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身份文化叙事话语模式：边疆大学的纠结和困境，该文是关于大学相关硕士论文范文和纠结和话语和叙事有关自考毕业论文范文.
罗志敏 董云川
摘 要：同为大学,处在我国边疆地区的大学（边疆大学）其实并无什么特别之处,而在于其基于地理的、经济的、政治的三重语境下所连带的“边缘身份”.而围绕这种身份所展开的两种内含冲突的社会文化叙事及其相应产生的两种话语模式——“跨越式发展”和“特色化办学”,却又使边疆大学时常处于一种集体的焦虑和彷徨之中.边疆大学要化解这一困境,实现对自我的救赎,则需要从唤起其内部人群的主体意识开始着手,这样才能从中找到自信、发展的方向和活力.
关键词：边疆大学；身份；文化叙事；话语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 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6）02-0086-07
基金项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新时期云南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及其治理研究”,项目编号：ZDZZD201410；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十二五”教育科研规划重点课题“问题与突围：边疆大学发展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14ZBC005.
收稿日期：2015-12-31
作者简介：罗志敏（1973-）,男,河南潢川人,管理学博士,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从事院校内外部关系及其治理研究；董云川（1963-）,男,云南昆明人,教育学博士,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大学精神与文化研究；昆明,650091.
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格局中,有那么一些大学,它们既属于那些不幸游离于国家部属高校（以下简称为“全国性大学”、“全国重点大学”或“中心大学”）之外的地方高校,同时又身处我国边疆地区.广西大学、云南大学、新疆大学、西藏大学、内蒙古大学等高校就是这种类型的大学,本文以下将之简称为“边疆大学”.当前,本来已累积不少历史欠账和现实差距的边疆大学,虽然也拥有一些创建国家乃至世界高水平大学的条件与机遇,但其自身发展面临的困惑以及需要解决的难题则更多：如何在国家已有的办学格局下多方汲取其中的“政策红利”？如何在克服其身处的地域性劣势的同时谋划自身的发展逻辑？又如何使自己不断突破边疆区域的藩篱而不断地发展壮大？等等.更为基础且重要的是,边疆大学如何走出“国内二、三流大学”这一身份悲情的心理阴影,从而最终打破国家高等教育“差秩格局”的魔咒,走出独具个性的发展之路？本文将在分析边疆大学的意涵的基础上,试图对以上问题作出思考或解答,力图能为我国边疆大学今后的发展之路提供理念乃至实践层面的启示和借鉴.
一、边疆大学的多重意涵：“地理的”、“经济的”和“政治的”
在中国高等教育的话语系统及其表述方式中,与“985大学”、“211大学”、“重点大学”、“部属大学”、“地方高校”、“民族地区高校”、“西部地区高校”［1］等称谓不同,边疆大学应该不能理解为“处在边疆地区的大学”那么简单,而是有着更为特定、多样的意涵.那么,何为边疆大学呢？
边疆大学自然脱离不了其定语“边疆”.而谈及“边疆”(Borderland),一般是指“处在边缘的地域”［2］.在我国,这一地域大都以是否具有国境线为标志,包括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黑龙江省、辽宁省、吉林省等8个省域.那么是不是说,凡是在以上省域内的大学都称为“边疆大学”呢？换句话来说,边疆大学就是处在中国国土边缘地带的大学？答案远非这么简单.否则的话,就很难解释清楚,处在边疆省份（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工业大学为什么在社会媒体语境或是在比较严肃的学术语境中从来不被称为“边疆大学”,而是广受推崇的“985高校”或“国家重点建设的高校”.因为,那只是地理意义上的.
其实,“边疆”一词表现得更为明显的还是经济意义上的“边疆”.它一般与“贫穷”、“落后”等描述经济比较状态的词汇联系甚至累同在一起.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决定着“边疆”与“内地”或“中心”的区分.如甘肃、青海、贵州等省,虽无一寸边境线,却常被视为“边疆”地区.还有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直到20世纪初,作为清朝“龙兴之地”的“关内”（东北地区）仍被视为边疆.随着沙俄为控制远东而在中国领土上修建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中东铁路以及与其相伴随的经济快速发展,东北地区就不再是“边疆”了.目前,黑龙江省、辽宁省和吉林省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建国后一直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现在,要是再有人认为东北三省是边疆,怕是很少有人会认同.同样,处在边疆（海疆）线上的上海、浙江、广东等省市也不属于边疆地区,而是被称为“经济发达地区”或“东部地区”.而对于这一区域的大学来讲,虽然它们在地理上属于边疆地区,但也不被称为“边疆大学”.如国家研究生招生的区域划分,黑龙江省、辽宁省和吉林省就与北京、上海等省市一样,被划在研究生复试基本要求高一些的一区（A区）；另一方面,在国内学者有关边疆问题的研究中,其理论逻辑也大都是基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而展开的(如陆大道［3］,梁双陆［4］,李果、杨嘉琳［5］等).而在为数不多的研究边疆大学的文献［6］中,也基本上是遵循这一逻辑.如王永昌［7］基于新疆四所高校近三年的教师流失情况,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工资待遇偏低引起的教师心理失衡是导致边疆大学教师流失的一个直接原因；邓选梅［8］以云南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为背景,认为边疆大学信息相对闭塞,教育水平低,所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与社会发展对学生素质的要求差距较大,并认为这是边疆大学大学生就业压力源的首要因素.
