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刍论我国公众参和社会治理服务平台的构建，该文是关于社会治理类专科开题报告范文与公众参与和刍和服务平台方面论文范文集.
摘 要：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是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我国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尚需深入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其中,加快构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服务平台对于进一步优化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现阶段要加快构建我国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服务平台,即：一个集中协调公众参与项目,提供面向参与对象个性化支持服务的专业的社会服务机构.文章探索设计了公众参与服务中心（站）作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服务平台的形式之一.
关键词：政治；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服务平台；公众参与体验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６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７４０８（２０１７）１０－００１５－０６
公众参与社会治理落户中国已经２０多年,在理论探索和实践应用两个层面均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但客观而言,我国公众参与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既需要理论层面的深入研究和探索,也需要实践层面的进一步创新和拓展.近年来,不少学者对我国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给予关注.如,胡仙芝教授认为,目前我国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制度规范缺乏、参与有效性不足、公众主体意识和能力不足、组织化程度较低,以及非制度化参与等.［１］那么,怎样才能进一步优化我国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笔者拟从公众参与的服务平台建设方面展开分析.
一、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服务平台的构成要素和功能服务平台在国内各行业应用广泛,其能够整合基础设施资源和提供相关行业领域应用示范,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并为不同服务对象提供技术支持,降低服务对象的行为成本.例如,人才服务中心,为单位招聘和个人求职提供信息和平台.具体工作内容已从最初的招聘服务、人事*发展到包括培训服务、劳务派遣、就业指导、人才测评、管理咨询和人力资源服务外包等多种服务.
实践中公众参与平台也不陌生.例如在民意调查阶段利用多种现代通信手段构建民意信息汇总、分析平台.我国大部分地方政府网站安排有公众留言信箱,如北京朝阳区政府网站为民意征信开辟了公众参与网上通道.国外如英国Ｅ－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平台,提供电话、短信、电子邮件和在线表单等多种民意征集方式.收集到的信息由Ｅ－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工作人员汇总处理,以供连接在平台上的政府部门查询和应对.同时公众还可以在Ｅ－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上进行在线讨论,政府部门能根据在线讨论的热点及时发现公众关注的焦点.［２］
为方便公众获取全部相关参与信息,国外一些国家还建立了公众参与联络点（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ｎｔａｃｔｐｏｉｎｔ）.例如２００８年奥地利搭建的“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ｓ?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数字奥地利平台）,是以信息公开和参与项目集中协调为主的数字服务平台,该平台能够集中协调地方和国家层面开展的参与性项目.［３］此外,也有针对参与领域所搭建的参与平台.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３日,北京市朝阳区启动了“社区规划公众参与平台”.该平台是政府、居民、规划技术人员三方为主的沟通平台,由政府部门组织,社区居民和专业人员共同参与,还可邀请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和有关专业背景的志愿者参加.因地制宜设置工作场所,用于展示规划、接待群众、收集意见、提供咨询服务.同时方便政府工作人员深入基层,了解现状,完善规划.［４］
在此背景下,有学者建议构建基于新媒体的城乡规划信息发布和公众参与平台.通过优质高效的信息发布和互动反馈支持,吸引新媒体上的公众参与向该平台集中.该平台将拥有直观方便的用户界面（ＷｅｂＧＩＳ技术）,信息发布机制（展示、公布和查询）,评论互动网络（公众、政府部门、专家三方）.［５］
上下沟通和信息流动是公众参与平台的主要内容,因为公众参与最基础的内容就是信息获取、交流和反馈.其原因与公众参与的三个条件密不可分：信息公开；利益相关人参与；反馈.［６］就此而言,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服务平台就是为实现信息公开,政府、公众、专家三方沟通互动,信息反馈等方面提供支持服务的一种系统.进一步而言,对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服务平台的形式、职能和导向可从以下几方面把握：
