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乾隆的驭臣术，本文是乾隆的驭臣术类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乾隆和驭臣术类在职开题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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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清朝的皇帝们聚在一块儿玩“扮猪吃老虎”的游戏,笑到最后的一定是乾隆.
和不苟言笑的“工作狂”父亲比起来,初登皇位的乾隆真是太良善了.他待人接物有礼有节,脸上常带着笑.
一开始,乾隆并不急着组建自己的领导班子,而是非常尊敬雍正留给他的老臣.对他来说,这些臣子经过父亲的调教,执行力强,又老实听话,用起来相当顺手.遇到问题,乾隆总是向他们请教,言必称“先生”“爱卿”,绝不直呼其名.其中最受重用的就是大学士张廷玉和鄂尔泰,这两位都是帮助他荣登帝位、稳定朝野的老臣.
乾隆对老臣以礼相待,就连对*污吏都多有包容.
上位之后,乾隆下令查明各地亏空公款的案件,“其情罪有一线可宽者,悉予宽免,即已入官之房产未曾变价者,亦令该衙门查奏给还”.简言之,就是一切从宽处理,就算交不上罚款,也放你们一马,那些被没收房产的,也都一一归还.这跟他那眼里容不得一粒沙的父亲雍正大为不同,一下子给官员们松了绑.《啸亭杂录》里就说：“乾隆凡事皆以宽大为政,万民欢悦,颂声如雷.”
如果你就此认为,乾隆就是个凡事宽以待人的老好人,就想错了.从一开始,他优渥对待老臣,但同时也在提防老臣的权力,不能反过来制衡自己.
皇帝性情大变是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历史学界通常认为,这一年是乾隆统治由宽入严的分水岭.
这一年,乾隆生命中的“白月光”孝贤皇后去世,从后宫波及前朝.在孝贤皇后的葬礼上,乾隆先是以“表现得不够悲痛”为由收拾了两位皇子；觉得工部造的金册不够精致,问罪一批大臣；处置了好几个在皇后丧期内剃头的大臣,指责他们不尊重皇后……这场官场大地震也波及到了张廷玉.
皇后去世后,翰林院负责写祭文.乾隆对此相当重视,要求亲自检查.他一眼就从鸡蛋里挑出了骨头,对祭文中用的“泉台”一词相当不满,认为这个词配不上皇后的尊贵身份,于是下令把主管翰林院的大学士张廷玉罚俸一年.
作为一个丈夫,乾隆痛失所爱的悲伤尚能理解,但作为君王,乾隆这些举动很难不让人理解为“借题发挥”.因为前期的宽松政治,官场怠惰之风渐起,结党营私日益严重,乾隆已经憋了好几年,是时候秋后算账了.
鄂尔泰倒台去世,张廷玉一家独大.在朝鲜史料中甚至有这样的记载：“人皆以为张阁老在,天下无事云.”
其实早在这年正月,张廷玉就已向乾隆提出告老还乡的请求.乾隆并未答应,理由是先皇都许诺你死后配享太庙了,不在岗位上奉献最后一丝光热不足以回报如此恩情.
退休不被批准,又因为皇后祭文被罚,张廷玉惶惶不可终日.次年,乾隆看他实在没什么价值了,终于答应放他回乡.满心以为自己成功着陆的张廷玉忘了立即向皇帝谢恩,乾隆一怒之下令军机大臣写了一道圣旨,请张廷玉回奏.结果,还没等圣旨发出,张廷玉便来了,可见有人提前泄密,偷偷给他传了信儿.
不上赶着谢恩乾隆能忍,但张廷玉在朝中有这样的党羽支持是乾隆不能忍的.他也不藏着掖着了,直指张廷玉贡献不够,要收回配享太庙的恩赐.后来又因为张廷玉的儿女亲家贪污,乾隆寻了个借口将张廷玉家抄家.
在乾隆一次次的打压中,张廷玉身心受挫,一败涂地,张党也随之瓦解.此后直到嘉庆道光两朝,清朝都没有出现明显的朋党活动.对此,乾隆自己都颇为得意：“本朝纲纪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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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7年,湖南布政使杨灏贪污国库三千余两白银案发.在清朝,布政使专管财赋和人事工作,也就是说,杨灏这是监守自盗.按照《大清律例》,这样的情况,贪污40两白银以上,就要杀头.
不过,杨灏在案发后,很快就退回了赃款.新任湖南巡抚觉得他既然已经退赃,应当依法改为“缓决”,相当于今天的死缓.
乾隆知道后,大为震怒,觉得这样处理,会形成示范效应,让其他官员觉得,只要退赃,就可以免死,*们自然就没有了后顾之忧.于是,一天里,乾隆连下四道圣旨,要求处死杨灏,新任巡抚则被革职抄家.
乾隆的理由和忧虑,看似很有道理,但事实上,这个原则他并未遵循太久.五年后,乾隆推出了“议罪银”制度——官员可以通过缴纳“议罪银”,减免应受的刑事或者行政处分.
这种政策忽变的背后,有一个人功不可没,就是人们熟悉的和珅.
在18世纪的最后二十多年里,虽然乾隆对官员管理越来越严苛,但和珅却成了一个例外.尽管两人年龄相差39岁,但再也找不到比和珅更懂乾隆的人.故宫图书馆副馆长向斯甚至觉得,“他们可以说是‘精神上的爱人’,几乎不分彼此”.
