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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环境外交新变化及其影响
丁金光 赵嘉欣
（青岛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061）
摘 要：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环境外交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中美环境外交硕果累累,成为两国关系的一个新亮点.中美两国的积极合作,促使《巴黎协定》顺利生效.奥巴马政府的环境外交有利于推动全球环境治理的进程,有利于美国经济振兴和环境保护,有利于改变美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形象.
关键词：美国；奥巴马政府；环境外交；中美环境外交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8）03-0022-07
奥巴马执政时期（2009.1—2017.1）美国环境外交较之其前任小布什政府有了许多新的变化.奥巴马政府在国内实行能源战略,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在国际上采取合作的态度,促成《巴黎协定》生效,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取得新的进展.尽管其继任者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但奥巴马政府环保举措的影响是深远的.
一、奥巴马政府开展环境外交的背景
奥巴马政府的环境外交是在美国面临金融危机、经济发展不景气、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国际形象不佳的背景下开展的.
第一,振兴美国经济.奥巴马上台之时,正值全球金融危机蔓延之际,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美国经济严重衰退.当时美国人民最为关注的就是国内经济发展和就业问题,因此,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解决失业问题成为奥巴马上台后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此外,美国经济发展结构也具有不合理性,其主要特征是高消费、低储蓄,重消费、轻投资,重金融服务业、轻制造业,这样的经济结构导致国内出现高负债、高贸易逆差和高失业率等问题.[1]经济危机的到来暴露了美国经济的弊端,使美国人民充分认识到了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性,而美国的能源结构也不利于国内经济的发展.19世纪后半期美国逐渐形成了以化石燃料为主导的能源消耗结构,这种结构在推动美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问题给美国国内经济发展带来沉重的负担,拖慢了国内经济发展步伐.开展环境外交有利于带动国内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也有利于转变美国的能源结构,减轻经济发展负担,从长远看,可以大大提升国内的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
第二,保障国内环境政策实施.奥巴马上台后首先在国内环境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其环境政策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新能源战略；二是气候变化应对政策.在第一任期（2009.1—2013.1）,为了把发展国内经济与解决环境问题结合起来,奥巴马提出了新能源战略,具体包括三方面：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大在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摆脱对外能源依赖,实现能源独立.在第二任期（2013.1—2017.1）,奥巴马更加直接地面对气候变化问题,推出了温室气体减排计划和气候变化适应计划.2013年6月25日,奥巴马政府推出《总统气候行动计划》（President´s Climate Action Plan）,针对美国的火力发电厂制定了具体的减排目标,计划到2020年,美国将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17%的温室气体排放量.[2] 2015年8月3日的《清洁电力计划》（Clean Power Plan）进一步制定了更为严格的减排目标,声明到2030年美国电力行业的碳排放将比2005年减少32%.[3]这些政策要想得到进一步推行和落实,就必须要有相应的外交政策相互配合.
第三,重塑美国国际形象.20世纪70、80年代,美国曾经是多边环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领导者,在多个国际环境机制的构建和环境协议的达成与生效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却一度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消极参与者甚至阻碍者.2001年3月,小布什总统宣布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小布什此举在国际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美国一度成为国际社会批评和指责的对象,连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巴厘岛气候大会上也公开指责美国是“阻碍谈判的罪魁祸首”.[4]美国要想重回国际环境治理领域,就必须转变在国际社会上不负责任的形象,以赢得各国的信任.奥巴马承诺将在气候议题上开启新篇章,并在环境领域积极行动,目的就是要重塑美国的国际形象,高调回归全球环境治理舞台.
二、奥巴马政府环境外交的新变化
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的双边和多边环境外交都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表现出比较积极的态度,尤其是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一）双边环境外交
1.中美环境外交
中国和美国不仅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也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年排放量总和约占全球排放总量的40%以上.两国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言行对全球气候合作进程的影响巨大.中美之间的气候与清洁能源合作卓有成效,既丰富了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也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成功实践,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新亮点.
