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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壁注在宋诗宋注中的新特点
韩 元
（南京大学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46）
关键词：李壁注；个人意识；以诗证史；诙谐
摘 要：有关李壁注的特点,除前人提出的以史证诗、文学阐释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三个方面可以继续讨论：一是李壁在注释中经常把自己和王安石联系到一起,十分注意凸显其个人意识；二是李壁注不但以史证诗,更重要的是他在以诗证史方面也有体现,开钱谦益诗史互证之先河；三是李壁注中的诙谐色彩在其他诗注中十分少见.这些特点的形成有其个人因素,比如李壁与王安石有相似的出使经历,出身于史学家庭等,但其中也有大的社会背景,比如学术的发展,宋代的党争等等.这些新特点正是在个人与社会因素合力下形成的结果.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6）-062-05
DOI：10.13399/j.cnki.zgwxyj.2016.03.013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LiBi’s annotations in the Song Dynasty
Han Yu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njing University , Nanjing Jiangsu210046）
Key words： LiBi’s annotations； personal consciousness； prove history with poetry； humorous
Abstract： Many discussions about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LiBi’s annotations were published, such as LiBi combine the history with poet, use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and so on. But I think there are still three questions that can be discussed:firstly, there is a strong display of personal consciousness in LiBi’s annotations; secondly, LiBi use the new way to prove history with poetry, and this has the leader to Qian-Qianyi’s theory; thirdly, the humorous style in his annotations is not what the other people he. The formation of these characteristics has its individual factors, such as the common mission experience with WangAn-shi. But it is also related to the social context, including academic development, brutal factional strife, ect.
在宋诗宋注中,李壁注可以说是最为特殊的.前人诗注中拥有的体例,李壁也都大致具备.任渊注黄诗时,在目录中编有年谱.李壁虽然没有制作年谱,但正如张宗松所言：“李氏于题下,或标年月,或引时事,姓名必著,官爵必书,其于公生平出处,兄弟朋友亲属过从离合之迹,亦略可考.” 〔1 〕 （P3 ）实质上已具备了年谱的性质.可以说李壁注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有关李壁注的特点,学界论述已多,但笔者认为尚有三点可以论述,故撰成此文,求教方家.
一、注家个人意识的凸显
按照古书的注释体例,注家的个人因素一般不会出现在注释中.除非注疏者不同意著者（或前代注家）的观点而加以反驳,或是以为前人之说未为详备而进行补充说明时,才会在“按语”中发表自己的意见.但这些大多只是具体的学术分歧,与本文讨论的“个人意识”不同,它是指李壁通过注释,顺便将自己的一些生平活动、个人感受穿插到注释中.
李壁的这一类注释对王诗有一定的阐释作用,但也仅仅是侧面阐释,比如王诗卷三十四《平山堂》“一堂高视两三州”句下,李注曰：
余乙丑以使事尝至堂上,时雨新霁.三州之盛,尽在目前.山石、草木、邑屋皆可数云. 〔2 〕 （P849 ）
这段注释有点像再创作,从专业的注释学上讲,李壁是有些偏离传统的.虽然如此,李壁的用意也很显然：他是用自身体会来证明王诗描写之精工.
如果说上文的例子还可以证明李壁注在阐释王诗内容方面有所帮助的话,那下面的例子也许就不应该再从这个角度解读了.比如王诗《白沟行》题下,李壁注曰：
余顷因使燕,亦尝过所谓白沟者,河甚浅狭,可涉. 〔2 〕 （P174 ）
再比如王诗《涿州》题下,庚寅增注曰：
余使燕,经其化城外,平沙细草,垂杨杂植,殊不类惨淡,豪侠窟也. 〔2 〕 （P1224 ）
因为王诗提到了某个地名,所以李壁便对这个地名进行注释.单从学理上讲,历史地理学本身就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读万卷书代替不了行万里路.而李壁在注释中频频出现的“使燕”二字,就使他有了行万里路的条件,也就有了这一类注释的基础.但即便如此,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因为李壁不一定非要采取这种注释方式.比如王诗《将次相州》“铜雀台西丘”句下,李壁注曰：
余使燕,过相州,道边高冢累累,云是曹操冢也. 〔2 〕 （P721 ）
如果我们将注释删节为“相州道边高冢累累,云是曹操冢”,也可以同样表达出地方的传闻,李壁没有这样处理,恐怕还是想保留这个“余”字,想把自己的身影纳入到王诗的注释中.
