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陆机《文赋》的文体观念与其在文体学上的意义，本文是文体学毕业论文题目范文跟文体学和陆机《文赋》和文体观念方面论文怎么写.
内容摘 要：《文赋》在从两晋到南朝的文体观念及其相应的文体学著作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文赋》的文体价值观上承曹丕《典论·论文》,下接《文心雕龙》,在中国古代文体价值观念发展的过程中处于重要的过渡位置,其所体现的文体观比《典论·论文》有了很大的深入与创新.
关键词：文体观念 陆机 《文赋》
汉末曹魏曹丕的《典论·论文》已经初呈乍现了中国古代体用一如的文体观结构,指出了“气”在形成个体文体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典论·论文》对中国古代文体观的讨论毕竟只是一个初步展现,尚不够细致；甚至,是比较粗糙的.这需要文人士子对文体的日益重视与追逐中不断增强文体意识,对如何能够形成别具一格的文体也必然会呈现出逐步深入的研究,这是士子们极为关心和重要的问题.西晋时期,著名文豪陆机对如何形成文体颇有心得,作有《文赋》,稍后的南朝藏荣绪在《晋书》中亦云：“机妙解情理,心识文体,故作《文赋》.”[1]《文赋》又是一篇展现中国古代文体观的杰作,相比《典论·论文》而言,《文赋》在结构上趋向于完整与严密,在具体论述中趋向于细致与深入.
一.《文赋》的文体形成过程观
如何能形成比较满意的文体,是陆机所思考的问题.他将如何形成文体视为一个整体过程,本论文将其分为文体形成前的精神准备活动、文体形成的具体过程两部分述之.
第一,形成文体前的精神准备活动.
《文赋》不是从一开始就直接谈文体的,而是将文体形成之前的种种精神准备活动或注意事项按照步骤、次序地论述,这使陆机的文体观在逻辑上是比较完整的.
从“伫中区以玄览”到“伊兹事之可乐”[2]是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这一部分可分为四个层次逐层深入.第一层次表达两个意思,首先要在自然之中获得情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嘉柔条于芳春”,然后将昔日所学之文章、辞藻等涌上心头：“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喜丽藻之彬彬.”第二层次进入沉思与想象阶段：“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思维处于极度活跃状态,从而能够得到具有创造性的想法,获得所要创造的艺术形象.第三层次进入具体的思路与文章结构的问题,陆机提供了多种方法：“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或本隐以之显,或求易而得难.……”,或者由次要的引出主要的,或者由现象追踪讨源；或者由隐到显,或者由易得难；等等.总而言之,文章要做到有条理：“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即使内容再繁多也是井然有序的.第四层次强调在写作中要一直保持平静、寂寞之心态：“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从而达到从无到有的突变与飞跃.
第二,形成文体的具体过程.
从“体有万殊”到“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3]是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这一部分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要明确文类文体的基本规定性.进入状态并获得一定的思路后,该考虑把它写成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即形成什么样的文体的问题.世间的文体千变万化：“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该如何选择？但是,不管最终要形成什么样的文体,都要先选择合适的文类文体作为载体,这时,就要对该种文类文体的内在规定性具有明确而又清晰的把握,其云：“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陆机在这里谈了当时常用的十种文类,对每种文类之文体都进行了具有两个修饰词的对应式的归纳,这比曹丕的《典论·论文》中“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的简单论述显得细致得多.《文赋》与《典论·论文》最明显的区别就是诗赋的位置由末位而一跃上升为首位,《典论·论文》仍然处在东汉末年文章要以政用为核心的理念的引导下,经过汉末曹魏人才观念的发展,人们以性情作为判定一个人是否有才能的标志,而诗赋又是能够体现才性的最佳载体,这种观念在西晋时大概已经比较普遍,诗赋成为士人们狂热追求的事物,其位置跃于所有文类之首也是理所当然之事.同时,陆机明确用“诗缘情”来表达诗体的内在特征,“诗”已经明确摆脱先秦以来的“诗言志”的社会功能意义而朝向一种讲究技巧的创作样式的方向发展.曹丕的“诗赋欲丽”已经含有这种意思,但还没有《文赋》的表述明确.一般认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这两句话是互文见义的,但本文认为这正是部分文人对“赋”的特长的明确认识及其对诗赋分工的心理倾向表现.一方面,赋是可以表情的,这没有异议,这从屈原开始就用赋抒情；另一方面,诗也可以体物,但诗体物的效果没有赋好.二者之间没有截然割裂的界限,但是体物,文人们还是倾向于赋体的.铭体与诔体曹丕只用一个“实”字来制约即强调内容的真实准确,这与曹操崇尚故实有很大关系,“实”字之论从内容上来讲不可谓不精,但作为文类的文体风貌描述则难可人意,陆机“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则具体指出诔的文体要显得动情而又悲哀,铭的文体要博深、简洁而又温文尔雅.对于书论,曹丕只用一个“理”字,即重于说理,《文赋》明确用“精微而朗畅”来表达论体风貌,即论理要精微细致而又豁朗顺畅.曹丕用“雅”字来规定奏议,《文赋》指出不仅要“闲雅”,还要“平彻”,态度要平和,反映问题要透彻.其他曹丕没说到的有碑、箴、颂、说四体,“碑”要文质相称,“箴”要抑扬顿挫而又清壮,“颂”要从容不迫地尽显繁盛之态,“说”要光亮而又具有煽动力.