第一,在气候变化和能源领域的合作.在奥巴马执政时期,能源和气候变化是中美开展环境外交的重点领域,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针对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两国签订了一系列双边文件.2009年7月,中美达成《关于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决定以此为基础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对话与合作机制.2011年1月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涉及到气候变化问题.2013年4月13日,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中国期间,双方发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布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成立气候变化工作组,推进相关合作.[5] 2014年11月12日,中美再次针对气候变化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在声明中,两国宣布了各自的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目标并且均决定要在未来进一步提高减排力度.美国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目标.中国计划在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6]双方还确定了未来两国在环境领域的行动计划和重点合作领域,包括扩大清洁能源联合研发,推进碳捕集、利用和封存重大示范,加强氢氟碳氧化物的合作,启动智慧型/低碳城市倡议,推进绿色产品贸易,实地示范清洁能源等.该声明在全球树立起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携手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典范,对于推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气候问题上达成谅解、消除隔阂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托德·斯特恩指出,两国在气候问题上有共识,也有争执,但双方都在迈步向前.“联合声明证明了双方有能力、有意愿开展建设性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7] 2015年9月,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就气候变化问题又发表了《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重申了2014年发表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的内容,同时对巴黎气候大会进行了展望,表明“支持巴黎成果中包含有强化的透明度体系,以建立相互间的信任和信心”.?[8]两国决定在未来要进一步落实国内的减排计划,并就下一步的合作目标和合作途径进行了交流.该声明获得了国内外的一致赞誉,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称,“此举有助于今年在巴黎达成一个普遍的、有意义的协议,进一步显示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向低碳未来转型时共同的认识和郑重.”[9]欧盟委员会气候专员米格尔·阿里亚斯·卡涅特针对中美气候声明指出,这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一步,尽管距离一个雄心勃勃的协议之路还很遥远,但增加了达成协议的机会.[10]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文章指出,此次中美合作将使质疑气候变化的美国共和党人更难以利用中国作为挡箭牌指责奥巴马的环境政策.这是因为中国此次直接将其行动时间化和数字化,这将直接削弱共和党人的批判.?[11] 2016年3月31日中美两国再一次发表《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其目的是促进各国积极签署《巴黎协定》.[12]
其次,中美在能源和气候领域的双边合作机制不断健全.2008年6月,中美两国政府签署了《中美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中美能源与环境十年合作框架正式建立.奥巴马执政时期,十年框架进一步得到了发展,更加成熟和定型.在该框架下,中美确定了七个重点领域：清洁的大气、清洁的水、清洁和高效的交通、清洁高效和有保障的电力、能效、湿地保护以及保护地/自然保护区,并且围绕这七个领域分别制定了七个行动计划,其中绿色伙伴计划是最为重要的内容,该计划的主要目的是鼓励中美两国各级地方政府之间、企业之间、学术团体以及其他机构之间自愿结成绿色合作伙伴关系,依托有特色、创新型的具体项目开展技术合作、经验交流及能力建设等形式的合作活动.截至2016年5月,中美双方共结成42对绿色合作伙伴.[13]在该计划的推动下,中美在促进能源环保产业绿色创新发展方面开展了一系列论坛交流、技术研讨和示范项目推广活动,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在2013年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中美决定要设立气候变化工作组,工作组主要涉及9个具体的行动倡议：载重汽车和其他汽车减排,电力系统,碳捕集、利用和封存,建筑和工业能效,温室气体数据收集和管理,气候变化和森林,气候智慧型/低碳城市,工业锅炉效率和燃料转换,绿色港口和船舶.自成立以来,工作组在许多方面做出了具体的规划并且取得了重要的成果.目前,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已经成为两国增进理解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全面框架,在推动两国气候合作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09年11月,根据中美在《关于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合作议定书》所达成的共识,两国决定共同成立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该中心由中国科学技术部、国家能源局和美国能源署共同领导,包括清洁煤产学研联盟、建筑能效产学研联盟和清洁能源汽车产学研联盟三个联盟,旨在加强两国在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利用上的合作交流.经过几年的合作,该中心已经在清洁煤技术、建筑节能技术和清洁汽车技术的研发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在推动中美清洁能源的开发与新能源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也是两国在能源和气候领域所建立的重要的对话与合作交流机制.2009年7月,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召开,能源气候合作议题成为对话的重要内容.此后,对话每年举行一次,在推动中美开展气候合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美在能源与气候领域的地方合作进一步加强.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气候智慧型/低碳城市倡议.气候智慧型/低碳城市项目（CSLCC）由可持续发展社区协会（ISC）执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NCSC）为中方战略合作伙伴.项目为期18个月,计划选取四个试点城市,提供城市所需的技术、工具和支持,通过能力建设方式同城市一起推动气候智慧型/低碳城市的建设,为城市带来持久的减排效果.[14] 2015年9月,首届中美气候智慧型/低碳城市峰会在洛杉矶举行,中美29个省州市县签署了第一份气候领导宣言,提出了城市的中长期温室气体减排目标.2016年6月,第二届气候智慧型/低碳城市峰会在北京举行,中美各省、市、州、企业、民间团体就城市低碳发展问题签署了多个谅解备忘录、合作协议和合作安排.气候智慧型/低碳城市项目直接与城市合作,项目组通过组织中美城市低碳实践交流、考察以及为城市量身打造的研讨和培训、邀请技术专家等方式,协助城市开发、执行务实、可操作的低碳规划和实施方案.
