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异地高考：招生考试的中国难题，本文是有关异地高考学年毕业论文范文与异地高考和难题和中国难题类论文范文数据库.
于洋
摘 要：既要保证考试的公平性,又要维持不同区域间录取率的相对平衡,这是中国选拔人才的千古难题.异地高考的推行面临着高校招生指标分配难题、户籍制度改革缓慢、部分人口流入地教育与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不足、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不一等现实困难.要化解异地高考难题,降低不同利益群体的对立,应采用统筹兼顾、循序渐进的改革策略,可考虑将异地高考录取人数从招收外省市考生计划数中扣减的改革方案.
关键词：异地高考；高考移民；高考户籍；考试公平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6）01-0095-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研究”,项目编号：AFA11000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明清小说中的教育生活研究”,项目编号：15YJC880114.
收稿日期：2015-09-03
作者简介：于洋（1986-）,女,山东青岛人,教育学博士,湖北大学教育学院讲师,从事中国教育史、课程与教学论研究；武汉,430062.
“异地高考”原意指“高考移民”,即“教育发达地区的部分考生为了增加录取机会,利用各地高考分数及录取率的差别而采用转学、迁移户口等方式到教育欠发达地区应考的现象.”［1］近年来,伴随国家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问题的相关政策出台,随迁子女能否在流入地参加高考,成为公众普遍关注的问题.虽然教育部一度认为流动人口子女在就读地参加高考,不等同于“异地高考”［2］,然而,随着使用者人数越来越多,“进城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就地参加高考”,也被列入“异地高考”的范畴.“异地高考”一词也约定俗成地被普遍认为是不在考生户籍所在地报名参加高考.异地高考问题已经成为目前中国教育界最复杂、最敏感的问题之一,一直以来,各方观点分歧较大,甚至尖锐对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复杂的局面,是因为异地高考是中国高校招生考试独有的巨大难题.只有充分认识推行异地高考面临的困境,才能采取科学而可行的推进策略.
一、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千古难题
“异地高考”虽然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新词组,但类似异地高考的情况及其衍生的“高考移民”现象却是古已有之,推行异地高考遇到的主要问题在科举时代基本上都出现过.
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矛盾,是一个自北宋中叶以后就争论不休的难题.考试公平,是完全以考生的考试成绩作为录取标准；区域公平,是指通过区域配额来调控各地区之间考中人数的悬殊差异.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和文化教育差异极大的国家,如何既保证考试的公平性,又能维持不同区域间录取率的相对平衡,这是古今大规模选拔人才考试都会遇到,却不易解决的两难问题.［3］同样是大规模选拔性考试,现代高考所面临的各省市之间录取分数线的失衡问题与中国科举史上所遇到的地区之间中试数额不均问题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一)分省定额录取
中国科举史上曾多次出现分区取士与凭才取士之争,其中尤为著名的是北宋中叶的大争论,司马光主张分区定额录取,欧阳修坚决反对,认为考试应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以保证考试的公平性和客观性.到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因会试南北录取人数悬殊,发生了的“南北榜事件”.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年）正式形成南北卷制度.最后,到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代之以分省取中办法,按各省应试人数多寡和文风高下,确定会试中额.从此,这种分省定额录取的办法一直延续到清末科举制的废止.科举时代从最初完全按考试分数高低决定录取逐渐演变为分区分省定额取中.分区定额录取的办法带有优待边疆和文化教育相对落后地区的用意,从自由竞争的角度来看,与考试的公平原则有矛盾之处,但从调动落后地区读书人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当地人文教育水平提升以及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等角度来看,则有其合理之处.所以这一两难选择的发展规律为：越到后来越是从考试公平趋向于区域公平.［4］这一传统一直影响到近代以来中国高等学校的区域布局和高考分省市定额划线录取制度的实行.
(二)以户籍报考与借考规定
从隋唐到明清实行“科举户籍制”,规定通常情况下考生必须在原籍地以本身所属户籍类别参加科举考试.此外,清代还针对流动人口实行“寄籍应试”.所谓“寄籍应试”,是指考生离开原籍地在其他地区应试,一般说来此种应考方式需要以置有田产、庐墓为必要入籍（亦即“落户”）条件,且入籍年限需在20年以上.由于各地经济、社会状况不同、入籍条件不同,寄籍应试有时也存在一定的变通之处.［5］因人口流动规模膨胀、分地定额制的推行导致异地考试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社会问题.清代对异地考试实行部分放开的政策,允许符合条件的移居年久者入籍参加当地考试,对人口稀少的边地采取变通性措施,设立商籍解决盐商子弟异地考试问题,许可具有特定身份而非直隶籍者参加顺天乡试.通过为异地考试者单独确定学额或中额的措施,使不同阶层或不同地区间科举利益的冲突趋于弱化和隐蔽.［6］寄籍应试是为了解决因为人口流动而考生无法或不便返回原籍从而选择在异地应考的问题,与当今的异地高考颇为类似.
