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国企混改：从现代产权到分权控制，该文是关于控制类在职毕业论文范文与分权和产权和国企类论文范文集.
长期以来,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哈特（Oliver Hart）教授发展的现代产权理论被认为是中国国企改革的理论基础.乃至于时至今日,一些学者在国企混改问题上仍不断强调,“产权理论核心重要性就在于激励机制核心内容,只有你解决了产权之后才有可能解决,没有解决产权问题之前,试图模仿市场的运作,试图去模仿私有制的运作实际上模仿不出来的,这是产权理论最核心的内容”.
从现实中的合约总是不够完全详备的视角出发,哈特指出,由于投资者担心在不完全合约下投资后会被敲竹杠,进行投资的激励就会不足.那么,如何鼓励投资者进行投资呢？哈特认为,只有使投资者成为所有者,享有对不完全合约未规定事项的剩余控制权,才能使投资者愿意进行投资.该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即使一个公众公司CEO并非一个投资者所熟悉的人,但他却愿意投资该公司,成为该公司股东的“现代股份公司之谜”的问题.原因是在他购买公司股票成为股东之后,上市公司向他做出了他成为上市公司所有者,集体享有受法律保护的所有者权益这一可置信承诺.然而,哈特“产权安排重要”观点近年来受到来自包括中国企业阿里和京东等在内的“同股不同权”实践的挑战.在发行AB双重股权结构股票的京东,与持有B类股票股东1股20票表决权相比,持有A类股票的股东1股只有1票表决权.在阿里的合伙人制度下,持股31%的软银和15%的雅虎放弃了在董事会组织中委派董事的权利,软银仅仅委派了1名没有权的观察员.
需要说明的是,阿里在美国上市形式上依然是同股同权构架,阿里并没有发行AB股,但通过股东认同的合伙人制度,马云等合伙人取得在董事会组织中委派全部非独立董事的权力,获得了与他实际持有股份所反映的责任承担能力不相称的“超级控制权”,从而形成事实上的“同股不同权”.我们注意到,京东A类股票持有人和合伙人制度下阿里的大股东软银和雅虎等部分放弃,甚至全部放弃控制权,却依然愿意成为京东和阿里的股东.这显然不是哈特的现代产权理论能够解释的.有趣的是,哈特教授本人也注意到他的理论受到全球方兴未艾的“同股不同权”股票发行实践的挑战.
而正在兴起的“长期合伙理论”则为“同股不同权”构架的盛行提供了可能的解释.按照长期合伙理论,通过退化为普通的投资者,一方面阿里和京东的这些股东将自己并不熟悉的业务模式创新交给专业的创业团队,自己专注风险分担,由此实现了二者之间专业化的深度分工,提升了管理效率；另一方面,上述安排有助于完成从以往短期雇佣合约向长期合伙合约的转化,“铁打的经理人,铁打的股东”,实现长期合作共赢.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改善,京东和阿里的这些股东们在部分,甚至全部放弃控制权的情况下,不仅没有遭遇经理人事后的敲竹杠,反而从长期合作共赢中赚得钵满盆满.
阿里和京东的产权安排制度创新同时也使我们看到,虽然阿里、京东的这些股东们放弃了实际控制权,但似乎并不影响合伙人制度下阿里和双重股权结构下的京东围绕管理团队充满生机的激励机制制度设计.这是对一些学者至今仍抱有的“只有解决了产权之后才有可能解决经理人激励机制”观点的事实反驳.这些学者之所以形成上述认识,一定程度上是把产权安排在于解决为经理人设计激励合约的股东的投资激励问题与对经理人本身开展的激励机制设计问题混淆起来.前者是从合约不完全会导致事后敲竹杠视角强调事前的对合约不完全部分剩余权利的产权安排,并不涉及信息问题,而后者则是从委托人与*人信息不对称出发,强调委托人以信息租金为补偿,鼓励*人说“真话”解决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的激励制度安排.一个极端例子是,被长期诟病产权安排“所有人缺位”的国企事实上也曾被厉以宁老师认为,“国企（同样可以）红红火火满三年”.
