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制度和腐败：基于差异化国家的比较分析，该文是*制度类有关硕士毕业论文范文和差异化和*制度和腐败类硕士毕业论文范文.
冉昊
（党校,北京100091）
摘 要：
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国家进行比较分析,可以驳斥 “制度不能遏制腐败”这种流行观点.差异化国家包括 “半”或“伪”国家、转型国家、制度不成熟国家和制度成熟的国家四种类型.前三种类型的“”国家的腐败问题较为严重,后一种类型国家的腐败问题相对较轻.前三种类型的“”国家依然面临着市场经济不完善、经济社会体制转型、分配制度不公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才是导致这些国家发生严重腐败的根源.分析差异化的类型,有助于理解制度与腐败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探索和完善中国特色的实践形式.
关键词：
差异化；腐败；权力制约
中图分类号：D6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１６８（２０18）０2－0089－07
近年来,对于腐败的根源和遏制腐败的方法,已经有很多探讨.
腐败的产生主要是因为权力过分集中而不受制约.因此,什么样的制度可以制衡权力呢？就人类已经发明的制度而言,制是目前为止最可能对权力进行制衡的制度——当然,这里说的制,不是古典式直接,而是近代以来才有的基于代表制的间接制.
对此,有很多人提出质疑——如果说制度能够遏制腐败,那么为什么很多国家（如阿根廷、俄罗斯、印度、韩国、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等）的腐败程度也很严重呢？因此有人得出结论,不可能靠制度来,因为制下的腐败一样严重.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从本质上说,它涉及以下三个问题.这些所谓国家的腐败,是由制度引起的吗？制度对于遏制腐败当真起不到作用吗？差异化对我们理解与腐败之间的关系具有何种启示？
一、“”国家的腐败,是由制度引起的吗？
出现了腐败的“”国家有三类：一是有争议的“”国家,即东南亚诸国； 二是近年来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如俄罗斯和韩国； 三是无可争议的国家,如印度和阿根廷.
1. “半”或“伪”与腐败
第一类：有争议的东南亚“”诸国.泰国和马来西亚如同很多以之名行集权之实的国家,虽然有各自的国会、议员甚至选举,但其实算不上国家.亨廷顿就把这两个他称之为“半”的国家,划归为未实现的国家行列①［1］(p.359).泰国常年陷入民选政府和军人政府反复交替的漩涡之中.2014年5月,泰国总理英拉为兑现竞选承诺,大力推行以高于市价四成至五成向农民收购大米的计划,但该计划造成泰国亏损8780亿泰铢,英拉因此,并由泰国军方接管权力.如果把这次军人接管算作政变的话,那么这是泰国1932年结束君主专制以来的第19次军人政变.而英拉的哥哥也命途多舛,在2006年底同样遭到泰国军方的政变被赶并流亡海外.马来西亚实际上是由三个政党组成的执政党联盟的,自1957年独立以来,国民阵线和它的前身联盟党一直执政到现在,超过了半个世纪.国民阵线主要由代表马来裔的巫统、代表华人的马华公会和代表印度裔的印度国大党组成,由于巫统一直在国民阵线中独大,所以巫统主席自然成为马来西亚的总理.即便在2008年举行的大选中,国民阵线在大选中“败”给反对党联盟（行动党、泛马回教党和人民公正党组成）,在国会破天荒地未能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席位［2］,但其损失也只是无法掌握修改宪法的绝对主导权,对其领袖获得总理职位并无任何影响.亨廷顿甚至认为马来西亚一直维持着“伪”的面目［1］(p.18).泰国前任总理英拉和原总理他信是一家人,马来西亚的现任总理纳吉布则是20世纪70年代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之子,这当然不能等同于某些专制国家的“家天下”,但其所反映的一种特点会让人产生遐想.
即便菲律宾被亨廷顿称为在1990年之前唯一实现过政权合法转移的亚洲东部和南部地区国家②［1］(p.368),但在1986年2月之前,菲律宾也没有真正实现过——直到马科斯的政权才因为受到了阿基诺事件的牵连而被终止［1］(p.23) .
因此,泰国、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实际上从来都无法和国家画上等号,菲律宾也在相当长时间内陷入和的反复——于是,我们也就更不能把这些国家内部出现的腐败记到制的账上.所以,一些国家的腐败,并不是因为制度,而是因为我们可能把一些“半”甚至是“伪”的国家误认为是国家.
