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我国教授治学基本实施问题，本文是关于问题研究毕业论文提纲范文和治学和问题研究和教授有关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
摘 要：大学不干涉政治是大学去行政化的前提和基础,而政治不干涉大学的内部事务则是社会推动学术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一种手段.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合而为一,目标主要是将二权统归于学术研究者,实现事实上的教授治学和教授治校.政府要通过各种途径鼓励各类大学瞄准自身重点发展的某一个或几个方面,做精,做深,做出世界水平,形成具有国际化水平的办学特色.在大学推行教授治学,党的工作必须隐性化,既不破坏大学学术至上的学术氛围和发展线路,又能通过多种形式实现对于大学的有效管理.
关键词：教授治学；实施问题
引言
“教授治学”是我国的一个本土化概念,从西方“教授治校”发展而来,但实施效果却并不理想.西方的“教授治校”从产生之日起便不断发展,逐渐成为欧洲和美国大学的传统管理模式,并对这些国家的学术发展和科技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我国的教授治学在实施过程中却遇到诸多阻碍,效果不理想,也没有成功厘清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界限而形成一个有效的管理模式.
为什么呢？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弄清楚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本质差异在哪里？
2. 我国为什么选择教授治学而不选择教授治校？（即实施教授治校的毛病在哪里？）现今实施教授治校的国家是如何解决这些毛病的？
3. 西方实施教授治校的价值在哪里？（即它值不值得我们这么去做？）
4. 我国实施教授治学的毛病在哪里？
5. 我国实施教授治学应有怎样的调整策略？
一、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的本质差异
顾名思义,“教授治校”是由教授治理学校的一种大学管理模式,而“教授治学”则是由教授治理和发展学术的一种大学管理模式.“教授治学”由“教授治校”变化而来,概念上存在差异,也表明教授治理的权力不相等,一个是拥有治理整个学校的权力,而另一个则是只拥有治学的权力.同时,这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也表明,在大学里除治学权力之外还存在其他权力.
实际上,西方实施教授治校,大学的所有权力均归于教授,等于说是在大学里只有学术权力而无其他权力.国家不直接干涉大学的内部事务,其对于大学的管理是通过一种外部影响的形式完成的.国家通过外部影响与大学形成了一种自然的契约关系,即大学不干涉政治,政治也不干涉大学.这应该是西方大学去行政化的完整内涵,也互为必要条件.
我国大学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这是一项国策.教授治学管理模式是由国家倡导、各所大学自主实施的一种管理模式.换而言之,是否实施教授治学,是各所大学内部的事,国家虽然倡导并带有一定的倾向性要求,但这种要求不是强制性的,原则上还是愿意实施的实施,不愿意实施的也没人追责.至于怎么实施？作为教授治学的学术权力部门——教授委员会,行政班子赋予他多大的权力,则纯靠自觉.大学即使实施教授治学,也是坚持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的教授治学,教授委员会必须接受学校党委班子和行政班子的领导,不能与国策相违背.这样,我国实施教授治学的大学实际上存在两种权力,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而且,行政权力高于学术权力.国家通过大学的行政管理班子对大学保持着行政管理能力.
（一）西方教授治校的历史演化及大学管理特点.从历史考察来看,西方实施教授治校,在不断演化的过程中,具体的实施目的、管理群体和管理形式都有变化.大致的变化路线是,由最先的大学争取自治到在争取自治的基础上倡导学术自由,再将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上升为一种国家意志.从本质上讲,西方实施教授治校,最先只是教师群体争取自身权利的产物,然后才是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被社会所认识而成为西方国家实施教授治校的主要目的.虽然不同时期的教授治校在形式上变化很大,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大学内部只有学术权力而无其他权力.
巴黎大学的教师群体治校.1208 年,巴黎大学得到教皇的许可,获得“学者与学生行会”资格（即“教师行会”）.1231 年,格列高利九世颁布“知识之父”( 即大学章程) 谕旨,逐步建立起了大学教师按章程治理学校的大学管理制度.巴黎大学实施教授治校的目的是实现大学自治,管理群体是教师,管理形式是教师管理,其本质是学校和教师争取自身权利的产物.对外,它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包括免兵役、免税、某些物品的定价权( 如房租)、司法豁免权等；对内,其教师共同商讨大学内部事务,包括课程的设立、学位的授予、教师的聘任、学生的遴选等各种事务.