（三）考试移民
实行异地高考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要防止高考移民.古代的科举“冒籍”与现代的高考移民如出一辙［7］：
唐宋的解试,明清的童生试及乡试,对考生的籍贯有严格规定：各州、县的举人或童生,一般情况下必须在原籍报考.考生在报名时,必须如实填写姓名、籍贯、年龄、三代履历等.如以外州、县籍或外省籍而冒充本州、县之籍或本省籍者,称“冒籍”.
科举时代,分区定额制按地域分配录取指标,规定只有本地户籍的考生才能参加,但因各地文化教育水平和人口存在差异,各地科举录取宽严不一,考试竞争的激烈程度也不相同.人文水平较高地区的士子为了减少竞争,增加中试机会,纷纷避难就易,想方设法到录取率较高的边远地区冒充籍贯参加考试.［8］从唐代到清代,固定解额制、分区取士制和分省取士制的依次实施,使各地区有了固定的取中名额,这就使得教育发达地区的考生向边远地区流动,衍生出跨省区报考的冒籍现象.西南地区的广西、云南、贵州因为文化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一般是冒籍严重的地方.东部省份诸如福建省也存在冒籍现象.只要地区之间存在文化教育水平的差距、实行区域定额录取制度,冒籍就不可能完全杜绝.［9］
由此可见,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矛盾,以及考试户籍制和“高考移民”由来已久,异地高考及其相关问题只是千古难题在新时代的不同表现.
二、推行异地高考的现实困境
于洋：异地高考：招生考试的中国难题异地高考之所以非常复杂敏感,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在哪里参加考试的教育问题,而是一个关乎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教育资源、文化基础、就业流向、地方投入的社会问题.因此,异地高考表面看是考试问题或教育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社会改革的系统工程.除了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以外,异地高考的推行至少还面临着以下几个现实困难.
第一,高校招生指标分配难题.自从1952年建立高考制度以后,由政府确定每所高校的招生计划总数,但一般情况下由高校确定在各个省市区的具体招生指标,各高校在某一省投放的招生数的总和,便构成该省高校招生录取的总数,无论该省考生多少、当年考生成绩高低,比他省考生总体水平高或低,录取总人数基本上固定,这便是分省定额录取模式.目前中国最好的大学都是公办大学,尤其是部属大学.由于北京、上海拥有部属大学的数量比其他省份多,考虑到所在地政府对部属大学的支持力度较大,因而每年部属大学本地录取名额远远超过其他省份.近年来,随着高校招生自主权的扩大,各重点大学可以自行决定在各省的招生名额,这样做的优点是调动了高校积极性,然而带来的弊端却是由于各重点大学择优性指标投放过度,破坏了考选制度固有的公平性,造成了城乡差距拉大、东西部地区悬殊加剧的局面.重点大学在所在地投放的名额比例太高,给没有重点大学的省份的考生造成了更为激烈的竞争.［10］
第二,户籍制度改革缓慢.传统户籍制度是与土地直接联系、以家庭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中国从春秋战国开始就实行户籍制度,自古以来就是户籍管理最为严格的国家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以后,报考条件便与户籍紧密挂钩.现代的高考制度也与户籍始终处于“捆绑”的状态.“高考户籍制”成为中国高考最为显著的制度属性之一.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逐渐推进,大规模人口流动日益频繁,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的“就地高考”问题开始浮出水面,高考户籍制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因此,异地高考表面上看是教育方面的报考资格问题,实际上是社会方面的户籍管理问题.如果户籍改革跟进了,人口自由流动后比较容易获得户籍,那么异地高考也就迎刃而解.现在的困境是,户籍管理较为严格,有的人在流入地住了十几年,甚至买了住房,但还是不能获得户籍.因为民众高度关切,社会舆论高涨,这样必然将异地高考压力传导到户籍管理改革,倒逼户籍制度与时俱进.不过,因为各省市的承载能力不同,户籍改革还是会碰到大城市跟一般省区差别悬殊的问题.［11］到2014年年末,全国的流动人口已达2.53亿,同时存在跨省流动、省内跨县流动、县内流动三种情况,流动人口子女在现居住地出生比例已达58%,［12］异地高考要解决的是其中接受完中等教育后的随迁子女的升学考试问题.