首先,形式多样.如社区规划公众参与平台,由市、区规划部门与街道办事处或乡镇政府及其他相关部门共同组成领导小组.严格来讲,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组织机构,而是在政府推动和主导下建立的一种新参与机制.如北京市人才服务中心,是由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同领导的全市综合性人才市场社会化服务机构.与此同时,以网络数字系统为核心搭建网络服务平台也不失为另一种巧妙的构建形式.例如数字奥地利平台和英国Ｅ－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以网络数字系统为核心搭建服务平台,能够发挥网络工具的信息统计、分析和处理优势,最大程度上满足公众参与的信息公开与流动需求.并且对于公众而言,网络数字系统式的服务平台具有高度透明的公开性和信息互动反馈的即时性.因而,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服务平台,或者小范围有限运行成为一种新的公众参与机制,或者网络数字系统,也可向着专业层次扩展为实体的社会化服务机构.并且均应该由政府主导推动,设立上级主管部门规范日常运行管理.其次,注重服务性职能.以社区规划公众参与平台为例,其工作目标是拓宽公众了解规划、参与规划的渠道,建立政府、社会公众和规划技术人员之间的常态化沟通机制,增加相互间的倾听、交流和理解,加强规划管理的精细化,使规划工作更好地贴近群众、服务社会.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服务平台也应当以服务性职能为主.除项目展示、接待访客、收集意见、提供咨询等工作外,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服务平台还可以承担教育培训、资料存储、参与项目记录等工作.为需要集会议事场地的参与项目提供会场支持服务,例如外联、会场布置、媒体接待等.多个参与项目,或项目周期重叠时,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服务平台应当负责集中协调参与项目,科学安排周期先后顺序.此外还有更多支持服务可在实践中继续发展完善.再次,面向参与对象.市场经济下企业生产以消费者为导向,服务性机构更是如此,应当尽一切可能满足服务对象的个性化需要.服务平台的个性化服务,对于政府而言,侧重民意征集调查,可重复性地实施精细化管理,以及提供了解社会的观察窗口；对公众而言,侧重信息公开、参与意识能力培训、沟通反馈通道,以及一目了然地参与项目筛选；专家人员,侧重传播渠道、大众科普,以及社会观察研究窗口；其他社会组织,侧重影响力扩展、多方协商机制,以及利益合作.
综上可知,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服务平台是一个集中协调公众参与项目,提供面向参与对象个性化支持服务的专业化社会服务机构.
二、构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服务平台的重要意义１．有利于提高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有序性.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是我国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目标和途径.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７］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指出,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这对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有序性提出了新的要求.
实现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有序性,需要必要的参与通道和参与组织.目前我国拥有多种参与通道,如信访、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议事、旁听等；诸多参与组织,如各级人大、政协、工会、共青团、妇联,群众自治组织、其他社会公共组织等.进一步提高公众参与有序性,需要不断丰富参与通道和参与组织.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服务平台即是一种新的参与通道和参与组织.另一方面,参与渠道的畅通是有序政治参与的基本特征.［８］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服务平台借助及时的信息公开,透明的机制运行,能缩短政府、公众、专家之间的互动距离等,维护和畅通公众参与通道.总之,引导公众通过该服务平台进入参与领域,是将公众参与纳入常态化、制度化、组织化的重要举措,能有效地提高公众参与的有序性.２．有利于拓展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在社会转型时期,公民的参与需求与社会的参与渠道之间经常会构成一对矛盾,会出现某种张力.解决这一矛盾的基本出路,就是开辟新的参与途径”.［９］２０１６年《中国公众的政治参与观念调查报告》指出：我国公众已经具有较高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基本素质,而政治参与渠道有待进一步拓展.［１０］近年来多地出现的乡贤文化研究会、［１１］乡贤理事会［１２］等基层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实践创新,从结果上说明公众对拓展参与渠道的需要.诸多案例,如环境保护、［１３］旧城更新、［１４］公共设施选址［１５］等,表明不引入公众参与可能引发公众对决策合法性和科学性的怀疑.所以拓展参与渠道与政府部门为大众服务的目标实现是一致的,从近些年党和政府的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到我国政府在这个议题上的真诚态度.而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服务平台即是一种新的公众参与渠道.此外,由于可重复性的精细化管理,公众参与项目被模式化、程序化,便于学习推广和创新,所以服务平台更有利于孵化新的公众参与渠道.３．有利于培育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和能力.我国政治现代化起步晚,人民不到七十年,公众参与“大都出于外力的推动,要么是政府改革的需要,要么是媒体的助力,要么是公民个体的利益维权所逼迫,很少是出自公民社会内在的活力和公民意识的真正觉醒”,“一些政府官员缺乏与社会公众平等合作、服务公众的理念”,［１６］致使公众参与的深度和广度不足.公众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参与意识能力水平,因此需要不断提高公众参与的意识和能力.