柏林大学的正教授治校.1810 年,德国柏林大学创立.其创办者洪堡指出,“绝不能要求大学直接地和完全地为国家服务,而应当坚信,只要大学达到了自己的最终目标,它也就实现了、而且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政府的目标,大学由此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政府的范围,远非政府的种种举措所能企及.”柏林大学倡导“教学和科研的结合”和 “学术自由”,构建起了“正教授治校”的组织模式.柏林大学实施教授治校的目的实际上是通过 “教学和科研的结合”和“学术自由”推动学术工作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管理群体是“正教授”,管理形式是教授全面管理大学的各种事务.这表现在:第一,大学设学术评议会,成员由教授组成,享有对学校重大事务的决定权.第二,大学学部的部务委员会成员主要由教授组成,拥有领导研究所、设置课程、安排考试和从事科研的自由和权力.第三,大学基层组织的负责人由教授担任,享有经费预算权、研究自由和教学自由.从本质上讲,这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波及到高等教育领域、科学技术对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已成社会共识的一种表现.
美国的大学教授联合会.1915 年,美国成立了大学教授联合会（AAUP）,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正式成立的维护学术自由的专业组织.该组织于当年12 月发表了一份原则声明,对保障教授的学术自由与终身聘任制做出了诸多规定.二战之后,美国由教授组成的大学学术评议会得到加强,全面负责院系事务,在整个大学事务中也有一定的权力,许多公立院校在董事会中增设了教师代表,让教师参与学校治理.同时,学生在大学董事会、大学委员会中也获得了一些席位.
教授治校在美国的实施,较之于柏林大学又有加强.大学学术评议会的建立,标志着重视学术和科学技术已上升为一种国家意志.其实施目的仍是推动学术工作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在管理群体是全体师生,管理形式带有全员治校倾向.
（二）我国教授治学的历史考察及大学管理特点.从历史考察来看,我国的教授治学是通过对本土实施教授治校的成败得失进行反省而生成的一种管理模式.换而言之,我国大学也曾实施教授治校.在实施的过程中,管理者发现,实施教授治校使得国家对于大学的政治管理薄弱.为了加强对于大学的政治管理,行政管理部门便产生了对于大学实施“教授治学”的思想,在大学里保留行政管理班子,并使其权力高于学术管理班子,达到约束学术管理班子的目的.从特征上讲,我国的教授治学实际上是行政管理者对大学加强政治管理的产物,教授治学只是坚持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条件下的一种大学内部管理模式.其大学内部存在的两种权力——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是管理与被管理、约束与被约束的关系.
我国的教授治校.中国大学教授治校制度起源于 1912年 10 月教育部颁布的 《大学令》,其中明确规定大学要设立评议会和教授会.1917 年蔡元培主持北大,提出“让懂得学术的人来管理大学”的思想,倡导“兼容并包,学术自由”,颁布和实施了《北京大学评议会规则》,并构建起以教授为主体的评议会、教授会、行政会议,将集中于校长的权力逐步分化,积极引导教授参与大学治理,教授治校在北大得到全面贯彻.民国时期教授治校制度实施最为长久、最为完善的大学是清华大学.1926 年,清华大学曹云祥校长主持颁布了 《清华学校组织大纲》,“组织方面采用教授治校之原则”,此即清华大学的教授治校制度的开端.清华大学后几任校长均实施教授治校,并最终形成了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相结合的教授治校体制.然而,在那个列强入侵、军阀割据的内忧外困年代,北大清华由于实施教授治校,统治者不直接干预学校内部事务,一方面成为学术和各种思想十分活跃的地带,另一方面也屡屡出现与统治者对抗的现象,因为干涉政治而受到政治的干涉.