李壁虽然对王安石多有批评,但对其钦佩之心也随处可见.李壁在注文中之所以经常提及“余使燕”,非常重要的一点就在于王安石也曾有使北的经历,李壁只要读到王诗的某处行踪,自然会联想起自己的经历,我们也完全可以将其理解为对王安石钦佩之情的自然流露.但从整个诗注史上看,在众多的注家中,一定也会出现注者和所注诗人行踪相合的情况,为什么这些注文中没有频频地标出“余”字？司马迁在《伯夷叔齐列传》中提出“附骥尾而行益显”的说法,大部分笺注者应该都存有“附骥尾”的愿望,只是李壁更加突出罢了,所以在笺释字句之外,李壁直接将自己与王安石联系到了一起.
李壁在注释中凸显个人形象,还表现在他与朋友之间的谈诗论艺上.比如王诗《读墨》题下,李壁注曰：
友人宜黄李郛尝云：“介父《读墨》诗,终篇皆如散文,但加押韵尔.”意以为诗益散,古无此体. 〔2 〕 （P137 ）
这条注释鲜明的现代气息扑面而来.注释工作本是在故纸堆中讨生活,李壁所说的“友人”二字,立刻将时空拉到了眼前.再比如王诗《斜径》“草头蛱蝶黄花晚,菱角蜻蜓翠蔓深”句下,李壁注曰：
余使燕时,馆伴使李著能诵公“黄花翠蔓”之句,以为妙. 〔2 〕 （P1158 ）
这一类注释更像是某一条诗话或者笔记.这种轻松而随意的阅读感受在宋诗宋注中确是十分少见.
李壁注中为何多次出现此类风格的注释,其原因很难确定,因为这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比如李壁本人喜欢将诗话、笔记一类叙述风格运用到诗注中）,但或许有一个理由可以提及,就是孟子所说的“尚友古人”.孟子曰：“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 〔3 〕 （P725-726 ）李壁的友人、馆伴使,可谓“一国之善士”,而下文论及的朱熹则可谓“天下之善士”,至于“古之人”,大概可以将王安石纳入其中.
李壁在凸显个人意识的时候会借助名人效应,这其中就有朱熹.李壁（1157-1222）与朱熹（1130-1202）生活年代大致相同,而且二人还是有交往.我们的第一印象是：李壁是在借朱熹之名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李壁更深一层的用意是对时局提出批评.
王诗《示平甫弟》“岂无他忧能老我,付与天地从今始”句下,李壁注曰：“退之诗：‘为此径须沽酒饮,自外天地弃不疑.’〇张彪诗：‘行行任天地,无为强亲疏.’〇邵康节诗：‘惟须以命听于天,此外谁能闲计较.’皆公诗‘付与天地’之意也.公所造至是益高,他人不足与及此,故独以语平父.”诗注至此,似已道尽,但李壁又缀以数语,曰：
朱晦翁在史院,酒半,尝为予①诵此二句,意气甚伟云. 〔2 〕 （P341 ）
李壁注中会经常出现“朱晦翁”、“朱文公”等字眼,如果没有这一条注释,我们或许以为李壁不过是在采摘当世的材料而已,但当我们知道朱熹与李壁有过交往之后,其中的意义便不可等闲视之了.
朱熹是宋代最伟大的理学家,其影响也极为深远,但朱熹的学说在其生前就被定为“伪学”,《道命录》卷七上“沈继祖劾晦庵先生疏”条记载：
刘德秀奏论文弊,复言：“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乞将《语录》之类并行除毁.”是科取士,稍涉义理者,悉皆黜落；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之书为世大禁. 〔4 〕 （P70 ）
在被指认为“伪学之魁”、“伪学逆党”的情景下,朱熹生前的好友都纷纷选择远离他.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卷四丁集“庆元党”条记载：
当文公之向用也,其门人附之者众.及党议之兴,士之清修者,深入山林以避祸；而贪荣畏罪者,至易衣巾、携于湖山都市之间以自别.虽文公之门人故交,尝过其门,凛不敢入. 〔5 〕 （P149 ）
李壁并没有像那些轻薄子一样急于划清与朱熹的界限,他反而在诗注中多次引用朱熹的观点.除第十四卷之外,王诗卷五、卷二十四、卷二十六、卷四十三、卷四十五等处都曾提及朱熹.李壁对朱熹的尊敬与钦佩不因时局而改变,这点是值得赞扬的.
