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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肇基
（江苏省南京市第一中学,210001）
【编者按】综观新世纪语文课程改革,理念和实践方面都有重要突破,有志者新论迭出；联系百年来新式学校语文教育史,需要传承之理念和实践亦还不少.蔡肇基老师是具有40年教学实践的中学语文教师,他着眼于语文教育的本质特点,提出语文教育该有一些“千万不可忘记”的相对持恒的要求,如语文教育“独当其任”之“任”、前人的可贵实践探索、语文教师的看家本领、“大语文”远胜“小课堂”、与学生互动共进教学相长,等等.从本期开始,本刊将陆续刊发他关于语文教育“千万不可忘记”的系列文章.
摘 要：回顾语文独立设科以来的历史,学者们对于语文教育“独当其任”之“任”达成共识,即提高学生的读写能力.这一认识源自语文的“工具性”.当前注重语文课程的“工具性”,必须做到纵向上要有等差,横向上兼顾各方,方式上注重渗透.
关键词：语文教育工具性人文性
一、语文教育“独当其任”之“任”
在一两千年的封建教育历史长河中,童生举子基本上就是读经习史、作对写文,语文教育就是教育的全部,自然承担起教育的全部职能.
1904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兴办学校,“中国文学”独立设科,与“读经讲经”并列,于是,语文教育有了“独当其任”之“任”.该“学制”之《学务纲要》中明确规定：“中国文学一科,并宜随时试课论说文字,及教以浅显书信记事文法,以资宦科实用,但取理明辞达而止.”“中小学堂于中文辞,止贵明通.”从教学宗旨看,这“中国文学”科重在“实用”,“但取”“止贵”云云,目的单一,其“任”显系“独当”.
1945年,叶圣陶、朱白清合著《国文教学》一书明确指出,从国文的教学目的来说,其“独当其任”的“任”,就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二者是不能分主次轻重的.因为“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倾吐能否合于法度,显然与吸收有密切的关系”,这二者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新中国成立以后,1950年,教育家董纯才在《改革我们的中学国文教学》-文中,也指出：“语文教学本身独有的特殊任务,是在提高学生了解和运用语文形式的能力,即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与写作能力,作为学习与工作的基本工具.”“阅读能力的标准,要求达到：能读一般的报章、杂志,普通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文艺的书籍.写作能力的标准,要求达到：能写日常常用文件,如书信、函件、日记、笔记、记录、工作报告、工作计划、新闻通讯、调查报告、讲演论文、普通论文等.”可见“独当其任”之说,并非偶尔提及,而是解放前后之共识,无论是在封建社会,还是人民政府时期,都一体遵循.“独当其任”之“任”,要言之,就是提高学生读写能力,后来则在“读写”前面加上“听说”二字,又在后面加上“思”字,意即“独当其任”之“任”,在于提高学生听说读写思之能力.
教育家们强调语文教育“独当其任”之“任”在于提高学生的读写能力,绝非否认语文教育要“文道统一”,同时兼顾提高学生思想认识道德情操水平之责.实际上,他们无不重视“育人”,但又实事求是地将提高“文”“道”水平之“任”分别冠之为“主目的”和“副目的”.1920年,陈启天在《中学的国文问题》一文中首次指出：中学国文教学的目的应分“主目的”和“副目的”,二者虽分主副,却都不可偏废.“主目的”可分三方面：“要能说普通言语”“要能看现代应用文和略解粗浅美术文”“要能做现代的应用文——白话文和浅近文”.“副目的”有二：“要启发思想,锻炼心力”“要了解和应付人生和自然”.1941年,蒋伯潜出版《中学国文教学法》,他说,国文教学的目的有二：一是正目的,国文一科所特具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对生活所需的工具——语文——能运用,能了解,且能欣赏；二是副目的,国文科与其他学科共同的目的——使学生了解我国固有文化之一部分——学术和文学的流变,使学生明了我国固有道德的观念及修养的方法,并培养或训练其思辨的能力.他们还一致认为,正目的在于“文字”也即“形式”方面,副目的却在于“内容”方面,这并非“形式”重于“内容”,只是因为文字方面的任务是语文教育“独当其任”之“任”,而内容方面的任务却是各科共有之“任”.因而,他们认为国文教学固然要重视精神训练,但尤其要重视技术训练,以提高了解和运用文字之能力.
我非常欣赏《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以下简称“义务教育新课标”）对于10年前“实验稿”的修订.义务教育新课标明确指出“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这“学习语言文字运用”显然突出了语文课程“独当其任”之“任”；新课标又指出“语言文字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T具和信息载体,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显然又突出了“语言文字”这一“形式”而非“内容”的意义,语文学习的“正目的”是什么不言而喻.上引两句话,俱为“实验稿”之所无,够我们去思考的了.
二、“独当其任”之“任”源自“工具论”
语文教育“独当其任”之“任”在于提高学生的读写能力,源白语文的“工具性”.
