需求不断地被发现,被满足,被高效地满足.因而对于每一个资本家而言,他的动机可能是自私的,但结果却是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而发展市场经济、指导市场经济,最主要的不在于限制资本的自私,增加过多的政府管制和强制,而在于建立最佳的资本竞争环境.
这种环境首先是法治环境.资本不能违法,不能搞黑社会,不能破坏生态环境,不能生产假冒伪劣有害产品.企业和个人必须交税,必须执行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法、妇女儿童保护法、工时法、反垄断法、工会法等等.
其次要建立鼓励竞争的平等环境,也就是说,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法人之间的关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政策面前人人平等.竞争的环境越平等,竞争的秩序越井然,经济的发展就越快.因而在一切可竞争领域,应鼓励竞争,反对垄断.
在竞争环境的建设中,有一个问题必须引起注意,那就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在市场经济的建设中,政府应该是平等的市场环境的建设者、监管者.然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政府往往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它既要建设和维护好平等的竞争环境,但同时它又往往是和地方国有企业的直接管理者,这种双重身份,使竞争的环境出现双重扭曲.一重扭曲是平等的竞争环境受到人为的破坏,一些国有企业往往受到不应有的政策和财政金融方面的照顾和支持,从而躺在政府这棵大树上,失去应有的竞争力.有些国企在国家的支持下,由于在某些可竞争领域实行不适当的行业垄断,由于没有竞争对手,因而效率低下,这是改革开放40年始终没有解决好的问题.第二重扭曲是出现不应有的权力腐败.由于政府手里掌握有巨大的社会资源,因而为了获得这些资源,资本必然要想方设法腐蚀这些官员,加上某些官员的主动寻租,其结果是不仅严重破坏了平等的竞争秩序,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而且权钱交易,出现了大规模的权力腐败,严重败坏了党和国家的政治声誉.企业领导的行政化任命,也是不能适应市场竞争的重要原因.
政企分开的口号我们提了二三十年了,十七大也明确提出“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组织分开”.为什么我们这么长时间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呢？这既与我们领导市场经济缺乏经验有关,也与我们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有关.我们长期提的口号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又没有很好地把它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出现了政府直接管企业和国家垄断行业的不公平竞争局面.这一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我们不愿走完全私有化的发展道路,只有把企业掌握在自己手里,政权才能稳固.另一方面是没有形成比较成熟的和地方财政收入体系,往往依靠土地资源和管理国有企业来解决地方财政收入,其结果也就形成了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必须亲自抓企业的现象,这是长期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的原因和表现.在GDP为主导的政绩指标下,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趋向不仅没有收敛,而且进一步扩大,有的还导致了权力腐败.政府管了许多管不好、管不了的事.
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既确保社会主义方向同时又使经济发展更加有效？这里最关键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一切市场能做好的就应该交给市场去做,市场做不好的才由政府做.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改革方向正是建立在对市场经济理论自觉基础上的.
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目的是坚持社会主义,因此我们不能走国有经济全部私有化的道路,这样人民的损失太大.但是也不能走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的老路.而应该走一条全民所有,市场经营的新路,也就是说,把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使企业作为独立的法人运作.
传统的国有企业有两个缺点,一是政企不分,二是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由于干部是层层任命的,由于对企业的管理重实物形态而不是重价值形态,因而国企改革喊了几十年,却始终不能形成适应市场经济的独立法人.虽然全国走上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但国有企业却依然在老路上运行,有的甚至是在脱离市场的垄断状况下运行.
因而如何在确保国有资产的前提下,激活国有企业的市场活力是这次改革的重点.方向只能是十九大提出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国有资产有两种实现形式,一种是实物形态的国有财产,另一种是价值形态的国有资本；与此相对应的政府管理方式也有两种,一种是管理实物形态的企业,另一种是管理价值形态的国有资本；最后形成两种企业制度,一种是国有企业制度,一种是现代公司制度.只有从管实体企业转向管价值形态的资本,才能形成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从而激发出国有企业的真正活力.因而这次改革不是一般的国有企业管理上的改进,而是国家层面国有资产管理重心的转移,即从管理实物形态的国有企业,转向管理价值形态的国有资本,以形成“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在这里,国资委是作为董事长或重要股权代表的身份进入企业的,它可以不直接经营企业,即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适当分离.