有感于时局风气的侥薄,李壁在王诗的笺释中也略有致意.比如卷二十一《勿去草》诗题之下,李壁注曰：“或云是杨次公诗.”虽然诗歌的著作权还没有确定,但李壁所关心的并不在此,他关心的是“勿去草,草无恶,若比世俗俗浮薄”这一句诗,李壁注曰：
此诗言客负主人,主人亦时负客,皆以讥道丧俗薄,上下胥失也.盖自公罢相,凡昔之门生故吏,舍之而去者多矣.又从而下石焉,如吕惠卿者,盖其尤也.公之卒也,张芸叟为诗以吊之,曰：“今日江南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及绍圣后崇尚新学,以公配享先圣,前日舍之而去者,至是复还.故无名子嘲之曰：“今日江南从学者,人人争道是门生.”观公此诗,盖有所激而云也.士固可罪,然知人亦难矣. 〔2 〕 （P499 ）
李壁在为王安石误擢小人感到惋惜的同时,也用了大段文字叙述了小人朝三暮四的行径.将王安石和朱熹生前生后之事相对照,二者大有相似之处.借王安石之事暗讽时局,这也许是李壁笺注此诗的另一层意思.
四库馆臣认为李壁党附韩侂胄,是“附和权奸,以致丧师辱国,实堕其家声,共人殊不足重.” 〔6 〕 （P1325 ）李壁这些为人诟病的事实不容否认,但他在对朱熹的态度上,我们仍能看到他人格中积极向善的一面.在朱熹的学说被斥为“伪学”的过程中,韩侂胄发力实多.李壁在此并没有和时局合作,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他的操守.
二、诗史互证的开创
学界一般认为钱谦益在“诗史互证”这一注释方法上建树最多,这当然是不容否认的.笔者在肯定钱氏贡献的同时,也认为：李壁是较早地使用诗史互证的学者,不但在宋诗宋注中最为突出,在整个古典诗歌注释史上都具有开创意义.本文主要讨论“以诗证史”（或诗史互证）,而不讨论“以史证诗”,因为后者是注释的常例,在李壁注之前就已经有这种注释方法②；而且已经有学者对李壁“以史证诗”的注释进行了讨论③.学界对“以诗证史”概念的划分（参考郝润华《〈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方法》）一般包括补史之阙、证史之误和诗史互证三个方面,鉴于李壁注在“诗史互证”方面的具体实践,本文选取前两个方面进行重点探讨.
1. 补史之阙
李壁注中出现的“不载”、“止载”等词语,是“补史之阙”最明显的表现.比如王诗《送契丹使者还次韵答净因长老》题下,李壁注曰：
公多有使北诗,而本《传》及年谱皆不载尝出疆,独温公《朔记》云云. 〔2 〕 （P561 ）
再比如王诗《次韵平甫喜唐公自契丹归》题下,王安石自注曰：“予辞北使,而唐公代往.”李壁据此又注曰：
据温公《朔记》：王安石以多病不愿奉使,以侍御史知杂范师道,又辞,乃以校理王绎代之.今此诗,公自言代公者乃张唐公也,兼公集奉使道中诗不一,不知或已发至半涂而返耶？或止是送契丹使道中诗也.送契丹使,亦不载于《传》.见律诗五十三卷公自言④. 〔2 〕 （P732 ）
在这两段材料中,李壁考察了三种文献——王诗、司马光《朔记》、国史之《王安石传》,最后指出“本《传》及年谱皆不载尝出疆”、“亦不载于《传》”.在今本《宋史·王安石传》中,我们的确没有发现发“出疆”的记载.李壁强调漏载的王安石生平,可以看作是“补史之阙”的例证.
