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译者主体性视域下的朱生豪莎剧翻译文学性价值解读，本文是译者主体性类本科论文怎么写和朱生豪和文学性和译者有关论文范文文献.
【摘 要】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与研究曾被视为一个国家文化的标志.至今一百多年间,国内许多优秀的译者都致力于对莎士比亚戏剧重新演绎,创作了多套不同风格的汉译本,其中由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译本具有最广泛的读者,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朱生豪能够完美再现莎剧的文学艺术价值,这与译者本身有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主体性因素是密不可分的.本文将从朱生豪所处社会时代、教育背景、工作经历、个人性情、书信和译者序等方面来分析译者主体性与译本中所呈现的文学性特征之间的关联性.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朱生豪；莎剧；文学性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10-0229-04
莎士比亚戏剧一直堪称世界文学经典,其独特的文学魅力吸引了无数的读者、观众和学者对其评论和研究,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与研究更被视为一个国家文化的标志.自1900年上海达文社出版的《懈外奇谈》将莎剧故事翻译介绍到中国,许多优秀的译者都致力于对莎士比亚戏剧进行重新演绎,创作了多套不同风格的汉译本,其中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译本以其流畅的译笔、华赡的文采,再现了原作的神韵,被誉为翻译文学的经典,至今受到读者的喜爱和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对外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传播以及中国的文学文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给予了这部译作极高的评价,即“秉持着这种谨严的翻译态度和孜孜的翻译美学追求,朱译莎剧因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史上的一座丰碑”.[1](P281)朱生豪能够再现莎剧的文学艺术价值,这与译者本身有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主体性因素是密不可分的.本文将从朱生豪个人所处社会时代、学习生活工作经历、他给夫人的书信、译者序等来分析译者主体性与译本中所呈现的文学性特征之间的关联性.
一、译者主体性
在传统的翻译观认为,翻译即是对原文的复制,“忠实”一直是传统翻译观认定的翻译标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尽量摆脱主观控制,保持客观.事实上,在翻译过程中,无论是在理解或是表达阶段,译者的主观介入都是客观存在的.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来,翻译研究的着眼点不再止于探究两种语言结构及语言形式的对等问题,更为强调影响目标文本与原文本背后的文化因素,而译者采用的译学范式必然根植于特定时空和民族传统文化范式中,影响和指导着他的文化创造活动.翻译研究的“文化视角”赋予了译者新的生命,重新定位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身份、地位和作用,译者的主体性得到凸显.
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语言转换活动,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具有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2]译者主体性贯穿在翻译活动的整个过程中,从翻译文本的选择、译前的准备,到对原文的理解阐释,到采取怎么样的翻译策略,进行语言、风格和审美的再现,译者都处于核心地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译者主体性与戏剧翻译
戏剧作为文学作品的特殊形式,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艺术,戏剧翻译,便是一种艺术实践.戏剧翻译兼有供读者阅读和供舞台表演两种功能,译语文本要追求话语的可念性和动作的协调性[3](P96).戏剧翻译不仅要关注文本之间的语言形式转换,还需考虑译文语言的口语性、视听性、舞台性、观众的接受性以及语言的动作性.原剧本的这些艺术特征得以能够继续生存于译本之中,只有借助于译者基于对原剧本艺术特征的理解上,在译本中重新创造性地再现其艺术性.
所以,戏剧的翻译要求译者具有作家的文学素养和表现力,以便译者能深刻理解原作,“对原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的审美的把握,是用另一种语言恰如气氛地完整地再现原作的艺术形象和艺术风格,使译文读者得到与原文读者相同的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4]译者要做到这点必须要有扎实的双语功底和深厚的文学素养.除语言方面的要求,还要考虑到读者或观众对异域文化的接受程度.
三、译者主体性在朱生豪莎剧译文中的体现
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5]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会凭着对当时的时代特征、文化背景、社会需要、读者接受、审美要求的正确认识,充分发挥主体性优势,对翻译策略和审美标准、文化取向做出选择,创造性地再现原著的文学性价值,而这些文学性特征具体表现在语言、风格、文化以及审美等层面.我们可以从莎剧译文中语言、文化、审美特征看到译者主体性的彰显,也可以从朱生豪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文化身份、翻译思想和审美取向等主体因素来分析评论莎剧译文的文学性特征,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与译文文学性的再现是相辅相成的,密不可分的.
