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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1948年加入.五十年代初期在上海市卢湾区团委、宣传部做宣传工作.他家藏书甚多,有条件博览群书.因给报刊写评论性文章,主要是杂文和文艺评论,逐渐崭露头角.
1957年反右时,姚文元发表了一些反的杂文,有两篇引起的注意.1957年2月6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教条和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在此前的1956年读过姚雪垠的文章,还称赞说：“姚雪垠很会写文章.”此后,的秘书们便经常把新发表的姚雪垠的文章送给他看.这时,《文汇报》上突然冒出了一篇与姚雪垠“讨论”的文章,自然也引起了的注意.便问身边工作人员,姚文元是谁？经工作人员了解并把姚文元的简况报告给后,他对姚文元有了一些印象.1957年2月16日,在一次谈话中,谈到了青年作家王蒙、青年文艺理论家李希凡,也谈到了青年文艺评论家姚文元.在谈到这三个人时,对姚文元的评价最高.是从要防止片面性谈起的,他说：“我们的危险就在革命成功,革命成功了,四方无事,天下太平了.片面性的打击不能锻炼出真正好的文学艺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年年都有野草,野草一翻过来就是肥料,只准长粮食不准长野草是不对的,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斯大林教条主义不是两点论,而是一点论,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同时一点里面又有两点.我们连队指导员,讲话时总是讲两点：优点和缺点.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指《教条与原则》）,我看是不错的.过去我们提倡一家独鸣,那是历史条件决定的,不如此不能打倒国民党20年一家独鸣的理论……”表扬姚文元的话,使姚文元受到了上海市委的器重.柯庆施亲自找姚文元谈话.姚文元也被确定为出席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海文艺界代表团成员之一,并于1957年3月到北京,3月10日受到的接见.更使姚文元高兴的是,在3月10日接见上海文化界代表团时,当着众多上海文化界名流的面,再一次提到姚文元,表扬了姚文元,而且把姚文元摆到当时在全国已经很有名气的作家王蒙和文艺理论家李希凡之上.
姚文元的反右文章中,特别是其中一篇叫《录以备考》的,发表在1957年6月10日《文汇报》上,被读到,受到毛的更大重视.这则杂文的大意说,主席接见共青团会议代表时发表讲话,指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与行动都是错误的”.《人民日报》《解放日报》都做了版面上的突出处理,“但《文汇报》却把这条重要的新闻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这至少驳倒了一种理论：‘新闻的编排是没有政治性的’”.过了8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又过了16天,即1957年7月1日,给《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发表.其中有言：“《文汇报》至今不准备批判”“大量采用过的当作向无产阶级进攻工具的反动编排”.这说明姚文元的这篇杂文与的这篇社论,在观点与思路上完全沟通与衔接起来了.
不久,姚文元被调入上海市委机关刊物《解放》杂志社.该杂志当时主编是周原冰.姚文元离上头精神更近了,文章也写得更多了.
姚文元于1962年调入《解放日报》社,任编委兼文艺部主任.直到1966年“”爆发,调到小组前,他的编制与职务都没动过.名义上在《解放日报》呆了五年,实际上呆的时间并不多.一因市委有指示,姚的主要任务是照精神,给市委写重点文章,文艺部实际上仍由副主任黎家健主持日常工作.二因他生了一场重病、长病.姚文元来报社一年多就得了传染性肝炎,先住传染病医院隔离治疗,后又去青岛疗养.身体恢复后,1965年4月又向报社请全假,说市委要他写文章,不看文艺部的稿子了.“五一”节后,即到宛平路11号华东局内刊,后为市委写作班所在地的三楼去写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从此一去再未回报社文艺部办过公.所以,姚实际在文艺部工作不过两年而已.