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相对应的是国有资产管理重心的转移.长期以来国有资产管理的重心一直在实物形态的企业,包括机器厂房等,它阻碍了资本金的市场运作,只有把重心转向资本金的管理,才能真正激活公有制的活力.一方面,它可以通过与其他国有、集体、非公有资本交叉持股,在确保控股权的前提下,通过混合所有制发展国有资本.另一方面通过“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聘请最优秀的职业经理并进行以资金为中心的现代公司制管理,因而必将激活企业的活力.由于盘活了资产,企业可以通过国有资本与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文化相结合,通过国有资本的流动,产生出最有竞争力的经济主体.国有资本是人民福利的源泉,人民需要国有资本的目的是需要国有资本能源源不断地改善人民的福利,一个国有资本控股的现代企业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在今天它就是合理的.这一点与西方先进的现代企业非常相似,因为先进的现代企业（以美国为例）的最大股东往往已经不是我们所理解的私人股东,而是法人股东,例如美国的医疗保险机构和养老保险机构,这些法人股东已成为最大的股东参与公司的建设并享有大股东的应有权利.由于政府从繁重的企业管理中解放出来,并把国有资产的管理交给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和职业经理,政府才能以更大的精力和更公正的立场领导好市场经济.
国家层面国有企业管理重心的转移,也表明了国家治理的成熟,即国家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渠道主要是通过税收,而不是直接管理企业,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古代税赋制度的变化得到启发.中国古代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为了确保皇权,自秦汉以来,一种基本的思路是增加皇家土地,其所占土地面积最多时达到全国可耕土地面积的30%—40％,但皇家土地实行行政管理,因此效率特别低,其结果并不能保证对财政的需求,虽然民间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出现了大地主,但皇家土地一直效率低下,直到唐朝中叶,实行“二税制”,即赋税征收不再按照户头和人头,而是按照土地的面积和质量.由于改变了国家对国有土地的直接管制,使所有权与使用权适当分离,其结果是土地大量流向民间,不仅大大激发了民间的耕种积极性,使农业产量大增,而且从根本上确保了国家的赋税.因为无论土地流到谁的手里,国家的赋税一分不少,这是极其精巧的制度安排,既极大地减少了国家的直接经济事务,又确保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一书中,把“二税制”称为中国土地制度成熟的标志,并指出,唐以后宋、元、明、清各朝都沿用唐朝的税制,到清朝末年,虽然皇家土地只占全国土地的6％,但财权相当稳定.因而,从长远看,增强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并不一定要走直接管理经济的道路（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除外）,而是可以通过一定的体制和机制,通过合理的税收,达到这一目的.也就是说,市场要按照市场的原则去管理.
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税收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因为市场经济的必然逻辑是社会的两极分化,税收则是调节社会两极分化并实现社会和谐的最重要杠杆.改革开放以来,造成中国两极分化的原因有许多,但根本的一个原因是税收的不尽合理或它的权宜性.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有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一般讲,收入越多,上交的税也越多,而在纳税人去世以后,遗产的相当一部分要通过税收上交国家并回归社会,上交得越多,其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其社会地位就越高.这既缩小了社会的两极分化,确保了社会福利的资金来源,同时又改善了原本对立的社会风气,既鼓励个人在世时的个人奋斗,同时又限制个人把财产全部留给富二代,鼓励富二代自己奋斗.我们国家税收制度的不足是前40年对资本项目税收的优惠政策,我们对个人所得实行了累进所得税,但是却没有对资本所得实行累进所得税,同时也没有西方发达国家的遗产税、房产税,加上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而实行的各种减免税收优惠政策,使资本迅速膨胀起来.作为放水养鱼,权宜政策是可以理解的,没有一定的资本,经济发展不起来,但副作用却是造成了比较突出的两极分化.如果说前40年税收政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权宜性,那么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水平,那么相应的税收政策就必须发生有利于大众福利和收入的变化,如果不认识民众同样有提高收入的要求,而继续实行前期的税收政策,那么这个国家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断地发生经济动荡和政治动荡,这是世界经验的总结.
