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从《四库总目》和《文献通考经籍考》看叙录体和辑录体的区别，本文是有关区别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和《文献通考经籍考》和《四库总目》和辑录类毕业论文格式模板范文.
宋光宇
叙录体作为一种综述性目录,其特点是用简明的语言著录书名、篇目,叙述雠校原委,介绍著者生平,说明书名含义和书的性质,分析类例谨慎编次,考辨书之真伪,增补书之佚文,评说思想、史实,叙述学术源流,判定书之价值等.而辑录体则顾名思义,以辑录典籍的序跋、题记为主要特色,著者“述而不作”,客观罗列前人之评议以及书内相关资料,仅在必要时或以按语阐述著者之看法,其主要特点是“汇通”,即文献资料的汇辑和学术思想的贯通.今就叙录体目录代表《四库全书总目》与辑录体目录代表《文献通考?经籍考》对两种体裁加以比较,以明晰两张体裁的适用范围及其得失.
一般就搜集资料的丰富性来说,辑录体要优于叙录体,因辑录体汇辑以往学者之见以及原书中较原始的资料,从一种书不同时代不同学者的序跋评述中可以管窥某个领域的学术流别,且客观的起到了辑佚的作用,许多已经亡佚的书目得以重见天日,以补足现下对当时学术链研究的断层,同时书中的引文也具备校勘价值.而叙录体主要是在综合前人之见的基础上加以升华或另辟蹊径,虽有些提要中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穿插了前代人的笔墨,相对来说却缺少一个明晰的纵向结构.叙录体著录图书语言简明,略述其书的特点、作意,或者是评介其书的内容,揭示其书的存佚情况及其真伪等等,无论如何只是将其书的问题点到即止,不再申述,这是叙录体书目著录图书的一个很突出特点.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叙录体搜集资料的广泛性又胜过辑录体.盖因叙录体叙述著作者生平,有利于“知人论世”,使学者能够结合时代背景和作者境遇对其作品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在有些叙录中会提及与本书相关的故事旧训.这样的追根溯源在《经籍考》中也有出现,但主要是引用历代史志目录以及晁公武和陈振孙之成说,少了许多经验之考；同时《四库总目》对书籍的篇目卷数的考察以及对书中序跋的摘录也足资后辈,而相对来说《经籍考》中的资料丰富性较为参差不齐,当然这里边亦不能忽视早晚出的因素.
就内容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来说,辑录体一般也优于叙录体.因辑录体为客观辑录前人资料,而叙录体则重在抒发己见,在发明探微的过程中难免有所讹误.如《四库总目》为四库馆臣拟定,不可避免的有着时代和封建帝王意志的烙印,且有不少率意之笔和门户之见,相对来说有着准确性和客观性上的瑕疵,同时与叙录体目录比较起来,辑录体目录不仅具有极强的客观性,同时还可以通过对所辑录材料的选择,来做到寓“叙”于“辑”.《文献通考·经籍考》中对书目的提要,并非是对一些材料的随意辑录,而是尽可能选取权威人士的评论,经过马端临的精心编排而成,从而体现马氏本人对某本书的观点和看法,或者以褒为主,或者以贬为主,或者瑕瑜互现,通过他人之见判定书之高下.
而相对的,叙录体目录在学术观点上的创新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四库总目》作为国家编订的叙录体目录,具有重要的“资治”意义,如《晏子书录》中就说：“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可常置旁御观”.这显示了目录工作与现实政治的紧密关系.同时《四库总目》以乾嘉考据之学的方法来撰写书目,是了不起的创举.《四库总目》一改往日书目的赏析性辞章为辨识性考语,“每书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订辨,巨细不遗.” 不仅汲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更有四库馆臣自己的大量考证,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在目录的分类和编排上,《四库总目》无论是在学术性还是实用性上都要明显优于《经籍考》.《四库总目》采用的是分类法,即部、类、属.分为四部、四十四类、六十六属.全书条理井然,体例完备.由于它兼收并蓄,分类比较合理,编排有序,充分地吸收了以前各类目录书的优点,使其实用性、指导性更强.但《四库总目》的分类体系也不是尽善尽美的,存在类目设置不尽妥善、分类界限不明、书籍归类不合理等缺点,如《总目》说“记载金石者无可归类”,却没有把其单独列为一类,而是附入目录类后,并解释说“盖目录皆为经籍作,金石其附庸也”,这显然不够合理.
就版本学价值来说,叙录体一般优于辑录体,因叙录体除了发挥己见之外,对成书时间、版本及递藏往往有所论述,这对我们考察古籍的版本与递藏无疑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但《四库总目》亦未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其版本情况,只是“每书名之下,钦遵谕旨,各著其家藏本,以不没所自”,而未能直接注明版本,也是一大缺憾.
对比《经籍考》和《四库全书总目》,可以发现《经籍考》采用了“互著”和参见的方法,在前书中已经引用的言论和说明的情况,后边需要用到时并不重复撰写,而是以“参见××”的形式标明.而《四库全书总目》称“考古者：无所别裁,则多岐而太杂；有所专主,又交执而过偏.左右佩剑,均未协中”,并没有采用互注别裁之法.
《四库总目》贵远贱近,收录清代书籍较少,而《经籍考》则与之相反,收录了大量宋人著作,达到七成以上,而且《经籍考》引用宋人文献众多,尤其偏重于书目.
综上所述,作为叙录体、辑录体的代表,《四库总目》和《经籍考》各有瑕瑜,《四库总目》在学术价值和实用性上要高《经籍考》一筹,而《经籍考》在辑佚价值和校勘价值上又好过《四库总目》,在查阅两种书目皆著录的古籍时,我们既要以《四库总目》为主观其大略,同时也要在细节上以《经籍考》加以印证,方能各汲所长,得其精微.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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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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