我国的教授治学.因为干涉政治而受到政治的干涉,于是,1931 年 1 月 26 日,在北大纪念周上,北大校长蒋梦麟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办学方针,此后又取消大学评议会,成立校务会议,成为我国教授治学的开端.201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2010 － 2020 年) 》提出,要“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
这标志着“教授治学”上升为国家意志.此后,国家便在各所大学努力推进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试点工作,章程建设和教授治学便成为推进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内容.不管是民国时期的教授治学还是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教授治学,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教授委员会与校务会并存.这两个部门的存在意味着,在我国实施教授治学的大学里并存着两种权力——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
国家推行教授治学,一方面是想去大学过于行政化之弊,通过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适度分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行政权力的作用范围,为大学的学术研究和科技创新保留一个相对独立和自由的空间,通过研究者管理大学的学术研究事务,利用自身的科研能力和研究经验激活大学的创新能力,推动大学的学术发展和科技进步；另一方面则是国家为保持其对大学的有效管理以确保大学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而着意在大学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进行协调,从而在大学内部保存一定的行政管控能力.所以,从本质上讲,新时期“教授治学”这一概念是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相互妥协的产物,是国家在解决大学行政管理和科技创新能力相互掣肘问题时所做的折中选择,是部分地去行政化而非彻底地去行政化.
二、实施教授治校的问题分析及世界各国的应对办法
实施教授治校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由于学校存在办学自主权,政府不直接干预学校的内部事务,这些学校获得了某些干涉政治的能力,时常对抗政府,从而影响政府维护社会稳定.
（一）实施教授治校存在的问题.如果不对“学校不干涉政治”做出明确规定,实施教授治校对社会稳定是有影响的.这种影响构成了国家愿意选择教授治学而不愿意选择教授治校的根本原因,而且这选择存在合理性,毕竟没有稳定就没有发展.
从历史考察来看,实施教授治校的学校对抗政府的情况时有发生.如被誉为“欧洲大学之母”的巴黎大学,自1208年实施教授治校之后,于1229 年发生学生与市民之间的冲突,导致摄政王太后下令抓捕学生,又因学生与国王的发生激烈冲突而死伤很多学生,导致师生罢课并撤出巴黎.1793年,由于受拿破仑教育改革影响, 巴黎大学于被撤销, 直至1896 年才获得重建.期间100 多年,统治者都没有重建巴黎大学,说明这种大学自治影响了统治者维护社会稳定.然而,就在重建不过几十年后的1968 年,巴黎大学又发生学潮,导致法国政府对巴黎大学作一连串的改组和调整,将其分化为13 所独立大学.
我国北大清华在实施教授治校的期间,大学自治也对统治者维护社会稳定构成很大影响.北大清华也因此而成为风暴的中心.如北京大学,1917 年实施教授治校.1919 年（民国八年）5 月4 日,“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大学便成为全国学生运动的指挥中心,举行游行,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发动全国工商界罢工罢市,给北洋政府的社会管理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正因如此,1927 至1929 年间,北大遭到严重摧残.奉系军阀攫取北京政权后,于1927 年悍然宣布取消北大,与北京其他八所国立大学合并为京师大学校.
作为实施教授治校的另一所大学——清华大学,情况也是如此.在五四爱国运动和以后的各种学生运动中,清华大学也是风暴的中心之一.1930 年5 月20 日,学生代表大会驱逐罗家伦校长,也曾与当地统治者发生冲突.
这些爱国运动,在那个内忧外困的年代,成为孕育红色革命的摇篮,也对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引发这些运动的根源上看,其主要原因也应归咎于统治者的软弱无能和卖国行为.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教授治校这种模式本身也对统治者维护社会稳定造成困难,说明统治者不干涉学校内部事务使学校获得了一定影响社会稳定的能力.
（二）世界各国的应对办法.由于实施教授治校对政府维护社会稳定存在影响,各国政府在对大学实施教授治校的同时,力求去除其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和能力.最主要的做法就是通过各种做法不允许其干涉政治.
巴黎大学是政府通过分化其影响能力使之与政治保持距离.巴黎大学作为“欧洲大学之母”历史悠久,在欧洲各大学中有广泛的美誉度和影响力,但它也给法国政府管理社会带来不利因素.法国政府为保持其保持这一块品牌又去除其干涉政治的能力,于1968 年将其分化为13 所独立大学.每所大学相互独立、各自为政,都能代表巴黎大学又都不能完全代表巴黎大学.这样,政府就达到了降低巴黎大学的政治影响力的目的.
