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新理念和新举措，该文是社会治理有关论文怎么撰写跟新理念和新举措和新时代相关毕业论文题目范文.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十九大报告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关注,已经落到社区这一社会基本单元,如何依法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十九大提出的社会治理创新要求,本文回顾建国以来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的发展和变化,探索新时代下基层社会治理的新理念和新举措：
第一部分：从“单位人”到“社会人”
新中国成立后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民政部门在社区管理上下了很大工夫,通过区政府的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及居民委员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在经济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方针指引下,原有的集体经济以及新出现的各种经济实体,同时中国人的故土乡情观念,也是维系社区归属感的文化纽带,都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区经济支柱和社区发展的重要引擎.
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城市大量“单位人”转为“社会人”,我国总体正在经历第二次个人与组织关系的深刻变化,原有相对固定的国家——单位（生产生活共同体）的治理形态已经不适应人口流动加速且高度分散的新的社会形态变化,基层组织对其成员所需要提供提供链接（成员与国家公共制度建立联系）、庇护（对成员生产生活提供保护）、协调（协调处理成员之间的矛盾）、应责（及时回应成员个人的问题诉求）、代表（维护成员的利益）等政治和社会功能极不健全,个人通过基层组织与国家公共政策产生联系的渠道不通畅,各单位的“条条”系统影响到社区这个“块块”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客观上对国家基层治理体系重构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第二部分：社会治理的基础在“社区”
总书记指出： “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丝毫不能放松.”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以加强社区党建为引领,以创新社会治理为动力,以增强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为重点,构建基层社会服务管理平台,推动社区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有力引领带动我国社区治理整体水平迈上新台阶.
社区社会治理意涵下的社区服务应该包括社区党务服务、社区政务服务、社区社会服务.新的时代背景下,健全完善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居委为主体、社区工作站为中坚力量,社区群团组织、社区志愿者组织、社区便民服务类组织等为配套的社区社会组织体系,发展和完善各类社会组织,将适当的公共服务交给社会组织来完成,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社区党务服务应该包括社区党建、社区党务活动、基层党组织对于社区发展的引导方式探索,因以社区党委为核心,把各类组织之间的外部关系协调转变为党支部的内部沟通,鼓励和号召党员积极参与各类公益服务、社会服务.相应的社区居委会作为政务服务和公共服务的协调者,构建基层社会服务管理平台,积极履行服务群众、推动自治、优化管理、维护稳定的行政职责,承担了重要的职能和工作.同时,通过建设社区社会组织这个“连接点”,把社区与社会紧密地联系起来,构建一个政府行政功能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行政力量和社会的协调力量互联,行政职能和社会职能互动的这么一个多元社会治理网络.
第三部分：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自2017年12月,由民政部主管、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主办的《社会与公益》杂志社“社会治理”专栏,联合清华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成立项目组,分别奔赴北京、浙江、湖南、福建等多地调研,开展“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行动研究,具体为：
案例01：红船精神,浙江海宁“社工委员”
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翼海宁市,创新探索持证社工人才培养新举措,覆盖城乡社区治理的社区社工人才职业化、专业化议题,5部门联合发文动员,要求机关事业40周岁以下和城乡社区45周岁以下工作人员参加全国社工证考试,并以“探索实践城乡社区社工人才专业化发展路径”为主题积极申报了浙江省第一批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项目.
2005年6月21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首次提出并阐释了“红船精神”,阐述了中国的源头精神.2017年海宁市委办公室文件（海委办发[ 2017] 21号）指出：探索全国社工证持有人员、社会组织专工作人员通过专职专选方式进入村和社区“两委”班子,按照“红船精神”的指引,将”红船精神”贯穿社会工作人才“选、用、育、留”培养全过程,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都要与”红船精神”有机结合.
创新推行社工委员“专职专选”推进试点明确了海洲街道、硖石街道、马桥街道和黄湾镇的百合、梅园、海洲、西山、南关厢、南苑、新塘、桐溪、钱江9个城乡社区,结合试点和村社换届,加强职业嵌入探索,把持证社工委员专职专选做法写进了换届要求,设立社工委员8个,其中党组织委员1名,村（居）委会副主任3名和委员4名,为推动社区工作者向社会工作者转型提供了人才和专业储备.同时,促进了社区工作者队伍的专业化和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化相互转化.