而无论“不该管的乱管”还是“该管的却不管”的问题,分权控制理论都有助于指导国企改革相关实践.所谓的分权控制理论是由Bennedsen、Bolton、Gomes、Muller、Novaes、Thadden、Warneryd和Wolfenzon等学者从不同视角共同发展的一个解释企业为什么需要引入战略投资者的理论.该理论与哈特的现代产权理论以及基于阿里京东控制权安排创新实践正在形成的长期合伙理论,共同构成目前中国国有企业混改的理论基础.如同哈特的现代产权理论的出发点是揭示企业中权威如何分配,回应为什么投资者愿意购买股份公司发行的股票这一“现代股份公司之谜”,但被中国学者认为是国企改制的理论基础一样,最初被用来解释引入战投,解决干预过度问题的“分权控制”（shared control）理论（Bolton and Thadden,1998；Bennedsen and Wolfenzon,2002；Muller and Warneryd,2001；Gomes and Novaes,2001；等）,成为我们今天国企混改十分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
Bolton and Thadden（1998）指出,当处于控制性地位的股东较少时,具有控制性地位的大股东有激励阻止经理人做出任何降低可证实流的商业决策,即使由此导致的损失实际上远远超过经理人控制权的私人利益,从而产生效率成本.从避免监督过度的目标出发,他们鼓励引入新的大股东,实现“分权控制”.Muller and Warneryd（2001）发展的企业政治学理论认为,虽然新的外部投资者的进入将引发新的冲突和寻租行为,但作为原控股股东和管理层的“共同敌人”,三方围绕剩余权利分配开展的新的博弈将减少企业围绕剩余分配冲突而导致的净损失.Bennedsen and Wolfenzon（2002）的研究表明,存在多个股东时,对资金使用方向的任何偏离需要合谋集体全部成员的一致同意.成员越多,达到一致性的困难就越大,资金则会朝着正确的方向投入.合谋集体存在与只有一个股东控制企业相比,所产生的资金使用扭曲程度可能要低.Gomes and Novaes（2001）注意到,尽管处于控制性地位的几家股东有极强的愿望避免发生观点的不一致,但事后的讨价还价最终形成的决议,往往能够阻止经理人做出符合控股股东的利益但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商业决定.上述效应被称为折中效应.分权控制因而成为处理“一股独大”股权结构下容易导致的大股东监督过度与所有者缺位导致经理人内部人控制问题之间平衡的重要实现机制.
我们把上述文献涉及的主要思想概括为“分权控制”理论.其核心思想是防范“一股独大”下的监督过度问题；通过引入新的投资者,形成主要股东之间的竞争关系,建立一种自动纠错机制.不仅可以有效地避免大股东一股独大容易导致的监督过度和决策失误,同时可以形成对经理人的制约,避免内部人控制问题的出现.我们看到,上述理论为中国国企如何通过混改引入战略投资者,解决目前面临的种种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政策建议,因而我们把分权控制理论理解为新一轮国企改革——混改的理论基础之一.
基于阿里、京东控制权安排创新实践正在形成的“长期合伙理论”,事实上同样成为目前中国国有企业混改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当面临压力山大的保值增值任务,同时并不熟悉业务模式创新的原国有控股股东如何像京东、阿里的那些股东一样,从管企业转变为管资本,甚至退化为普通的投资者,以实现经理人职业化与分担风险社会化的深度专业化分工,以提升管理效率？如何从原来一股独大下资本市场对散户的短期“雇佣”合约转化为代表国资的投资运营实体与其他战略投资者之间的长期合伙合约,实现合作共赢？如何使职业经理人和优秀业务骨干“像股东一样思考”,通过员工持股计划在混改中的推行建立风险共担机制？等等.基于阿里、京东控制权安排创新实践正在形成的长期合伙理论将为上述实践带来新的启发.
因此,哈特的“现代产权理论”仅仅是中国目前积极推进的国企混改的理论基础之一,它与“分权控制理论”以及“长期合伙理论”共同构成了今天中国国企积极推进的混改实践的理论基础.
言而总之,此文是一篇关于经典控制专业范文可作为分权和产权和国企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控制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 新常态下国企混改的问题和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国企混改正在提速,加快推进国企混改既是盘活存量、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关键,也是全面深化国企改革的深水区和新方向 一、新常态下国企混改的原因.
2、 国企混改中财务负责人应关注的问题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国有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越来越大 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国有企业的重要管理机制之一,为了确保国有企业实现更好地发展,重新焕发企业的生机与活力,对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成为国.
3、 广汽集团：深化汽车领域的混改 “我下一辆汽车很有可能是广汽生产的,国有企业只要改革得好,按市场的办法搞,也能够做得很好 ”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高.
4、 外资参和国企混改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提高利用外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受到法律保护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
5、 混改成国企改革突破口 自2016年以来,国家发改委会同国资委启动实施第一批部分重要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下简称混改）试点,目前已公布第三批央企混改试点名单 其中,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七大垄断行业仍为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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