(一)译者的语言文学素养与译文的语言修辞再现
翻译涉及的是两种语言,想要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内容忠实通顺地表达出来,译者必须具有自由操控两种语言的能力.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曾经提出,译者需要“对语言有敏锐的感知力,精通母语和外语写作能力强；对本国文化及原语文化的了解深刻,熟悉各地风俗民情”.[6](P205)而朱生豪似乎就是为莎剧翻译而生,他的教育背景和工作实践都让他具备了深厚的双语功底,不仅能忠实通顺地转换原文内容信息,还能传递原文的神韵.
从朱生豪的教育背景,可以看出朱生豪既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有高超的英文水平.朱生豪1912 年出生在浙江嘉兴的一个商人家庭,幼年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5 岁便开始读《山海经》《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等古典小说,中学时就发表诗作,1929年进入之江大学后,主修中国文学,受承于一代词学大师夏成焘,同时还辅修英国文学,受教于致力教育的外国传教士.在大学里,他学习刻苦,博览群书,笃爱诗歌,尤好诵读莎士比亚戏剧,曾被誉为“之江才子”,1933年大学毕业后,朱生豪曾任上海世界书局英文编辑,这些早期的语言文学的学习和工作实践都为朱生豪日后的翻译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他不仅能理解深刻原文,而且能够灵活自如地运用语言文字,用生动流畅的译文表达出来,既忠实于原文又不拘泥于原文.
莎士比亚是世界公认的语言大师,出神入化的语言运用赋予其作品不朽的艺术魅力.例如,在《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中,有一段哈姆雷特赞美“人类伟大”的台词,莎士比亚使用了一连串的感叹句,句式上强而有力,便于演员感情的抒发；语言上运用了丰富典雅的词汇,充分展现了“人类伟大”的美好形象.
What a piece of work is a man！ How noble in reason！ How infinite in faculties！ In form and moving how expressive and admirable！ In action how like an angel！ In apprehension how like a god！ The paragon of animals！
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 多么高贵的理性！ 多么伟大的力量！ 多么优美的仪表！ 多么文雅的举动！ 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 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 宇宙的精华！ 万物的灵长！①
这段翻译语言生动典雅,表达流畅自然.从语言上看,朱生豪运用的词汇典雅生动,形式多样,译者在把握了莎翁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基础上,精心挑选了适合描写人的美好特征的词汇,译文与原作语义对等,“a piece of work 译成“一件杰作”,“reason”译为“理性”,“faculty” 译为“力量”,“apprehension”译为“智慧”,将 “in form and moving how expressive and admirable”一分为二,拆译成“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从句式结构上看,对应原文一连串的感叹句,译文也采用了符合汉语强烈情感表达习惯的感叹句式,达到语义、结构和功能上的对等.朱生豪优秀的双语能力使他能够在两种语言中自由灵活转换,译文不仅在意义上忠实于原文,而且还从情感上传达出原文的赞美之情,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再现,让中国的读者获得与原语读者相同的感受.
(二)译者的翻译思想与译文的文体风格再现
翻译的目的是让不懂原文的读者通过你的译文知道、了解并欣赏原文的思想内容及其文体风格.译文文体风格的最终呈现是译者文化背景、艺术修养、语言风格和翻译思想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就要求译者学会用开放的思维,灵活地运用各种文体特征,不拘泥于某一种形式,通过对比英汉两种语言在文体风格上的差异,发挥主观能动性,找到既忠实于原作,又符合译语文化和表达习惯的文体,创造性地传递原文及其附属特征.
莎士比亚的戏剧大部分都是用五音步抑扬格写成的诗体剧,演员的台词中大部分使用了无韵诗体,充分表达人的感情,也符合文艺复兴时期盛行的人文主义特点.朱生豪翻译莎剧时正值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而对于有着写诗和杂文经历的朱生豪来说,其白话文得到更充分发展,朱生豪也意识到古典文雅的文言文已不能承载莎剧经典,在探寻一种最大程度上翻译出莎剧的汉语文体,所以在忠实于原文思想的基础上,他选用地道的汉语白话文进行翻译,表达自然朴实,很适合作中国戏剧口语化的台词,而其最初的动机无非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使用自然晓畅的汉语将莎士比亚戏剧展现给中国观众.在翻译时以观众或读者为中心,抓住戏剧翻译的口语化特征,采用口语化的文体,译出了汉语版莎剧的风格.