此外,中美生态城市合作项目、中美省州长论坛、中美友城大会等也是两国在地方层面开展气候与能源合作的重要平台.2013年,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美国能源部牵头共同启动并确定河北省廊坊市,山东省潍坊市、日照市,河南省鹤壁市、济源市,安徽省合肥市6座城市为首批中美低碳生态试点城市.[15]项目通过在全国开展低碳生态规划、生态景观、资源环境、能源利用、交通运输、产业发展、城乡统筹、新能源、水环境治理、绿色建筑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国际合作、信息分析、规划咨询等业务,为各级政府提供一体化综合解决方案,在推动中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二,在大气污染治理领域的合作.随着大气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中美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也展开了一系列的合作.奥巴马执政时期,两国推出了清洁大气行动计划,制定了未来十年中美在大气污染防治的具体行动目标.在该行动计划下,两国加强了在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措施的信息共享,双方还在江苏省开展了大气污染防治试点项目,并且定期举行成果研讨会.在第八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中美还计划召开第十届区域空气质量管理研讨会,加强区域空气污染及多污染物协同控制的政策、法规、许可证及技术能力方面的合作,深化机动车、港口和船舶污染减排合作,推进污染排放监测,提升实验室及非道路机动车检测能力和数据评价水平,并继续促进改善污染控制技术.[16]
第三,在水污染防治领域的合作.在水污染治理领域,中美推出了水质量行动计划.为了交流各自在水污染治理方面的经验,两国定期举行高层政策研讨会和中美水环境政策交流会.在会议上,中美高层领导和专家学者在对地表水的保护及修复的专业技能、水安全绿色投资、水环境经济政策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同时,两国还探讨了水与能源之间的关系并就如何实现水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反思.为了改善地下水水质,中美推出了改善地下水水质的试点项目,并且在中国的湖北省和美国明尼苏达州开展了姊妹湖结对项目,以加强对水资源的保护.近年来,中美在水环境管理、污染控制战略和创新技术以及地下水的开采和利用等方面的合作不断加强,在水污染防治和水资源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除上述领域外,中美在化学品污染防治、固体废弃物及污染场地管理、环境法律制度、环境发展合作、国家公园管理等领域开展了广泛的合作与交流.环境外交已经成为中美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合作内容上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在合作模式上更加机制化、成熟化,成为两国构筑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支柱.
