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身份：一个农民和土地的距离，该文是关于农民方面论文范文跟身份和土地和农民类学术论文怎么写.
李海英
一、“农民”与“农民-诗人”
几乎从一开始,种种迹象就表明了,如果要把“农民诗人”（或者称之为“草根诗人”）的曹利华和他的诗歌文本作为研究对象,那么,在尝试进行分析时,首先就要明确以下几点事实：第一,在未获得特定身份之前,曹利华在尝试写作以及写作完成后就已十分明确地给自己定了位——“农民-诗人”的身份,而这种印象或者提供给大家的此种判断,在今天得到了证明.它是从其实际生存经验来又继而在他对于诗歌的认识与创作实践中直接显现出来,并且,显而易见,只要诗人的创作生涯不会意外终止,不管是对诗人还是他的诗歌样貌,它就会发挥持续性有益或者无益的影响或者产生一系列问题,无论是谁去讨论诗人其人和他的诗歌都无法忽略这一特点.它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显眼的标示物,就像醒目的路标用来标示通往何处一样.也就是说,问题在于,曹利华从他数十年乃至贯穿前半生实实在在拥有根性的乡土生存经验中汲取到了属于自身的诗歌之源,具备独特性,区别于其他风格的诗人,并与风格相似的诗人有别,在此基础上虽然过程艰辛又等待了很长时间,但最终曹利华较为成功地收获了成果.目前,诗歌界与读者接受了他的创作,并赋予了他“农民诗人”的身份认同,不仅如此,由于他对于自身主体性有着清晰的认知与定位（这在诗歌文本中处处显露,就像沙漠里的岩石一样裸露着）——可以说他是在无意识中把它完成了——由他来创作完成的极具代表性的乡土诗歌具备了如是艺术特征：其一,诗歌创作从他“农民”身份以及在身份认同中来,影响所及,包括了诗歌文本中视野与视角整齐划一,审美维度纯粹、干净,以及几乎处处是乡土生活经验的表露与直接书写；其二,主题主要是农事活动与乡土日常生活,尤其是秋收；其三,无潜在对话性和相对声音的隐匿.最后,本文主要是从曹利华组诗《土地的隐喻》中摘取了十首诗歌展开,这十首诗歌——《潺潺诗意》《村民》《他们》《命运的副标题》《喜欢陶渊明的词语》《平原之事》《复兴村的稻田》《钱粮湖农场》《金黄的箭镞》《鞭子》——风格较为一致也显然最为能够突出诗人创作趋向和诗歌文本效果.
要知道,当“天幕”“星辰”“大地”“野草”“锄头”“牛群”“谷仓”“稻粒”“尘土”等意象大量在诗歌文本中汇聚且以一种秩序的整饬形式出现构成文本时,那么被这些意象链条捆扎结实的容器——“诗歌”——通常被认为是农事诗或者田园诗,如果有例外,那么这样的一首诗歌某种程度上至少可以归结为其间的某一类,至于当下被冠以“农民诗人”的曹利华,上文所说组诗《大地的隐喻》（当然,在这里更可以指从组诗中所选取的十首）即是如此.对于诗歌这一文体而言——通常会被公认为其接近真理——鉴于其与个人经验密不可分,在诗歌中研究诗人进而知人论世有时对于诗人筑造的迷宫往往是第一步,而此时,对于曹利华其诗歌文本和他诗歌中的种种要素至关重要的是身份问题,可以说从事实而言其身份决定了一切——意象、语言、结构、形式等,决定了诗歌的内容与形式和诗歌接受以及诗人此后的创作趋势与方向.
农民,这一身份和身份的属性表明了其从生成之日起就与“土地”形成了一种复杂关系,二者黏附在一起不可拆解不可分割,这身份它依赖于土地得以存在并在与土地进行对抗的基础上保留其固有属性不发生变化,出走或者松动关系都是不可能的.农民,意味着要从生至死固守在土地上,要从土地里刨“金子”获取生活资料维持生存；农民,像其他特定身份一样持有一种关系处理一种对象,生活方式古板而守旧；做一个农民,承担这一身份就意味着其生活方式有别于其他：承担束缚性,长期与土地打交道,日常生活与个人体验基本限制在田间地头,限制在处理人与大自然关系之间,农事活动占据了生活的重心.于是,如果一个农民要进行诗歌创作活动,要成为农民诗人应该如何,这一点曹利华的诗歌即是一个具有典型性的案例：书写主体与客体重合,以农民、农事活动入诗并作为基本内容与重心、着力点所在,审美取向并没有在纯粹田园事物上停留,而是将其作为背景或者用来衬托生存艰难时一种转瞬即脆弱而虚化的美.而当“农民-诗人”二重身份融合时,他的个人经验与生活体验又会在创作主体在诗歌书写完成后将创作意图明明白白地揭示开来.对于理智的接受者而言,归根结底创作意图与目的就在于无论是写“农民”还是写“农事活动”抑或是“大地”,其真正所要表达的无法遏制的是一种内心的情感态度,那就是我们揭开诗歌表象深入肌理后得到的真相——身份与身份认同所带来的无法回避的焦灼和不负重压之感,作为农民,生存是极为艰难的,劳作是艰辛的,生活无保障（“金子”不足）,苦难无休止,“命运”在循环.