除了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建立调节社会矛盾的税收制度,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另一个重大任务是加强对经济过程的监管,尤其是加强对虚拟金融资本的监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认为要“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市场监管是防止经济波动,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机制.中国经济早已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了,国内资金、国际资金的流进、流出,资金的行业间流向,货币的流速和流量,劳动力的流速和流量,土地的使用性流动,都是经济、社会稳定的极为重要的方面.尤其是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表明,加强金融监管已成为国家安全的极重要方面.市场经济的资本原则必然导致财富向极少部分人手里集中,而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剩余价值,因而一旦发现比实体经济利润更高的领域,这部分资本就会涌入这些领域并兴风作浪,当金融资本、虚拟资本的量远远超过实体经济时,金融泡沫就形成,因而加强对金融资本的监管已成为国家安全的当务之急.另外股市黑手、资金外逃、权钱交易,都需要国家加强对经济领域的监管.从直接管企业到监管整个经济,对政府工作是一大挑战,但是却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必要的政府工作,这方面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而且要做好.
政府的工作是双重的,一般讲,重视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特色,资本主义国家也重视经济,社会主义的真正特色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使社会更加公平和和谐.在社会主义看来,社会的原则高于资本原则,我们重视经济工作,并加强经济监管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社会.因而,我们除了发展经济,还必须发展民生,包括医疗、养老、就业、教育、居住、生态等紧迫的问题,确保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也就是说,国家要作为第一责任人承担起民生、社会和谐发展的更主要任务.
社会、民生是中华民族坚持走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为人民服务是党和政府的根本宗旨,是党和政府合法性的基础,人民幸福和社会和谐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因而是国家工作的核心内容.
改革开放以前,民生问题几乎由国家统一管理.改革开放以后,为了激发每一个人的积极性,我们把民生问题按市场原则与个人收入相结合,从而建立起长效的激励机制,但由此也推卸了政府对民生问题的第一责任.另一方面,资本却趁机进入民生领域,并以资本原则指导这个领域,由此引发了普遍的社会问题.资本的目的是逐利,而不是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因而在利益的驱动下,一切向钱看,其结果是房价越来越高,医疗费也不断攀升,医生为赢利和回扣而过度检查、过度治疗、过度用药,教师为红包而道德下降,专家为红包而做虚假广告,法院为红包而失去公正,所有民生问题都要拉关系、走后门、送钱包,无钱买房、无钱看病、无钱上学、无钱养老的现象普遍上升,加上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大量失业,市场机制所导致的两极分化,整个社会各个层面的权钱交易,一切乱象,使人们怀疑这是不是我们所要的社会主义？
国家的立场
这里要提出的根本问题是,我们应用什么原则解决民生和社会问题,是资本原则还是人本原则？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则是资本原则,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人本原则和社会原则.有人说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自然而然会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这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它是与资本原则相背离的,因为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的绝对原则,按它的本性是不会顾及人民幸福和社会和谐的.北欧这些国家社会福利如此之好,不是资本逻辑的必然结果,而是社会党在人民的支持下长期执政的结果,是人民利用国家机器长期奋斗的结果.因而国家在民生问题上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
由此提出一个国家的立场问题,即在资本、国家、民生的关系中,国家是站在资本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将决定一个国家最终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国家站在资本的立场上,用资本原则管理社会,其结果只能是资本主义,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可能引导资本并驾驭资本,实现人民和社会的幸福与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民族的历史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国家的立场.也就是说,国家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能解决好民生的问题.
因此,国家的立场问题本质上是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拿这个原则和立场反思40年的民生问题,我们必须说我们激发了所有人的积极性,使大部分人的民生问题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但是由于过度地依靠了市场,社会民生问题也出现了许多乱象,这在“发展是硬道理”的时代是难免的,但是这些乱象继续发展下去而不加以转变,从根本上是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
如前所述,社会生活区分为两个领域,在经济领域通行的是财富原则、利润原则、资本原则,因此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两极分化,如果医疗、养老、教育、就业都最后由市场解决,那么工人在改革开放中得到的东西必然偏少,虽然农民工比在农村收入有了增长,但总体而言,无论与资本的增幅相比,还是与GDP的增幅相比,工人农民并没有同比例共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这种现象在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今天,当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8000美元以上的今天,中国继续实行改革前期的税收政策,中国就有可能重蹈“中等收入陷阱”,因为其结果只能进一步放大两极分化,而不是缩小两极分化.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想发展内需,但是却发展不起来,原因在哪里？原因就在于老百姓手里没钱,民生内需是最大的内需,当老百姓面临危机,担心未来的就业、养老、医疗、下一代住房和教育时,仅有的这点收入和积蓄根本不敢乱花,这正是制约中国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要和平崛起,除了要对外开放,同时要发展内需,否则崛起将成为一句空话.