第三,部分人口流入地教育与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不足.除了高校招生指标分省定额以外,异地高考“松绑”还需考虑流入地的人口、资源、环境、交通的承载能力.2012年9月6日,举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发布会,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指出,“异地高考”需要“根据家长的条件、学生的条件和城市的条件”,各地要根据发展需要和承载能力,就此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我们现在的态度是,确保符合条件学生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要防止高考移民,避免引起教育工作的混乱.”［13］同样是流动人口众多的省市,各地之间承载能力差异巨大.广东流入人口最多,若将常住人口算在内,广东已成为中国人口的第一大省,但因为是一个省域范围,遇到的主要是招生指标问题.而北京和上海是特大城市,无论是人口、交通还是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都已经超负荷,虽然政府已经极力控制,但人口还是一再突破规划.所以从城市的承载能力角度来看,北京、上海的异地高考方案必然会更为严格.
第四,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不一.中国是计划生育政策最为严格的国家,而北京和上海又是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最到位的城市,这两个直辖市高考报名人数逐渐下降是多年来严格执行计划生育国策的结果.现在上海市有100万个没有子女的家庭,而进城务工人员不少有两个以上的子女,形成非常强烈的反差.反对开放异地高考的本地家长往往会提到的焦点问题之一便是超生问题.2012年11月22日起,《上海市居住证管理条例》草案公示,截至12月2日期满时共收到公众意见891条.《时代周报》梳理了后100条建议,其中47条认为,对于超生者,应拒办居住证,或至少应拒办居住证A证.换言之,47%的建言者反对对超生家庭开放异地高考.［14］异地高考反对者表示,一定要把计划生育这一项写入异地高考准入门槛,否则让超生者得利就是对守规者的惩罚.
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有的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有的是亘古未有,空前困难.可以说这些无一不是推行异地高考的现实难题,多数还是中国所独有,因此推行异地高考面临着巨大的困境.
三、化解难题的策略选择：一个统筹兼顾的改革设想
至2013年1月,全国除西藏以外,其他所有省市区均已出台了异地高考方案.但是各个省市之间的方案差别很大.因为各地接受流动人口和高考移民的指向不一样,人口大省或考生特别多的省份,是“高考高地”或考生流出地,本身也是流动人口输出的省份,这些地区放开异地高考的压力不大,异地高考方案可以尽早出台.而如北京等特大城市,或者像西藏、新疆等边远省区,属于“高考洼地”,历来是考生流入地,特别是京沪两市,如果异地高考大范围放开,高考移民必将大量产生.2014年共有28个省份实行异地高考,涉及考生5.6万人,其中江西省门槛最低,外省籍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江西省高中阶段具有一年以上学习经历并取得学籍的,可就地报名参加高考.［15］据江西省教育考试院的统计,政策出台后,当年该省的异地高考考生就达到12473名,［16］占全国异地高考考生总数的20%以上.江西省这种低门槛政策能否长期实行,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异地高考矛盾突出的北京、上海、广东、天津4个省市,外来人口数量巨大,随迁子女人数众多,出台的异地高考条件就比较严格.广东省的异地高考方案将分“三步走”：从2013年起,通过积分入户广东省的异地务工人员、高技能人才,其随迁子女不受入户年限、就学年限等限制,可在广东省报名参加高考；从2014年起,满足居住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其随迁子女具有广东省中职学校3年完整学籍的,可在广东省参加高等职业学院招生考试；2016年起,在满足居住条件的基础上,其随迁子女在广东省参加中考并在父母就业所在城市具有高中阶段3年完整学籍的,可在广东省报名参加高考.［17］广东省虽然目前实行的是渐进式改革,但已承诺2016年允许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相比之下,北京的方案则只是过渡政策,即使符合较为严格条件的随迁子女,也只能在北京参加中职、高职考试,尚未有放开本科招考的方案.而上海则延续了一贯与居住证挂钩的思路,只有符合A类居住证的随迁子女,才可就地报考本科,其他类型的居住证,只能报考高职.［18］天津也紧跟北京、上海的策略,并未涉及本科招考.
北京和上海的异地高考方案出台后受到激烈的批评.就目前施行“高门槛渐进式改革”出现的困境,《中国教育报》记者采访了曾经三次上书国务院呼吁放开异地高考的宪法学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张千帆认为,随迁子女享有平等受教育权和入学机会,异地高考条件不能过于苛刻,北上广等地随迁子女数量巨大,或可设置一定的门槛,但不宜过高,受教育权和升学机会是随迁子女的基本权利,不能取决于家长的地位、职业、社保纳税年限等.对于三地的方案,张千帆评价为：广东,及格；上海,不及格；北京,零分.［18］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教授认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返回户籍地就读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操作性很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必须探索以流入地政府和学校为主,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高中入学及参加高考的问题.这几年和地方的财力都得到了很大增长.而户籍制度的逐步放开将是大趋势,城市也要顺势而为.所以说,可谓天时地利人和,现在放开恰逢其时.［19］如果长期不放开异地高考,于情于理于法都说不过去.