2.与其他国家的双边环境合作
在与中国开展一系列环境外交活动的同时,奥巴马还加强了与其他国家的环境外交.2009年4月16日,奥巴马与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签订了《美墨清洁能源与气候变化双边框架协议》,以加强两国在清洁能源、绿色产业、森林健康经营、土地利用、低碳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等方面的双边合作.2009年9月16日,美国与加拿大推出“美加清洁能源对话行动计划”,决定要在未来加强两国在清洁能源技术研究开发方面的合作,以推动两国逐步向低碳经济转型.为了共同治理环境污染,美国和加拿大建立了美加空气质量委员会,并推出了空气质量协议项目,以统一两国车辆、发动机及燃油标准,并且制定了2016年后轻型车辆的排放标准.2009年11月24日,奥巴马与印度总理辛格签署了《清洁能源、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两国宣布要在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促进绿色能源安全、气候安全和食品安全的绿色伙伴关系.美印还决定共同投资1.25亿美元建立美印清洁能源研究发展中心,以加强双边清洁能源联合研发.2010年,美国与欧盟先后签署了《旨在使亚速尔群岛应对气候变化的项目》和《美国-欧盟区域和地方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11年10月12日,美欧签署了《七大汽车制造商联合开发电动车充电系统的解决方案》,以推进双方在低碳技术和低碳产业方面的合作.2013年4月14日,美国和日本发表了《美日气候合作联合声明》,旨在推动一个全新的、可行的、全球性的“后2020国际协议”,以推动低碳发展、促进低碳增长、保护资源环境、造福子孙后代.2015年6月,美国与巴西发布了《美国——巴西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声称要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基础上,加强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两国领导人决定建立美国——巴西气候变化工作组,以加强两国在土地利用、清洁能源、气候适应以及国内、国际气候问题上的政策对话,并且就气候变化问题推出一项联合行动计划.
（二）多边环境外交
1.积极构建并参与多边环境合作机制
为了推进各国在能源气候领域的多边合作,奥巴马上台后首先在国际上发起了“主要经济体能源与气候论坛”,旨在推进当今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展开对话,以具体探讨未来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举措.2009年4月,“主要经济体能源与气候论坛”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了第一次预备会议,之后在意大利博洛尼亚举行了峰会.希拉里在开幕式发言中阐明了奥巴马政府在气候外交方面的核心立场：美国希望各国在气候外交方面展现出创造性,消除全世界对以碳为基础燃料的依赖局面,协调开发能够减少污染并提高可持续性的“改变格局的技术”.2009年4月,在第五次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奥巴马提出了“美洲国家能源与气候合作计划”,该计划目前包括巴西、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墨西哥、秘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美国以及美洲开发银行和美洲国家组织等成员,已成为美洲国家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的多边外交舞台.2009年8月,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领导人在第五届北美领导人峰会上就气候变化问题和清洁能源问题达成了《北美国家领导人气候变化与清洁能源宣言》,制定了三国未来温室气体减排的中长期目标,提出要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机制,加强在环境友好型技术的合作与交流,力图发展“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技术,以推动国家向低碳经济转型.2011年在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上,奥巴马与各国领导人达成一致意见,同意消除环境生产和服务方面的非关税壁垒,逐步淘汰低效化石燃料补贴,旨在到2035年APEC经济体的能源强度降低45%,这一承诺有助于各国清洁能源技术的传播与推广.2012年2月,为了改善空气质量,减缓大气污染状况,美国与孟加拉国、加拿大、加纳、墨西哥、瑞典以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发起了气候变化与清洁空气联盟.2014年1月24日,美国提出了一项绿色商品贸易倡议,旨在消除太阳能热水器、风力涡轮机等环保产品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关税.
