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文化政治学的营构评《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兼与姚文放的文论，该文是关于形式主义相关毕业论文怎么写与姚文放和《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和营构相关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
摘 要：姚文放新著《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内在机理探究》,立足于广阔的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相互交织演变的学术背景上,围绕文学理论由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的复杂情况进行了富有思想深度和理论高度的研究.他所运用的多种研究方法如知性分析、发生学、谱系学、症候分析以及辩证思维方法等,不但对于建构姚氏“文化政治学”至关重要,而且对于学界推动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的发展也具有很大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姚文放；《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向外转；文化研究；文化政治学
姚文放先生新著《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以下简称《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之一种出版了.读后感受颇多.此前,我就喜欢阅读姚文放先生的论文和各种著作,因为他的文笔,更因为他研究的精与深、广与博.一般说来,只有某一理论家或从事某一种理论的学者,才可以把课题做深做透；有了广度会牺牲掉深度,有了深度会损害广度.然而,姚文放在经过了近四十年的精深耕耘,已经在文艺理论领域几乎达到了游刃有余、随心所欲的学术境界.王国维的三境界说正好可以来描述和形容姚文放的学术研究的三个阶段或三种境界.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文艺理论界几乎只知有政治与文学之关系的政策、“学问”或研究,而不知有“文化政治”和“文化政治学”.“”刚刚结束的那几年,学界打着两种旗号向政治阉割文学的悲催状况挑战,这两种旗号：一是“审美形式”是文学的本体存在特征；二是“向内转”的文学心理学（实际上应该是“心理学文学研究”）.前者对于当时政治决断一切的文论思想无疑是一个很讲究策略又很有效的途径.但是当时的学者并非直接用“形式主义”或“审美形式”追求是文学的最高或第一原则,而是提出了以“审美意识形态”“审美反映论”等来实现文学独立性和自律性冲破政治桎梏的目的.这自然对于文学本身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后者则通过张扬那种描写人的内心世界特别是意识流的文学思潮而对写外在战天斗地的战争、革命历史和已经变得异常虚假的“两结合”创作手法进行疏离.这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追求纯文学,出于对政治的反感而躲避之.与此同时,西方文论正面临着由20世纪之初的语言学转向刺激下的“向内转”（即形式主义、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等）追求文本的封闭性,到了20世纪中叶之后,尤其是70年代以来的“向外转”,即文化研究或文化政治学逐淅兴起,纯粹的文学研究或审美形式研究的路数就变得很狭隘了.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从纵横两个维度,从晚近西方文论的深层转型入手,又紧密结合晚近中国文论的变化情势,纵横捭阖,抽丝剥茧,探析了“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转型原因、演变轨迹与内在机理,显示出了当代中国最具创造力的文论家的思想气度、深度和思维高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代表了当代中国文论研究的最高学术成就.如果再统观姚文放的整个文论研究,我们可以说,其成就颇有些高屋建瓴的气度,具有学术研究的广度、高度和深度.具体说来,这种成就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研究的广度方面.近百年来,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文论处于急遽的变化当中,从注重文本的形式主义、新批评到结构主义,再到重新面向世界、开放文本的后现代主义、后殖义、文化研究等,晚近又在新的层面回归文学的审美之维,比如关于经典之争就是如此.
《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条分缕析地对这些复杂的文论现象所作的探索和研究,为读者勾勒出了一幅完整的文论地图,大气磅礴.在学术研究的专业性和广博性相结合方面,《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找到了一个点即近四十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生、发展和初显繁荣的态势之下,正是较为狭隘的纯文学观念从重建到遭到质疑的时期,也是西方近百年各种人文思潮和科学思潮被大肆引入中国的时期.改革开放的新情势要求文学理论研究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甚至能够起到引领时代风潮的程度.《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就立于这一时代精神的潮头,又以一个人文学者的担当意识和独有的介入社会政治的方式即学术的方式、文化政治学的方式,提出了文学理论研究的“历史主义”的维度.
在当代中国文论和美学界,王杰较早提出了“审美政治”,他是在研究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思想时形成的这一观点.姚文放所提出的“文化政治学”显然也有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面影,但是他在论述中为其注入了鲜明的中国色彩和中国精神.从文学到文化、从文学理论到文化研究,从纯文学研究到文化政治,从一般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研究到文化政治学,这一西方现代人文学术研究的路径也正是当代中国人文学术所正在走的路径.但是囿于长久以来形成的审美性或形式性研究的路数的局限,许多研究文学理论和美学的学者不愿意或不能够向文化研究或文化政治学转型,或出于精英主义意识不屑于从事大众文化研究,或者一看到“文化政治”一词就神经过敏、敬而远之地莫谈国事.