1919年,蔡元培在《国文之将来》一文中,认为语文教学的目的全在于运用,是为了“要全国的人都能写能读”以适应生活、工作、学习的需要,所以应该读“应用文”.他把文章分成两类,一是应用文,一是美术文.蔡氏认为,在中学语文科中,读的应该主要是应用文和少量美术文,至于练习作文则应该全是记载和说明的文字.蔡氏如此突出阅读适应生活、工作、学习需要的“应用文”,充分体现了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对科举时代“读书为应试”“学文为中举”的流弊是一个有力的挑战.
1924年,穆济波《中学校国文教学问题》发表.对于国文国语在教学上有什么价值的问题,作者认为：在个人方面,一是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二是发展精神生活的需要；在社会方面,一是发展精神生活的需要,二是社会生活永久的需要；在国家方面,一是国家组织的需要,二是国家存在的需要.语文的本身绝不是教育的目的所在,语文只是人类生存必需之一种工具.
1959年,教育工作会议决定以语文为重点学科,要求各级教育领导部门抓紧语文教学的改革,切实提高语文教学质量.1961年12月3日,《文汇报》发表社论《试论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明确指出：“语文,归根结底是一种工具,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生产斗争的工具,是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是传播知识的工具”,“教师指导学生学习语文,不仅要使学生知道所学的课文表达了什么思想,更重要的是要使学生懂得作者是如何运用语文这个工具来表达思想的,并通过基本训练,使学生学会如何运用语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正因为语文是工具,语文就不能只属于“文人”,更应该属于革命者和实践者,他们的手上不能没有“工具”.1942年,为延安版“文化课本”作序指出：“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和白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这篇序言的基本观点具有普泛的意义,1963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亦曾引用.
任何工具都没有阶级性,语文工具也是这样.当然,语文这“工具”又不同于锄头、刨子等工具.锄头、刨子等工具没有民族性,语文这“工具”民族性特强,必须高度尊重和捍卫民族母语；锄头、刨子等工具与劳作的对象和成品相分离,语文“工具”却和表现的对象和成品糅为一体；锄头、刨子等工具不因劳作的对象和成品之美而添彩,语文“工具”却与被表现的对象和成品交互辉映.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互为因果,相生相共,不可偏废也无法偏废.正因为如此,无论是义务教育新课标还是《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俱肯定“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三、注意语言的纯洁和规范是国家的意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政令迭出,亟需规范统一各种政令文件的写作.1951年2月1日《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正式发布,党内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层对语言文字运用的严肃认真,给了广大干部、群众强烈的示范作用.同年6月6日,《人民日报》开始连载吕叔湘和朱德熙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并配发重要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这是在党和直接指示和关怀下组织开展的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性语文规范化活动,以在语言运用方面“匡谬正误”,引起广大干部群众对语言运用规范化的重视,纠正人们使用语言时因随意性而造成的种种错失.
1986年,国家教委、国家语委联合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万里同志讲话指出,语言文字工作关系到社会各行各业,关系到每一个人,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子孙后代,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当前语言文字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做好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大力推广和积极普及普通话；研究和整理现行汉字,制订各项有关标准；进一步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研究并解决实际使用中的有关问题；研究汉语、汉字信息处理问题,鉴定有关成果；加强语言文字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做好社会调查和社会咨询、服务工作.
1992年11月6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家语委<关于当前语言文字工作的请示》,其中写道：“语言文字工作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进步和国际的交往,必须集中统一,不能各行其是.实现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是普及教育、提高文化水平、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基础工程,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999年,教育部、国家语委联合召开学校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会议强调：全国正在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而“促进学校语言文字应用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为培养高素质人才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工作方面”.
2000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罗列部分关于加强语言的纯洁和规范的史实,不难看到党和国家对语言意义的认识愈来愈深刻,把个人的语言运用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进步和国际的交往”,与“人的整体素质”紧密联系起来,高度重视在举国范围内语言的“纯洁”“规范”“健康”和“通用”,在全社会唱响了语文教育的主旋律.
四、过分强调人文性的一面,可能导致社会整体语文水平的下降
百年来,人们不断批评语文教学质量不高,那么多学时下来,学生语文能力还是过不了关.对这个问题,我可能白有看法,这里暂且不表.现在要问的是：如果说语文教育质量不高,其原因是什么？学者们是怎样认识并回答这个问题的？
1945年,叶圣陶、朱白清在《国文教学》中明确指出,国文教学固然要重视精神训练,但尤其要重视技术训练,即重视了解文字和运用文字能力的训练.可惜的是,“‘五四’以来国文科的教学,特别在中学里,专重精神和思想一面,忽略了技术训练,使一般学生了解文字和运用文字的能力没有得到适量的发展”.原来,语文教育质量不高竟源于教学“专重精神和思想一面”,没有突出语文教育“重视了解文字和和运用文字能力的训练”这“独当其任”之“任”,“主目的”放松了耕耘培育,岂能奢谈收获！这真是一个严酷的现实！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1958年那个“教育大革命”年代,人们对语文课的思想教育还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要求.如强调“有的放矢地解决学生的实际思想问题”,从“拔白旗着手”,在学生头脑中“插上红旗”.教《母亲的回忆》《任弼时同志二三事》时,要“引导学生大胆地暴露并批评自己的个人主义、藐视纪律、追求享受等思想行为”；教《老山界》《小英雄雨来》时,要“启发学生勇于批判自己敌我不分、是非不明、不敢斗争和向困难屈服等思想行为”.这样专注于思想政治一面,语文教育质量怎能不低呢？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文合一”,帮八股盛行,其语文教学质量之低,更是不难想象的了.现在,人们强调语文的人文性,当不至于再出现这种状况,但如果排斥语文的工具性,其后果也可能是十分严重的.