2. 转型与腐败
第二类：近年来转型的国家,即俄罗斯和韩国.东欧剧变后,俄罗斯实现了转型,成为国家,但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在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上,俄罗斯在2011年排在第143位,属于腐败十分严重的国家.事实上,俄罗斯为了尽快摆脱苏联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留下的阴影,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上进行全面转轨,政治上的化和经济上的“休克疗法”同步进行,在这个过程中,国有资产被贱卖,腐败滋生,少数人一夜暴富.因此,造成俄罗斯化之后腐败加剧的,恰恰不是制度本身,而是社会在转型过程中给特权者留下了大量的寻租空间.
研究表明,腐败源于制度转型,如果命令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双轨道并行,行政权力在经济活动中到处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寻租活动就变得越来越严重［3］.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韩国.虽然韩国近年来的腐败状况大有好转,在2011年的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上位居第43位,但在20世纪80年代,
韩国历史上首个通过人民直选并按合法程序当选的总统卢泰愚,从三星集团、东亚集团等获取贿赂36次,
最终被判入狱17年［4］.而继任的民选总统金泳三的12名亲属涉嫌腐败,三个儿子也因为涉及腐败而锒铛入狱［4］.应当注意的是,当时的韩国正面临着政治制度的转型,社会反的活动一浪高过一浪,比如1986年2月12日,由新民党和以著名人士金大中、金泳三为首的在野团体“推进化协议会”发起的“一千万人改宪签名运动”——政治体制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开始变化,政治上进入了由专制向过渡的阶段,这导致社会乱象丛生,腐败的发生恰恰是因为社会正处于政治转型期,而不是因为制度本身.此外,韩国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也成为导致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化以前的年代,大至制定国家产业政策,小至企业的外汇、银行贷款、海外投资、原材料供应,政府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韩国大企业的董事长实际上是政府,业主只是扮演了管理者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的政治情结很浓,摆脱不了依附权贵最后自己成了权贵的角色.”［5］
所以,一些转型国家的腐败,并不是因为制度导致的,而可能是和其所处转型期市场经济制度不完善、政商关系中政府占据主导地位等因素有关.
3. 制度不成熟的与腐败
第三类：无可争议的国家,即印度和阿根廷.在亚洲的化进程中,印度作为一个国家,基本上不存在任何争议.然而印度存在的腐败情况也并不乐观,在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上排名第95位,属于腐败较为严重的国家.可是印度的腐败真的是因为实行制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和印度同处亚洲且同样实行制度的日本为什么会腐败程度比较低（在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上排名第14位）.
印度出现腐败的真正原因是制度不完善和不成熟.一是印度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够完善,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为腐败提供了温床.有相关研究指出,在印度,滥用权力的机会和无效的监管是导致腐败的重要原因
［6］.这两项与制度并不相关.恰恰相反,权力的滥用和监管的无效,往往是因为实行了非市场化的经济制度,以及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导致的,恰是忤逆了制度才造成的腐败.有研究佐证,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印度国大党在执政期间,推行国家主导的混合经济发展模式,实行对国家经济的干预政策,为权力与利益的结合提供了巨大的空间［7］.“国家对私人经营活动的严格控制给了主管部门官员
极大的权力.他们可以很快批准某项申请,也可以寻找理由拒绝批准或无限期拖延,这时有没有贿赂往往成为决定性因素.”［8］(p.145)可以说,印度属于“不自由”的制度,印度的经济自由化不仅起步较晚,还遇到了国内强力联盟和底层人民对私有化的抵抗,大部分农村地区很少受到自由化改革的影响,并且印度的私营企业大部分掌握在一小撮贵族阶级和种姓家族手里,多数人不能够均沾企业在市场上获得的利润［6］.二是印度的分配制度不完善,导致了国家能力的孱弱,为腐败滋生了土壤.印度国大党执政期间,分配政策使改革成果首先让中产阶级和大企业家受益,广大下层群众的生活状况没有得到实际的改变.据瑞士银行统计,印度商人、公司和政客在该行的外汇存款高达2.5亿美元,占全印度私人财富的三分之一.在印度的农村,占全国农村人口约4.5%的地主和10%的富农仍然占据着农村75%的土地,贫苦的农民和无地的产业工人占到了农村人口的25%［7］.