除了地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上的边疆之外,在我国,“边疆”被赋予更多的还有政治意义上的.是否为边疆,也就往往以该区域到国家政治中心（京城或都城）的距离的远近为依据.如在历史传统上,中国“天下观”一直强调边疆的存在,天子所在的皇城即为“天下”唯一的中心,至于国力所限、权力延伸不至的地方,即为“边疆”.这些地方多属于山高林密路陡、气候恶劣、地广人稀的偏远地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迟缓、滞后.而对区域高等教育来讲,越是位于国家政治的核心区,其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就越高.如北京首都地区,集中了26所“211”高校和8所“985”高校,分别占了全国总数的近四分之一和五分之一强；对于某一所高校来讲,其命运往往并不取决于大学的普遍主义面向（如学术发展）,而更取决于一种“政治关系”的获得,所以才有某些大学为了进入重点大学、“211”大学、“985”大学行列而进京“跑关系”的说法.因为大学与国家的“政治关系”越密切,大学的地位就越高,在资源获取方面就越占有优势,发展就越有保障.部属大学、省属大学、市属大学之间存在的等级差别的背后其实就是与“国家关系”的亲疏有别.［9］如云南大学在1946年曾被英国《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列为中国十五所世界著名大学之一［10］,但在1958年由下放到云南省管理而成为“地方大学”之后,其社会影响力也就跟其地位一样被认为是“一落千丈”.
罗志敏董云川：身份·文化叙事·话语模式：边疆大学发展的纠结与困境时至今日,这种政治意义上的“边疆”又与我国的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并被后者所覆盖甚至取代.在这样一种格局下,但凡是正式的文本或话语体系,边疆问题都被纳入到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中.受此政治强势的影响,学界都把边疆与民族、把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统合在一起进行思考和研究.“边疆”的概念也就逐步被消解,最终融入到“民族地区”、“边疆民族地区”或更大范围的“西部地区”的概念框架中［11］,单独的边疆概念由此变得少见.而作为一种体制话语以及学术话语的“边疆大学”,也同样遭受类似的命运.单纯的边疆大学已被主导型的“边疆民族地区高校”、“民族地区高校”、“西部高校”等概念所取代［12］.这也就是说,以族际主义的边疆大学日渐强势,超越甚至取代了区域主义的边疆大学.
二、边疆大学的社会文化认知影像：围绕“身份”而展开
但是,无论是地理的、经济的抑或是政治意义上的大学,都还不是“边疆大学”意涵的根本,要想真正透析其背后的现实主义逻辑,还必须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理解这一概念本身的文化指向及其意义,而这又与“边疆大学”这一大学所具有的身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身份本是一个识别个体差异、以塑造社会秩序和结构的标识.但在传统直至现代中国这个很讲究身份的国度,当某个人不论是自我行事还是遵照某种社会规则行事,总是在心理层面带有与其身份相连的一种情结——身份情结,它类似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体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一种行为倾向,影响乃至左右着人们的日常心理活动和行为习惯；与此同时,社会成员的生存及发展资源的多寡、类别也主要依据其身份及身份之间的关系而配置.这对于作为一个社会组织机构的大学来说也是如此.
无论是上世纪50年始的“重点大学”,还是后来的“211”大学和“985”大学,对大学的身份进行识别和认定,就是政府管理高等教育的一种最明显不过的手段.这种身份不仅代表了国家的一种政治期望与托付,更意味着更多的资金投入、更多的政策倾斜（如“985”大学可以有独立的教师职务评审权、学位点的设置权等）.与此同时,这一身份也为那些高校带来了持久的、好的社会声誉,这同时也意味着它们能更为便捷地获得优秀的师资、毫无担忧地获得优质的生源以及更多的社会捐赠.所以,与其说院士、博士点、重点学科的多少决定一所大学是否是“211”大学、“985”大学,不如更为妥当地说,正是“211”大学、“985”大学的这一“全国性大学”的身份,造就了它们比其他高校多得多的院士、博士点和重点学科.