五、当前该如何注重语文课程的“工具性”？
在语文课程的工具性与人文性问题上,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专家、学者们似乎更注重人文性的张扬,据说出于某种“让步”,才在新课标里写上了“工具性”的一面.就我个人而言,则的确认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曾写文阐述并图示语文的构成.鉴于人们对“工具性”一面的某种淡漠,故这里专谈当前该如何注重语文课程“工具性”的问题.
(一)纵向上,要有等差
小学、初中、高中,越是低学段、低年级,就越该重视语言文字问题.要认识3500个左右常用汉字,培育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情感,具有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的基本功,具有独立阅读的能力,具体明确、文从字顺地表达自己的见闻,具有日常口语交际的能力,学会使用常见的语文工具书,等等,这一切应该在义务教育阶段基本养成.必要的汉语语法和修辞知识,应该根据“精要、好懂、有用”的原则作必要的传授和训练,可以开设必要的语知课.高中阶段,则应努力体会语言文字之精深内蕴和艺术之美,具有良好的现代汉语语感,努力提高对古诗文语言的感受力,深化热爱祖国语文的感情,拓展语文学习的范围,喜爱各类作文,并能写好某一种文学体裁,等等.
(二)横向上,兼顾各方
如规范的书写,包括文字、标点的正确使用,行款格式的掌握,书法的优美,关注校内和社会用字的规范化等；纯洁的语言,包括成语、歇后语等熟语的正确使用,网络语的慎用,社会错误用语的纠正,敏锐的语言嗅觉（语感）,体会语言之美等；文本的阅读理解,包括掌握多种阅读方式,努力吸收信息,正确、高效、有创见地理解、欣赏和探究文本；书面的写作,包括能写便条、通知、计划、报告、总结、新闻消息等日常应用文字,及能写某一种文学文体等；口头的交际,包括能当面或运用电话、视屏等进行交际,等等.
(三)方式上,注重渗透
众所周知,语文教育中加强人文性教育要注重渗透,所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其实,加强工具性教育也要注重渗透,力求自如、巧妙,收“润物无声”之效,越是在高学段、高年级越是如此.我过去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课：教学某一种文体的作品,先大讲文体知识,然后导入课文,其实文体知识还是让学生通过文本学习自然地感悟归纳出来好.我曾在某篇文章*绍过自己就苏教版初中课文《展示华夏文化魅力》设计的一道关于连词“和”的语知练习,我认为就体现了工具性与人文性教育相互渗透的特点.这道题是这样的：
说话、唱歌、写文章时,常常要把一些词语、句子连接起来,例如北京奥运会主题歌中唱“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其中的“和”字就起着连接“我”“你”的作用,我们把它叫作连词.
下面三个课文中的句子都使用了“和”,想一想,“和”字作为连词,如果连接并列的几项,一般用在什么位置？上面三个句子中,①句中的“和”与②③两句中的“和”的位置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同？
①几十年来,贝聿铭……也在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新加坡、伊朗和北京、香港、台湾等地设计过不少大型建筑.
②夫妇俩至今仍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广州话、上海话和苏州话……
③在纽约、费城、克利夫兰和芝加哥等地,他设计了许多既有建筑美感,又经济实用的大众化的公寓.
该题的着眼点是连词使用,一定要使学生注意被连接的词语或句子之间的关系,不能影响意思的表达.“和”字作为连词,如果连接并列的几项,一般用在并列的几个词语中的最后一个的前面,如②③两句就是这样.①句中的“和”与②③两句中的“和”的位置不同,它用在“北京”前,而不是用在并列的几个词语中的最后一个即“台湾”的前面.否则,“北京”“香港”“台湾”似乎就都与“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新加坡”“伊朗”等并列,都是一些国家的名称了.“北京”“香港”“台湾”都属于中国,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该练习白设计出来后,一直广受好评.
参考文献：
[1]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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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莫做掰玉米的熊瞎子语文教育千万不可忘记之二 蔡肇基（江苏省南京市第一中学,210001）摘要百年以来,不少语文教育研究、实验、探索在当时确有一定的成果,但事后却大多被人丢弃 学界大家注重语文教育研究,我们应该认真聆听体会；前人语文教育实践筚路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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