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服务平台能够提高公众参与的意识和能力.公众通过了解和讨论问题进行学习,增长知识和开拓视野；通过媒体宣传和沟通交流,消除种种误解,增加公众对决策和政策的理解,提升对公共事务的判断能力.传统公众参与模式,例如听证会,范围和周期有限,所以对公众学习过程的作用有限,远不能满足培育公众参与意识和能力的长期需要.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服务平台作为常态化参与渠道,同时开创参与培训服务,辅之以网络虚拟社区,为公众提高参与意识能力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教育培训基地.４．有利于降低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信息成本.公众是否具备选择公共决策方案所需的专业技术能力,这关系着公众参与的深度和力度.获取相关专业资料并非免费,公众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去阅读和学习.由政府邀请专家负责说明咨询、数据统计分析、专项研究报告等同样需要时间成本和实际酬劳（比如支付,象征性荣誉,或时效性特殊便利等.同时,也要考量公众选择参与项目、参与机制的成本.国外经验表明,市民的参与兴趣不会仅限于本市参与项目,如果要寻找其他城市或地区乃至政府层面的参与项目,将以指数方式增加公民的搜索成本.［１７］并且公民在青年、中年和晚年所倾向的参与项目很可能不同,再引入就业与非就业、已婚与未婚、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居住年限等社会因素,参与项目的选择将更加多变.［１８］并非没有必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参与项目,因为受个人观念影响,对于自己所认为好的公众参与机制,公众的参与体验、参与积极性更佳.［１９］所以任何能够降低公众选择信息成本的措施都十分重要.为协调兼顾不同的群体利益,保证决策的参与性,政府往往事前需要进行大量的民意征集调查.但政府获取民众意见并非免费,特别是当民众意见表达渠道不畅通、民众意见表达积极性不高时,政府意见征集的成本会有所增加.２００６年ＩＡＰ２总结公布了数十种热门的公众参与工具,大部分参与工具都服务于政府获取民意,或者说方便公众表达意见.［２０］这些实践经验从侧面表明,政府获取公众意见的信息成本问题值得重视.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服务平台能够降低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信息成本.它为政府、公众、专家提供了一个常态化的沟通平台,拉近了三者之间的沟通距离,有利于切实降低政府民意征集成本和公众专业技术知识获取成本.
５．有利于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理论研究.不断扩大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是当今时代国家政治文明的发展趋势.然而对于公众参与的未来发展,学术界仍然存在争议.例如,行政人员中的利益相关群体是公众参与的促进因素还是阻碍因素,仍需要进一步研究.［２１］有学者指出,近十年来我国公众参与研究以制度－结构分析和过程－事件分析为主,需要加强对典型公众参与实践的持续性研究,进一步提高公众参与定量研究水平.［２２］公众参与研究的深入,对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观察窗口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是需要常态化的观察窗口；二是需要长期持续性的观察窗口；三是需要便于量化研究的观察窗口,等等.构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服务平台,开辟了一个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观察窗口,如能与高校和研究机构保持开放合作态度,长期提供相关数据,最终有利于提高我国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理论研究水平.６．有利于提高政府负责公众参与项目工作效率.政府部门能否处理好日益庞杂的参与工作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课题.随着公众参与领域的扩大,公众参与项目的丰富,必然对协调公众参与项目周期、管理公众参与基础设施资源、处理公众参与记录、提供公众参与支持等提出更具体的工作要求.成立一个专门的应对机构或许是一种更高效的办法,使政府部门能专注于与公众和社会的其他互动及本职工作.其次,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服务平台或可消化一部分运营成本,减轻公共财政负担.提供相关服务是否收费以及收费标准、收费对象可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论证安排,区分公益项目与收费项目也有助于缓解经费压力.此外,作为服务性机构,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服务平台较之于政府部门天然地拥有亲和力优势,容易营造公正公开透明的形象,更有利于调动公众参与积极性,改善公众参与的公正性体验.
三、我国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服务平台的构建思路根据我国社会政治发展实际,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服务平台建设要科学规划,逐步推进.例如先发展网络数字系统,从公众参与项目网络信息中心开始,重点突出公众参与项目信息公布、电子咨询和网络连线等功能,一步步扩大到实体性的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服务机构.总之,要坚持试点先行,逐步推广的原则,逐步构建完善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服务平台.本文在此探索提出以下构想思路.
首先,各地区可根据需要设立公众参与服务中心（一级）或公众参与服务站（二级）,辐射本区域参与群体；各地区参与平台之间合作共享,构成全国性的参与服务平台.公众参与中心（站）至少应该包括以下资源,详见表１.
