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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主义方面论文范例 跟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展和趋势类论文范例

分类:硕士论文 原创主题:马克思主义论文 发表时间: 2024-01-13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展和趋势,该文是马克思主义方面有关论文范本与马克思主义和发展趋势和新时代有关论文范例.

阎树群,吕亚楠

(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安 710119)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呈现出一派繁荣发展的景象,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历史进程、基本问题、理论成果,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重要时间节点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体现出更加注重学科建设、更加注重问题意识、更加注重话语体系建构、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的新特点.从发展趋势看,应进一步强化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关注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坚持全方位研究,从而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向纵深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进展;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D6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8)08-0090-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项目“治国理政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和理论贡献研究”(16ZZD02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阎树群(1957-),男,陕西礼泉人,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与理论;吕亚楠(1993-),女,河南灵宝人,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为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所提出的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战略决策,200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为一级学科,下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等二级学科.在党的高度重视之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越来受到学界的极大关注,成为推动马工程蓬勃发展的重要动力.2009年以来,随着高等院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陆续成立,特别是近年来全国和各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优势不断彰显.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学界更是掀起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研究热潮,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现状分析

从定量角度看,据统计,自2012年以来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性文章每年多达2500篇以上,并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从定性角度看,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涉及各个方面,其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大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及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及其相互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重要时间节点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经济学中国化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与历史进程研究

恩格斯曾指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日益同中国实际紧密结合并不断在中国具体化的过程,其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三大历史时期.这既是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又是总结中国的成功经验、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素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科学概念于1938年明确提出,而作为历史过程来讲,在十月革命前后就已经开始了;作为实际进程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伴随着中国的全部历史.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学界以重要事件为划分标准,形成十月革命说、中国成立说、二大说、六届六中全会说等观点;也有以重要人物为标志提出李大钊引入说等观点.值得一提的是,张远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新探》中指出,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标准必须包含以下基本要件:“谁来化”“化什么”“为什么化”“怎样化”“化的社会历史条件”[2],这为进一步深化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提供了全方位的判断标准.

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研究中,何毅亭等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创新成果入手,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划分为两个阶段;也有学者认同三阶段论,但对于三个阶段的具体划分,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以党的领导人及其产生的思想理论成果作为划分标准,一种是以历史阶段为依据将之划分为萌芽期、首创期、新时期三个阶段”[3];也有学者以社会根本矛盾的依次转化为依据,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分为三阶段.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随着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4]11,那么,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否意味着三阶段论的不合理性,是否意味着根本矛盾也随之转化,这有待学界深入分析和研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后的学理性因素,从而为这一问题提供可靠的理论支撑.除此之外,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研究中,有代表性的是顾海良的观点.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发生的历史性转变是社会和时代背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根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交融是形态特征,中国人的理论创新是显著特色”[5].这些相互补充、相互论证的观点有力地推动着学术研究的深化.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问题研究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经验、规律和启示等基本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是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张治银、梅荣政分别从“结合”和“互动”的视角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涵,得到学界广泛赞同.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实质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包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层面的内涵.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有学者把它概括为“结合律”.这种观点本无可厚非,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一项特殊的、艰辛的事业,一个方兴未艾的学科和广泛的研究领域,仅仅简化为一个规律,难免会有片面性和抽象笼统性.与此相反,有学者把基本规律概括为十条甚至更多,这又有相互交叉、重复繁琐之感,其中有些概括和党的十七大报告概括的“十个结合”的基本经验有重叠之处,而规律是出于经验又高于经验的.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方面,王浩斌把基本规律概括为结合论、实践论、特色论三大规律[6];岳鹏概括为六大规律,“一是共性与个性统一律;二是理论与实践统一律;三是历史与逻辑统一律;四是开放与创新统一律;五是矛盾与对立统一律;六是隐性与显性统一律.”[7]这些从不同视域作出的新概括,为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提供了借鉴.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在与各种思潮的斗争中进行的,不断总结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错误思潮斗争的经验教训、概括出两者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成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这对于在学术上总结借鉴前人经验,进一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成果,在实践上少走或不走弯路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研究