除王安石自身之生平外,李壁还据王诗考察了国史所载的其他人物.比如《送张颉仲举知奉新》题下,李壁注曰：
本《传》但言其尝令广东及漳之益阳,不载知奉新. 〔2 〕 （P897 ）
李壁在注中所言“本传”等,皆当时所修之国史,今《宋史》卷三百三十一仅记载其“提点江西刑狱”, 〔8 〕 （P10668 ）虽然奉新隶属江西,但《宋史》的记载仍是模糊的,王诗此处确可补史之阙.类似的例子,还有卷三十九《答熊本推官金陵寄酒》之李注“《传》止载其为抚州判官” 〔2 〕 （P985 等.
李壁除了用王诗所载之事以补本朝国史之阙,还将目光扩大至其他朝代的史事.比如王诗《金陵怀古四首》（其四）诗末,李壁注引刘攽诗,曰：
刘贡父集有和公此诗,如称王师破金陵,兵自水窗入,史所不载.贡父洽闻,必有所据. 〔2 〕 （P887 ）
李壁所指的“兵自水窗入”是指刘攽和诗的第二首“燕焚正自当烟突,蚁溃何堪值水窗”之句.方回在《瀛奎律髓》中指出：“《耆老传》云：金陵城破,自城下水窗兵入.” 〔9 〕 （P142 ）虽然李壁一时没有找到刘攽所据之史料,但“史所不载”的判断还是正确的.
史部地理类书籍也是李壁关注的对象.比如王诗《江宁夹口二首》（其二）“从此梦归无别路,破头山北北山南”之句,李壁注引《传灯录》两载“破头山”之事,并引申曰：
地理书不载蕲春有破头山,以此知遗落者多矣. 〔2 〕 （P1096 ）
这句引申和王诗全不相关：王诗写于江宁,所谓“破头山”者仅为想象之辞,至于“蕲春”之地理,则更与诗句无关.李壁所云“地理书不载”虽属题外之言,但也非常清晰地表现出他的学术关注.
2. 证史之误
因为李壁为宋朝人,本朝的正史即所谓“国史”,此外之历史,皆为其他史料.李壁在证史之误,尤其是证当代史之误方面的例证较少.王诗《处士葛君挽词》有“楚人黄歇地,晋代葛洪家”之句.李壁注上句曰：
据春申君所都,乃故吴国,即无锡惠山,上有春申君庙,疑此地近之.或言黄州十五里许有永安城,《图经》以为春申君故城,非也. 〔2 〕 （P1372 ）
注下句曰：
《晋书》：“葛洪,丹阳句容人.”丹阳与无锡接近.据此,则《黄州图经》之误甚明.
李壁为了证明《黄州图经》的记载是错误的,用了两种方法来论证：一是通用历史地理学知识；二是结合王诗.《黄州图经》是宋初祥符年间李昉之子李宗谔所修《诸路图经》中的一种,其性质是史部文献,对李壁而言可谓当代史.
钱谦益所证之史,除正史外,也包括一些地理类书籍,比如《图经》⑤.但钱氏用杜诗证《新唐书》、《旧唐书》之误,实可谓以杜诗证本朝历史之误,而李壁在此方面的例证却极少,其主要原因是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皆为后世人修前代事,前朝事实类记载或有脱落,或有异闻,史官亦不能妄作断定,故或付阙如,或两存之,以待后人继起,再作讨论.而宋朝人所修之国史、实录对本朝的事实类记载（如地理、职官、履历等）多为可靠,故李壁辩驳者亦不多,
史学是李壁的家学,《宋史》卷三百九十八《李壁传》的开篇便说：“父焘,典国史.” 〔8 〕 （P12106 ）虽然这是史书记载的体例,但也含有家学的意味在内.《宋史》本传还指出：“壁嗜学如饥渴,群经百氏搜抉靡遗,于典章制度尤综练.” 〔8 〕 （P12109 ）嗜学的李壁在浓厚的家学氛围熏陶下,我们有理由相信其史学研究意识早已形成,并将其运用到诗注中.