在明确文类文体的基本规定性的基础上,第二层次从“变”的角度阐述形成文体的心得.由于世间事物的千姿百态,由此而形成的文体也必然是千变万化：“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在变化莫测中,陆机强调了在形成文体中的三个重要因素：一是构思要巧妙,“会意也尚巧”；二是辞藻要华美,“遣言也贵妍”；三是在音律上要和谐,“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接下来的“或仰逼于先条,或俯侵于后章”、“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适”、“或藻思绮合,清丽芊眠”、依次论述了在形成文体过程中文章的结构要合理、最好形成警策之语、不因袭前人而具有独创性等基本要求.从反面,《文赋》提出了五种应该避免的情况,并提出要以“应”、“和”、“悲”、“雅”、“艳”来救治这五种文病.张少康先生指出,这五者其实反映了陆机在创作上的美学思想[4].在形成文体的过程中,要注意的事情很多,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若夫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变,曲有微情”,可以说是对以上内容的补充和总结.
以上便是陆机在长期追求文体的过程中的心得,他对形成文体之前的精神准备活动、作为基础性的文类文体及在形成文体过形成中应该做到和避免的种种事项都具有整体而又细致的把握：“普辞条与文律,良余膺之所服”,即使是这样,他也感慨难以驾驭变化莫测的文体,“嗟不盈于予掬”.在第三层次中,他指出灵感在形成文体中的重要作用,灵感来的时候,下笔如有神助：“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灵感枯竭的时候,文体就会偏枯：“理翳翳而愈伏,思轧轧其若抽.”[5]
二.《文赋》的文体价值观
《文赋》的通篇都是围绕如何形成文体而展开的,其最后一部分一般认为是讲文章的社会功用的问题,本论文认为从全篇结构而言最后一段正是给出如此重视文体的原因：正是因为文章有如此巨大的社会功用,既能引导国家大事,又要承担教化责任,“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6],如此重要的东西当然要永世流传,而具有美好的文体则是使其能流传的重要手段,颇有孔子“言之无文,行而不远”[7]之意.对文章的社会功用,陆机与曹丕“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说法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将文章提到国家大业的高度上；而陆机的说法则比曹丕又有所深入,文章究竟有哪些社会功用,曹丕没有细说,曹丕是以帝王之豪气而阐发文章的价值,他渴求的是通过文章以“立言”,未免功利色彩稍强了些.而陆机则不然,他对文章的社会功用论述已经呈现了逻辑性的深思,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俯贻则于来叶,仰观象乎古人”,徐复观先生解释前两句说：“上句以空间言,下句以时间言；《说文》十一上：‘津,水渡也.’由此岸到彼岸为水渡.言人之精神可以通于亿载,而文为之津渡.”[8]徐氏解说甚当,由此句则文章乃是人可以穿越时空、翱翔宇宙、载通古今的津渡；第二层次：“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涂无远而不弥,理无微而弗纶.配霑润于云雨,象变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广,流管弦而日新.”这一层次主述文章的教化作用,虽然内容基本上都在儒家思想之内,但却展示的很具体.其重要意义在于,第一层次中人通过津渡,是为了能够达到第二层次的“道”,也就是说,两个层次之间形成了“人——文——求道”的关系,这已经和《文心雕龙·原道》中“圣沿文而垂道”的思想完全吻合.总之,陆机《文赋》的文体价值观上承曹丕《典论·论文》,下接《文心雕龙》,在中国古代文体价值观念发展的过程中处于重要的过渡位置.
三.《文赋》的文体观在南朝文体观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文赋》的出现,在从两晋到南朝的文体观念及其相应的文体学著作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文类文体是形成个体文体过程中的基础性步骤,文类文体是载体,个体文体才是文人在现实中所努力追求的目标,《文赋》显然继承了从曹丕以来的体用一如的文体观结构；其次,《文赋》是对文体形成这一过程的全面性论述,特别是用大量篇幅描述下笔前的精神准备活动,这是《典论·论文》不具备的,在结构上显得更为完整和严密.再次,《文赋》是在《典论·论文》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对文体形成过程描述最为详细的篇章：《文赋》对文体形成之前的精神准备活动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细致描述；对文类文体的论述在数量上比《典论·论文》多,对各类文体内在规定性的描述上也比《典论·论文》更为具体；对个体文体形成的具体过程要做到的法则与应该避免的文病详细列出,比曹丕只用“气”来阐释个体文体的形成更具有可操作的实践性意义.《文赋》在当时非常具有影响力,被认为是最为详尽的形成文体的学习宝典,《文心雕龙》云：“昔陆氏《文赋》,号为曲尽.”[9]第四,《文赋》对文类文体的阐述仅有十种,事实上,在汉末魏晋以来,文类的数量是非常繁多的,而且社会生产生活的发展又不断的滋生新的文类,对文类文体的更为广泛、甚至是全面性的总结成为必然走向；同时,士人们在争相追逐个体文体的过程中,具体遇到的问题是变化无穷的,远非《文赋》中所列条目所能笼尽,这促使更为细致的描述文体形成的著作的出现；另外,中国文章以及文体的来龙去脉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土壤,在论述上显然还有极大的发展空间,随着文人们思辨之学的发展与研究的深入,对文体的研究也有可能出现更为精深的思想及论著.《文赋》所体现的文体观比《典论·论文》无疑有了很大的深入与创新,随着文人们用文体展现才情越来越汹涌的狂潮,必将迎来文体观念发展的大盛时代.
注 释
[1]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83年,卷十七,第239页,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
[2]《全晋文》,卷九十七,第1024页.
[3]《全晋文》,卷九十七,第1024—1025页.
[4]张少康：《文赋集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208页.
[5]《全晋文》,卷九十七,第1025页.
[6]《全晋文》,卷九十七,第1026页.
[7]杨伯峻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中华书局,2008年,第1106页.
[8]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上海书店,2006年,第300页.
[9]《文心雕龙·总术》,卷九,第655页.
（作者介绍：吕红光,浙江树人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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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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