在这样的分配制度下,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少数人手中,而国家的财政捉襟见肘——就连福山也认为,印度的腐败不是因为制度,而是因为国家能力的缺乏,以及由此导致的国家无法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这使得印度人民果断地转向人民党领袖纳伦德拉·莫迪,希望他能提供坚决的领导,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取代过去十年来无能腐败的国大党领导的联盟［7］.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拉美的国家,比如阿根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阿根廷也算赶上了第一波化浪潮的尾巴,建立起了多少带一些色彩的政体,但在1930年的军事政变中草草收场.伴随着第二波化浪潮,阿根廷在1945年又再次通过普选产生了政府首脑,但这种半状态在军人政治和贝隆党人之间的冲突下变得极其不稳定［1］(p.18),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同英国的“马岛之战”中阿根廷军政府的败北使其合法性遭到严重削弱,进而在1983年由选举产生了新的文官政府,也算是搭上了第三波化的浪潮［1］(p.22).可以说,阿根廷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有着三波化浪潮经验的国家.所以,阿根廷政体的特性毋庸置疑.然而,在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上,阿根廷位列100名,其腐败程度在拉美诸国中较为严重,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对于这样一个国家中的“老资格”,“”显然不是其腐败的根源——因为在军政府统治期间,阿根廷的腐败也没见有多大好转.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制度的反复波折增加了彻底化的成本,导致制度始终无法成熟起来.一是阿根廷的政府对市场运行的过度干预依然较高.如官员在处置原先国有资产的产权上,拥有较大的权力.前总统梅内姆在退休后就因为任内“非法出售国有地产”遭到了起诉［9］. 二是政治制度设计上对权力制衡的强度仍然不够.阿根廷虽然也实行三权分立的制度,但“在超级总统制和强势政党控制的环境下,三权之间的制衡作用非常小,行政权力远远超过立法权和司法权……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梅内姆执政时为了实现对司法权的控制,把最高法院的法官人数从5名增加到9名,其亲信占到6名”［10］.很显然,不是因为制,而恰恰是因为背离了制,才造成阿根廷的腐败问题.
另外,经济发展水平也可能对腐败产生影响.如果我们再观察全球清廉指数的排行情况,则可以发现一个粗略的规律,即大凡清廉排名很靠前的国家,基本都是发达国家,而排名靠后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也较低.在排行榜上位列前五十名的国家,只有卢旺达的人均年收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0000美元；而在该榜上位列最后五十名的国家,只有委内瑞拉的人均年收入高于6000美元,另外只有三个国家高于4000美元［11］,其余腐败严重的国家,人均年收入都低于4000美元.“休克疗法”的始作俑者、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指出,穷国的腐败可以用贫穷程度来测量,并且这种“相对腐败”的传导机制具有循环性,例如,贫穷引发了腐败,反过来,腐败又会导致经济发展的落后［6］.贫穷之所以在印度成为诱发腐败的一大因素,也说明了经济发展水平和腐败之间存在的一定关系.
综上所析,国家的腐败和制度无关,而和这个国家处于特定的社会和制度转型期有关,也和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还与这个国家关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政治经济制度有关.这些国家的腐败不是因为实行了制度,要么因为这些国家是“半”或“伪”国家,要么因为这些国家制度不成熟,以及这些国家制度各自所处的环境不够成熟——这个环境包括社会转型状况、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等；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实行制度,这些国家的腐败可能会更严重.
二、制度对遏制腐败起作用吗？
回答这个问题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循着这个问题抽丝剥茧,一步步探讨是如何抑制或纵容腐败的.另一种思路是反向论证——如果对于腐败的遏制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无法做出明确的界定,那么我们可以思考一下那些清廉国家与制度之间的关系.
虽然很多所谓国家的腐败问题比较严重,但这些国家多半是我们所称的不成熟的国家；反过来,如果我们观察那些腐败程度很低的国家,则大都是国家,并且是成熟的国家.在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的十个级别中,排名前四个级别的国家可以算作腐败程度较低的国家或地区.这类国家或地区共有34个.我们姑且称之为清廉国家或地区.在这些清廉国家或地区中,我们发现只有新加坡、中国香港、卡塔尔和阿联酋
是非制度的国家或地区,其余30个都是国家或地区.