对于曹利华而言,在其诗歌中,身份认同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其诗歌文本中并不存在对于其身份的质疑,没有通常某类诗人常采取的抱怨社会、体制乃至意识形态的方式发出怨恨甚至批判的声音.恰恰相反,他对于其身份持一种本真而质朴的认同意识,这也就决定了其诗歌文本艺术效果的本源特征,从农民与农事出发最终归结于农民与农事活动,无关其他.
首先,先看组诗中一首《平原之事》,“平原”这一意象指向“土地”,其间诗歌文本书写过程中将“我”与“平原”之间的关系作为对象来进行把握、叙述、描绘,主题则是二者的交汇、疏离、回归和重合,“平原”对于“我”而言不仅是一个可以与之对话的孤立对象或者独立客体,而是因“我”而在二元一体中的“你”,或者可以说因为“你”的在场和“我”的不缺席同时成立这种关系才得以存在,在诗歌结束时二者的关系和隐含的契约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披露、强化：“看你,就是看自己”.这一点,可以看做不仅是诗歌文本艺术效果的最后一次升华,更是那个虚拟的创作主体的“我”和实际意义上创作主体形象的重合与形象重合后同一种心声的表露,通过它这一过程的梳理与完成,曹利华对于自身实在“农民身份”在组诗诗歌文本中得到了最为显豁也是最大程度上的认同与回归.
同样,在组诗《大地的隐喻》第一首《潺潺诗意》中,第一节以“星空”这一意象来表示抽象时间,在时间的流动下先是“祖先”躬耕,而后第二节是“父亲”继而是“我”,到了第三节诗歌出现了变化,从不断延续的农耕活动转到世世代代居于此处谋生的人们从农耕生活得来的体验——是“火焰”,这一意象放到这里即意味着磨难和烧灼,由此,第四节也即是最后一节中言说主体表明：即便“农民”身躯瘦弱,但却乐意于遵循规则（同时包括生活方式与艺术规律）,发现“潺潺诗意”.这是身份认同的另一处表征,也可以说从一个侧面表明决定其诗歌文本艺术效果的原因是什么,对于这一创作主体而言,生活的困境在于付出与收入并不能保证生活的体面,生活往往以重压的磨难形式让他产生焦灼,然而这种焦灼却以这种方式得以转化了.主体对于自己的身份有着与生俱来的本能认同,他不加质疑地接受它、承认它、承受它,并最终在其间发现美并将这种美作为珍视之物无法剥夺之物和补偿之物.同时也应注意到,对于诗人而言,这是一种“超越”——对于诗人而言,他的确将之视为一种从身份、地位乃至思想层面上的“超越”,在其间的超越意味着超越了艰辛、磨难以及其生活的庸常性,而这一点就在《喜欢陶渊明的词语》中的结尾处直接表露了心声：“从一朵清菊可以跳到一座山的高度.”这也可以看作是其诗歌向上的动力,是上面所言对于自身身份认同的另一维度的表示.
由此,就有了以此为着陆点对其诗歌文本进行分析的可能,比如书写中视野和视角的清晰定位、审美维度的纯粹、干净以及几乎处处是乡土生活经验的表露与直接书写；此外,其主题为何总是聚焦于农事活动与农民的生存与感官体验,为何诗歌发生的场地总是大地,时间总是一条线的两端：秋季、春季.
从组诗中选取的十首诗歌中可以明确地看到,诗人在书写中视野覆盖之处总在大地、田亩、农具等与农事活动的空间发生点和活动主体上.从人物形象层面上来看,《潺潺诗意》中,是“祖先”——“父亲”——“我”,《村民》中,是代表世世代代村民的“我”,《他们》中,即便以“小时候”——“长大后”——“如今”划分了时间段,书写了农耕方式、手段的变化,而诗歌最终落脚点仍在于在“过往年代的喘息”现今“挺立的骨头”仍在后人记忆与想象中的化为年青一代苦难经验的一部分的“农民”.在视角层面上,发出者的身份与属性是固定的,在《潺潺诗意》中是一脉传下来的“农民”,在《村民》和《他们》中,是代表农民的一分子与农民的后代,在《喜欢陶渊明的词语》《平原之事》《复兴村的稻田》《钱粮湖农场》《金黄的箭镞》中,都是在用第一人称“我”表明自己视角从何处来抵达了哪里.在此之下,可以说从视野与视角的整齐和固化之外,也就决定了其主题是用来传达属于农民在土地上生存的体验与感官记忆的.毫无疑问,当诗人视野范围内聚焦之物确定为农民、田亩、锄头等时,大地这一布景或者诗歌发生空间频频出现并且作为一个恒定物,一个世界系统的承载物,就不足为奇了.而诗人习惯写收获写播种,秋天在组诗中出现频次较高,是因为这种时间状况下它包容巨大信息量是敏感的富于爆发力的触发体验点.