关于乾隆是如何发现和珅的,正史中并未记载,野史里倒有四个说法,且一个比一个传奇,归结起来,大概是因为和珅才貌双全.其中有一个说法是,皇帝出宫游玩,有侍卫禀告有犯人逃脱.皇帝怒骂：“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一旁的侍卫听不懂乾隆在说什么,只有和珅回答：“是典守者不能辞其责耳.”
这两句来自《论语》.乾隆没想到区区一个守卫居然也念过《论语》.乾隆又详细了解了和珅的家世年纪,从此对他另眼相看.
最离奇的一个说法则完全印证了乾隆的“颜控”属性.传说乾隆的父亲雍正曾有个妃子.当年的熊孩子乾隆有一回看到妃子在对镜梳妆,就走过去用手遮住她的两眼.妃子不知是谁,惊慌之下用梳子打了乾隆.这件事后来被雍正的皇后知道了,她赐死了妃子.无意闯下大祸的乾隆在妃子脖子上点了红色,作为标记,并约定：“如果魂魄有灵,20年后再相见吧.”
和珅被誉为“满洲第一俊男”,乾隆初见他觉得似曾相识,仔细一看,甚至觉得和珅脖子上还留有红色印记,于是把和珅视为那位妃子转世,将一腔怜惜愧疚移情到了和珅身上.
从这段野史之上衍生出了另一则坊间传闻：乾隆与和珅也许有断袖之欢.清史研究专家李景屏在著作中认为“这一点可能是真的”.她觉得当时清代取缔官妓,严禁官员宿娼,于是官员们嫖男妓成风.身处其中的乾隆、和珅沾染上这种风气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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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君王来说,巩固统治才是硬道理.比起各种传说加持,他此时宠信和珅其实是出于一种需要：傅恒征战缅甸病逝后,他要培养能替补的年轻心腹.
从1775年11月起,和珅在官场上的升迁如同搭乘火箭,往往数月就要经历一轮升职或转岗.他先从三等侍卫升为御前侍卫,接着被派去军机处当差,后又被任命为内务府总管大臣.这种速度即便是战绩赫赫的皇亲贵胄傅恒都望尘莫及.傅恒从侍卫到总管内务府大臣花了两年时间,进入军机处又用了五年,和珅只用了不到一年.
和珅的官运之所以如此亨通,很大程度上在于他能摸透皇帝的心思,其中最得圣心的大概要数让乾隆的钱袋子鼓了起来.提高皇帝的收入,和珅有两样法宝,一是抄*污吏的家产,另一个就是议罪银制度.
李景屏认为,其实早在和珅之前,乾隆就已经出了这么个主意.乾隆二十八年前后,就有官员通过多交罚款来求取宽大处理.只不过当时还只是偶尔为之,随着和珅主管内务府,议罪银制度就成了惯用方法,罚款数额也从一两万上升至数万甚至数十万两.
这对乾隆来说,是笔不小的收入来源.和人们对君王的想象不同,按照大清祖制,国库的钱由户部掌管,只能用于国家工程,皇帝的个人花销则由内务府负责,这才是皇帝的私房钱.私房钱来源主要有三条渠道：一是出租皇家庄园和土地所获的租金；二是通过做生意、放贷来钱生钱；剩下的就来自各地大臣的进贡.
乾隆花钱大手大脚,无论是赏赐,还是日常用度都很大.会玩的乾隆自打登基初期,就一直计划着各种出巡活动.此外,乾隆时期还修建了不少庙宇,这些费用都是皇帝自掏腰包.在乾隆十三年的《内务府月折档》中,七月份内务府为修缮添建雍和宫支出三万两,到了十二月,又领二万两.在雍和宫历次改造中,乾隆自费超过三十万两,而他的祖父康熙修建五台山寺庙,所费不过数千两.
于是,乾隆经常感到钱不够用.为了开源,他甚至还曾派内务府官员做倒爷,去俄罗斯买皮货,转到国内出售.除此之外,又让内务府对商人发放、出售特许商品经营权等等,可谓费尽心机.
这时候,和珅出现了,帮他建立了议罪银制度,极大地扩充了收入来源.以前官员想交罚金,一般都是充入国库,但新出台的议罪银制度,准许罚金给皇帝支配,这样一来,乾隆的小金库就充盈很多.
正如之前乾隆怒批杨灏案提到的,这种制度,势必会引起示范效应.这之后乾隆朝的贪腐之风,果然越来越盛.官员们甚至还发现了变相贿赂皇帝的方法,犯了一些小错后,自己申请重罚.历史学家张宏杰在《饥饿的盛世》一书中就记载了一个故事：河南巡抚有一次不小心把香灰弄到了朱批奏折上,赶紧向皇帝请奏,要求罚银三万两.搞得乾隆都很不好意思,打了个三三折,交了一万两.
这个事例很好地反映了乾隆后期的官场状态.官员们大都战战兢兢,谨小慎微,毕竟张廷玉因为用错一个词,就受到了处罚.于是,官员们不得不想方设法,结皇帝之欢心.那些上缴的罚金,官员们自然不会甘心自掏腰包,之后又会从其他地方加倍贪污回来.
“很多事情他管不过来,于是整个官场就处于失控状态.”历史学家张宏杰认为,“乾隆朝的政治,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只有明君而没有名臣,所有的聚光灯都打在乾隆一个人身上,其他人只能生活在乾隆的阴影里.”在这个把集权推向顶峰的皇帝眼中,臣子不过是棋子,执子的只有他一个.
（李洋摘自《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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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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