在这30个国家或地区中,有24个国家或地区是经历了第一波化浪潮的洗礼的——即便其中有8个国家后来又经历了化后的回潮（又变回非国家的波折）；只有巴巴多斯、博茨瓦纳、塞浦路斯、爱沙尼亚、巴哈马、中国台湾和圣卢西亚没有过最早阶段的经验（参见表1）.
概言之,在全世界范围内腐败最轻的国家或地区中,有88%的国家或地区实行的是制度；而在这些实行了制的国家或地区中,又有80%的国家或地区有过近代以来最早阶段的经验,使其有可能发展出比较完善和成熟的制度.按照这个逻辑,世界上腐败最低的国家,绝大部分是具有相对完善和成熟制度的国家,或者说,成熟的制度可以让这个国家的腐败程度较低.
表1世界上腐败程度最低的34个国家所处的三波化浪潮的阶段
类型时间国家或地区数量
第一波
彻底化的1828年~1926年
新西兰、丹麦、芬兰、瑞典、挪威、荷兰、澳大利亚、瑞士、加拿大、卢森堡、冰岛、英国、比利时、爱尔兰、美国、法国
化后又回潮的1922年~1942年德国、日本、奥地利、乌拉圭、智利、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
24
第二波
彻底化的1943年~1962年德国（西德）、意大利、奥地利、日本、巴巴多斯、博茨瓦纳、塞浦路斯③
化后又回潮的1958年~1975年乌拉圭8
第三波1974年~德国（东德）、葡萄牙、西班牙、乌拉圭、爱沙尼亚、中国台湾、智利、巴哈马④（1973）、圣卢西亚⑤
9
未经历新加坡、中国香港、卡塔尔、阿联酋4
资料来源：笔者在亨廷顿·萨缪尔的《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基础上,结合其他公开资料整理制成.
三、启示与借鉴：差异化制度与腐败的辩证关系
以往我们对国家的认识往往铁板一块,盖因对本身的界定依据过于单一化,要么依据熊彼特的意识形态区分［12］,要么依据普萨托利的普适价值性划分［13］,或是依据王绍光的选举程序式的“选主”界定［14］,往往忽视了政体国家内部的差异性.这容易让我们对于制度的认识产生选择性偏好：一旦当我们聚焦于和经济发展之关系时,又自发性选择特定的几个我们熟知的经济发达的国家（即制度成熟的国家）；而当我们聚焦于与腐败之关系时,又自发性选择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或是制度不成熟的国家.这使我们对与腐败之间关系的认识产生偏差.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对差异化国家进行界量,即将国家划分为四种类型：“半”或“伪”国家、转型国家、制度不成熟的国家和制度成熟的国家（参见表2）.其重要价值在于两点.
表2差异化国家类型
差异化
国家类型“半”或“伪
”国家转型
国家制度不成熟的
国家
制度成熟的
国家
代表国家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俄罗斯、韩国印度、阿根廷英国、美国及西北欧等国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第一,差异化国家是有效理解与腐败关系的基础.（1）差异化国家的前三类,即“半”或“伪”国家、转型国家和制度不成熟的国家,对遏制腐败具有局限性.在“半”国家的泰国,2017年8月,因“大米渎职案”即将受审的前总理英拉离奇出逃,最终被缺席判刑五年.假如整个事件程序,而受审对象英拉成功出逃,这恰恰反映了泰国这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司法制度的漏洞；假如整个事件程序不,那么司法机关对该国前行政首脑的“腐败”审判就是“欲加之罪”,更反映出这个国家制度对于防止腐败的不完善.作为转型国家的韩国,在实现化整整30年后的2017年,总统朴槿惠因“亲信门”和诸多“腐败”丑闻被弹劾.这场看似以最“”的方式维护韩国人民权利、用“”手段把总统拉下马的大戏,却并非表面看起来这么简单.