柏林大学是自觉与政治保持距离.鉴于巴黎大学教授治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柏林大学在实施教授治校的同时也对“学校干涉政治”问题保持着警惕,它一方面强调大学在管理和学术上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又与社会政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柏林大学的领导层提出：一、大学应独立于国家的政府管理系统,即“独立于一切国家的组织形式”；二、大学应独立于社会经济生活.科学的目的在于探索纯粹的学问和真理,而不在于满足实际的社会需要；三、寂寞是从事学问的重要条件,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应甘于寂寞,不为任何俗务所干扰,完全潜心于科学.这种做法的本质含义就是,大学要学术至上,远离政治.
美国是制定政策使大学远离政治.也鉴于实施教授治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美国在成立大学教授联合会（AAUP）的同时,也对大学自治“不干涉政治”做出明确规定.1915年12 月,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AAUP）发表了关于学术自由与终身聘任制的一般原则声明.声明认为,从自由与责任的关系来看,“大学教师在校外的言论必须受到特殊责任的限制,避免发表草率的未经证实的夸大其辞的言论,防止出现无节制的煽动性的表达方式.教师必须不受党派忠诚思想的限制,不为党派的热情所鼓动,不带有个人政治野心的偏见.大学应该避免陷入党派斗争的矛盾之中.尤其在关乎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内容方面,（大学教师的言论）更应该受到时十分严格的限制.”
正是由于这样的限制,使得各所大学的教授治学被置身于政治大门之外.“不干涉政治”既成为这些大学教授治学健康发展的前提,也成为其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
三、实施教授治校的科学性分析
从实施教授治校所取得的成效的角度来讲,对教授治校大学管理模式的产生和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巴黎大学和柏林大学都是具有很高学术水平的世界名校,科学研究实力很强,培养了大量诺贝尔奖科学家以及世界知名人士,成就惊人.将教授治校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美国,其大学的诺贝尔奖科学家获奖者之多,科研实力之强,也为世所熟知.我国的北大清华在民国年间实施教授治校,学术事业也取得长足的进步,至今仍是我国具有最高学术水平和科研实力的大学.简单地将这些大学的学术能力和科研实力都归功于实施教授治校这种管理模式有待验证,但这些大学都曾实施教授治校,推崇学术至上理念,且这种管理模式都曾对其科研实力的提升起到了巨大作用则毋庸置疑.
“学术是大学的灵魂, 教授管理学术工作, 就是把住大学的关键.”西方实施“教授治校”的初衷虽然是是学校和教师争取自身合法权益的产物,但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被发现,“教授治校”便有了推动学术发展和科技进步之内涵.时至今日,世界各国推行“教授治校”,其目的多半还是想通过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为大学的学术研究和科技创新保留一个相对独立和自由的空间,利用研究者的科研能力和研究经验推动大学的学术发展和科技进步.我国仿照西方推行“教授治校”实际上也是基于这种目的.
这种大学管理模式遵循了以下几点规律：一是学术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过多的行政干预可能会违背其发展规律；二是学术研究具有前瞻性,某些学术研究（尤其是基础理论研究）出成果的周期较长,其价值也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能逐渐被发现,给学术研究加上过多的行政标签或是过于急功近利,会误导学术发展方向,影响学术发展；三是过多的行政干预会引导许多研究工作者形成不正确的价值观,使他们无法做到潜心科学研究,从而影响学术发展.
“教授治校”管理制度也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好处：一是有利于推行学术至上理念,保证学术在不干涉政治的条件下获得自由发展,即学术自由；二是领导者懂学术工作、关注学术工作,是学术工作的佼佼者,自然会支持大学学术发展,为学术发展创造条件,并引领大学学术进步；三是有利于以上率下,引领研究工作者向领导者（也即学术权威）看齐,调动研究工作者的学术研究工作积极性.
