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现代性的反思：行动者理性、技术理性和道德弱化，本文是技术相关专科毕业论文范文和现代性和技术理性和反思方面专科毕业论文范文.
陈晓岚
DOI：10.16653/j.cnki.32-1034/f.2017.06.017
摘 要：鲍曼笔下的大屠杀因素,笔者把它们归结为两个分析的向度,即行动者理性和技术理性.本文所要论证的是,在鲍曼的理论体系中,行动者理性与技术理性,并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只有通过对道德弱化淡化之后,才能成为充分条件,而为了避免我们在讨论过程中可能纠缠在现代性道德虚无中,文章最后一部分,从鲍曼的后现代解决方案出发,对后现代的*建构略作讨论.
关键词：现代性；理性；道德
历史学的分析认为,大屠杀是一场犹太人的悲剧,是一个特例,因为是特例,所以预言它再也不会发生.从反犹主义的立场出发,有一个解释的盲点,20世纪30年代德国比当今的美国和英国拥有更多的犹太人学者和专业技术人员,魏玛共和国时代可以说“德国是犹太人的天堂”.退一步说,如果反犹是一个存在了几千年的普遍冲突,那为什么大屠杀偏偏出现在纳粹时期？社会学的研究大多认为大屠杀是现代性的一个失败,人类文明进程的失范,而不是它的一个产物.包括文明进程论在内的诸多结论,认为大屠杀只是由于人类的软弱或不完善,没有在现代化进程中有效地控制隐蔽在文明社会中的病理,比如野蛮和非理性的爆发.但鲍曼是不满意的,他所要寻求的解释建立在反驳西方病因学神话的基础上.鲍曼认为：“大屠杀可能远不仅仅是一次失常,远不仅仅是人类进步坦途上的一次偏离,远不仅仅是文明社会健康机体的一次癌变；简而言之,大屠杀并不是现代文明和它所代表的一切事物的一个对立面①.”相反,大屠杀只是揭露了现代社会的另一面,而这个社会我们更为熟悉的那一面是非常受我们崇拜的.大屠杀式的现象就必须被看成是文明化趋势的合理产物和永久的潜在可能.②
一、行动者理性与道德沉沦：配合与服从
1. 被屠杀者的配合——真正可怕的理性
（1）族群的异化.首先是被屠杀者成功地被异化,德国是一个把理性文明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国家,德国人追求秩序整齐划一,追求严谨的逻辑,对一切事物都要充分把握操控,无法接受一些不能被理解的人和事物.对于德国人来说,犹太人是难以理解的他者.而犹太教构成基督教但又不属基督教,这是一个“三棱镜群体”,陷入阶级斗争中的每一方都将犹太人这个中间人看成是另一方的成员,一种是粗野的、未驯化的、野蛮的下层阶级,另一种则是冷酷而傲慢的社会上层.这些都与德国人追求纯粹一体的现代意识格格不入,与完美的社会设计不相适应,犹太人处于现代性冲突的风口浪尖上.而这样的与单纯的异类恐惧症又是不同的,鲍曼认为在实施上的程度要更甚于异类恐惧症,其对大屠杀的驱动力也要更加强烈,因为“确信有某个人类种群无论经过多大的努力也无法融入理性秩序中去.”③
（2）自我保存理性.异化为隔离和屠杀异类提供了基础,而被屠杀者的配合也许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被害社区的首领们,执行了大屠杀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大部分准备工作,比如他们将受害人归档,负责监管在进入毒气室之前,受害人维持性命的生产和分配活动等,这的确是一种可怕的理性.这种理性就是自我保存,当面对潜在危险时,自我的管理和保存自己的生活方式成为犹太人的不二选择,如果这个推测没有错的话,那么德国的犹太人区正是德国人利用了这样一个心理来调动受害者的合作.“犹太人不得不根据所预期的纳粹的反应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不得不假定在行动与反应之间存在一条逻辑链……不得不按照官僚机构的头子提出的行为准则来行动……④”
危险诱发的自我保存是理性的算计,犹太首领算计着用有效的工作来换取驱逐和杀害的免除,有些犹太人算计着牺牲一些人来拯救大多数人,这些收益的数字上的计算实际上是将道德义务弱化了,理性原则内在的道德冷漠被推到了极致,反过来,受害者道德的堕落又使他们与迫害者的计划进行合作变得更加容易.其实,就算没有受害者的合作,大屠杀也照样进行,合作背后所蕴涵的自保理性才是体现现代性稳定而可怕的理性艺术的真正魔手,道德责任与工具理性在拉锯.