新时代呼唤新思想,新实践要求理论研究有新作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继续研究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学界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展开全方位研究.除了对提出的中国梦、“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等基本内容进行梳理研究外,学界还注重研究这些思想的指导意义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贡献,成果颇丰.阎树群认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两大理论成果,不能否认各自理论地位的独立性,也不能在理论形态的意义上把二者看作是相互包含的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理论的创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实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进一步延伸;系列重要讲话作为最新理论成果,具有全方位的指导意义.”[8]

在十九大报告中,将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凝练概括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指出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4]20.围绕这一理论的内涵及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他理论成果的相互关系,学界形成研究热潮.邸乘光认为,十九大报告中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定位非常科学精准,它深刻指明了其与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这个“脉”既指二者都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指二者同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组成部分;这个“进”,就体现在虽然同属组成部分,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条件、主要矛盾、所回答的问题都发生了重大变化[9].

从研究机构和平台看,为进一步深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阐释,2017年12月,经党批准,10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院),在党校、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防大学、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成立.这10家研究中心(院)拥有雄厚的研究实力,在各大媒体密集发声,在研究宣传阐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率先开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专栏,受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表彰;今年以来,有更多的学术理论刊物开设此类栏目,刊登了大量相关论文.

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著作相对较少.影响较大的有王伟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治国理政思想研究》、韩庆祥《思想的力量——新一届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何毅亭主编《以同志为核心的党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等.组织编写的《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继2014年出版后又在2016年再版,发行总量超过一亿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面世后供不应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纲要》即将出版.这些重要研究成果,对于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研究,对于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推进工作,起到和必将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研究

如何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之一.十八大以来,以为核心的党高度重视文化发展,重视激活传统文化基因,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提出“文化自信”,形成“四个自信”,并明确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10]36.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中,陈先达的观点具有重要影响.他在《马克思主义十五讲》中以“旧邦新命”来形容今天的中国,指出“应该站在社会形态更替的高度来审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变革中国社会,只有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取得胜利”[11]161-164.他认为,重视传统文化,关键不在于是否尊孔读经,而在于为什么读、如何读,为什么尊、如何尊,重要的是立足今天,古为今用,实现文化复兴,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1]171.这对于我们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遵循.

(五)重要时间节点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研究

以重要时间节点为坐标,环环相扣,可以勾勒出中国不懈奋斗的轨迹.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越来越多地重视重要时间节点的历史成就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的地位和意义.刘国普认为,“二大初步揭示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制定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制定了第一部完整的《党章》,标志着中国创建的最终完成,二大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的初步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此起步.”[12]

在中国历史上,延安时期是中国最辉煌的历史时期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熟期.学者们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重要代表人物的思想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历史经验等方面.仝华认为,“七大蕴含了深厚的党史教育资源,其中包括:中国是中国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教育资源、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教育资源、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教育资源等,对这些党史教育资源进行深入挖掘、思考、宣传和运用,对新形势下从多方面加强党的建设和推进党领导的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3]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特点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可以概括为更加注重学科建设、更加注重问题意识、更加注重话语体系建构、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

(一)更加注重学科建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所属的一门二级学科,应该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基本问题、基本特征和研究意义.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学术理论界遵循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科学内涵、理论成果、基本规律、基本经验等进行了系统深入研究,搭建了一套相对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框架.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成果中,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理论成果即党的指导思想的研究无疑是重中之重.从理论体系、思想发展史以及领袖著作三个维度全方位、多领域地研究党的指导思想,尤其是深入研究和系统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构建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跨学科、跨专业的相关研究也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研究和学科体系的更加成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学等学科的研究都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不少相关学科的学者也从各自学科领域、专业视角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展开研究,推出许多重要成果.这对于横向扩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向和领域、纵向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完善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二)更加注重问题意识

树立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认识论的内在要求.马克思曾指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4]中国在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都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而是为了指导中国实践,为了发现、研究、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以问题为导向,才能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预期目标.