四、我国实施教授治学存在的问题探讨
我国推行教授治学,与推行教授治校存在本质差异.推行教授治校,由学术研究者管理大学,是大学里只有学术权力而没有行政权力,自然学术至上,容易实现学术自由.中国“教授治学”将大学里的学术权力归于研究者,行政权力归于行政领导班子.作为学术权力的代表机构——教授委员会,其权力是行政部门授予的,受行政部门管辖.其权力的有无、级别的高低、财政开支的大小、成员的聘任、部门的设置和考核的方式等均由行政部门决定,为学校内部事务,无需上级部门批准,行政部门可以对其随意修改,不受约束.
同时,我国大学推行“教授治学”仍然必须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但对于许多大学而言,学校党委书记作为学校的一把手职称不高,研究能力不强,而学校的党务工作班子作为学校的最重要的领导群体则更是如此.
行政权力远高于学术权力使学术权力受到行政权力约束,党务工作班子职称不高,研究能力不强,也能说明推行教授治学的大学并非学术至上.
教授治学是一个既想在大学里推行学术至上又不想放弃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进行约束的相互矛盾的概念.
要在大学里推行学术至上,将教授治学落到实处,意味着要提高学术权力的地位,至少要使其拥有与行政权力对等的权力,具备不受行政权力约束的地位,更或者要使其高于行政权力.
是对大学领导者权力进行重新分割,这是对于我国大学现行管理体制的巨大冲击.国家如果不出台明确的政策和规定,而想把它作为大学的一种内部事务让大学领导者自行调整,困难重重,很难达到目的.这主要表现在：
（一）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界限模糊,万千纠结,分离不易.推行教授治校,在大学内部去行政化,将大学内部的大小事务统归学术研究者管理,以学术权力替代行政权力,不存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界限问题,这好处理.但推行教授治学则不同,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并存于一所大学之内,存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界限问题.何者为学术权力,何者为行政权力,界限模糊,万千纠结且相互制约,要想分离出来很不容易.同时,那些学术造诣较高的人中大多数都是大大小小的行政领导,教授委员会里少了他们,则学术研究领导者造诣有限,无法代表大学的最高学术水平,无法引领大学的学术发展.如果让这些大大小小的行政领导作为学术研究的领导者,则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纠结不清,必然相互掣肘.正因如此,上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也很难制订一个合理的制度,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彻底剥离,使其各自发挥作用而不相互干扰.
（二）学术权力发挥作用的能力有限.要想让大学的行政领导把权力吐出来不易,即使行政领导愿意分权,也不会让学术权力大到高于行政权力而失去控制的一步,这也不符合国家政策,而行政权力高于学术权力的本身就意味着大学并非学术至上.同时,只要行政权力高与学术权力,在学术权力发挥作用的过程中,行政权力就会以各种形式对学术权力加以限制,使学术权力发挥作用的能力受限.从我国推行教授治学的实际情况来看,有些大学的“教授治学”甚至到达名存实亡的一步.
（三）二权分离存在弊端,不容小视.从我国目前进行教授治学试点的大学来看,二权分离对学术研究工作的触动作用有限,有些甚至适得其反,影响大学的学术公平.因为在推行教授治学的过程中,大学主要的行政领导往往不会在教授委员会中任职,教授委员会的成员主要由中层干部（包括二级院系领导及教研室主任、专业带头人等）担任.这样,就在大学内部产生了一个新的权力群体.教授委员会是学校科研工作的评审机构,在课题申报、职称评定方面具有决定权.许多中层干部既是课题申报、职称评定等工作的参与者,又是教授委员会在课题申报、职称评定等方面的评审者.
他们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使这些工作向自己有利的方向倾斜,从而影响学校科研评审工作的公平性.这种现象有时会对大学学术工作产生很大的负面作用.
五、我国教授治学的调整策略
我国教授治学的调整目标,不应该着眼于将学校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分离,而应该是基于对大学去政治化的完整理解,即一方面是政治不干涉大学,另一方面也应让大学远离政治.就我国现行的大学管理体制来看,我们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战略性思考.
（一）提高党务工作班子的学术要求.我国大学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党务工作班子包括学校党委、总支、支部、工会、组织部、统战部和团委等的领导学术造诣不高,而权力又最大.如果把党务工作班子逐渐转换为由知名教授党员统领的具有较高学术造诣的党员领导班子,再加上校长本来就是由知名教授担任,那么我国大学就变成了事实上的教授治学和教授治校,倡导学术至上和推动学术工作的发展等就都有了根基.而且,这种改革没有任何阻力.在这一方面,我们要着重于群体的整体学术造诣的提升,而不能是某一个体.