史学家关注史料,但注诗者少；注诗者诗学精深,但在历史学这门学科的学术意识上仍有所欠缺.虽然说古代学术注重文史不分,但“术业有专攻”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庄子·天下篇》曰：“百家往而不反”、“道术将为天下裂” 〔10 〕 （P1069 ）此时就已经开始了对学术分裂的大讨论.之后,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再到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荀勖《中经新簿》,“四部分类”已经在学术传承中达成了共识,所以说中国古代的学术在大体方向上还是有所划分的.注诗者对历史都很熟悉,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否则诗注也无法完成,但这种专业的学术意识并不是所有诗注者都具备的.
李壁虽然出身史学,但其文学解读也十分深入.故有学者专就其文学（诗学）造诣进行研究⑥,笔者也十分赞同这些研究成果,但史学毕竟是李壁的当行家传,这是不可忽略的.
三、笺注中的诙谐与幽默
诗歌笺注的内容（或体例）大多集中于典故出处、史事掌故、句意疏解等,注家在笺注时也往往是客观严肃的.相比之下,李壁注多出了诙谐幽默的注释风格.这在宋诗宋注乃至整个古人诗注中,都是十分少见的.
翻开李壁注,这种幽默的风格时有出现.比如王诗《谢公墩》题下,李壁注曰：
墩在公所舍宅报宁福禅寺后.余尝至其处,特一土骨堆耳. 〔2 〕 （P113 ）
王诗在《谢公墩》中缅怀了谢安的平生,可谓一往而情深.李壁对王安石十分钦佩,所以王诗提及的地名,李壁不仅神往之极,而且还进行了实地考察,但结果却很令人失望：特一土骨堆耳.这句注语瞬间就消解了王诗在严肃的怀古中所蕴含的一往深情,读至此处,不禁莞尔.王诗还有一处写到谢公墩,卷四十二《谢公墩》（其一）曰：“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尙随公.”诗末,李壁注引《诗话》曰：
或云：“介甫性好与人争,在庙堂则与诸公争新法,归山林则与谢安争墩.”此亦善谑也. 〔2 〕 （P1077 ）
李壁认为《诗话》所载为“善谑”,是符合《诗话》作者原意的.王安石本人就很喜欢开玩笑,刘攽《中山诗话》即有“王丞相嗜谐谑” 〔11 〕 （P290 ）一条.所以《诗话》的解读没有必要进行过度阐释.但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中却进行了一番严正的讨论：
考略曰：《诗》曰：“善戏谑兮,不为虐兮.”文人咏歌,何所不有？公此诗则犹在善谑之列耳,今以争新法、争谢墩并集于怨毁丛生之人,尚可谓之“善谑”乎？ 〔12 〕 （P290 ）
王安石争新法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诗话》所载并无诋毁之意,只是“性好与人争”略带主观色彩,而蔡上翔将其引申为“怨毁丛生之人”,就显得有些过于认真了.蔡上翔自己说“公此诗则犹在善谑之列”,可见蔡氏并非不懂戏谑,但他一味替王安石辩护,就在无形中抹杀了这种轻松诙谐的阅读感受.
为了追求注释的诙谐,李壁还引用了一些和王诗关联不大的笔记、地志.王诗《公辟枉道见过获闻新诗因叙叹仰》“锦囊佳句敌西施”句下,“庚寅增注”引魏泰《东轩笔录》,曰：
程师孟知洪州,于府中作静堂,自爱之,无日不到.作诗题于石曰：“每日更忙须一到,夜深长是点灯来.”李元规见而笑曰：“此无乃是登溷之诗乎？” 〔2 〕 （P667 ）
王安石称赞程师孟（字公辟）的新诗是“锦囊佳句”,这仅仅是套话,但这条笔记却表现了相反的观点.李壁自知矛盾（据泰所记,则公辟亦未为能诗）,所以又紧接着说道：“但泰言每挟好恶之私,不可尽信耳.”李壁在此处自难自答的原因,恐怕还是舍不得割去此段材料.同理,王诗《自白门归望定林有寄》题下,李壁注曰：
《建康志》云：“即台城宣阳门也.宋明帝时,或谓宣阳门为白门为不祥,甚讳之.右丞江谧误犯,帝变色曰：‘白汝家门.’” 〔2 〕 （P533 ）
皇帝用口语来骂大臣并不是十分罕见,但此处显得尤为滑稽：一是宋明帝接过江谧的话头,语意在过渡之中显得更为有味；二是这段材料与王诗确无太大关联,李壁此注有插科打诨之嫌.所以刘辰翁评此注曰：“无谓,注此得笑.”⑦刘辰翁所说的“得笑”,除了宋明帝的这句骂语,还有李壁这条故意安置的注释.