2. 屠杀者的服从美德
整个大屠杀行动者的理性中,一方面是受害者的理性,另一方面则是迫害者的理性.大屠杀并非一群肆无忌惮、不受管束的乌合之众所为,而是由身披制服、循规蹈矩、唯命是从的人所为.执行大屠杀的那些人,似乎都是守法者而不是违法者.对大屠杀的历史学研究和心理学调查表明,当时进行屠杀的刽子手大多数是正常人,不是狂、精神病人或其他道德有缺陷的个体.
在整个社会体制中,除了少数决策者,每一个成员都被置于接受和执行指令的服从地位．他们没有自主行动的权力而只是照章办事．至于所办事情的性质还有产生的结果往往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即使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也往往无可奈何.服从于权威,服从于规则是做好自己工作的美德,而“权威人物的意志无需任何的合法性”“上级是道德关怀的最高目标,同时又是最高的道德权威⑤”.根据鲍曼从米格拉姆实验中引出的结论,“行为的组织越是理性,行为就越容易制造痛苦,而个人却保持着平静”,我们可以看到残忍已经不再是拿来描写个人的个性了,更应该拿来描述权威和下属的权力关系,同样的,在这里再一次,展示了工具理性覆盖了道德责任.
二、技术理性与道德淡化：官僚的和技术的
1. 官僚体制催眠道德
体现着现代社会精细分工的官僚体系由很多环节构成,人们的行为与结果是分离的,自己的行为和大屠杀之间的因果联系难以察觉,前现代原始的杀人方式是杀人者与被杀者必须面对面,或近距离接触,或有视觉联系.这就可能激发杀人者动物性的同情,从而审视自己行为的道德意义.但是在大屠杀中却是这样的,通过拉开杀人行为与其后果之间的身体和心理距离,使得杀人者无视自己的道德责任,甚至以技术责任代替.
行为和结果的分离带来的结果是技术催眠了道德,官僚体系中的人们不需要为体制和上面的决策承担责任,他们所需要做的是最有效地找到一个理性解决的方案来完成自己的任务,目标导向程度比较强烈,工具合理性只遵循效率最大化的技术性原则.它对人的情感、道德和精神世界是漠视的,如果后者与效率发生冲突,它会尽量将它们排除掉.
但是大屠杀不是由现代官僚体系和它所体现的工具理性所决定的,也不是说现代官僚体系一定会导致大屠杀.然而要肯定的是,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以及有执行行动内在能力的官僚体系,无法防止大屠杀事件的发生,相反它使得大屠杀不仅有了很大的可能性,而且格外合理.在鲍曼的分析体系当中,他引入了现代性的另外一个创造,“官僚体系还需与现代性的另一个创造相遇,即一个更好的、更合理的、更理性的社会秩序的大胆设计……以及最重要的是绘制这些设计的能力和使它们运作起来的决心,两种现时代普遍而丰富的创造相遇就产生了大屠杀”⑥.
2. 社会工程设计
这项伟大工程其实是现代社会理性的对美好社会的理想状态,而理性促使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有了达成理想的能力也应当去完成.很自然地,消除不符合美好标准的因素就成了首项日程.纳粹德国就是利用极权制度和强力控制的意识形态来推行他们的美好社会设计意图.“现代的是社会工程的一个要素,意图使社会秩序符合对完美社会的设计.”⑥
如果说官僚体制为大屠杀提供了工具,那么可以说社会工程设计的需要为大屠杀提供了合法性.“他们被杀害是因为他们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而不适合完美社会的方案.对他们的屠杀不是毁灭,是创造.”而在这里面起到了催化的作用,种族血统的区分是最关键的一步,从而对无价值的生命实行强制驱除.运用社会设计工程来说明问题,不仅仅是原因的分析,而且更多的应该在于这背后鲍曼对于单一纯粹的意识形态的摒弃,让我们看到集权也可以表现为理性,只是前面要加上“绝对化”这个定语,他要倡导的是多元价值的社会观.
三、避免大屠杀：后现代的*构建
1. 道德与理性
道德的源泉是什么?是教化的力量还是人类的理性?我们对善恶的判断都是根据自己内在的心声.康德曾经提出“根本恶”,是指人类一种先天倾向,他也强调我们要对这种倾向负责,人类作为自由有限的理性行为者,又可以彻底地自由选择遵守还是违背道德律,人类的良知和道德本身是自律的.鲍曼把道德行为的本源叫做“道德驱力”,一个前社会的起源,而个体的道德责任依赖着最原始的起源.笔者是从他对道德与理性的关系的回答来理解这个驱动力的,现代社会生产可能以技术责任来代替道德责任,掩盖了道德责任的意义,使人们对道德评价对象和他人的命运淡漠.在现代社会中,道德有时候意味着个人采取一种看起来是反社会性的和颠覆性的立场来反抗社会权威和行动,以削弱权威的力量.