与欧美大学在制定发展规划纲要时需要首先明确的学校发展定位、办学理念不同,我国的大学则无法回避的、要远比定位、办学理念更重要的就是大学所附带的身份,这一身份处在大学发展的最高层级.只有在一定的身份框架下,谈大学的发展定位、办学理念才有现实的意义.“211”大学、“985”大学这种经过政府认定的身份,类似于人的出身,是难以改变的,也是具有排他性的.如政府系列文件中的“100所左右”、“一批”、“若干所”、“国内部分高校”等政策话语,无不都表明大部分高校将不可能具有“全国性大学”这种身份,作为整体办学实力还落后于其他地方高校的边疆大学来讲则更无可能.
经过近年来政府对大学的几轮身份认定以及相应的差别化资源配置,目前在国内已形成了一批明显在办学实力方面优于其他高校的大学,与此同时也形成了难以改变的“差秩格局”.它一方面体现“211”大学、“985”大学这些全国性大学在不同区域、省份之间的数量差异.衡量一个区域或一个省份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不论是、社会媒体还是学界,大都是基于其拥有“211”大学、“985”大学这些“全国性大学”的多少.于是,江苏省因为拥有多所“全国性大学”（其中2所“985”大学）,所以被公认为高等教育强省,而云南省因为连1所部属高校都没有,而被划定为高等教育的落后地区；另一方面它又体现为在办学等级和层级的差异,即民间普遍认为的国家重点大学（包括“985”大学和部属“211”大学）＞省属“211”大学＞省属重点大学＞省属一般大学,这从这些高校的招生录取分数线的悬殊差异也可以看得出来.作为这一“差秩格局”中的边疆大学,由于其又多了一个无法改变的“地域上的劣势”,这使它与其他被排除在“全国性大学”之外的地方高校相比,更无可能通过自身的努力以改变自己的处境,这自然就形成了一种身份上的固化,也由此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常态,那就是,处在高等教育系统“金字塔”低端的边疆大学,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改变这种身份.
目前,虽然“边疆大学”一词已鲜见于报端,但作为大学的一种“身份”,成了那些边疆大学挥之不去的一种身份情结,即所谓的“边疆”情结.因为,无论是地理意义上的“边疆大学”也好,经济意义上的“边疆大学”也好,抑或是裹挟着民族问题的政治意义上的“边疆大学”也罢,都脱离不了“边疆”这一词汇的界定或限定,这在地理上意味着该大学所处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信息交流不通畅；在经济上意味着办学资源的存量少,获取办学资源的成本高且手段有限；在政治上意味着需要政府更多的政策性惠顾以缩小与其他高校的差距.于是,这种身份情结在社会文化意义上,就使那些边疆大学成了一种隐喻,即它实际上隐喻了一种文化上的等级秩序.换句话来说,将大学进行“边疆大学”这一类别划分的背后,其实质就是国家内部的社会文化分类及其等级秩序.没有社会文化的分界,就无所谓边疆大学的存在.
这也就是说,“边疆大学”这一概念,是在与一个作为文化标准的“全国性大学”、“国家重点大学”或“中心大学”的对照关系之中生成的.在我国高校结构布局的版图中,“985”大学、“211”大学、“部属大学”、“国字头大学”等不同称谓的“全国性大学”、“国家重点大学”或“中心大学”,与处在以边疆为主要特征的“边疆大学”一起,经过一个阶段的语境互动就构成了一种区隔性的社会文化影像.虽然这种文化影像并非新物（自近代起这种高等教育的区域性差异就始终存在）,然而,正是在这种文化的支撑之下,这种差异的重要性、标识性才得以彰显出来,边疆大学的形象也相应地成为“办学水平低下者”和“需要被扶持者”.
以上这种由主流社会建构的文化,在无形中固化了边疆大学的身份归属,固化了与这一身份相连接的地位以及与其他大学的关系,固化了人们对边疆大学的心理认知,更为根本的是,它还建构了边疆大学内部人群（如管理人员、教师、学生）的自我认知,尤其是在他们长期处在办学资源（尤其是那些社会性办学资源）竞争中不利地位的时候,更是强化了对这一身份的文化负面自我认知,边疆大学也就因此成了他们精神上的边缘大学,一种无法化解的身份悲情.即便是有些边疆大学以“省属211”、“一省一校”、“省部共建”等形式加大了学校的社会影响以及在区域高等教育市场中的竞争地位,但仍然无法改变其作为边疆大学这一最主要的身份定位.
