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体大思精发微探幽评《中原文化专题十四讲》，该文是中原文化方面有关专科毕业论文范文与体大思精和《中原文化专题十四讲》和发微有关硕士毕业论文范文.
郑州大学文学院 高思莉
中原文化的自我认知应当如何着手？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要梳理渊源,考究异同,启示当下.而这,不仅是五千年来一直哺育中华文明的中原文化一次次从丧乱和质疑声中颤抖着站起来时的呼喊,更是中原文明从觉醒到觉悟的历史转折的起步.
2016年,郑州大学中原文化资源与发展研究中心一鼓作气推出中原文化专题研究丛书二种,其中第二册《中原文化专题十四讲》涉猎广泛、论断精辟、叙述朴实,为我们弘扬优秀传统、传承文明血脉、彰显民族本色、丰富人文内涵、打造厚重河南、建设“心灵故乡,老家河南”提供了有效途径.这部凝聚郑州大学文学院诸多教师心血的丛书从整理散落于各隅的中原文化文献着手谋篇布局,涵盖了神话、经学、诸子、诗词、戏曲等多种元典,疏浚中原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以专题讲述的形式展现了从上古到近古中原文化的发展变迁.该册丛书在开拓中原文化研究领域和深化中原文化研究内涵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今略陈管见如下：
一、论据实而论断新,对我们彰往察来颇有裨益
本书文献资料详实,但无罗列堆砌之感,注重对材料探源阐幽,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观点和结论.
罗家湘教授的《诗经与中原》的专题,从“文”与“化”的相互关系发微,颇有精辟论断：“文,由内而外；化,由己及人.”又如“文化是人们感知世界、体验世界的方式,是人类世界本身,是人存在的一种基本状态”.［1］（P.94）将文化看作“处理自然、社会、个人关系的方式”.由此看来,文化本身就是以“主体——*客体——主体”的基本模式存在的.如果我们把各种文化看做一片森林,中原文化就好比这片原始森林中最早的树木,而蕴含于中原文化的*客体就好比是这棵参天大树借以出生和长成的种子.这种参天大树的全部基因和信息都包含在当初的树种之中.文化的扩散犹如树种随风落地,开枝散叶.同时,文化的交往传播也是以“主体——*客体——主体”的基本模式进行的.茶叶、瓷器、乃至今天印有“中国制造”的种种商品,无不以这种方式向全世界传达中华文明的生存状态.韩愈《原道》云：“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用此来诠释文化的传播与发展的状态,恰如其分.文化本身成为人之为人的灵魂,成为衡量“人”的标尺.从某种意义上说,将文化仅仅看做是“人的异化”这种观点,与其说是客观的洞察,不如说是的剥离.而“由内而外”“由己及人”蕴含满满的儒家之“仁”,无疑给我们重新审视这古博而厚重的中原文明提供了一种“温情脉脉”的态度,这正是我们的传统,也是文化的态度.
多元、多彩是历史趋势,但是多元和多彩并不意味着彼此混杂、泥沙俱下.我们说“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中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母体,由文化本体论而发微,廓清中原文化边界、梳理中原文化流变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拿来主义”“为我所用”的前提,是“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回答“我们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向哪里去”,进而彰显中原元素、中原气派、中原特色的根基和柱石.
在《诗经》研究方面,罗家湘教授承继并延伸了赵逵夫先生的“编诗说”.“编诗”的提出在《诗经》研究领域填补了从“采诗”“献诗”到“删诗”的历史留白,也是对学界普遍认同的“《诗经》在春秋时期经历过多次编辑”的系统总结.罗家湘教授在“编诗”的基础上,引入“总集”研究方法和思路,指出《周礼·春官·大师》所称“六诗”与《诗经》“六艺”是《诗经》编写义例的渊源,见解独到、意义非凡.
文中所述“编诗在中原”,印证了古都洛阳除了发挥政治中心的作用以外,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也日益凸显.以《王风》等地域名称作为分类依据,并列篇章,彰显了地域文化的萌芽,更是在文化史的领域内将“中原文化”视为正统,对兼容并包的文化“天下观”的形成的标志性事件予以清晰的界定,为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地了解中原从政治中心向文化中心演变这一历史进程竖起了重要的里程碑.