除开展上述活动外,奥巴马还在多边外交场合积极探讨气候变化问题.例如,2014年,奥巴马将气候变化问题列入G20议程,并且号召各国就气候变化问题采取行动.2015年,在美国国务院主办的北极问题国际会议上,奥巴马强调了气候变化对北极地区产生的消极影响,并呼吁各国共同采取行动应对气候问题.同时美国还积极参加全球甲烷行动倡议（Global Methane Initiative）、碳封存领导人论坛（The Carbon Sequestration Leadership Forum）、地球观测组织（Group on Earth Observations）等多种国际环保组织,以增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2.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持积极态度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联合国每年都举行一次气候变化大会,对气候问题进行磋商和谈判,以求达成一个对各国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气候减排协议.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立场和态度成为气候谈判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与小布什政府相比,奥巴马政府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呈现出了积极和主动的姿态.2009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哥本哈根召开.奥巴马在会上表示美国会履行减排承诺,即到2020年前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削减17%,并且到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削减超过80%.[17] 2010年在坎昆气候变化大会上美国同意加大未来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资金和技术的投入力度.2011年12月在德班气候变化大会上,美国积极启动绿色援助基金,决定要在未来三年内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约1000亿美元的资金来支持他们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在2013年的华沙气候变化大会上,美国表明要用公共资金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行动,同时还与挪威、英国共同投资2.8亿美元来支持华沙大会确立的“华沙REDD+框架”,以减少发展中国家因毁林和森林退化而造成温室气体排放问题.2015年12月,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各缔约方经过艰苦的磋商和谈判,最终达成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协议——《巴黎协定》.该协定提出了要在本世纪末将全球气温升高幅度控制在2℃以内并向1.5℃努力的目标,同时将原来的“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转变为以“自下而上”为主、“自上而下”为辅的减排新模式,为广泛调动各国参与减排提供了新路径,开启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新阶段,因此被认为是继《京都议定书》之后的全球最重要的气候治理文件.美国在推动《巴黎协定》达成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会上,奥巴马呼吁各国代表能达成一项有实际意义的条约.他说,“我们的下一代正在看着我们……气候变迁可能会在本世纪成为改变我们生活环境的最大挑战”,“我以我个人的名义表示,美国不仅认同这个问题的存在,而且将为解决这个问题真正行动起来”.?[18] 2016年4月22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带着孙女签署了《巴黎协定》,11月4日,《巴黎协定》正式生效.
三、奥巴马政府环境外交的影响
奥巴马政府的环境政策虽然招致某些传统能源行业利益集团的不满,一些共和党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消极态度也成为美国环境外交推行的障碍,各国之间在环境治理领域依然存在着诸多的分歧与矛盾,但是奥巴马政府的环境外交新变化仍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有利于推动全球环境治理的进程.奥巴马政府推出的一系列环境外交政策以及开展的环境外交实践,在客观上对于推进全球环境治理进程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气候变化领域,美国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中国开展的气候外交对于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中美两国是全球减排计划中的重要力量.中美两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4,两国国内生产总值和能源消耗量超过世界总量的1/3,因能源消耗造成的碳排放量达到世界总量的2/5以上.[19]因此,仅是中美两国的双边合作就能对全球减排进程产生巨大的影响.其次,中美在双边气候合作中积累的经验在推动巴黎气候大会的顺利召开以及《巴黎协定》的达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美之间的环境合作是全球气候治理取得顺利开展的关键,“没有它们的参与,任何协议都不会取得进展”.[19]再次,中美的气候合作表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能够达成政治共识,实现互利共赢.中美之间带头采取减排行动,其他国家也会更加愿意在全球层面开展气候合作.正如奥巴马总统所言：“当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能源消费国以及碳排放国像（今天）这样走在一起,那么无论是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的其他国家都没有理由不作为.”[20]
第二,有利于美国经济振兴和环境保护.环境问题的恶化,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利益.2009年6月16日,美国政府发布《全球气候变化对美国的影响》的评估报告.报告指出,在过去30年里,冬季的气温上升要比任何其他季节都快,美国中西部和北部平原的冬季平均气温上升了约4℃.海平面上升将使沿海地区增加侵蚀、风暴潮及水灾的风险,尤其是在美国东南部和阿拉斯加部分地区.积雪的减少和过早融雪将改变水供应的时间和数量,加剧西部地区的水资源短缺.[21]气候变化现已影响到美国的方方面面,包括人与动物的健康、水资源的供应、农业等,极端天气将会成为新常态.因此,美国必须通过开展国际环境合作以增强其环境治理的能力和水平,缓解环境恶化对国家和人民带来的风险.