总之,从事文化研究或文化政治学的学者需要具备传统的文论或美学训练,需要有较为开阔的学术思想视野,需要有一定的担当意识,否则就不具备这方面研究的理论掌控力和表达力.在审美性、形式性之外,文学本身还与它之所以产生的大千世界尤其是政治紧密相关,当然这种政治不是权力政治、硬性的政治,而是一种和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生活政治、柔性的政治,它更具有本体论的色彩.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论发展演变的轨迹可以说明这一点：正是在审美形式和政治表达之间,文学及其理论不断游弋.《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正在这纷繁复杂的文论现象中,以“文学性”作为切入点,扫描了百余年“文学性”内涵的巨变情况.“文学性”之于俄国形式主义来说,是抗拒意识形态的本体,然而到了美国解构主义者乔纳森·卡勒那里,他于1989年所提出的“文学性”问题却一改俄国人注重探究“陌生化”的文学性,而是重在阐发广泛存在或渗透于哲学、历史、精神分析、人类学、广告等各种文化或文类当中的文学性效应或因素,这种文学性主要指的是叙事、描述、虚构、隐喻、象征等语言形式和修辞手法[1123.这一切入点和概括高度地浓缩了百年文学理论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规律,即文学理论不断地从其他文化现象中独立出来,但是又由于它与其他领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不断地渗透进其他文化的因素,所以,从文学理论到“理论”再到“后理论”,正是现代和后现代时期文论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特征.晚近则由理论到“后理论”,也可称之为重归文学理论,然而姚著所关注的后理论或文学理论已经不是原来的文学理论,而是打上了“理论”（文化政治）的烙印.从另一角度或层面看,这种文学理论向理论的发展演变以及从理论重归文学理论的反向运动,背后有一种阔达的文化政治观念.
由此,姚著引出了其最为重要的概念“文化政治”.在文化政治的统摄之下,举凡文类理论、德里达解构理论、文学经典之争、话语转向、文学理论范式转换,特别是“批判”理论的谱系学、文学理论的批评化、症候解读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特征等,都被作者纳入了文学理论和理论演变的大框架下去论证,进而自然而然地进阶到“文化政治学”的理论层面.中国当代文论也深受这种理论旅行和演变的牵制或影响.如此论述就带有了黑格尔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色彩.但是《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显然并不凸显自己的黑格尔哲学方法论的色彩,而是尽量使之融合于随着时代和学术理论的发展而不断更新自己的学术思维品格.可以说,《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极大地扩展了当代中国文论的言说空间和言说话语,而且提高了其理论品格和学术视野.
在思维的深度方面.《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在开放自己的学术视野和学术胸襟的同时,又深入到具体理论家和理论流派的理论皱褶的细微之处,探微索隐,因而所做出的结论往往令人信服.姚文放在撰写这部厚重扎实深具创新价值的著作之前,已经完成了三个国家课题和多部著作：《现代文艺社会学》《中国戏剧美学的文化阐释》《当代审美文化批判》《美学文艺学本体论》《当代性与文学传统的重建》《泰州学派美学思想史》《审美文化学导论》等,另外他还发表有300余篇论文,这些丰厚的学术成果为他的这部力作的问世无疑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也为他探析有关文化政治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各个流派及具体理论家思想的精微之细部特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上述著作中,姚文放关于审美文化研究的著作尤为引人注目.
审美文化研究是近20年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但是其中不少研究是很浅表的学术姿态展示,缺乏深入审美文化机理进行研究的厚重性.姚文放的《当代审美文化批判》和《审美文化学导论》等在众多的此类著作中简直有鹤立鸡群之感.在《当代审美文化批判》中,他指出：“当代审美文化正处于经济与文化、科技与人文这多种冲动力的拉扯、争抢和劫夺之中,它被扭曲、变形、撕裂,并从而表现出种种特有的文化征象,如消费性、娱乐性、复制性、平面性、边缘性、包装性、快餐性等,固然不能说这些变化都是消极的、负面的,但其存在着重大缺陷则是显而易见的,这正需要通过文化批判来加以规范和制衡.”[：1这种分析和批判既具有知性思维的准确,又具有辩证思维的全面性.就书中所论及和分析的第三章“宗教意识”来讲,姚文放更是把这种“批判”推到了审美文化研究的前沿地带.蒋斌曾在评价<当代审美文化批判》-书时认为：“对影响当代审美文化诸因素的精辟分析与概括明显较以前任何一本著作更为全面和完整.”而影响审美文化特征和走向的因素在该著中涉及到了“当代的哲学思潮、当代的社会心理、当代人的新宗教意识、传统审美文化、商品经济、科技以及地域、艺术形式变革”等.较之于那些认为审美文化就是穿漂亮时尚的衣服、吃大餐坐宝马、住别墅娶*、环境美化的观点高出了不知多少档次.在这部力作中,姚文放坚持了自己的“文化批判的学术立场”,同时又不乏“大匠之气和学术灵性”[5】.
