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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清朝的皇帝们聚在一块儿玩“扮猪吃老虎”的游戏,笑到最后的一定是乾隆.根据统计,乾隆年间,全国大约有两万名文官,七万名武官,面对如此庞大的官僚队伍,这位“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还是有办法把每一个臣子都牢牢捏在手里.
初登皇位的“傻白甜”
和不苟言笑的“工作狂”父亲比起来,初登皇位的乾隆真是太良善了.他待人接物有礼有节,脸上常带着笑.
一开始,乾隆并不急着组建自己的领导班子,而是非常尊敬雍正留给他的老臣.对他来说,这些臣子经过父亲的调教,执行力强,又老实听话,用起来相当顺手.遇到问题,乾隆总是向他们请教,言必称“先生”“爱卿”,绝不直呼其名.其中最受重用的就是大学士张廷玉和鄂尔泰.这两位都是帮助他荣登帝位、稳定朝野的老臣.
雍正皇帝驾崩那天,张廷玉第一个赶到,指挥宫人找到密诏副本,当场宣读.在场的还有鄂尔泰.他因“深夜无马,骑煤驴而奔,拥今上登极”.
登基第一天,乾隆就下令,让庄亲王、果亲王、鄂尔泰、张廷玉辅政.乾隆二年（1737年）,乾隆还将鄂、张二人封为伯爵.这此之前,这种超出品级的高含金量爵位只赏给有军功的大将.也在这一年,乾隆为雍正服丧期满,恢复*军机处建置,将鄂尔泰和张廷玉任命为军机大臣.
在《乾隆朝上谕档》中有一道谕旨,乾隆特批年迈的张廷玉可视身体情况在家办公.张廷玉的儿子去世时,乾隆还专门赏银一千两给他办丧事.鄂尔泰享受到的关照不相上下.他不仅是大学士,还是首席军机大臣,可以说是乾隆面前的双料红人.
乾隆对老臣以礼相待,就连对*污吏都多有包容.
上位之后,乾隆下令查明各地亏空公款的案件,“其情罪有一线可宽者,悉予宽免,即已入官之房产未曾变价者,亦令该衙门查奏给还”.简言之,就是一切从宽处理,就算交不上罚款,也放你们一马,那些被没收房产的,也都一一归还.这跟他那眼里容不得一粒沙的父亲雍正大为不同,一下子给官员们松了绑.《啸亭杂录》里就说：“乾隆凡事皆以宽大为政,万民欢悦,颂声如雷.”
当猛虎露出爪牙
如果你就此认为,乾隆就是个凡事宽以待人的老好人,就想错了.从一开始,他优渥对待老臣,但同时也在提防老臣的权力,不能反过来制衡自己.
因为皇帝对张廷玉和鄂尔泰的重用,一时间朝中唯这两位满汉高官马首是瞻.乾隆五年四月上谕中这样写道：“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侍郎、尚书中亦所不免.”
鄂张朋党,渐成了乾隆的心腹大患.他一直想找机会敲打一下两位老臣.偏巧这时,鄂尔泰的儿子鄂容安和门生仲永檀密谋对付张廷玉,事情败露,惹怒乾隆.尽管他顾及鄂尔泰颜面,从宽发落了鄂党,但也给了鄂尔泰一张“黄牌警告”：如果再犯,绝不宽恕.
经过几次折腾,鄂尔泰威风不再.1744年,他卧病在床,并于第二年春天病逝.乾隆还是亲自登门祭奠,并准其配享太庙,入祀贤良祠,陪在先皇左右.不过,1755年,这份殊荣又被乾隆收回.鄂尔泰的门生胡中藻因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把“浊”字放在“清”字前,落入文字狱,殃及鄂尔泰.在他去世近10年后,鄂尔泰被迁出贤良祠.
张廷玉比鄂尔泰活得久,日子也并不好过.他赶上了皇帝性情大变的乾隆十三年（1748年）.历史学界通常认为,这一年是乾隆统治由宽入严的分水岭.
这一年,乾隆生命中的“白月光”孝贤皇后去世,从后宫波及前朝.皇后去世后,翰林院负责写祭文.乾隆对此相当重视,要求亲自检查.他一眼就从鸡蛋里挑出了骨头,对祭文中用的“泉台”一词相当不满,认为这个词配不上皇后的尊贵身份.于是下令把主管翰林院的大学士张廷玉罚俸一年.