指出李壁注所体现的幽默诙谐这一现象之后,同样要回答一些问题：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后世诗注中是否有类似现象？注文幽默诙谐与否,与注者本人有很大关系.但这点很难进行论述,所以还是应从具体背景去分析.
首先,王安石及其诗歌自身就是诙谐的.刘攽说“王丞相嗜谐谑”是最直接的证明.因为诗人和诗作都是诙谐的,所以李壁注中出现诙谐的内容也就显得合情合理.
我们可以找到相似的例子.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大谈杜诗诙谐之趣,并举出很多例证⑧.因为杜甫、杜诗是诙谐的,所以我们在《杜诗详注》中也能找到一些诙谐的注释,比如杜诗《重过何氏五首》（其一）“倒衣还命驾,高枕乃吾庐”之句,仇兆鳌注曰：
旧云：公视何园为吾庐,几于冒认己有矣. 〔13 〕 （P167 ）
仇兆鳌注完杜诗之后,把书献给了朝廷,这为他“带来了不少的好处” 〔14 〕 （P126 ）,胡适所举出的诙谐诗篇,在仇注中一律都是字句出处,显得并不诙谐,这也能说明笺注工作的严肃性.但仇兆鳌此处还是引了一条“旧云”,可见仇氏注杜并不能始终板起一副脸孔.笔者目前尚未找到“旧云”的出处,或许仇氏所见之书,今已不可见；也或许“旧云”其实就是仇氏本人之语,不过采用另一种表述罢了.
其次,李壁注多有诙谐,还可以从唐宋文化背景下做一讨论.至唐代,史料笔记中就已经出现很多戏谑的记载,比如《唐阙史》载“李可及戏三教”、《唐摭言》载顾况戏白居易之姓名等.宋代类书《太平广记》专设“诙谐”一类,其中诗歌作品多有出现,从这也可看出诙谐的倾向愈加明显.到了李壁的时代,诗话笔记类发展更加成熟,对诗词创作进行戏谑调侃的记载就更多了,李壁加以引用,或采用类似的表述就显得可以理解了.比如刘攽《中山诗话》中记载了一段讽刺西昆体末流的杂戏：
后进多窃义山语句,赐宴,优人有为义山者,衣服败敝,告人曰：“吾为诸馆职挦撦至此.”闻者欢笑. 〔11 〕 （P287 ）
这和李壁所引的《苏魏公语录》就很相似：都是用一种戏剧性的表演来传达对文艺作品的批评.王诗《和御制赏花钓鱼诗二首》（其一）“宿蕊暖含风浩荡,戏鳞清映日徘徊”句下,李壁注曰：
《苏魏公语录》云：“仁宗赏花钓鱼宴,赐诗执政诸公,洎禁从、馆阁皆属和.而‘徘徊’二字无他义,诸公进和篇皆押‘徘徊’.再坐教坊杂戏,为数人寻访税第,至一宅,入观之,至前堂之后,问所以,曰‘徘徊’也,又至后堂东西序,亦问之,皆曰‘徘徊’也.一人笑曰：‘可则可矣,徘徊太多.’” 〔2 〕 （P698 ）
因为是次韵诗,所以不能更换韵脚.又因“徘徊”一词在御制诗中使用,所以诸公进和之篇屡次使用“徘徊”也不难理解.这条注释只是为了记载一时的异闻掌故,李壁显然不是为了疏解王诗,而是让读者获得一种阅读趣味.我们不能说唐宋时的笔记、诗话对李壁这种诙谐的注释有必然的、直接的影响,但二者间存在联系也较为合理.至此,还有一个问题要回答：清人注诗之时,诗话笔记中的诙谐仍然存在,但为何清人诗注中少有诙谐之举？
献给朝廷的书,如《杜诗详注》,不可能有太多的诙谐,这是诗注一开始就决定的.但其他清人诗注为何也是如此？这或许与清代学术风气有关.从顾炎武开始,考证这种实学便逐渐成为清学之主流,至乾嘉时,考证学蔚为大观,成为有清一代学风的典型代表.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论述最多的就是这种实学,而且还提出了考证的“群众化” 〔15 〕 （P29 ）.在此种风气全面盛行的情况下,清人诗注多有考证也就显得理所当然.比如,冯应榴注苏诗《诅楚文》,题目考证已达2000余字 〔7 〕 （P149-152 ）；冯集梧注小杜诗,所引“四库全书总目”亦皆考证之事.其他清人诗注中长篇大段的考证比比皆是,不胜枚举.阅读诗歌本应是一种审美体验,所谓“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搔处痒.”读清人诗注时,品味诗艺变成了学习知识.