这种批判立场和著述风格在<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一书中同样有所体现.在进行批判时,并非情绪化地否决一切的“打倒”,而是秉持知性分析和理性辨证的学理精神来进行.他对当代审美文化或文化政治并非一味地认同和歌颂,而是从他作为文学理论家和美学家的角度出发对此做出富有学理深度和思想高度的评价.所谓“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恰恰就是这种从文论到理论、从文学理论到文化理论、从文学与政治关系研究到文化政治学、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的深层变化的新阐释、新理论的揭示.在此基础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一种姚氏理论横空出世了.所谓姚氏理论就是姚文放的“文化政治学”,无论他对于现代文艺社会学的探究,还是关于当代审美文化学的阐释,抑或对于具体美学思想如泰州学派美学的发微,或对于美学文艺学本体论的研究,都似乎是为了建构起属于他自己的学术思想大厦；在一个和共和国同龄且经历了当代各种政治变局和惨淡人生的学者来说,安身立命的东西在哪里？在姚文放看来,就在于学术研究之于个体人生的丰赡进而之于民族国家的进步,在于文化和理论的丰富与提升.
我想,姚文放这一代学者是有如此的学术研究的目的的,而且我们在他的著述中显然也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寄寓于《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字里行间的就是这种学术情怀和学术理想的自然流露.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首先需要找准自己的定位,这种定位即陈平原所说的“学者的人文情怀”,它既不是铁肩担道义的一副真理在握的自大与自信,也不是畏葸不前的犬儒主义,而是一种坦坦荡荡的学者担当.在“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的后现代转折”一章中,作者首先仔细讨论“文化政治何为”的问题,先是挖掘这一概念的最早出处,然后讨论文化政治（学）的研究范围、方法、特征、功用等.接下来他分别从文化政治与社会（权力）政治、后阶级政治与阶级政治、微观政治与宏观政治、审美政治与实践政治等多维度,深入探讨了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在当代的关系.对于这四组两两相对的政治层面的分析和探讨,极为清晰地廓清了存在于文学与政治关系中的种种模糊说法和混乱的理论之词.这是对于文学与政治关系或文学政治学的极大理论提升.
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如果说社会政治更适合政治家去关注的话,那么文化政治则更值得文化学者去垦拓和耕耘.”[1】61和西方文学研究者纷纷转向文化研究类似,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具体说来是那些研究文论的学者）中相当一部分人转向了广义的文学理论研究,他们在拓展自己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方式的同时,也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深化和转型提供了成功的理论个案.姚文放所大力阐发的文化政治和审美政治,由于建立在他深厚的审美文化研究的系列成果之基础上,所以这方面的论证尤显功力.只是在这一章关于审美政治以及其他理论问题的论述中,他基本上是运用西方的理论资料而没有结合本土资源来言说,稍显遗憾.好在他在最后增设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理想诉求及其嬗变”一章,为此类问题作了一种从政治理想、审美理想和文化理想三个方面进行了本土化的探索和阐发.
三
在思想的深度方面.姚著之文化研究的高度和广度还建立在学术的深度基础上,从文学性出发又反观和回到文学性,但具有在新的思想和学术平台上做出新阐释和新文学理论建构的鲜明特点.从骨子里讲,姚文放是一个文学理论家,虽然在这本著作中他彻底放下了他作为专业的文学理论家的姿态,从近百年西方和中国文化政治及文化研究的纵横交错的复杂历史中极力描述出令读者可以较为容易把握的文论演化的线索,并做出了鞭辟入里的评价；然而我们如果仔细进入姚著的文本,就会发现,他表达自己思想和理论观点时特别注重语言的精准,同时他还尽量讲求语言表达的优美.这显然得力于他近半个世纪沉浸于博大精深的中文学科而形成的学术和美学素养.这是其思想理论表达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呈现,是其思想得以深化、理论得以开掘的前提条件.
至为关键的是,姚文放通过*百年文论发展的曲折复杂过程,发现了一种新的由“内”而“外”演变的深层机理.发生于百年前的俄国形式主义的“向内转”不同于发生于中国新时期的文论“向内转”（文学心理学）,而发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的“向外转”也不同于中国现代文论关于文学和政治关系的阐释.姚著将其概括为“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这一“探究”如果没有深入一百年来中西文论的内部,并将其放在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型的复杂过程当中,是很难做出评判的.迎难而上正是姚文放著述的风格.姚著中的“历史主义”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主义,而是深刻打上了后现代解构主义色彩的历史主义．播散、踪迹、清淤、解构……这种方法非常符合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和社会现象的解析与探讨.也正是从这里出发,姚文放抵达了当代文论或理论探讨的前沿位置,而且具有思想的深度和思辨的力度.