国家是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的第一职责就是为社会服务,如果国家站在资本的立场上,无视民生问题和社会和谐,那么这样的国家本质上只能是资本主义国家.真正的社会主义,是把社会原则看作最高原则的理论和实践,不是资本高于社会,而是社会高于资本,承认资本、发展资本的目的是使资本更好地为社会和人民的幸福服务.资本的逻辑必然是社会的两极分化,而个人又无法与资本抗衡,因而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任务和必然选择.在这里,国家是民生问题的第一责任人,是社会和谐的主要推动者,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心环节.国家如果不承担这样的职责,其前途不可能是社会主义.强调这一点,目的并不是去反对市场经济,反对资本的发展,而是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在资本发展的基础上,在不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通过国家合理的政策和税收,通过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以改善民生,实现社会和谐.
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承担着双重任务,一方面,必须确保经济的发展,按经济的规律、原则指导和管理经济；另一方面,必须按照社会的原则,以人为本,改善民生,激发所有人的积极性,实现社会和谐.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主要是从经济层面研究国家,而不是从社会层面研究国家,因而没有反映马克思思考现代社会的哲学立场.马克思正是站在人类社会的立场上批判“现代的国家政权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者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5］468因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真正立场只能是社会,而不是资本.
拿这个观点来思考我们今天的国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今天国家的基本管理框架是为经济服务的（无论国家与地方机构,五分之四的机构往往与经济相关,而与民生相关的机构则不足五分之一）,许多事关民生的重大领域,例如医疗、养老、就业、住房,并没有专门的国家部门作为第一责任人从头到尾管到底,而是相当部分交给市场调节,这是造成今天社会问题的部分原因.民生问题的解决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市场分配或调节,遵循的是市场原则,第二步国家调节,遵循的是人本原则、社会原则,如果没有第二步,那是纯粹的资本主义.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不能现成地继承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必须重建,其原因也在这里,因为资产阶级国家本质上是为经济服务,为资本服务的,它不可能把社会问题、民生问题作为国家的主要任务去操作,或者说它没有这样的理念和机构.
因此,坚持社会主义,关键是坚持国家的社会主义立场,不仅观念上理念上明确国家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而且在国家机构的设置上,必须重新布局,落实到位,使民生问题真正成为国家工作的核心问题.在当前的国际格局下,根据社会生活的两重性,国家机构按照大部制改革实际上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经济工作,重心不是直接管理行业或企业,而是按照经济原则、经济规律,制定经济运行规则,监管、指导经济,创造经济发展的最佳法治环境和政策环境.在这个原则下,即在公平竞争的原则下,以资金管理为核心,积极发展国有经济,并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最佳的公有制经济组织形式,同时要引导资本重视企业文化,重视企业内部的人文建设,建立最佳的劳资关系.第二类是民生工作或社会工作,由于国家对第一大类经济工作从直接管理到间接管理、规范管理,因而相当部分工作人员应转向民生工作.国家通过税收,按照全国人大的决议,通过各阶层的协商,有方向、有步骤地逐步解决民生问题,尤其是两极分化问题,使整个社会达到和谐和进步.在这一领域第一要布局到位,使民生问题没有遗漏,都有相应的部门负责,第二要加强对政府的监督,使税收的每一分钱都用到实处.第三类工作就是国家安全,一切有关国家安全的领域,实行特殊的管理,尤其是国防安全、政治安全、金融安全、社会安全.三大部类,各有侧重,但目标是一致的,都是朝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民生工作是国家工作的一大部类,它与经济领域和国家安全领域一样重要,甚至可以讲,发展经济和确保国家安全目的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社会的和谐和发展,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是国家工作的根本.