虽然我们无法断定朴槿惠“亲信门”事件的背后必定有一股反朴势力利用制度来实现其政治阴谋,但我们亦无法排除这样的可能性.这也是至今朴槿惠对关于腐败的诸项指控拒不认罪的重要原因.可见,假以反“腐败”,在转型国家中恰恰反映出不成熟的制度对遏制腐败的局限性.但须注意的是,这种局限性并不来源于制度本身,而是制度的不成熟及其所处环境的不完善.（2）制度较完善的国家对于权力制衡也并非没有纰漏.如在权力制衡体系较为完善的美国,三权之间的博弈也存在缝隙.2016年2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时任大法官斯卡利亚去世,其所空出的职位将由美国总统提名的新大法官候选人补缺.作为“三权”的一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所代表的司法权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美国联邦宪法规定,新任大法官须由美国总统提名并获参议院票决同意后才能上任（体现了三权之间的相互制衡）.而自2014年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共和党在参议院获得多数席位,这直接导致党人奥巴马提名的法官难以获得参议院支持.参议院拒绝启动程序审议奥巴马总统提名的大法官候选人（奥巴马为了获得共和党的支持,提名了一位63岁的亲党大法官候选人,此人为美国四十年来最年长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2017年2月,特朗普上台后,为了更持久地在联邦最高法院多一位亲共和党的大法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为终身制）,提名年仅49岁的亲共和党法官戈萨奇为候选人,并于4月12日获得参议院表决通过（此时的参议院依旧是共和党多数席位）.可见,即便是制度已经较为成熟的发达国家,通过制衡权力来防止寻租和腐败也并非没有漏洞可钻.
第二,打破对差异化遏制腐败的迷信,通过完善中国特色的实践形式来遏制权力寻租与腐败的蔓延.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
“发展社会主义政治”,这为探索和完善中国特色的实践形式做好了顶层设计与方针指引.通过完善中国特色的实践形式来遏制腐败,其实质就是要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应当包括两个维度.（1）纵向维度实现由下而上的权力制约.一方面,通过完善基层协商,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共建共享共治”.目前基层协商的模式也日趋多元化,从协商主体看,有群众自发组织、官办协商、预算参与（即通过基层人大预算审议实现协商）等多种形式；从协商形式看,包括浙江温岭的恳谈、吉林安图的民意裁决团、北京顺义的村规民约等多种模式创新,这就为基层协商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通过农村选举的自治实现对基层公权力的有效监督.当前正在进行的农村“两委”三年一度的换届选举（截至2018年1月底）,与往届农村“两委”换届选举的最大不同,是村委会候选人从过去的四人增加到五人（即海选阶段按得票多少排序选出五位候选人）,再从五人之中进行二轮差额选出包括村委会主任在内的三名村委.而整个选举过程,严格实行“双过半”的规则,即村委会委员选举人数超过本村村民半数、当选的三名村委票数都要超过选票的一半,从而在现有条件范围内较好地保障了农村“两委”换届的性.（2）横向维度进行权力制约.就权威型政体而言,横向维度的权力制约往往是实现监督的难点.目前我国正在推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其核心在于两条.一是整合监察机构,提高权力横向制约的效率.如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地区的监察委员会将人民政府的监察厅（局）、预防腐败局及人民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相关职能整合进来,与纪委合署办公,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能［15］.二是以留置权代替“两规”,进一步完善党内横向权力制约的规范化与法制化.机构的重组与程序的规范,本质上反映了横向权力制约监察资源的重构与权力制约机制的进一步理顺,这就为中国特色的实践形式创新拓展了空间.
注释：
①亨廷顿把泰国和马来西亚称为“半国家”,并将这两国划为还没有实现的国家行列.
②这意味着亨廷顿认为,别的国家要么是军人政权和个人,要么是.
③塞浦路斯于1960年8月16日宣布独立,成立塞浦路斯共和国,希、土两族组成联合政府,现行宪法于1960年8月16日公布.宪法规定塞为共和国,总统由希族人担任,土族人任副总统,行政权属总统、副总统,他们对行政方面的重大决定均有最后否决权.由于两族争端,宪法并未得到贯彻.虽然如此,一般认为,塞浦路斯属于总统制国家；根据其独立时间,笔者将其归类为第二波化浪潮中实行制的国家.
④巴哈马于1973年独立,但仍为英联邦成员国,实行议会制君主立宪制,元首为英国女王,总督根据巴哈马总理提名由英国女王人任命,总理由选举的议会多数党领袖担任.故而一般认为,巴哈马是实行议会制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根据其独立时间,笔者将其归类为第三波化浪潮中实行制的国家.