奥巴马在任内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以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为代表的非化石能源在美国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大大提高,节能减排的经济社会效应显现.清洁能源计划及采取的具体措施,都对经济复苏、增长以及失业率的下降起到了刺激作用.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能源统计数据,美国2012年碳排放为57.86×108t,比2005年的64.95×108t减少7.09×108t,减少11%,占世界碳排放总量由2001年的24%下降到2013年的17%.与此同时,根据EIA（美国能源信息署）的统计数据,美国2001年以来的单位GDP能耗持续下降,从7.58kBtu/美元下降到6.11kBtu/美元,下降幅度接近20%.在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从6.67kBtu/美元下降到6.11kBtu/美元,下降幅度超过8%.另外,新能源混合动力汽车的推进,大大提高了机动车辆的能源利用效率,每加仑燃料的行驶距离从2005年17.1mile提升到2013年的17.6mile.[22]
2017年1月9日,即将离任的奥巴马总统在《科学》杂志发表题为《不可逆转的清洁能源势头》的长文,指出“大量科学记录”表明气候变化是“真实的、不可忽视”,如果放任不管,温室气体排放继续增加将导致全球气温在本世纪末上升4摄氏度以上,全球经济每年将损失约4％,其中美国每年损失3400亿至6900亿美元.他指出,2008年至2015年间,美国经济增幅超过10％,而来自能源领域的二氧化碳排放则下降9.5%,这一结果“应该否定了这样的观点,即与气候变化做斗争需要接受经济增速减缓与生活标准降低.”美国企业在清洁能源方面的投资增加,美国风力和太阳能电力成本显著下降,正经历从以煤为主到以天然气为主的生产转型,全球出现了发展清洁能源经济的竞赛势头.他相信,美国发展清洁能源经济的趋势将会继续下去.[23]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双边环境合作中,美国也采取了诸多损害双边合作,维护自身利益的行动.最为突出的就是对中国采取的能源保护主义政策.为了遏制中国低碳技术和新兴制造业的快速崛起,奥巴马政府推动了边界碳关税协调,对来自中国的新能源产品采取了一系列的贸易保护措施.2010年10月15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应“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提出的申请,启动《美国贸易法》第301条款,针对中国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新能源政策展开调查,其中涉及风能、太阳能、生物能源、新能源汽车、先进电池等产业.2012年10月,美国商务部认定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晶体硅光伏电池及组件存在倾销和补贴行为,因此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光伏产品征收18.32%至249.96%的高额反倾销税,[24]使得中国国内光伏企业的出口贸易及自身的长期发展受到严重影响.2014年2月12日,美国声称从中国进口的太阳能电池对美国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构成了严重冲击,因此决定对中国输美太阳能电池展开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这些行为严重影响了中美在环境领域的双边合作.
第三,有利于改变美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形象.积极的环境外交政策是奥巴马“巧实力”外交的具体体现.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对“巧实力”外交政策进行了具体的表述：“通过灵巧运用可由美国支配的所有政策工具,包括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法律和文化等各种手段,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力”.[25]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传统安全的威胁降低,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急剧下降.与此同时,全球变暖、恐怖主义、金融危机等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纷纷涌现.面对新的挑战,美国需要重新确定其外交领域的优先议程和支柱.希拉里国务卿将防卫、外交、发展列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其中,发展被置于优先地位.环境问题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及各个领域的发展息息相关,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因此,必须要加以重视.美国希望通过开展国际环境合作、提供国际融资项目、推进国际气候谈判等方式塑造其全球治理大国的形象,影响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以进一步稳固其在世界的领导地位.
2017年6月1日,特朗普总统正式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称《巴黎协定》给美国带来“苛刻财政和经济负担”.8月4日,美国正式通知联合国,美国打算根据《巴黎协定》规定的条件退出该协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指出美国这一行为是“一件令人极其失望的事”.[26]《巴黎协定》已得到全球194个国家签署、147个缔约方批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82%以上.其他发达国家如欧盟和日本等都已重申承诺,将继续坚守协定,表达了继续履行《巴黎协定》的意愿.一些国际组织也发表声明,继续维护《巴黎协定》.在美国国内,众多州、市地方政府和企业也表示将继续节能减排.加州州长杰瑞·布朗、纽约州长安德鲁·库墨、华盛顿州长杰伊·英斯利6月1日共同发表声明,称他们已经结成名为“美国气候联盟”的组织,三人担任共同主席,并号召其他各州参与进来,致力于维持美国对《巴黎协定》的承诺,更积极地应对气候变化.此外,美国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芝加哥等61座城市的市长共同发表声明,将维护并执行《巴黎协定》,对抗特朗普的决定.因此,特朗普总统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不会影响协定的继续执行,奥巴马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将成为一大政治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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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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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结束语：此文是一篇适合奥巴马和外交和新变化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环境本科毕业论文，相关环境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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