当我们强调国家在发展经济、民生和社会和谐中的核心地位时,目的并不是要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官僚政府,像原先的苏联那样,而是要建立一个真正服务于民的民本政府.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国家的主体,而政府只是人民意志的执行机构,如果权力高度集中在官僚手里,而人民依然无权和贫困,那只能说明改革的失败,而不是成功.苏联70多年社会主义实践最后解体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政权脱离人民,成了高高在上的特权阶层.
因此,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中国能否坚持社会主义,关键是国家制度建设.从顶层思路讲,就是要正确处理好人民、政党、国家与市场（资本）之间的关系.资本的合理领域在经济,国家的合法领域在民生和社会,如果把民生和社会问题交给资本去管,那结果只能是葬送社会主义.当然强调民生,并不是要不顾经济或超越经济发展能力去加强民生,而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发展民生,最好的思路是民生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同步,经济发展多少,民生也发展多少,逐步积累,持之以恒,只有这样,一个团结、富强的民族才可能真正产生,社会主义才真正成为世界人民羡慕的事业.
人体与中国
承认社会生活的两重性,并实行对社会生活的双重管理,单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充分发挥党和人民的力量.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人民的理想,而党是人民利益的代表,然而在过去的改革中,由于政企不分和党政工作方式不完善,因而出现了三种值得反思的现象：一是领导方式上的党政分工和工作职能不明确,多的是以党代政且不是党的全面领导,由于政府的工作重心在直接的经济管理,因而党和政都做了许多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二是削弱了党和政府在民生和社会和谐上的第一责任人责任,把不该放手的民生工作全部放手给资本和市场.三是行政权力监督不够,在资本的进攻面前,引发了局部塌方式的权力腐败,不仅政府官员腐败多发,而且不少党员干部也跟着腐败,其规模和程度都是令人怵目惊心的.
党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如果经济遵循经济发展原则,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如果政府的经济工作不再是直接管理企业,而是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并监管市场,如果政府把主要的工作放在民生和社会,即在合理税收的基础上,去逐步解决市场不能解决的民生和社会问题,那么党的主要工作就是听取人民群众意见,领导和监督好政府和经济.走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人民的心声,但人民的意见往往是分散的、不系统的,党的最主要工作就是要把人民的心声变成人民的意志并进一步变为社会的现实,因此党和人民本质上是一体的,党的合法性基础和力量在人民,人民是通过党领导整个国家和政府的.政府是办事机构,是执行机构,而灵魂和头脑则是党,因此有什么样的党,必然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过去的主要问题是政企不分和党政分工不明,党和政都直接经营和管理企业,管了许多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由于党政分工不明确,党政关系未理顺,因而一方面使党失去了对政府和经济的有力监管和领导,另一方面则为权力的腐败创造了不应有的条件,最主要的,是顾了经济,却忽视了对民意的代表和对民生问题的解决.党是民生问题的第一责任人,因而面对市场和资本权力,摆正党和政府、人民的关系,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一环.
中国是执政党,其执政的基础,就在于人民的支持,因而不断地倾听民声、表达民意、维护民权、升华民智,是党执政的责任.中国从来不谋自己的私利,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只有中国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中国才可能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因此人民国家的建设,本质上也是中国的建设,即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构建好党和人民的本质关系,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党和人民的关系.如前所述,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在市场基础之上,以资本为竞争主体的经济体系,经济的发展取决于资本间的公平竞争,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财富越来越向少部分人手里集中,是社会的两极分化,因而社会怎么办？人民怎么办？如果经济发展的一切成果都归资本所有,而医疗、养老、教育、就业、生态等一切民生问题都由资本和市场决定,那么经济发展的最终结果必然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是社会的动荡而不是社会的和谐.因此党必须深刻认识社会生活的两重性,在经济领域按经济的原则办事,但是在经济以外的领域,在整个社会的发展中,必须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按人本原则办事,为人民办事,以实现社会和谐.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和国家的责任是双重的,为了发展经济,必须要承认资本、发展资本,但是为了民生和社会发展,又必须要引导资本和驾驭资本,使资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的发展服务.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党和国家除了政治引导,还必须通过税收等有效措施以解决民生和社会问题.如果说资本的重心在经济,那么党和政府的重心就在民生和社会,强调政企分开,其实质就是重新规划政府的工作,使政府从重经济,转向重民生.政府在经济上的主要工作不是直接管理和参与,而是重于监管和引导,重于经济秩序的建设.党和政府只有把重心转向民生和社会,社会主义才真正有了政治上的保证.因此,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重建国家理念,重建国家机构,摆正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就成为中国在现阶段的重要任务.