⑤圣卢西亚于1979年独立,但仍为英联邦成员国,实行议会制君主立宪制,元首为英国女王,总督由英国女王任命,而总理则由选举的议会多数党领袖担任.故而一般认为,圣卢西亚是实行议会制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根据其独立事件,笔者将其归类为第三波化浪潮中实行制的国家.
参考文献：
［1］［美］萨缪尔·亨廷顿. 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化浪潮［M］. 刘军宁.上海：三联书店,1998.
［2］马来西亚还会“独大”吗［N］.新华网,20130404.
［3］吴敬琏.腐败的根源是什么［N］.新浪网,20130319.
［4］季燕霞.转型国家和地区发展中的腐败与败［N］.中国新闻网,20091127.
［5］詹小洪.韩国的腐败与法治［J］.炎黄春秋,2014,（11）.
［6］孙雁,迈克尔·约翰斯顿.可以阻止腐败吗？——基于中国和印度的观察［J］.郤继红.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4）.
［7］刘宗洪.国外政党兴衰对中国的五大警示［J］.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4,（2）.
［8］林承节.印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9］反权力腐败,阿根廷且行且探索［N］.新华网,20140626.
［10］刘纪新.对阿根廷腐败问题与体制建设的初步分析［J］.拉丁美洲研究,2007,（12）.
［11］［美］彼得·哈基姆,王倩.拉美地区的腐败［J］.中国经济报告,2014,(6).
［12］［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M］.吴良健.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3］［美］乔万尼·萨托利.新论［M］.冯克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4］王绍光.四讲［M］.北京：三联书店,2008.
［15］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全国展开,新机构日渐成型［N］.新华网,20171107.
［责任编辑：张英秀］
Democratic Regime and Corruption: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tiated Democratic Countries
Ran Hao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Beijing 100091China)
Abstract: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tiated democratic countries refutes the popular statement that the democracy cannot restrain corruption. The differentiated democracy includes four types, which are semidemocracy or fake democracy, transitional democracy, premature democracy and mature democracy. Among those four types, the former three he more severe corruption while the latter has less, because of the unconsummated market economy system, social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unfair social distribution as well as low economic growth in the former three democracies. The differentiated democratic analysis helps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democracy and corruption and to explore the democratic practi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Differentiated Democracy, Corruption, Power Balances
括而言之，这篇文章为关于差异化和*制度和腐败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制度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制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1、 上汽跃进：以差异化产品应对差异化需求 2017 年11 月4 日,上汽跃进以4 款创新产品亮相于武汉举办的2017 中国国际商用车展览会 据介绍,这4 款车型从“差异化的物流场景”着手,进行差异化的车型产品设计,力.
2、 制造业的未来：差异化生产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彼得 马什对人类制造业发展做过分析,人类的制造业可以分为5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少量；第二阶段是少量标准化阶段；第三个阶段大批量标准化生产；第四阶段大批量化；第五个阶段是个性化量产 人们.
3、 中国电信云公司市场部总经理杨居正：天翼云打造差异化实现高速增长 文不二在中国电信最近公布的2018年上半年财报中,云和大数据这两块业务收入增幅达到120 作为中国电信的战略型基础业务,近几年,中国电信天翼云以高于整个云计算行业60左右的年均增长率的速度在发展 在2.
4、 差异化和均等化：我国城乡体育公共服务的实然困境与应然选择 摘 要推进城乡体育公共服务均……化,既是我国体育事业一贯的价值追求,亦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时代要求 在新时代背景下,城乡体育公共服务的差异化、不均衡,与公民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的矛盾日益凸显 这种.
5、 农村精准养老模式的建构：从同一性向差异化的转型 摘要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当前社会治理的重要课题 农村正面临劳动力流失、“未富先老”非常态经济的生成、家庭结构小型化、养老模式同质化……系列问题 “精准养老”.
6、 萨尼阿巴查：盗贼统治的国家 在政治腐败中,有一个词汇专门用来形容一类最腐败的政体——“盗贼统治的国家” 这个单词来自希腊语,指的是统治者通常也包括一小部分其跟随者,利用手中的政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