就在这样的书写中,曹利华从“农民”成为“农民诗人”,将个人身为“农民”的体验转化为普遍性意义之上的群体经验进而将之作为书写对象与审美对象并且以诗歌的形态表达出来.其中无论是作为生在其间的书写主体,特定主体视野范围和视角,在“土地”上展开,以“农民”身份写“农民”与“农事活动”,可以说,其诗歌文本是从“农民”中来,到“农民——诗人”中去并最终回到“农民”上来.
二、材料、表象、个人化与群体象征、声音
当然,正是从所运用的材料以及对于材料的个人化运用最终导致了诗歌文本既成的样貌,同时也由此形成与诗人形象相配套的风格,工匠技艺有所差别,但如果所使用的材料一样,那么工艺品的质感在本质上则差别不大.在曹利华的诗歌中,材料和材料的选取与塑形如上文所言,是极为清晰而明确的.大地是一块布景,作为背景信息和空间展开,书写对象中涉及人物则无外乎祖先,村民等,其实也就是农民的时代繁衍与生存、生活方式的延续、循环.主题从谋生之艰难,耕作之辛劳,人与土地（自然）的依赖于对抗关系,主观情绪体验（焦灼、疲惫、沉重等）,如果要做一个综合性的概括,即是作为农民的主体性书写形象如何处理他所认同的虽有焦虑存在但却不对传统生存方式加以质疑与否定进而产生之外可能性的与土地打交道的生存方式.而在诗人视野范围内,纯粹的自然景物（或者称之为自然景观）并没有入诗,某些代表性的意象或者某些景观即便在诗歌中出现,也不过是农事活动的一种背景,或者作为一种转瞬即逝的美为表现极为繁重且充满焦灼之感的农事活动（通常都是秋收）做铺垫.材料在曹利华这里主要是围绕农事活动,比如说活动主体农民形象,农事活动（耕作,收割、播种等）及普遍性的生存情绪体验（焦灼、忧愁、沉重等）,而对于材料的选取和运用上,曹利华主要立足点在于农民在从事农事活动中的情绪体验,而这种体验往往归结于单向度的直接书写：焦灼,繁重,不堪重压,艰难,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重复循环书写,单调略显乏力.
此外,除了艰辛劳作和单向度情绪体验之外,其诗歌文本中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诗人热衷于表象的描绘呈现.组诗中《潺潺诗意》《他们》等诸多诗歌文本中皆倾向于进行系谱叙事,动辄是记忆和经验的传承和命运的轮回,从祖先到当下一代,从“他们”到“我”,从“播种”到“收割”,从黎明到天黑.而且,不管是抒情主体、书写对象,还是书写主体所进行的活动（农事活动）,那么诗歌的意图与目的所在,或者说所要表达的事物只能归于一种结果,即是农民生存的艰辛、苦难与不堪其重的生存体验.意象也侧重于固有属性的某一方面或者成为一种摆设用来承担悲痛抒情的载体,因而导致意象本身失去了链条与作为“客观对应物”的活力和张力.以上,这些是否就可以很好地满足了读者与苛刻批评家的期待了,在期待视野下这种诗歌写作倾向和势头能够保持多久,就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最后,到这里,曹利华诗歌仍有另外一大特征,诗歌文本中并不存在一个潜在的倾听者与声音接受者.在上文分析中,诗人对于自身身份的定位与认知、视野范围与视角的统一、主题的稳定性与重复等决定了其诗歌并不需要向外界发出什么声音,他尝试与自身对话,与自我身份对话,因而,他的声音是隐匿性质的,他对于事物的判断与审美表达并不是审视性质的.这也就决定了他在其诗歌系统内部发出声音并且声音在系统内部得以消化,他专注于自己的身份与身份认同下的诗歌审美表达.所以,当读者尝试与之进行对接时会发现其诗歌并没有一个开放的接口,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只有在身份认同的状况下去尝试接受其身份以及身份下的私语话表达,才有对接的可能性.同时,这也预示着其诗歌的封闭与自我陶醉、自恋式的痼疾.
最后,与其说他在进行自我呈现,倒不如说他在尝试进行一种客观化的事实叙述,他没有此意图也并不尝试向某倾听者去诉说去控诉.反而,他是在进行一种事实的塑形,就在这样的一种特征下隐藏着一个严峻的问题.无论是书写对象中极具概括性的“农民”形象,还是对于书写客体进行的农事活动而言,其声音是从个体化走向群体性质的召唤,从私人经验到公共经验,从个人领域到公共场域,诗人的形象会越来越模糊,声音也势必渐趋于微弱,最后沦为传声筒与集体主义的传声筒,成为代言人,符号化,与固有身份和属性疏离,最终丧失本性走向毁灭,成为另类.应该承认,曹利华的诗歌声音与姿态目前来看都比较自然,声音纯粹而有力,但紧绷与绝对化,充满焦灼又不留余地的话语方式,虽然暂时冲击力强但也可能隐藏着毁灭性因子.
上文总结:本文是一篇关于身份和土地和农民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农民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农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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