其次,公众参与服务中心（站）的工作目标在于降低公众参与成本,培育公众参与意识能力,集中协调公众参与项目,优化丰富公众参与体验,其具体工作内容如表２所示. 再次,为组织机构运行的高效有序,防止推诿扯皮,公众参与服务中心（站）应分多个科室.本文设计了一种科室划分形式,具体如下：办公室.负责中心事务协调；负责文秘、文电、会务、机要、档案等日常运转工作；拟定中心年度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承担具体实施工作；重要文稿的起草；研究提出中心条例和管理办法；重要事项的组织和督察；中心物业、固定资产、车队管理等后勤保障；中心安全保卫消防.综合科.来访咨询、信息保密、信息公开等；公众参与宣传教育；新闻媒体发布；大型公众参与项目服务的组织和协调；外部组织联络；科研机构和课题组合作项目；公众参与组织和团体的接待和联络.人力资源科.中心人力资源发展规划、队伍建设、人事管理服务等；专家技术人员联络；中心组织文化建设；中心参与培训队伍建设；中心外部人力资源管理.信息技术科.中心用户网站搭建和维护；网上公众信息数据的汇总、分析和处理；公众参与网络和移动端应用开发；中心影像、文字、录音、图片等信息资料的记录、收集和存储；社会调查等.
财务科.负责编制中心年度财务预算、决算；中心财务的监督与管理；日常财务收支的审核、核算、结算等.参考文献：［１］胡仙芝公众参与制度化：社会治理创新的突破点［Ｊ］．人民论坛,２０１４,（Ｓ１）．［２］汪军,陈曦公众参与在规划决策中的有效实现方式：Ｅ－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在英国的实践与应用［Ｃ］．２００９中国城市规划年会,２００９．［３］ＡｉｃｈｈｏｌｚｅｒＧ,ＡｌｌｈｕｔｔｅｒＤ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ｏｎｅ－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ｕｓｔｒｉａ［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９∶２４－３５．［４］北京市朝阳区“社区规划公众参与平台”正式启动［Ｊ］．城市规划通讯,２００８,（２１）．［５］严涵新媒体时代的城乡规划公众参与研究［Ｄ］．南京大学,２０１３∶５１．［６］ Ａｒｎｓｔｅｉｎ,ＳＲＴｈｅＬａｄｄｅｒｏｆＣｉｔｉｚｅｎ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ｌａｎｎｅｒｓ,１９６９Ｖｏｌ３５（４）．［７］中国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ｃｐｃ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２０１２／１１１８／ｃ６４０９４－１９６１２１５１ｈｔｍｌ．［８］刘玉芝政府在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中的地位与作用［Ｊ］．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１,（４）．［９］贾西津中国公民参与案例与模式［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６．［１０］石晶中国公众的政治参与观念调查报告（２０１６）［Ｊ］．国家治理,２０１６,（２３）．［１１］王泉根中国乡贤文化研究的当代形态与上虞经验［Ｊ］．中国文化研究,２０１１,（４）．［１２］张艺乡贤文化与农村基层治理———以广东浮云乡贤理事会为例［Ｊ］．广东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５,（５）．［１３］卓光俊我国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制度研究［Ｄ］．重庆：重庆大学,２０１２．［１４］汪坚强“化”的更新改造之路———对旧城更新改造中公众参与问题的思考［Ｊ］．城市规划,２００２,（７）．［１５］侯璐璐,刘云刚公共设施选址的邻避效应及其公众参与模式研究———以广州市番禺区垃圾焚烧厂选址事件为例［Ｊ］．城市规划学刊,２０１４,（５）．［１６］杨采琴论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困境［Ｊ］．求索,２０１２,（１）．［１７］ＥｌｍｉｒＢ,ＢｏｕｎａｂａｔＢ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Ｐｕｂｌｉｃ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Ｉｎ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０．［１８］ＧｒａｙＥ,ＫｈｏｏＳＥ,ＲｅｉｍｏｎｄｏｓＡ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ｉｎｇａｔｙｏｕｎｇ,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ｏｌｄｅｒａｄｕｌｔｈｏｏ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２,２９（４）．［１９］ＷｅｂｌｅｒＴ,ＴｕｌｅｒＳ,ＫｒｕｅｇｅｒＲＷｈａｔＩｓａＧｏｏｄＰｕｂｌｉｃ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Ｆｉｖ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１,２７（３）．［２０］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ＡＦＰＩＡＰ２＇ｓＰｕｂｌｉｃ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Ｔｏｏｌｂｏｘ［Ｊ］．Ｉｐａ２,２００６．［２１］ＶｏｇｔＳ,ＨａａｓＡ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ｙ：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ｏｆ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ｔｓ＇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Ｊ］．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１５,９８∶１５７－１７３．［２２］郭小聪,代凯近十年国内公民参与研究述评［Ｊ］．学术研究,２０１３,（６）．【责任编辑：黎 峰】
该文点评：上述文章是一篇关于经典社会治理专业范文可作为公众参与和刍和服务平台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社会治理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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