在这种情况下,诗注的意义可以从所注之诗这个特定的对象中脱离出来,具备其单独的价值.因为它已经成为了展示注诗者学问的重要工具,变成了一种著述,而不再仅仅是诗歌的附属品.冯浩注完李商隐诗歌之后,其受业弟子王鸣盛在《李义山诗文集笺注序》中写道：
论古今著述得失者甚多,请以一言决之,曰：“读书与不读书而已.”《李义山诗文笺注》,吾师孟亭先生碎金耳,要而论之,断断非不读书人所能办也.盖义山为人,史氏所称与后儒所辨,均未得其中.注之者倘非贯穿新、旧《唐书》,博观唐、宋人纪载,参伍其党局之本末,反复于当时将相大臣除拜之先后,节镇叛服不常之情形,年经月纬,了然于胸,则恶能得其要领哉？若先生之所注,信乎其能如是矣！是虽不过一家之言,而已有关于史学. 〔16 〕 （P818-819 ）
“读书与不读书而已”,是强调注诗者当为博学之人.“已有关于史学”,则说明史学在诗注中已极为重要,甚至成为诗注是否优秀的评判标准.王鸣盛在序中所说的“贯穿”、“博观”、“参伍”、“反复”等,分明就是考证学的要求.
清代学者以注诗作为检验、表达学识的手段,虽然让诗注变得充实,但相应也缺少了活泼气氛.在这种严谨正规的学术背景下,诙谐幽默风气的逐渐减少以至消失也就可以理解了.至于诗注之中是否应该体现诙谐成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本文不再进行讨论.
〔注释〕
①按,“予”原作“子”,误.此据大德本（作“余”）、清绮斋本（作“予”）改.
②比如《文选》卷二十二所载谢灵运《庐陵王墓下作》一诗,李善于诗题之下将庐陵王身陷政治漩涡并成为政治斗争牺牲品、庐陵王与谢灵运的交往经过逐一注出；在诗句中,将“道消”、“运开”所影射的史实注出,这些对读者的阅读极有帮助.此类即“以史证诗”之例.参考（唐）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093-1095页.
③参考周焕卿《试论李壁对诗歌笺释学的贡献》,南京师大学报,2004年第5期.
④按,据李注本编次,王诗仅有五十卷,而此注曰“见律诗五十三卷公自言”,是李壁此处参校于其他版本.龙舒本“律诗”类卷五十三载有《次韵平甫喜唐公自契丹归》一诗,题曰：“予辞北使而唐公代往.”（唐武标校,《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96页.）不知李壁所言是否即此版本系统.
⑤比如杜诗《上牛头寺》,钱谦益注曰：“《图经》云：‘山上无禽鸟栖集’而杜诗有‘莺啼’之句,则《图经》误也.”参见钱谦益《钱注杜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422页.
⑥参考何泽棠《李壁〈王荆公诗注〉的诗学批评》,西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１期.
⑦按,此条评点不见朝鲜活字本.此据大德本卷二十二《自白门归望定林有寄》引入.
⑧参考胡适《白话文学史》（蓬莱阁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193、199、204-206,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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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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