姚文元初来报社时,被安排在汉口路274号二楼西南角的一间带有卫生间的房子里办公.这间房子,据说原为《新闻报》的总经理室,当时为《解放日报》文艺部的两间办公室之一.这是一间不大的房间,约十五六平方米,坐了5个人.靠窗是一张正方形的两边带抽屉的双人台,东西两边分别坐着副主任黎家健和组版编辑徐葆璟.靠西墙卫生间门前是一张单人写字台,坐着言论编辑武振平.进门一张双人台由姚文元和我合用.姚文元坐北朝南,我坐南朝北.姚文元有时来上班,有时不来上班.上班时经常是从黑色塑料提包里拿出一摞书,闷声不响地看书.一般没有人主动同他讲话,他也极少对别人开口,包括来往于文艺部的陌生人或熟人.前不久读到原《上海海港报》主编金宝山的一则短文,是怀念文艺部已故编辑汤家驹的,其中有言,说姚文元明明与他认识,但不与他搭腔.这是事实,但姚文元不是对他一个人,对其他熟人也一样.我坐在姚对面,对这一点观察得是十分准确的.
姚文元一年四季大部分时日都是穿一套当时流行的蓝卡叽布的中山装,配一顶蓝色干部帽.中山装有时已洗得泛白.长期戴帽子大概是因头发稀少之故.脚上常蹬一双旧皮鞋.“”初期,姚的邻居王维的小儿子曾说过：“姚文元有什么了不起,穿破皮鞋的！”姚文元在文艺部期间,我从未见过他穿过新皮鞋.有时在冬天春节期间穿一套深藏青粗呢中山装制服,配套的黑粗呢帽子,都属最一般的大众粗呢料.姚文元平时的装束意味如何？我揣度,当时提倡干部节俭、衣着朴素易接近群众.当时的社会时尚也确实如此.在那样的年代,衣着是一片蓝海洋.根本因素是计划经济下物质的匮乏.对姚来说,他因父亲有历史问题,故也为人低调,服饰上也不想显眼,惹人注意.“”十年,干部、红卫兵等,又转为一片黄军装.“”中我多次遇到姚文元,他平时大都是穿军装了.有时,他夜里穿着军装,戴上口罩,骑上自行车,从兴国宾馆住处骑到他父母住处,去看望他父母及女儿.
我和文艺部同仁,工作上问题大多向副主任黎家健请示.偶尔问及部主任姚文元时,他还是耐心回答的.但他从来是简明、扼要作答,从不发长篇大论,包括在部务会议上的发言.他给我的印象是,虽然擅于写作,但不擅于辞令.1967年1月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一个小会上遇到陈伯达,听其发言,也是这种类型.这同乔冠华、胡乔木等那种既擅文又擅言的文人截然不同.“”前胡乔木曾在上海养病,在剧场里,我遇见过他.这两类文化人还可举出很多,健在的如我的学兄邓伟志和余秋雨先生,“”中都曾在市委写作班呆过,两人都擅文,邓借《解放日报》汉口路309号一隅写自然辩证法文章,很有特色；余借《文汇报》一角写人文方面文章,被称为“一匹黑马”.但邓不善言辞,余则能言善辩,少有人及也.
我在文艺部是后生——最年轻的编辑、记者.我编、写的杂文直接交资深言论编辑武振平审阅,武认为可使用的,由他交部主任兼编委的姚文元审阅；我采写的文艺报道、人物专访之类稿件直接交副主任黎家健审阅.所以,我在工作上并不直接同姚文元打交道.我在业务上、写作上,也没有直接向姚文元请教过什么.姚文元在写作方面也不好为人师.有时,文艺部几位同仁,包括姚文元在内一起由报社外出开会,一起坐公共汽车,大家车上说说话,但姚一言不发.如一次集体去延安西路200号文艺会堂开会,车上就是这样.回报社时,姚先跳上一辆71路公共汽车,我上了后一辆车.我在延安东路下车后,沿着江西中路回报社.在一个烟杂店门口,见姚文元正拿着一小瓶桔子水在喝.他向我点点头,也不讲话,我等他喝完,一起步行回报社.几百米的路程上,他基本无话,我也不便问他什么.
