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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由张猛执导、周冬雨特别出演、王锵领衔主演的全胶片电影《阳台上》就要在6月1日上映了.随着片方全新的一组“我在阳台上看你”版海报和沪语主打的《侬叫啥》预告片,这部作品的小说原作也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海报上的男女主人公各自置身阳台窗前,周冬雨安静地趴在桌子上一脸懵懂,王锵则侧身回眸,脸上写满迷茫与困惑,充满胶片质感的海报设计,两人一明一暗的“窥探”关系更是暗含影片故事线索——这篇任晓雯的同名短篇小说,正是以上海老城区的“拆迁”事件为背景,讲述了被拆迁打破安宁生活的青年张英雄,因心怀怨恨而伺机报复,却在一步步窥探中,对“仇人”女儿陆珊珊暗生情愫的故事.
说起来,我和任晓雯认识了很多年,最初的最初是因为《萌芽》的“新概念”.很多年前当大家都还是穿一身宽大休闲服戴一身波西米亚银饰并自认为很艺术的文艺少女的时候,她就是人群中少有的那个穿着剪裁得体的红色连衣裙、一头黑直发扎成马尾巴的优等生小姐姐——一路作文拿奖,名牌大学毕业,并且还在经营着一家普洱茶的精品店,看起来完全就是个人生赢家.以至于近来眼看着她的作品一部部诞生,《她们》《好人宋没用》《阳台上》,每一部都在书写那些或挣扎或平静地生活在大上海底层的小人物时,我常感到一种莫名的错位感——像她这样的精致女孩,光鲜的职场或者浪漫的感情生活才应该是她的小说素材库,而那些寄居于都市霓虹背后、城市阴影之下的“苏北老妇人”“待业男青年”,这些和她完全不在同一个次元里的人物和人生,是从哪里来的呢？
对此,任晓雯云淡风轻地表示：“也许从某些角度有人觉得我是赢家,但如果换作询问我‘三金交没交’又或者‘写小说赚不赚钱’,在另一些人眼里恐怕我就是个社会闲杂人员、彻底的人生输家了.人生是多面的,无法用单一尺度衡量,并且有着不为外人所知的丰富细节.这是令我着迷的方面.另一方面,人生都是有苦难的,充满着劳苦愁烦.因而一个人能够体会另一个人的境遇,一个人能够书写另一个人的生活——虽然可能表面看起来,书写者与被写者如此不同.”
“生活很具体,创作需谨慎”
虽然说任晓雯也是通过“新概念”走出来的青年作家,但最开始她和大家就有点不一样,因为她参赛的时候就已经是复旦大学的学生了,属于“成人组”.在那几年媒体纷纷扬扬炒作“少年作家”和“青春文学”概念的时候,她并没有受到特别多的关注——因此也就没有被贴上过太多“新概念”的标签,如今想想也未必不是好事情.“在那个标签下有太多让人瞩目的商业化文学现象,而我从来都只是个固执己见的写作者,只按自己的兴趣和理解来写—— 这倒不是说清高,而是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没什么商业头脑.我就是坚持个人趣味,这是我写作的初衷,是我热爱的方式,也是我最擅长的领域.”
怀着这样的初心,任晓雯在参加了几次“新概念”成人组比赛之后,就一心投入到了“真正的职业创作”中去了.这是一条和“参赛、得奖、受关注”完全背道而驰的寂寞之路,任晓雯始终记得,在2 0 0 2年,她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岛上》.“《岛上》最早的灵感缘于米歇尔·福柯.我不敢自称在学术和思想史意义上对《疯癫与文明》究竟了解多深,但对这本书的喜爱,从另一方面激发了我.我开始构思一群疯子的故事.在庞大的野心里,我认为应该有权力与反抗的母题,有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反思,有关于当代乱象的折射.”2 0 0 2年,由“新概念”点燃的“青春文学”之火正在燎原,这一年,郭敬明出版了《爱与痛的边缘》,并靠在《萌芽》杂志连载日漫的《幻城》而成为炙手可热的“少年作家”,但任晓雯这样一部精于结构、反思历史、关注现实的长篇小说,却无数次被杂志社出版社退稿.大约过了整整六年,《岛上》终于出版,没什么关注,没什么宣传,如石沉大海.但她不服输,又花了五年时间,写了三十九万字的长篇《她们》,这本书的命运和《岛上》一样挫折多舛,好在最终它还是出版了,并在鲜有关注的情况下,意外获得了华语传媒大奖的提名.
严肃的创作无疑是清苦的,在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写作中,任晓雯养成了一种在年轻人中几乎罕见的写作习惯：她每天早上五点半起来,在手机上定好计时器,写作3小时,下午做做家务.“有时候我放任自己一觉睡到7点多起来,一睁眼看到天已经那么亮了,我心里第一个感觉就是万念俱灰,这一天就完蛋了.就好像只要7点多起来,人就很松懈,没法像早起的时候那么高效,所以我还是习惯早起.”这样的生活看起来简单,背后的支撑却远不止恒心毅力和美好愿景.对此,一直笑眯眯的任晓雯难得摆出严肃脸,她非常认真地指出从事专职写作对于年轻人而言是一个“十分冒险的行为”,因为很可能维持生计都是问题.“我能随心地创作,很幸运的一点是父母的家境比较好,至少我不用靠写作去买房子.然后我又很宅,不爱出门逛,化妆品也用得省一点,衣服也买得少一点,交通费也不多……哈哈越说越凄惨啊.”
