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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十九年（803）,董邵南屡试不第,准备到河北藩镇幕府中任职,时为四门博士的韩愈写下了《送董邵南序》一文相赠：
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屡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
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
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单从文学鉴赏角度来看,这篇序文虽然篇幅短小但却精致巧妙,层次递进,文笔流畅,人情味极浓.其行文更是跌宕顿挫,开阖自如；其笔法灵动飘逸,变化多姿；其表意含蓄深婉,曲尽其妙,堪称短篇中别具一格的佳作.诚如《古文观止》所评：“文仅百余字,而有无限开阖,无限变化,无限含蓄.短章圣手！”韩愈本人被赞为“文起八代之衰”,由此亦可略见一斑.而本文将着重从另一个角度即其表面文字背后所蕴含的政治性“微言大义”来对这篇序文做一番简要的解析.
韩愈所处的中唐时代所面临的一个突出的政治问题便是藩镇割据.藩镇节度使往往拥兵自重,自署官吏,俨然已成为与朝廷相对立的独立王国.据《新唐书?藩镇传》记载：
安、史乱天下,至肃宗大难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 ,护养孽萌,以成祸根.乱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效战国,肱髀相依,以土地传子孙,胁百姓,加锯其颈,利怵逆污,遂使其人自视犹羌狄然.一寇死,一贼生,讫唐亡百馀年,卒不为王土.
自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就成为唐代的一大祸害,并且一直伴随至唐王朝灭亡.“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安史余部还保存着相当大的势力,昏庸的唐代宗为求得暂时的苟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在平叛过程中,唐王朝对内地掌兵的节度也多加节度使的称号.因此,经过“安史之乱”后,“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
藩镇割据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很大危害.它们各拥强兵,“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甚至节度使的职位也往往父死子继,或部下拥立,唐只能事后追认,不能更改.他们各霸一方,专横拔扈“喜则连横而叛之,怒则以力而相并,”给整个社会和广大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在对待藩镇的态度上,韩愈是坚决站在集权一边,力主削藩平叛的.在《张中永传后叙》中,他热情赞颂了顽强抵御安史叛军,以死报国的张巡、许远、南霎云等人,揭露了那些“弃城图存者”,“擅强兵坐而观者.”他说张巡、许远、南霏云等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当是时,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而坐观者,相环也.”热情的赞颂,愤怒的谴责,洋溢于字里行间.在《潮州刺史谢上表》中,他指出“天宝之后,政治少懈,文致来优,武剋不刚,孽臣奸隶,蠢居其处,摇毒自防,外顺内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孙,如直诸侯,自擅其地,不贡不朝,六七十年”.正是因为韩愈对藩镇割据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所以他对藩镇的叛乱是力主平定的.淮西吴元济叛乱后,朝廷大臣中多数人都主张故容妥协,认为朝廷无力平叛.但韩愈却上书主张平叛,他指出淮西“以三小州残弊困剧之余,而当天下之余力,其破败可立而待也.”他还进一步指出:“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断与不断耳.夫兵不多不足以胜,必胜之师必在速成.兵多而战不速,则所费必广.两界之间,疆场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杀伤.”要求皇帝不要迷惑于那些主和者,下决心平叛.而且必须迅速,如果旷日持久,则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后来,韩愈又亲自参加了平定淮西之乱,在平叛中,积极出谋划策,立下了不小的功劳,因功擢为刑部侍郎.
由上不难看出韩愈是坚决拥护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然而董邵南所去的“燕赵之地”正是势力最为强大的“河北三镇”所在地.在序文开首韩愈称“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而董邵南又“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所以说“吾知其必有合也”从这段可以看出韩愈似乎是很支持董邵南去藩镇的.然而到第二段,韩愈又笔锋一转写道“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其言外之意很明显,今天的“河北之地”已不同于古“燕赵之地”,古“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士而今“河北之地”却是飞扬跋扈,性如豺狼的藩镇节度使.今昔不同,对比显然,其实又何用“以吾子之行卜之也”？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韩愈在前两段末都以“董生勉乎哉！”作结,用在第一段末包含的似乎多是劝勉之意,而用在第二段末读起来感觉更多的倒是劝诫之意了.在第三段,韩愈不再谈论燕赵的今昔.宕开一笔,托董生到河北后为他办两件事：第一件,“为我吊望诸君之墓”.望诸君是乐毅的封号.乐毅为燕国立下破齐大功,但因燕王听信谗言,被迫逃亡到赵国并死在那里.韩愈让董生凭吊乐毅,正是要他反躬自省：乐毅尚且如此,你董邵南在今天的藩镇幕府中能有什么好命运呢？第二件,替我“观于其市”,看看“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日：“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韩愈在这里以昔时没有得到燕王重用的那些身怀利器的“狗屠”来代指当今那些深居“燕赵”而被埋没的人才.并希望借董邵南之口劝他们能够离开藩镇,出来为朝廷,为“明天子”效力.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韩愈为董邵南写的这一篇序文,看似送行,实是挽留.从个人情谊上讲,韩愈对好友董邵南的遭遇还是深表同情的和理解的.在序文首段他便以富有浓厚同情心和人情味的语句写到了董邵南的不幸：“董生举进士,屡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并且委婉地表达了对“有司”的不满,尤其在最后写道“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更富讽刺意味：如果真有“明天子”在位,那么“怀抱利器”的董生又何必“郁郁适兹土”呢？显然韩愈对当时朝廷和最高统治者不能够选贤任能和埋没人才这一点是深表不满的.然而韩愈毕竟是一位重公义甚于私谊的正统之士,他积极拥护国家统一,维护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政治立场是深深根植于心而绝不动摇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韩愈不会仅仅从个人得失的角度出发,来简单地评判董邵南的抉择.董邵南既然“怀抱利器,郁郁适兹”,无疑是为虎添翼.韩愈既爱才,又忧国,或者说他的忧国之心甚于爱才之情.可以说韩愈为董邵南作此序,本是送他往,却要止他往.文章虽短小,然而极近隐晦曲折,佛如“春秋笔法”,于简练文字之外包含丰富的政治性“微言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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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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