对长期面临着封堵高考移民任务的不少省市而言,异地高考方案是在利益冲突背景下出台的,其形成的过程中已经发生过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学生家长尖锐冲突的事件.近两年来,一方面,大量的进城务工人员不断上书或要求放开异地高考,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另一方面,反对异地高考政策的京籍家长认为,若放开异地高考,北京就会出现人口爆炸,将是一场大“灾难”,他们将异地高考的行为看作是高考“异闹”,双方曾出现激烈的冲突.2012年10月中下旬,争取异地高考权利的非京籍家长,与反对开放异地高考的京籍人士一度在北京市教委信访室发生拉扯.而上海则出现了一个典型案例,从幼儿园起就在上海读书却无法在沪参加中考的15岁“非沪籍”女生占海特,在网上“约辩”争取异地中高考权力,被沪籍网友讽刺为“外地蝗虫”,要他们“滚出上海”.［20］
要化解异地高考难题,降低不同利益群体的对立,需考虑异地高考的推行策略,具体来说,应采用统筹兼顾、循序渐进的改革策略.长期研究高考制度改革的刘海峰教授曾系统提出高考改革的原则,他认为推进高考改革应遵循统筹兼顾、公平公正、科学高效、多样选择、循序渐进、实践可行的六个原则,其中第一个原则就是统筹兼顾.改革必须综合考虑各种复杂的因素,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在两难中寻找相对的平衡点.［21］“多样选择”也是高考改革的重要原则之一,在高考改革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实施中,应允许各省市和高校有各种不同的选择.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虽然“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标准各地并不一样,但教育部“完全理解,也充分尊重”,方案对当地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利益都要照顾,“要制定合理、合法、合情的门槛,争取多数人认同”.［22］
从全局的角度看,异地高考一方面需增加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上大学尤其上好大学的机会,但又不能影响或者至少不要大面积地影响本地常驻人口,因为太大的影响肯定会引起激烈的反弹.针对异地高考这一难题,人们提出各种各样的解决对策,如放宽户籍管理、以学籍代替户籍、恢复全国高考统一命题、由政府而不是由地方政府制定异地高考政策、从人口流出省份调配高校招生指标到异地高考流入地,等等.这些设想都有一定道理,但实际操作起来很难.例如,有些论者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根据某一省来另一省市的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人数调配高考名额.例如,今年在该省市参加高考录取300人,便从该省调300个名额到参加考试的省市来.这从道理上虽然可以说得过去,但通常情况下,流动人口输出的省份一般本身就是人口大省,而高水平大学的招生指标本来就偏少,招生指标要调出来难度很大.
这里,笔者提出一个化解难题的改革设想,即矛盾最为突出的北京、上海、广东、天津四个省市,将异地高考录取人数从招收外省市考生计划数中扣减,这样既可以录取参加异地高考的上线考生,又不会挤占本地考生的录取机会.这四个省市高等学校数量众多,本来就有大量招生计划投放到外省市,许多高校甚至录取的多数是外省市考生.将投放给外省市招生指标中的一部分拿来录取非本地户籍却多年在本省市务工人员的子女,应该说顺理成章.这是一个兼顾矛盾两端的改革设想,也是合情合理的异地高考方案.它与从人口流出省份调配高校招生指标到异地高考流入地的建议有点类似,不过方向和主体不同,因为同样是调配录取名额,但由于掌控或调配名额的主体不是人口流出省份,而是人口流入地的异地高考发生的省市,操作起来会容易和简便得多.当然,如果是从新增的招生指标,从增量的部分进行调整和弥补,就更可能推行.即使从存量部分进行调整,也比从人口流出省份调配高校招生指标到异地高考流入地更为可行.只是具体办法还要细化,例如是根据当年参加本省市异地高考的大概人数预先调整计划,还是扣减次年在外省市的招生计划,就需进行认真的谋划.
总而言之,关于异地高考问题的争论十分激烈,它触动着太多家庭的神经,关乎教育公平和社会稳定的实现.在各方利益冲突、观点十分对立的情况下,应充分调研,因地制宜、统筹兼顾、循序渐进地加以调整或放开.而要想掌握放开异地高考的步骤和火候,在放开与规制之间求得基本的平衡,就要设想出既科学又可行的改革方案,才能使这道招生考试的中国难题得以逐步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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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庞青山）
该文总结，这篇文章为关于异地高考和难题和中国难题方面的异地高考论文题目、论文提纲、异地高考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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