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警世通言》的文体形式特征兼论话本小说的体制结构，该文是关于形式相关论文范文和《警世通言》和话本和体制结构有关论文范文资料.
摘 要：《警世通言》共收录宋元明三代的话本、拟话本四十篇,是话本向文人化、案头化过渡的产物.作为较成熟的话本小说,其保留了话本的形式特点,尤其是体制结构特点,即其在题目、入话、正话、篇尾、散文韵文运用上的篇章体制.这使得《警世通言》在文体上同时具有体制化、口语化、通俗化、文学性、平民性等特征.
关键词：《警世通言》；话本小说；体制结构；文体形式
作者简介：刘美英（1992-）,女,汉族,山东沂南人,济南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张智磊（1992-）,男,汉族,山东沂南人,山东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医学.
[ 中图分类号] ：I206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1002-2139(2018)-15-069-02
一、《警世通言》与话本小说
鲁迅在谈及宋元话本时曾说,其出现“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在中国小说史上,宋代话本小说首次用白话进行小说创作,在人物塑造方面,改变了以非凡人物为主的人物塑造模式,转而以平凡人物为主要塑造对象,使中国小说进一步走向平民化.
《警世通言》成书于明熹宗天启四年（公元1624 年）,是冯梦龙编纂的白话短篇小说集,收录了宋元明三代的话本、拟话本小说40 篇,与冯梦龙的另外两部小说集《喻世明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其主要是对宋元话本、明代拟话本的润饰、删减与整理,体现了冯梦龙自然人性的主情思想,在文体形式上,则体现出明显的话本小说的特点.话本,即“说话”（讲故事）人所用的底本.作为说唱的底本或录本,多是在“说话”的场景里进行故事叙述,是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转化的产物.在转化过程中,口头文学在叙事、表演程式等方面的特点使得这些话本在题目、入话、篇尾、散文韵文的运用等文体形式方面形成了明显的体制特点,从而使其体现出明显的口头文学属性和民间性特点.
二、《警世通言》的体制结构
《警世通言》收录的40 篇白话小说很好地保留了话本的形式特点,尤其是体制结构特点.即小说题目多以人物、故事要素或情节命名；入话开头有描述性或议论性诗词,诗词后有引言或与内容相类或相反的小故事,谓之得胜头回；头回后为话本的主体——正话；篇末用诗歌总结全篇、点明主旨.[1]
（一）题目
话本小说的题目常以故事的人物、情节、地点或线索命名,多为三言或四言,也有五到八个字概括人物和情节的题目.如《清平山堂话本》中的《蓝桥记》《简帖 和尚》《洛阳三怪记》《张子房慕道记》《柳耆卿诗酒完江楼记》等.《警世通言》中的题目都是以七字或八字概括主要人物情节.其中七字的题目有十八篇,如《陈可常端阳仙化》《老门生三世报恩》《玉堂春落难逢夫》等；八字的题目有二十二篇,如《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三现身包龙图断冤》《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等.作为较成熟的话本小说形态,《警世通言》中小说的题目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和文学色彩,这与话本小说的文人化和案头化关系密切.
（二）入话
入话,本义可理解成引入正题的话头,作为话本小说的常用结构,以引子的形式存在于话本的开头,可视作引入正话的引导性成分.入话的题材不固定,一般以诗词、韵语或小故事为主,体制完备的包括开篇诗词、一段闲话式的引言和作为头回的小故事三部分,有的仅为诗词或诗词加引言.一般认为入话源于说书的表演程式,是说话者在叙述正话前为候客、垫场、引人入胜或点名本事所作.后代拟话本亦沿用之.
入话中的诗词大体可分成描绘型和议论型两类.描绘型入话多点名故事的时间、地点或对正话中的人物、情节进行描述,通过对正话中某要素的描述,能够与正话进行自由联想式衔接,从而自然地引出正话.[2] 如《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中入话为谈论交情的一首七言诗；《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入话为描绘燕京建都之盛的七言诗；《李谪仙醉草吓蛮书》中入话为吟咏李白的七言诗.此类型还有《蒋淑真刎颈鸳鸯会》《唐解元一笑姻缘》《陈可常端阳仙化》等.议论型入话多揭示正话主旨,或者宣扬与正话题材有关的思想.如《王安石三难苏学士》的入话为劝人虚己下人,勿得自满的七言诗；《王娇鸾百年长恨》的入话为劝人不贪恋财色的一首诗.
总体看来,《警世通言》中入话的诗词多为描绘型；头回的运用不算普遍,只有《拗相公饮恨半山堂》《三现身包龙图断冤》《钝秀才一朝交泰》《赵太祖千里送京娘》《乐小舍拼生觅偶》《金明池吴清逢爱爱》《赵春儿重旺曹家庄》《王娇鸾百年长恨》等篇中有头回,且与正话的联系并不紧密,如《钝秀才一朝交泰》的头回中“先乐后忧”之事与正话“先忧后乐”之事并无密切联系.可见,描绘型入话在内容上与正话关系松散、曲折而含蓄；体制上也无严格规定,长短均可,体现出口头文学闲散、随意的特点.
（三）正话和篇尾
《警世通言》中正话里的韵语按功能来说大体有描绘、议论和结构三类,其体裁包括诗词、唱词、赋赞、偶句（俗语、谚语）等.描绘性韵语多描摹人物、景色、情节或事件势态.议论性韵语体裁多为诗句或偶句,主要评论事理,生发人生经验,形式上一般由“正是”二字引起.如《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中有“正是：善恶相形,祸福自见.戒人作恶,劝人为善”的韵语；《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中有“正是：听时笑破千人口,说出加添一段羞”的韵语.[3] 正话中往往还有具有结构功能的韵语.一般来说,正文中议论性或描绘性韵语常设在某一情节结尾处,用来总结叙述情节或标志每段起结.如《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中有三处韵语都设置在情节的结尾处.
从总体上看《警世通言》中的韵语主要以描述性和议论性居多,且偶句所占比重较大,体现了口头文学的特点,如：“闭门屋里坐,祸从天上来”（《乔彦杰一妾破家》）,“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桂员外途穷忏悔》）.《警世通言》篇末皆以诗歌结尾,用诗歌总结全篇、点明主旨.篇末诗歌或为与正话故事相连的生发感慨的诗歌,如《陈可常端阳化仙》的篇尾是与正话故事相连的七言诗；或概括正话情节、评论其中人物,如《吕大郎还金完骨肉》《王安石三难苏学士》等篇篇末为评论、咏叹正话故事的七言诗.
三、《警世通言》的文体特征
《警世通言》是宋元话本向案头化和文人化转化的产物,是对口头文学和民间文学的扬弃.作为宋元明三代话本小说、拟话本小说的代表作,《警世通言》具有明显的话本小说的特点.首先,作为较成熟的话本小说,其具有完备统一的体制结构,即具有议论性或描述性开篇诗词、引言、头回、概括评论式篇尾诗词等成分.其次,作为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过渡的产物,其兼具口头文学口语化、通俗性特点和书面文学所具有的文人的审美意识和情趣.另外,在人物类型方面,以塑造平凡人物为主,自然人性的主情思想较为浓厚,使得中国小说进一步向平民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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