笑罢,作为过来人,对于仍然挣扎在写作与生存之间的年轻人,任晓雯的建议是：还是先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吧.“真的,我觉得写作是一辈子的事业,就比如说你在工作后每天有两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小时给写作,你慢慢以后也能出来.等到出来了以后,很多事情都很好办.但是在出来之前,尤其是你从事比较严肃的写作,不是说要做畅销作家什么的,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其实会有一个很难熬的过程.我自己就深有体会,所以还是要有工作,慢慢地再去创作,因为生活很具体.”
当然,连“毒鸡汤”都知道,“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都早已在暗中标好了”,那么反过来,所有已经付出的“价码”,自然也会有“命运的礼物”在前方等待你打开丝带.当又一个六年过去之后,有一天,一家出版社找到任晓雯,表示想重版《岛上》.原来,远在瑞典的翻译家陈安娜女士（曾将莫言、余华作品翻译成瑞典语）无意在图书馆读到这本书,觉得喜欢,便在不认识她的情况下,开始着手翻译.“2008年,我在创作另一部长篇,早已将《岛上》放下.我并不知道,这本薄薄的小书,会出现在瑞典某家图书馆的中文小说区,被一位叫作陈安娜的优秀翻译家读到并喜爱；也没想到,能够在七年之后,重新出版修订本.”从此,仿佛打通了某种“关卡”,又或者开启了某种约定俗成的“大门”,任晓雯的写作道路这才开始顺风顺水,出版社主动找上门签约,各路媒体约稿也纷至沓来,“忽然有一天,我感到自己就这么‘熬出来了’.”
“只有张爱玲、王安忆的上海还是贫瘠的”
2008年,任晓雯出版了《她们》,一本304页的小说.《她们》并没有改变任晓雯当时的状况,几乎无人关注.但它却让任晓雯看到了自己职业化的可能,“我知道,我之前的作品只是‘才女’的作品,而这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才子才女.”仿佛与之呼应,在《她们》的封面上,赫然写着一句宣传语——“只有张爱玲、王安忆的上海还是贫瘠的.”对于这句掷地有声的宣传语该如何解读,任晓雯笑起来：“封面上写这句话,纯粹是编辑觉得这样宣传好卖.大家看过笑笑就好,我对此没什么想法,因为‘地域’从来不是我的写作对象,人才是.当然,书写同一方水土,肯定会有气息相通之处,这个不用刻意回避或逢迎.”
在任晓雯看来,人们通过文艺作品熟悉的老上海,其实主要是上世纪30年代的黄金时期.而上海的精神面貌,在49年以后已经大不相同,80年代以来,因为某种原因,本已略有复苏的上海文化又凋敝了许多.城市和人一样,随着时间流转,气质会变.即使在同一时段,也有迥异的面目.“比如我在写《好人宋没用》时,因为要写一个20年代从苏北移民来上海的女人,所以为此翻查了不少棚户区的历史资料,于是我看到了张爱玲描述之外的另一个旧上海.即使在今天,我们走在上海的南京西路上,看到世界顶级的奢侈品商店,但从商店后面转几个弯,绕到弄堂里去,会发现有人还住破蔽的平房,每天早上出门倒马桶.”这种复杂的面目,迂回的衍变,可能才是一个城市的真正魅力所在.
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思维,当任晓雯创作下一部长篇小说的时候,她选择了一个跟自己的人生经验完全没有任何重合点的视角——一个苏北女人在上海的故事.对于一个年轻的作家而言,这种选择无疑是冒险的,但谈及创作构思,任晓雯说,关于上海的书写,人们脑子里可能会有很多印象,比如王家卫的电影,其中就蕴含着大量的上海细节.但是,一座城市以及历史本身所蕴含的侧面和细节的丰富,是不能够用文学作品完全呈现的.很多人印象当中的十里洋场的上海,商业繁华,曾经是远东第一城市.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在当时苏北的棚户区,则呈现出了另外一种上海的面貌.“我在书写的时候,想写的是当时在上海的黄金三十年代,被遮蔽在一种非常光鲜的城市下的小人物的生平.”