作为一个丈夫,乾隆痛失所爱的悲伤尚能理解；但作为君王,乾隆这些举动很难不让人理解为“借题发挥”.因为前期宽松政治,官场怠惰之风渐起,结党营私日益严重,乾隆已经憋了好几年,是时候秋后算账了.
其实早在这年正月,张廷玉就已向乾隆提出告老还乡的请求.乾隆并未答应,理由是先皇都许诺你死后配享太庙了,不在岗位上奉献最后一丝光热不足以回报如此恩情.
退休不被批准,又因为皇后祭文被罚,张廷玉惶惶不可终日.次年,乾隆看他实在没什么价值了,终于答应放他回乡.满心以为自己成功着陆的张廷玉忘了立即向皇帝谢恩.乾隆一怒之下令军机大臣写了一道圣旨,请张廷玉回奏.结果,还没等圣旨发出,张廷玉便来了,可见有人提前泄密,偷偷给他传了信儿.
不赶着谢恩乾隆能忍,但张廷玉在朝中有这样的党羽支持是乾隆不能忍的.他也不藏着掖着了,直指张廷玉贡献不够,要收回配享太庙的恩赐.后来又因为张廷玉的儿女亲家贪污,乾隆寻了个借口将张廷玉家抄家.
在乾隆一次次的打压中,张廷玉身心受挫,一败涂地,张党也随之瓦解.此后直到嘉庆道光两朝,清朝都没有出现明显的朋党活动.对此,乾隆自己都颇为得意：“本朝纲纪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
乾隆十三年后,这位皇帝对官员愈发严苛.历史学者雪珥甚至认为,在整个清朝,杀*最多的皇帝,就是乾隆.
特殊的和珅
1757年,湖南布政使杨灏贪污国库三千余两白银案发.在清朝,布政使专管财赋和人事工作,也就是说,杨灏这是监守自盗.按照《大清律例》,这样的情况,贪污40两白银以上,就要杀头.
不过,杨灏在案发后,很快就退回了赃款.新任湖南巡抚觉得他既然已经退赃,应当依法改为“缓决”,相当于今天的死缓.乾隆知道后,大为震怒,觉得这样处理,会形成示范效应,让其他官员觉得,只要退赃,就可以免死,*们自然就没有了后顾之忧.于是,一天里,乾隆连下四道圣旨,要求处死杨灏,新任巡抚则被革职抄家.
乾隆的理由和忧虑,看似很有道理,但事实上,这个原则他并未遵循太久.五年后,乾隆推出了“议罪银”制度——官员可以通过缴纳“议罪银”,减免应受的刑事或者行政处分.
这种政策忽变的背后,有一个人功不可没,就是人们熟悉的和珅.
乾隆花钱大手大脚,无论是赏赐,还是日常用度都很大.会玩的乾隆自打登基初期,就一直计划着各种出巡活动.此外,乾隆时期还修建了不少庙宇,这些费用都是皇帝自掏腰包.
于是,乾隆经常感到钱不够用.这时候,和珅出现了,帮他建立了议罪银制度,极大扩充了收入来源,以前官员想交罚金,一般都是充入国库,但新出台的议罪银制度,准许罚金给皇帝支配,这样一来,乾隆的小金库就充盈很多.
历史学家张宏杰在《饥饿的盛世》一书中就记载了一个故事：河南巡抚有一次不小心把香灰弄到了朱批奏折上,赶紧向皇帝请奏,要求罚银三万两.搞得乾隆都很不好意思,打了个三三折,交了一万两.
这个事例很好地反映了乾隆后期的官场状态,官员们大都战战兢兢,谨小慎微,毕竟张廷玉因为用错一个词,就受到了处罚.于是,官员们不得不想方设法,给皇帝之欢心.那些上缴的罚金,官员们自然不会甘心自掏腰包,之后又会从其他地方,加倍贪污回来.
“很多事情他管不过来,于是整个官场就处于失控状态.”历史学家张宏杰认为,“乾隆朝的政治,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只有明君而没有名臣,所有的聚光灯都打在乾隆一个人身上,其他人只能生活在乾隆的阴影里.”在这个把集权推向顶峰的皇帝眼中,臣子不过棋子,执子的只有他一个.
（摘自《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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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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