我们知道,启蒙理性开创了一个高度理性化的现代历史,理性的形式很多.鲍曼所指责的理性应该是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前文所归结的两个理性也在工具理性范畴内,如果把工具理性的问题放大到整个理性,是不准确的.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的区分来自于韦伯,他通过给现代社会祛魅,研究基督教与教徒的社会行为特别是经济行为及其后果,提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区分.从这个层面上,笔者非常赞同鲍曼对这二者关系的把握,他的担忧跟韦伯的担忧也是相似的,这两种理性之间的紧张与冲突,分裂与分化正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难题,通过前面的内容,我们不难体会到鲍曼所要说明的就是遵循效率最大化技术性原则的工具理性,不断地排挤价值理性的生存空间,这个趋势会带来残忍和冷漠的恐惧.
也就是说,道德的前现代起源到了现代社会,被工具理性所弱化,自律机制也变成一个盲区.鲍曼认为现代性无法解决这样一个冲突,他转向了后现代的*.
2. 后现代的道德药方
现代文明不仅意味着有序与和谐,而且意味着残忍与冷漠.在鲍曼的社会理论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是作为两个共存的理论背景、分析视角或者说是实践策略纳入到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分析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表达了知识分子所处的截然不同的两种境遇以及相应的截然不同的两种策略.这两个对立的概念,是从知识分子实践的角度,对近三个世纪以来西欧历史进行理论总结的产物……作为划分知识分子实践之历史时期的‘现代’与‘后现代’,不过表明了在某一个历史时期中,某一种实践模式占主导地位,而绝不是说另一种实践模式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完全不存在⑦.”后现代性并不是现代性之后的一个历史时期,不是“现代性的终结”,它自始至终都与现代性共存,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鲍曼倾向于把后现代性视为一种有别于现代性的观察问题的视角.如果说现代性往往同确定性、普遍性、同质性、单一性和透明性联系在一起,那么,后现代性则往往同不确定性、多元主义、异质性、多样性和模糊性联系在一起.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关系,鲍曼明确指出,“后现代状况既可以描述为从虚假意识中解放出来的现代性,同时,它也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状况⑧”.
鲍曼认为如果现代性的理性化和机械化不受到控制,社会力量的多元化在实际中被吞噬,那么现代性的理性化和工程化趋势就可能带来大屠杀的后果,他是在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过程中,确立对后现代性的认知.“后现代世界需要接受的是：人类世界的‘混乱状态’不是一个暂时的、可修理的状态,这种状态也并非迟早要被有秩序的、系统的、理性的规则所代替.事实上,这种混乱的状态将会持续存在⑨.”
道德是鲍曼社会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后现代时代的来临意味着*时代的终结迎来了道德的时代,“后现代的时代应该是一个道德的时代……只是到这一时代,行为对道德自身来说才是一种负责任的选择,最终是一种道德觉醒和责任”.⑩因此在后现代的多元社会,我更要建立一种“为了他者”的后现代道德,以免重蹈大屠杀的覆辙.与他人相处这种人类存在最基本和无可撼移的特征首先意味着责任.鲍曼的立场很清晰,“责任成了人类主体的存在模式,所以道德的最朴素的形式就是主体间关系的基本结构,它不受任何非道德因素影响”.他开出的药方本质在于治疗现*性社会在技术和官僚体系上对责任消解和对道德的淡化.
引文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鲍曼.杨渝东,史建华,译.现代性与大屠杀[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10,38,87, 170,210,123.
⑦鲍曼.洪涛,译.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4.
⑧鲍曼.郇建立,译.后现代性及其缺憾[M].北京：学林出版社,2002：42.
⑨鲍曼.张成岗,译.后现代*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37-38.
⑩鲍曼.郁建兴,周俊,周莹,译.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M].北京：学林出版社,2002：41.
鲍曼.杨渝东,史建华,译.现代性与大屠杀[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2：239.
[基金项目：广东开放大学省级品牌专业名师工作室,粤开大人(2016)26 号]
（作者单位：广东开放大学、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综上而言:上文是一篇关于现代性和技术理性和反思方面的技术论文题目、论文提纲、技术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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