“苏北女人”,“上海”,小说里的这两条线索早已经超越了特定的地理含义.它们不仅意味着两个区域,同时意味着一种对立和歧视——主人公宋没用在幼年的时候便跟随父母从瘟疫横行的江北迁移到了上海,却始终无法融入这个城市,她的口音,她的生活习惯总是被人一眼看破,并辱骂她为“江北猪猡”.这种歧视的荒谬性、地域身份的不平等,是任晓雯从小就看在眼里的问题.不平等的身份认同让任晓雯感到疑惑,她查找资料,发现这些地域歧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包括澡堂“扬州帮”的形成,大批在上海开澡堂的扬州人并不愿意让苏北人进去帮工；以及1949年以前创办的早期纱厂,偌大的工厂,苏北人却总是待在最苦最累的车间里.这种身份歧视伴随着任晓雯的所见所想,她慢慢意识到,这种认同的歧视并非特定的,而是人性中的普遍现象,如果说上海人歧视江北人的话,那么难道上海内部就是绝对认同的吗？上海市区的人不也同样歧视居住在城郊区域的本地人,市区内的人也在“上只角”和“下只角”间互相排斥,最终形成了一条复杂的歧视链.
一个年轻的上海女人,要写尽一个苏北女人的一生,这其中的艰难不言而喻.而这时候任晓雯在漫长的职业写作中锻炼出来的耐心与韧性就体现出了好处：《上海职业妇女口述史》《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霓虹灯外》……这些都是任晓雯在写作时参考的书籍,通过它们,她真实地还原了小说中所有小人物困苦的历史处境,让他们看起来尽可能形象、精致、真实.而书写小人物的真实生活与命运,从纯虚构到现实化,尝试与历史交融,也是任晓雯在写作路上的一次转变.“现代主义曾经流派纷呈,但最终还是回归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传统,能够包容各种突围、创新、流变.我对这个传统充满敬意.但我并不给自己的写作设定框框,因为写作应该是有变化和不确定性的,除非只想偷懒地重复自己.”
记者：我还是很好奇,像你这样的人生,哪来的那么多“底层经验”？
任晓雯：一个就是我前面说的,人生是多面的,我觉得我有那种能体会别人处境的能力.另外,我小时候常到一个表姐家玩,她家出没各种小混混,让我印象深刻,后来他们就出现在了我的小说中.还有童年记忆里的弄堂小市民,他们对我的写作亦有贡献.但最重要的途径,当然也是最笨的办法,就是看书查资料啊.
我在写作《好人宋没用》的过程中查了一百多本纸质书,网上资料更多.我想,描写一个小人物的历史小说之所以有它的价值,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它呈现的历史细度.比如,光从衣服说,一个人出场的时候穿什么衣服,什么质地,什么材料,我查了非常多的资料,这个人出场穿的衣服,隐含了这个年代很多的信息.还比如人物说话,“宋没用”刚到上海的时候,上海有大量的江苏移民,所以很多苏北话、南通话、扬州话都慢慢会糅合到沪语里面,有些语言已经被上海话慢慢吸收了.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大的国家历史形态发生变化,大家的语言系统其实也变了……我希望我小说里的细节,都能折射出一个时代背后的变化.记者：我记得那时候你参加了好几年“新概念”,其实到了后来很多学生参加这个都是为了名校关注,你那时候已经是复旦学生了,为什么还那么热衷？
任晓雯：哈,是的,我连投了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不是一等奖就是二等奖,后来第五届出来,我想还要投么？我从一开始就是新概念成人组的,这个组别不像A组都是高三学生,得奖就直升大学有新闻,也不像B组都是低年级中学生,得奖了就是新一轮少年作家,我们成人组不受媒体关注,鱼不动水不跳,想想没意思,就不继续参赛了.但新概念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得到了《萌芽》编辑们的鼓励——在他们的语气中,我俨然是有文学才华的.
记者：他们并没有看错你.如今根据你的小说《阳台上》改编的电影就要上映,一方面我很期待,另一方面我也很想知道你对自己的文学走向商业化有什么看法？
任晓雯：你忘啦,我很久以前就是个小商人了.认真说,可能有些人怕商业败坏了文学,可我认为,败坏文学的不是商业,是商业化得不够.在成熟的市场,不同文学品种,都能各得其所.细分小众市场,定位目标受众,这个工作做好了,也是非常可观的.比如我认识一位文学编辑,能把原先几千册销量的严肃文学作品,卖到几万册.这个数字在人口基数小的国家和地区,已经是超级畅销书了.但有些书商不这么想,他们心中的畅销书,非得百万销量,非得抓住大多数.他们会以为,把自以为的商业要素拼起来就能畅销.其结果就是,在所谓大众化的低水准上跟风重复、粗制滥造,最终导致劣币驱逐良币.这是见识、品位、能力的多重欠缺.
记者：说到《阳台上》,这其实是一本短篇小说集,书中除了拍成电影的这一篇同名小说,另有八个短篇.能说说为什么选择这九篇么？任晓雯：这些文章本身还可以,或者有一种纪念性,也代表我写作蜕变的过程.从后往前翻,就可以看出我写作风格的一个变化,最前面的几篇算是我比较成型的风格.最早写东西,自己的情绪会很张扬,有点小才气就要迫不及待展示出来.但慢慢也觉得这种展示很肤浅,或许可以找到某种更内敛的方式.就像讲相声,观众还没笑,自己先笑了,那肯定是失败的；如果台上的人不动声色地说,下面的人哈哈大笑,那就是成功的.写作也是一样.我希望能够达到的状态,是要不动声色地让读的人觉得内心难以名状地激动,从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里写出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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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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