案例02：专业至善,北京东城“竹竿模式”
东城区是民政部“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地处东二环核心区的竹杆社区是2005年建成的危改回迁小区,结合北京“背街小巷”治理2017-2020专项行动,社区安全、环境物业、老年人照护、便利生活等方面的需求成为社区最为迫切解决的问题,如何需要明确服务主体,建立长效机制和选择好服务提供方式,要形成多方主体各自发挥作用,各主体间相互支持和制约的关系,又是一个繁杂和庞大的系统工程.
“专业的人员干专门的事”,竹竿社区对社区党的组织体系、居民自治组织体系,进行优化调整,对居委会与服务站的职责分工做了进一步明确和梳理,创造性地注册了“竹杆社区服务协会”,引入“互联网+”的手段,提出了搭建“社区综合服务平台”的项目设计,搭载党居务、公共服务、社会组织服务等应用系统,托“社区服务协会”在实现其“三项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对引入的服务实体．组织会员（居民）进行评测和日常监督.
竹杆社区在社区治理综合服务体系建设中,竹竿社区服务协会多方参与、多方共治,实现党的领导政策进社区,政府的惠民措施到社区,引导辖区诚信企业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升转型到“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社会经济动态平衡发展”参与社区服务事务,行动研究编撰了《竹竿社区治理综合服务体系8+1+N标准》,其中“8”为参与的要素方：党和政府、社区党组织、居民自治组织、社会组织或民、司组织、技术支撑企业、管家递送服务实体、商业服务企业、社区成员； “1”为社区治理综合服务平台； “N”为搭载在社区综合服务平台上的公共安全服务应用系统、社区服务管理应用系统、公共设施管理服务应用系统、商业服务应用系统,积极探索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供给侧的“竹竿模式”.
案例03：志愿共享,湖南长沙“友好社区”
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公共资源的配置必定是以最弱者利益的最大化为准则,
湖南省长沙市在建设“儿童友好城市”领域,做出了许多积极探索,将“儿童友好城市”创建纳入《长沙2050远景发展战略规划》,长沙丰泉古井社区立足“政策友好、空间友好、服务友好”原则共建共享友好社区,倡导发挥爱心志愿家庭为社区困境儿童的社会融合提供普惠教育服务,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志愿精神,号召更多的家庭行动起来,走出家门,走进社区,将爱心不断传递,打造有温度、有品格的“友好”城区.
作为《社会与公益》评选的2017年度全国十大社区,丰泉古井社区位于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定王台街道,辖区有树影婆娑的百果园,古朴厚重的程潜公馆,内敛深沉的《湘江评论》印刷处旧址……作为长沙繁华的商业中心区,丰泉古井社区外来流动人口新居民的比例高,为进一步加强新居民服务管理工作,提高政务服务和社会服务水平,在社区党委的领导下,丰泉古井社区培育长沙市共享家社区志愿服务中心,启动“小候乌”流动儿童城市融入项目,与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儿童友好城市研究室共同开展“大手拉小手共绘丰泉梦”创意社区营造,以艺术教育社会工作为手段,为辖区新居民志愿家庭提供能力建设,增强流动儿童对社区的认同感与融入感的系列活动,积极探索构建儿童友好型社区倡导的是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完善的是政府为民服务的体系,促进的是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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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以党建引领物业服务融入基层社会治理 文／程磊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陈一新在武汉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中提出要大力实施“红色引擎工程”,加强和创新基层党建工作,促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为贯彻党代会.
2、 乡村旅游中的基层社会治理 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基层社会治理刘 欢1,张 健2（1 辽宁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2 咸阳师范学院 政治与社会学学院,陕西 咸阳 712000）摘 要袁家村旅游发展现状揭示了.
3、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极为重要的新论断 许多权威评论指出,新时代的首要标志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具有内在的历史逻辑和经过时间检验.
4、 高等教育公平和新时代和谐社会建设 ■黄帆／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摘要社会主义以公平为制度标识,教育机会均……成为了新时期社会发展中体现公平的简单要求,同时,社会公平需要利用教育公平进行体现,正确分析教育和社会公平彼此存在的关联性,积极掌.
5、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之分析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于新时代中国主要矛盾的转变作出了论断,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一论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以及研究,如何理解主要矛盾的.
6、 基层社会治理和公众参和来自重庆的调查 摘 要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主要分为情感支持、利益性参与和机制性参与 当前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是参与主体代表性和自发性不强,参与层次和价值较低、随意性较大,由于机制不健全、经费保障不足、社会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