学术界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现实指向,更加注重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更加注重回答现实的真问题而非伪问题,把问题意识看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理论生长点,基于问题的发现、筛选、分析和解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这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特色,也同当年在延安时期对理论工作者提出的要求一脉相承:“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15]

(三)更加注重话语体系建构

话语体系作为思想理论的表达形式,内含着一个国家的价值取向和主流意识形态,反映着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学者们越来越多地重视话语体系的建构,这主要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所决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内容需要由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来表现和传达,这符合内容决定形式的辩证法.我们所努力建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可以分为两方面,即对内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外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上争取国际话语权.

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强调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并在十九大报告中重申这一命题.学术界积极响应这一号召,针对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12]329的境况,致力于从源头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学习和实践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多次提出要争取意识形态话语权、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争取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合的国际话语权,而我国“走出去”面临的一个重要不足就在于缺少比较成熟的学术话语体系,往往“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12]346.基于此,学者们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指引,对建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内涵、路径、方法、战略思维等方面展开研究,为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提供有效的理论供给,致力于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打造“思想中国”“理论中国”.

(四)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

自从十七届四中全会向全党明确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要求以来,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越来越多地受到学界关注.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基本内涵、实现路径、价值指向及其与中国化、大众化的关系,的新时代观等方面,学界形成研究热潮.人类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执政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以时代的变化为转移,把握时代脉搏、回应时代课题,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更好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

人民群众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人民,使之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很好研究的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群众理解掌握”[16],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需要,对凝聚共识、集中力量具有重要的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术理论界按照党关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坚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着眼于面向群众,用人民群众看得懂、听得懂的语言来宣传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变成助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物质力量,取得了“顶天立地”的学习研究宣传效果,“顶天”即学习研究马列经典著作,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地”即接地气,接世界、时代之气,中国本土之气,人民大众之气.这对于探寻化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困境和提出有效对策等,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向性和可行性.

三、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几点思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作为一门年轻的和与时俱进的学科,还有待进一步在深入研究中逐步走向完善.

(一)强化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前提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然后才是中国化即相结合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首先要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如果对这种源头性问题的把握出现偏差,那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也必然会出现偏差.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于欧洲,经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先后以日本、法国、俄国作为中间渠道传入中国.由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个人的留学背景、理论水平、语言能力不同,这些因素都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传播产生重要影响.这就决定了对作为本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至关重要.

当今社会仍然存在某些歪曲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现象: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无用论等时有出现;国内外敌对势力想方设法,企图用西方普世价值论主宰中国,这实质上是企图否定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信念.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立场坚定,决不能犯颠覆性错误.政治的坚定性需要学理的科学性支撑,这就要求学术理论界进一步结合新时代新实践,从道理上讲清楚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为什么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对这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出深入的令人信服的回答,我们的理想信念教育才会获得更加显著的成效.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出了什么”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对作为本原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只有从源头上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抵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渗透,才能正本清源,在思想舆论领域守住红色地带、争取灰色地带、缩小黑色地带,才能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二)关注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从已有研究的成果来看,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理论和文本研究的相对较多.要完整准确地掌握作为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内涵,进行文本研究和理论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但一味沉溺于纯文本研究,就文本研究文本是行不通的.如果缺乏对关系国家发展前途命运的现实问题的高度敏感,这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经院化、概念化,不符合以改造世界为本质特征和历史使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要求.因此,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处理好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指出,研究马克思主义“必须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方法上来”[17].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但仍然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和问题.具体来说,一是在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用来指导新时代新实践的过程中如何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二是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践中如何做到既全面推进又突出重点;三是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时代背景下坚持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正确把握新时代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在统一,等等.只有把这些涉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阐述清楚,才能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更好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三)坚持全方位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一个涉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涵盖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兼具学术性、政治性、实践性、开放性的综合性学科,因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要坚持研究视角的全方位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在坚持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特别注意吸收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如比较分析法、个案分析法、系统分析法、史学分析法等,这是全面系统、深入具体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研究方面,既要研究新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又要研究新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还要研究的一系列重要著作,形成史论结合、依托原著的全方位研究格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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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顾海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过程研究的启示[J].新视野,2016(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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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岳鹏.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J].桂海论丛,2014(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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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十五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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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89-290.

[15]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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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01).

【责任编辑:梁钧】

结论,本文是关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专业范文可作为马克思主义和发展趋势和新时代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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