《哈姆雷特》第四幕第五场中有一段描述雷欧提斯因为父亲在宫中突然被哈姆雷特误杀,怒气冲冲地来找国王算账的场面.
Laer: I thank you; keep the door. O thou vile king. Give me my father！
Queen: Calmly, good laertes.
Laer: That drop of blood that’s calm proclaims bastard, Cries cuckold to my father, brands the harlot Even here, between the chaste unireched brows Of my true mother,
King: What is the cause, Laertes, That thy rebellion looks so giant-like?
Laer: None but his enemies.
雷欧提斯：谢谢你们；把门看守好了.啊,你这万恶的奸王！还我的父亲来！
王后：安静一点,好雷欧提斯.
雷欧提斯：我身上要是有一点血安静下来,我就是个野生的,我的父亲是个王八,我的母亲的贞洁的额角上,也要雕上娼妓的恶名.
国王：雷欧提斯,你这样大张声势,兴兵犯上,究竟为了什么原因？
雷欧提斯：冤有头,债有主,我只找我父亲的仇人算账.②
关注原文中英语的形式,我们可以感受到莎剧的无韵诗的口语化程度是相当高的,朱生豪深刻地体会到这点,采用口语化程度相对高的白话文来翻译这段,创造性地再现了原文的文体风格,采用“万恶的”“”“王八”以及运用补充策略的“冤有头,债有主”等口语化的词汇再现了雷欧提斯年轻气盛的个性和怒火中烧的心理状态,使得人物角色和语言都活了起来,读者似乎就是在场的旁观者,身临其境,感受到现场的气氛和人物个性.
(三)译者的文化托命与译文的文化意蕴再现
语言是文化的具体承载物,翻译活动不单是语言文字上的转换,也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他的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无时不刻在影响着翻译过程,不管是译者所接受的社会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意识形态文化等大文化,还是译者个人文化、情感状态、个人思想等小文化都将影响着译文文本的存在形式,赋予译文新的生命.
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除了个人的兴趣、经济因素以外,支撑他在译莎文稿几次毁于日寇侵华战火之中,抱病奋力译莎的信念是具有爱国主义“文化托命”和“担当责任”.[7](P131)
正如他在给爱人宋清如的信中说:“你崇拜不崇拜英雄?舍弟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把Shakespeare（莎士比亚）译成功以后.因为某国人曾经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8]所以朱生豪翻译莎剧的目的是为了使莎士比亚这个“大诗人之作品,得以普及中国读者之间！[9](P301)”.朱生豪的翻译目的决定了他在翻译策略上偏向于归化,以当时中国读者的接受程度和理解能力为前提,遵从“忠实、通顺”的翻译标准,用符合中国大众语言习惯的表达方式进行文化的传播.例如在《罗密欧和朱丽叶》：
He made you for a highway to my bed; But I, a maid, die maiden-widowed.
译：他要借着你[软梯]做牵引相思的桥梁,可是我却要做一个独守空闺的怨女而死去.（朱生豪）
朱生豪将这句中的“bed”一词译为“桥梁”,而没有直截了当地翻译成“床”,因为在中国文化中,“床”这个意象让人想到恋人之间的肉欲,而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是具有性忌讳、非性文化的倾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朱生豪还是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视为中心文化,同时考虑到当时社会主流意识的接受程度,有意识地进行了“创造性叛逆”,采用归化手法将“bed”淡化为“相思的桥梁”,既避免了译成“床”显得粗俗,还增加了译文的美感,用中国古典式的含蓄美提升了译文的诗学价值,便于读者接受.
(四)译者的审美取向与译文的审美意境再现
戏剧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它的语言有一般文学作品的共性,同时又具有戏剧文学的特性.戏剧台词富于节奏、讲究音韵,既要抒发感情,又要朗朗上口,是诗性化的语言,所以戏剧翻译不但需要戏剧性,更需要语言的抒情性.这对译者的要求是相当高的,这就要求译者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凭借自身对原文直觉的和自觉的审美判断充分挖掘原文中的艺术之美,用诗化的语言把自己体会到的艺术形象和审美感受再度展示出来,让译入语读者同样获得富于音乐性的艺术的享受.