为了确保党的正确领导,保持党和人民的紧密联系就成为最核心的一环,其中最重要的是发挥人民代表作用和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的意见往往是分散的,最难的工作不是允许意见的表达,而是集中正确的意见,把人民的意见变成人民的共识,并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上升为人民的意志.由此必须开展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公共领域建设,二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公共领域就是公众对公共事务表达意见的领域,它由报刊、电视、网络等公共媒体,工、青、妇、政协等公众组织,行业协会、学会、研究中心等各领域交流平台构成.由于缺乏组织,以及最终的目标不明确,民间的各种正确意见往往由于分散而流于形式.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由于会后不是作为常设机构进行工作,因而缺乏与人民保持紧密联系的制度和组织保证,各代表由于忙于完成原有的本职工作,而无暇于对公众意见的研究、调查和表达,所以虽然名义上是人民代表,但实际上作为人民代表的功能和作用发挥得比较有限.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社会工作的艰巨性,要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为一种常设的议事和决策机构,专门听取、研究、调查人民意见,并最终形成高质量的人民提案,经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表决成为地方和国家的意志.为了使工作更有条理,人民代表的分工必须与国家的工作和机构相对接.由于社会生活的两重性,因而人民代表的工作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块,一块是经济,一块是民生和社会.由此必须进行两个公共领域的建设,一个是经济公共领域建设,重心是如何建设公平的竞争环境；另一个是民生和社会公共领域建设,广泛听取人民意见,使医疗、养老、教育、就业、生态问题落到实处.第一个领域,重点是听取企业家、经济领域专家和干部的意见,他们最有发言权；第二个领域,重点是听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使人民的意见上升为人民的意志,并加强人民监督,使每一分纳税人的钱都用于民生和社会发展.衡量第一个领域的标准是GDP,是财富的发展,而衡量第二个领域的标准则是人民的幸福指数,是人和社会的发展.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遵循不同的活动或游戏规则.第二个领域是更根本的,没有第二个领域,就没有社会主义.因而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如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实体化为常设的决策与监督机构,如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有互联网与全国人民保持紧密的联系,如果所有的问题都能得到及时的充分的反映和研究,如果我们的高校和各级研究机构都能参与重大问题的讨论,如果政协、工、青、妇各种民间组织都能着力关注民生问题并把意见汇总到各级人大提案组,如果8900多万员都关注民生和社会,如果各级人民代表都能常年进行实地调查,如果各级人大提案都能充分地在线下和网上征求人民意见,如果所有的提案的执行情况都能受到人民的监督,我们中国一定能超过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因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建设,本质上是社会主义体制机制的建设和完善.经济文化的落后决定了市场经济的必然性,但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的两极分化,因而为了社会主义,我们必须进行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建设,既使经济运行在最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又使人民的幸福和社会的和谐获得同步发展,这就要正确处理资本、国家、人民三者的关系,摆正党政、党民关系,在深刻认清资本本性的基础上,进行国家制度重建,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国家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该成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理论指南.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张世贤,主编西方经济思想史［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责任编辑孙小帆］
总结,本文是一篇适合不知如何写社会生活和两重性和资本方面的国家治理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国家治理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1、 天图资本、周黑鸭成立30亿元规模基金主投消费升级和新零售 周黑鸭也要加入股权投资行列了 2018年3月12日,港股上市公司周黑鸭发布公告称,其间接全资附属公司楚思方达（由湖北周黑鸭管理有限公司全资持股）与天图资本、天图兴安（两者均为深圳天图的附属公司）签订合.
2、 政治宣教、大众教育和社会公益20世纪30年代作为社会特殊场所的电影院 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环境急剧变化,尤其是1 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 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后,面对日本不断升级的武力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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