（二）对大学实施去政治化.大学应该是一个重视学术和发展学术的地方.“教授的工作可以认为有四个不同而又相互重叠的功能.这就是：发现的学术水平；综合的学术水平；应用的学术水平；教学的学术水平.” [14]23 国家对大学实施去行政化应该自然地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国家要在大学倡导学术至上,学术自由,将其视为知识的摇篮、学术的摇篮和产生先进科学技术的摇篮；另一方面则是大学作为一个学习和学术场所,理应学术至上,不干涉政治.国家应该制定相关制度,为大学推行教授治学提供制度基础,规定大学以学习和学术为务,不干涉政治.
（三）将学术与行政二权合一.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边界模糊,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如果二者并存于一所大学,则学术权力必被行政权力掣肘,甚至被架空.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合而为一,其目标主要是将二权统归于学术研究者,实现事实上的教授治校.所不同的是,我国大学仍应保持党的领导这一思路.学校的党委书记由具备教授职称的党员担任,党务工作者实施高职称化.同时,党也可以对学校党委保持一定的布置工作的能力.
（四）引导大学发展目标转移.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国各类大学（包括高职院校）的教师素质都得到很大提高,已拥有大批具备硕士或硕士以上学历的高素质人才.这些高素质人才具备较强的学术能力和科学技术研发能力.在推行教授治学的过程中,政府要充分利用好这些人才,引导大学对发展目标进行转移,逐步建立以倡导学术自由,发展自身的学术能力和科学技术研发能力,形成自身在某些特定领域的学术优势和科学技术研发优势,并以此作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建构自身不断深入的文化底蕴.政府要给这些人才培养和发展自身学术能力和科研能力的机会,并敢于“给机会、给钱、给课题、给担子”.政府每年给予各类大学的大量的资金投入也要调整投向,把学术能力和科研能力作为资金投入的最重要标杆.政府要通过各种途径鼓励各类大学瞄准自身重点发展的某一个或几个方面,做精,做深,做出世界水平,形成具有国际化水平的办学特色.
（五）党的工作隐性化.在大学推行教授治学、学术至上,党的工作必须隐性化.党的工作应该是引导性的,内敛的,既不破坏大学学术至上的学术氛围和发展线路,又能通过多种形式实现对于大学的有效管理.党的隐性化工作方式应该涵盖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思路：
一是经济约束.党可以通过创建以公民道德实施先进单位、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先进单位、综合治理先进单位等为主题的活动调节政府对各类大学的资金投入,影响各类大学及其教职工经济收入,从外部引导大学去政治化.
二是低调的引导性活动.政府可以通过学校党委,举办以爱国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国家安全稳定教育、校园综合治理等主题活动,从内部引导大学去政治化.党从大学内部开展的去政治化引导工作应该是低调的、软性的和服务性的,负责引导工作的党员应该是德高望重的,具有人格感召力的,可以以校长服务日、书记服务日或者校领导服务日的形式出现.总之,最好是利用引导者的个人感召力实现其有效性,最大限度地把政策性、强制性掩藏起来,保持大学的学术至上发展思路.
三是加强对党务工作者的管理.一个单位的政治工作状况如何,关键在于领导者的政治态度.所以,党要达到对于大学的有效管理,关键是加强对于大学领导者的管理.其中,对于大学领导者的有效管理关键又在于加强对于校领导和二级院系的主要负责人的管理.一般而言,管好了这两部分人,党对于大学的有效管理就不成问题.党对于大学的政治工作可以通过工作汇报、领导者表态、培训等形式进行,要尽量减轻大学在政治工作方面的工作压力,以免因政治工作压力而牵扯研究工作者的太多精力,影响他们从事研究工作的积极性.
总之,在大学推行教授治学要避免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并行的局面,也要从“政府对大学”和“大学自身”两个维度采取隐性的、内敛的方式实现大学去政治化,才能既实现大学的学术至上理念,又不影响党对于大学的有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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