朱生豪曾在书信中写到:“音乐是最进化的言语,Rhythm(韵律)的贫乏乃是生命中的根本问题”[10](P172),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朱生豪的审美取向.在莎剧翻译中,朱生豪特别注意语言文字的音乐美,讲究平仄、押韵、节奏等声韵上的和谐.朱生豪曾因为妻子宋如清不小心抄错了两个字的字序,责怪她破坏了译文的平仄.信中是这样写的：
“说什么呢? 不是没有话,可是什么都不高兴说.我很气.我爱你,我要打你的手心,因为你要把“快活地快活地我要如今……”一行改作“……我如今要”,此行不能改的理由,第一是因为“今”和下行的“身”协韵,第二是此行原文 Merrily, merrily I will now 其音节为—V V/--V V/ --V/--, 译文: 快活地/ 快活地/我要/如今,仍旧是扬抑格,四音步,不过在末尾加上了一个抑音,如果把 ‘我如’读在一起,‘今要’读在一起,调子就破坏了……”[11](P160)
朱生豪对于原语的审美感应不仅来自于他深厚的文学素养和语言功底,更来自于他对莎士比亚原文的细细揣摩和审美体验.朱生豪译文中最为常见的音律特征就是以押韵翻译无韵的素体诗或者有韵的五音步抑扬格.比如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幕第二场开头有一段华彩乐章：
Romeo: He jests at scars that never felt a wound. (Juliet appears above at a window.) But,soft！ What light through yonder window breaks? It is the east, and Juliet is the sun.
罗密欧： 没有受过伤的人才会讥笑别人身上的创痕.
轻声！那边窗户里亮起来的是什么光? 那就是东方,朱丽叶就是太阳！③
莎士比亚原文采用的是素体诗,每行抑扬格五音步,不押脚韵,朱生豪以诗化散文体翻译原文再现素体诗音步整齐的语体风格,又别具匠心地增加了句末的押韵,“光”“方”“阳”三个字押韵,听起来朗朗上口,富有韵味,让读者感受诗歌那样的节奏美和韵律美,译出了热恋中男女那种缠缠绵绵的情意和直抒胸臆的诗情.每译完一段文字,朱生豪都要站在读者的角度对译文进行审视润色,又要站在演员的角度去调节韵律和节奏.正如他自己所说：“每译一段,竟必先自拟为读者,察阅译文中有无暧昧不明之处.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审辨语调之是否顺口,音节之是否调和.”[12]正是朱生豪注重韵律的审美取向和严谨的翻译态度,才让广大的读者在阅读朱译莎剧,随时都可以获得一种美的享受.
四、结语
朱生豪倾其一生译出了精妙绝伦的莎士比亚剧作,却未来得及为我们留下很多翻译理论.我们仍然可以从分析朱生豪翻译过程中的积极主体因素,指导着更多译者的翻译实践.从译者的教育背景,我们了解到深厚的双语语言功底,让他可以自由转换甚至创造性地再现原著的语言修辞效果；从他的兴趣爱好,爱国热情,我们能够理解朱生豪即便在最艰苦的生活工作条件下、在最虚弱的身体状况下仍然坚持译完莎剧的翻译态度；从译者的自序及书信我们可以直接接触到译者的“志在神韵”的翻译思想、使莎剧“得以普及中国读者之间”的翻译目的、灵活再现文体风格和文化意境的翻译策略、严谨的翻译态度以及音乐化的审美取向.所有这些自觉或不自觉的主体因素,体现在他的莎剧翻译的全过程.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译者各个主体因素与文学性特征各个方面的再现并不都是一一对应的,而是交互影响的,翻译文本文学性的最终呈现是译者各个主体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朱生豪翻译的莎剧具有极高的文学性价值,读者可以结合译者的主体性发挥细读揣摩,从事翻译的学者也可以从提高自身的主体性优势来学习和借鉴.
注释：
①②莎士比亚:《哈姆雷特》,《莎士比亚全集5》,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第327页；第385-386页.
③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莎士比亚全集4》,朱生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第634-6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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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曾祥宏（1979-）,女,江西萍乡人,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基金项目：上海理工大学的人文社科项目“文学翻译中译文的文学性再现与译者的主体性发挥研究”,编号：16HJSK-YB25；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译文的文学性再现与译者的主体性发挥研究”,编号：10-15-305-806.
该文总结，上述文章是适合不知如何写朱生豪和文学性和译者方面的译者主体性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译者主体性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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