二、涉猎广而周至,对我们全面认识中原文化颇有启示
当下,地域文化研究不可谓不多.但在很多场合下,这些文化研究往往被打扮成文化产品,成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卖点和噱头.这些活动适应了当下生活的一些特点,对传统文化的传播也不是毫无意义,但一些生拉硬扯、张冠李戴的粉饰也确实歪曲了历史事实、扭曲了古代文化的性格,混淆了世人的视听,影响人们对历史、对传统的正确评价.
在商业化、娱乐化大潮的高涨时代里,《中原文化专题十四讲》却坚持高品位的追求,在专题讲解和文化叙述中秉持着学术的纯净和本真,在点的散布上,力求抓住关节.如《中原神话》一讲用文化研究方法探析中原神话传说,对待古史神话尤其保持了审慎严谨的态度,清醒地看到“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中原神话的古史神话,基本都是这样层累地造成的”,对当前文化研究和历史研究中“神话信史化”的势头颇有启示价值.中原是诸子的宝地,儒、道、法、黄老、阴阳、兵、纵横,甚至农家,都可以从中原文化中找到自己的思想发轫.如在《荀子》与中原文化中,作者就探讨了荀子为中原王朝设计的“礼学”构建.
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而文学无疑是民族共同体想象的结晶.《中原城市与文学——以汉魏六朝洛阳城为例》《中原灾难与文学——以建安时期为例》《唐诗中原》《宋词中原》《南渡词人的中原记忆》共同展现了中国文化中的中原想象——“洛阳情结”“梦华”“丧乱追怀”.
自夏以来,有商、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等十一个朝代和一百零五位帝王建都于洛阳,累计时间长达一千六百五十年.洛阳是我国六大古都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被命名为“神都”的城市.它不仅以政治、经济繁荣屡踞时代的中心,更以其在文化上的特殊地位广受文人的关注,成为文学创作的热点,文学史上一度出现了大量以“洛阳”作为特定意象进行写作的繁荣局面.如果说“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那么洛阳几乎占据了中原历史中最光彩耀目、最为重要的地位,是中华民族对中原文化深厚感情的高度凝结和反映.《中原文化专题十四讲》中清晰勾勒了“洛阳情结”的历史嬗变轨迹.在汉魏六朝文学中,王都洛阳成为众多文学作品关注的对象.东汉时期,中原文学家族昌盛,洛阳以汉帝国德治象征面貌出现.魏晋时期,洛阳成为士人宴饮墅居、挥洒风流的舞台,到了南北朝,洛阳形象走向多元,拥有者感叹历史兴亡,失去者怀念繁华梦忆.洛阳成为政治上道统地位的象征,它逐渐脱离历史的丰富性,而成为道统的象征符号,变成中华民族的共同想象和记忆.
到了盛唐时期,这时的洛阳城作为陪都,不仅能提供商业成功的机会,还提供了文人进入仕途俯拾青紫的无限可能性.“古来利与名,俱在洛阳城.”洛阳城为怀揣梦想的唐人提供了独特的导向和指引意义.随着时代的变迁,唐代文人“洛阳情结”的涵义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常常借助“洛阳”以歌咏兴寄,或表现享乐之、或表现帝国之繁荣、或表现盛衰之叹息.到了宋代,汴梁走向舞台中心,依然还是“万国仰神京,礼乐纵横”的恢弘气势,却有了“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的祥和畅达.
南宋时期,中原沦丧,南渡词人把对中原的无限怅惘多寄托在对“梦华”的回忆中.这样的回忆是细腻婉转的,山河破碎的感伤被晕染了浓重的个人色彩.家和国的命运在个人的情感语境中已被视为一体,在通过个人境遇表现中原的丧乱时,虽然少了秉笔直书,但显得更为真实和凄惨,这也是南渡词人惯用的手法.“中州盛日,闺门多暇”对“如今憔悴,风鬟霜鬓”（赵鼎《鹧鹄天·建康上元作》）,“五侯池馆醉春风”对“而今白发三千丈”（向子諲《鹧鹄天》）,“四方同奏升平曲,天下都无叹息声”对的是“如今一把伤心泪,犹恨江南过此生”（无名氏）.“洛阳情结”“梦华”不仅是中原文化全盛时期的代表,更是中原意象的高度浓缩和概括.这些内容,《中原文化专题十四讲》都以专题的形式,通过串点成线的编纂思路,为我们做了周至的叙述和精彩的评说.