四
在富有反思和批判精神方面.姚著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富有反思和批判精神.批判理论或批判哲学从康德的作为学理的探究起始,经过黑格尔的“反思性批判”和“否定的辩证法”再到马克思通过批判来实现社会变革的宏愿和利器,最后到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到达了大众文化批判.由温和到激进,也曾经给中国学人不良的影响,在“”中,批判一词变成大批判,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其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显然,《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的批判精神继承的是康德和马克思的传统,同时他又从黑格尔和法兰克福学派中汲取批判的营养,但舍弃了其中的偏执和极端思想与方法,而是本着建设性和商榷性的学理态度和立场,梳理和探讨了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或文化政治学建构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在思维方式上又无形中借鉴或继承了中国古代的中庸、折中思想.因此,这种批判就不是政治批判、宗教批判或道德批判,而是一种富有建设性的审美批判,是一种对于文化的知性分析与辩证思维的结合体.如对乔纳森·卡勒关于两种解读模式——表征性解读和鉴赏性解读的分析,对于弗洛伊德、拉康、阿尔都塞和马舍雷等人症候性解读中的建设性因素的挖掘与提炼等,都具有相当的思辨性与对“度”的掌控.如此就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批判思想,也就是文化政治学的温和、理性的批判.
在姚著中,作者还有针对性地对当代从事文化研究的几位有代表性的学者如金元浦、陶东风等的研究和转向的潜在因素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姚文放指出,在他们的早期论文中,上述两位学者对于文化工业或大众文化的态度和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阿多诺的先锋主义之否定性是一致的；然而在国家提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后,这些学者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即由批判、否定转向了赞成和肯定.姚文放较为委婉地对此进行了辨析和批判.有心的读者自会看出其中的价值立场,但是作为文化研究或文化政治学的倡导者和建构者,姚文放和金元浦、陶东风等的立场其实是相差无几的,只是《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作为研究之研究,理论之理论,他的表述和论证更加冷静和审慎.在批判中注重建设,在建构中贯穿着批判精神,正是《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著述特点和精神品格的追求.精微而准确的文学理论探究和富有锋芒但理性思辨的文化政治学批判,相互阐发,相互激荡,在抛弃那种激进和非理性的因素之后,姚氏理论就显露出来了.其思想理论根源在于姚文放探察清楚了当代中国的病根所在,这是从王国维、蔡元培、鲁迅等先驱开始就进行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变革的课题.但是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制度的复杂性,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或文化政治学的建构就是在王国维、蔡元培、鲁迅等先驱的基础上,继续完成和推进文化和思维方式变革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建构文化政治学或进行文化研究的时候,不能陷入西方那种所谓的“政治正确”的泥淖,不能给予那些极端亚文化、极端主义、暴恐思想及其群体以所谓的“政治正确”前提下无原则的宽容.一般说来,欧美的文化政治学或文化研究大多属于西方的左翼思想家所为,带有某种左派或日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他们在研究中有一种走火入魔的倾向,为了追求所谓政治正确置常识和共识而不顾.因此,文化研究或文化政治学建构要防止新的“左派幼稚病”的产生.在批判的时候还有从普世价值的立场方法出发,注意吸收包括右翼或保守的学说思想,来完善文化研究或文化政治学研究者的主体性及其精神世界.关于这一点,《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已经注意到了,比如作者对于经典之争,对于乔纳森·卡勒由文化政治重新转向文学理论和崇尚经典的做法,表示了认同和赞赏.但是由于其选题的限制,关于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或文化政治学建构,在《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中也存在着某些盲区,如作者并没有多少精力关注到互联网时代文化传播的新特点；对于伊格尔顿的“美学作为肉体话语”之说的思想来源,《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仅注意到胡塞尔对他的影响．而没有看到尼采美学（尼采认为男女的情爱学／学便是美学）对他的影响；《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也没有顾及到有的学者如陶东风从文化政治的角度对后极权社会所进行的分析和批判的成果,对法西斯极权主义姚著多次提到其资本主义极权性质,而非国家社会主义（纳粹）极权主义,因为国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非可以划等号的社会体制.就像20世纪80年代学界对于异化问题的讨论,有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有异化,而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有无异化的问题则存在较大争议,但学界最终还是从实际出发基本达成了共识,即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存在着异化.面对当代后极权时代所谓的大众文化或文化产业,一方面认识到其对整个社会发展的正面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认识到其打着文化产业的旗号而大肆推出带有浓厚封建意识或专制主义的辫子戏、清宫戏、宫廷戏、雷人剧等文化垃圾,同时大众文化所近乎天然具有的压制异端、泯灭个性、干涉自由的严重问题,在进行文化研究或文化政治学探讨时也需要加以清理和批判.如此才能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工业（大众文化）的理论成果吸收过来为我所用.
回顾述说：该文是一篇关于姚文放和《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和营构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形式主义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形式主义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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