姚文元调到报社初期,报社内部有些关于他的传闻.如说他在卢湾区区委、区政府时,主动追求同事金英,但金英见他相貌平平,发稀齿松,并不回应.当时区委一位头头,不知出于何种动机,极力劝阻金英不要与姚好.但后来姚在写作上逐渐崭露头角,金英还是嫁给了姚.后来,金英“揭发”这位区委头头阻挠她与姚文元谈恋爱.姚后来写文章时,有时用“金文”的笔名.
姚文元来报社后,报社通过市委机关行政管理局分给他一套住房,地处香山路41号孙中山故居邻边底层,楼上住的是第二总编辑王维.后来,中山故居要重新修缮,准备对外开放,市里又分别给王维、姚文元安排了新住处,将中山故居原住处收回.一天,文艺部行政干事老潘告诉我,说姚文元这两天已从市传染病医院肝炎隔离病房出院回到家里,又正逢搬家,乱糟糟,但部里居然没有一个人去过问,不大合适吧.我听出老潘的弦外之音,我还算个年轻力壮的,可出点力的人.问了老潘姚家的旧地址,第二天下午我就到香山路,见一间长方形三四十平方米的底层房间,有高级地板,四周全是书橱.家什、器具都已搬光.书橱是上下两层橱垒放的,上面的一层橱,也已搬光,只剩下面一层橱,约半人高,还都没动过.书橱内的书也整齐地摆在其中.我俯身浏览了一下,见全部都是建国前出版的书,有布面精装书,有些还是线装书,有些一套书外面加布套的.我思忖,这绝对不是姚自购的,十有是承袭其父亲作家书屋时留下的旧家底.
我正在浏览,忽然从后面厨房间走出一个人来.我定睛一看,穿一身黑色粗呢中山装,戴一顶黑色呢帽,正是姚文元.互相寒暄几句后,他说：“很抱歉,凳子搬得一只也没有了,只好站着说话了.”我问他：“病情痊愈否？”他说：“基本稳定下来.”我再问他：“搬家需要帮忙吗？”他说：“不用了,已搬得差不多了.”我仔细看了看他的面容,白白胖胖,显然医疗条件不错,但似乎也略带几分浮肿,并非正常的胖.
姚文元问了我一些报社及文艺部的情况.我说,原分管理论、文艺的副总编辑徐惟诚已调团任候补书记,文艺部副主任黎家健调到市委宣传部文艺处任处长.我有点带感彩地感叹说：故人多去也,若《红楼梦》中的荣、宁二府,人气不足了.他听了说：“事情总归是发展变化的.”
我问他：“你还能回文艺部工作吗？若能回,估计何时？”他说：“医嘱还需要疗养一段时间,或许半年,也说不定.”后来听说组织上批准他到青岛去疗养了.此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姚文元没有来过报社.这期间,我收到他一封信.雪白的信封带有一些水墨淡青装饰,信笺同一风格.内容大意：“小赵：一个人的工作好比挑担子,先担五十斤,再担七十斤,后挑一百斤,再后挑得更多……”这显然是针对我对文艺部人去楼空的感叹而写的.我揣度,寓一种气可鼓而不可泄之意,又寓一种要我这个后生小子逐渐挑起工作重担之意.
姚文元于1964年下半年名义上回到报社文艺部,但因市里有写作任务,所以也是断断续续来一下.基本不坐班,只看一些重点稿子而已.我同他接触也不多.到了1965年4月,他正式向总编辑请假,说市委有写作任务,报社稿子不看了.其实,是接受了陈丕显、从处接来的写批《海瑞罢官》的稿子的任务,去了华东局内刊,关门写作去了.嗣后,直至“”爆发,姚文元只在报社领工资,报社公务都不干了.调小组后,工资也不在报社拿了.这段时间,我很少见到姚文元.直到1968年春,我才在另一个层次上,又恢复了和姚因工作关系而不时有见面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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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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