三、以文学总集的思路,开展对中原文化的有益探索
“总集”是我国古代文化的宝库,“总集”的研究思路、方法是中国古代先贤整理认识古典文化的重要方法.“总集”也成为后来文学史研究非常重要的参照系.许云和在《经典建构：〈隋书·经籍志〉总集的范式意义》中深刻地指出：“晋南北朝的总集编撰其实并不是一种贵族文人的文化奢侈品的制作,而是一种现实文学发展的动能的制造,目的就是要驱动中国文学这艘巨轮,使之劈波斩浪,不断前进.”［2］
中原文化以其博杂、融通冠绝古今.近年来,地域文化研究勃然兴起,各地学者对中原文化研究著述颇丰.固然,对文化遗产的研究、解读逐渐丰富,非常值得肯定,但“本位出发、各抒己见”的研究思路对后来的学者而言,却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新问题：一是这些著述不可避免地优弊兼具,美丑相杂；二是卷帙浩繁,让人“翘足志学,白首不遍”；三是水平不一,良莠不齐,使人难窥其径.在这样的情况下,学述界无疑希望能有“博达之士”可以做好“品藻异同,删整芜秽”的工作,即从选家或者说“总集”编者的立场和思路出发,以一个专业化的标准和尺度来衡量这些作品的优劣,删整芜秽,选取精华,为读者们提供一个较为精良的读本.
许云和先生在探讨总集编纂思路嬗变时委婉地指出“一味强调大和全,彼此相高,犹恐不及.从保存古代文献的角度来讲,其行固可嘉尚,但是,在此过程中,我们又何妨选胜登临,像晋南北朝的先辈们那样,多考虑担当一些文学教育的责任,用心于文学经典的建构,为现实的文学发展服务呢？”由是观之,似乎从经典构建的意义上来讲“总而集之”不如“选而编之”.但是,仅从总集与选本之间的关系来看,这种观点似乎已经不能全面反映“总集”的编纂过程.在众多的总集编纂研究著述中,我们不难发现：“总而集之”和“选而编之”并不是一个“先来后到”的关系,而应该是伴随“总集”产生、发展的全过程.《隋书·经籍志》的总集类编纂之前,必有“总而集之”的过程或者有他人已经完成的“选本”“集本”,否则选优汰劣必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此,《隋书·经籍志》之总集应当看作是先“总而集之”之后再“选而编之”的结果,这是一个完整的“总集”编纂过程.由此,我们不妨将《四库全书》看作是“总而集之”的阶段性成果,是后来学者“选而编之”的基础.这其中,只有阶段和目的的不同,并不存在优劣高下的问题.
再以“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形成过程为例,罗家湘教授在《诗经与中原文化》中就清晰地指出：无论是“采诗”还是“献诗”,它们都是材料堆积的阶段,而“编诗”则标志着《诗经》编纂进入“总而集之”的阶段,包括“孔子删诗”在内的三次编诗过程则完全可以看做是一个不断“选而编之”的过程.
正是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我们不难发现,《中原文化专题十四讲》各专题虽然成于众手,但在语言风格、学术深度上有着大致统一的追求,严谨的学术精神和通俗畅达的笔墨得以兼顾.无论是瑰丽奇幻的神话描写,还是对江湖浪子、文人墨客、亦或是纤弱女子的描述,作者们往往都细致地体察人物的性情和所处环境,以严肃态度,论述审慎,分析精辟.
通览《中原文化专题十四讲》,我们不难发现这部书已经回答了我们在文化研究中必须直面的两个问题,智慧地解答了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中原文化,我们又应当怎样去整理好、发扬好中原文化的问题.结合当下,“打造文化高地”已经成为中原文化建设的总基调和总要求.此时,以《中原文化专题十四讲》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专题研究丛书》将文学总集的研究思路、方法引入中原文化研究工作中去,展示了一批文化研究者务实严谨的学者态度,他们用“温情脉脉”的人文精神潜心于文学经典的建构,为现实的文学发展服务,为构建中原“文化高地”服务,努力打造一大批具有中原风骨、中原气派的精品力作,使之成为支撑起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高地隆起的重要基础.
参考文献
［1］罗家湘.中原文化专题十四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
［2］罗家湘.中原文化与文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
［3］许云和.经典建构：《隋书·经籍志》总集的范式意义［J］.文学遗产：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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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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