三、边疆大学的两种话语模式：“跨越式发展”和“特色化办学”
显然,对边疆大学来讲,这种以身份为中心的社会文化认知很容易被简单视为经济与社会结构性差异的表征,也很容易生产出一种社会偏见,即本应保有不同文化特点的大学被人为地划分为不同的等级以及相应的办学水平上的优劣高低.于是,在这种社会文化的叙事中,“边疆大学”这一概念,在地理的、经济的、政治的因素衬托之下,其身份的影像变得清晰起来,而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文本及其制度安排,则要么突出边疆大学的落后而需要国家特定的关怀和支援,要么突出边疆大学这一身份所体现的政治性效用.于是,在这种复线并置、内含着冲突的文化叙事中,一端是国家高等教育建设的发展主义话语,围绕着“师资队伍水平”、“人才培养质量”、“科研服务能力”以及“学校管理水平”的现代性而展开［13］；另一端是族群建构的民族主义话语,围绕着经济发展（如西部大开发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文化特殊性、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功能而展开［14］.
因此,围绕着边疆大学这种身份展开的这两种社会文化叙事,显然并不仅仅包含对当下高等教育发展事实的陈述,还包括取向多样的价值判断,从而构成一种现实的张力,使国家与边疆大学彼此共享了一种集体焦虑.与此同时,这种二元对立的话语模式也使边疆大学遭遇到了深刻的文化困境.那就是,如何使边疆大学这一“落伍者”尽可能快地赶上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步伐,并同时发挥其与其他大学明显不同的特定性功能？相应地,两种社会文化叙事也在国内丰富的且又凌乱的、碎片化的高教话语中逐渐形成了两种引人注目的话语模式：一种是基于边疆大学尽快摆脱落后状态的“跨越式发展”话语模式,另一种则是基于发挥边疆大学特殊效用的“特色化办学”话语模式.
“跨越式发展”这种话语模式移植于区域经济学中的非均衡发展理论.该理论有一个核心观点是,“落伍者”具有后发优势,可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在基础好、具备发展条件的重点领域搞重点突破,以此来带动整体发展,从而最终实现对“先行者”发展阶段、发展水平的赶超［15］.对于边疆大学,则以类似香港科技大学这种建校仅20余年就后来居上、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高校为精神上的图腾,在办学目标上高起点、高占位,在具体的办学模式和方法上主要采取模仿策略,即引入那些“985”大学、“211”大学的做法；而“特色化办学”这种话语模式则取自于市场营销学中的“差异化战略”商战理论.该理论主张企业要在产品、服务或品牌形象的某一方面努力形成一些在本行业范围内独有的经营差异或特性,并以此取得同行业竞争者难以复制的竞争优势［16］.由于边疆大学被认为具有其他高校所不具有的区位特点、民族特色,所以,“特色化办学”就被认为是边疆大学一种最有效的发展思路,可以在为区域经济、社会、文化提供发展所需的教育产品的同时,求得自身快速发展.近年来,由于我国地方高校多被指嫡为“定位不清、发展同质化现象严重”［17］,作为同时处在地方高校阵营中的边疆大学,这种话语模式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受以上两种话语模式影响和支配下的种种作为,使边疆大学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也有所建树,如一些边疆大学在申报国家重点学科方面实现了零的突破.但是,当我们希望以加速度和超常规的发展方式奋起追赶那些全国性大学时,却发现愈来愈难以摆脱一直缠绕着的困境.这种困境一方面表现为“数字化的困境”.我们发现,无论是“跨越式发展”抑或“特色化办学”,都是以数字来衡量的,即便是某一方面具有特色,其衡量标准也是这一方面是否有或者有多少个院士、重点学科、博士点、重点实验室、科研项目、SCI论文篇数等.如一些边疆大学仿造一些地方高校的做法,也纷纷提出了类似“区域一流大学”、“高水平大学”的发展指向（如表1所示）.但是,从它们所采取的措施来看,则又无疑地落入到那些国家级大学的发展路径中,那就是区域一流大学或高水平大学的体现,就用具体数量指标来描述其发展规划,并依此规划开展行动,从而表现出与那些全国性大学明显的趋同性.这同时也意味着,边疆大学成了跟在那些全国性大学身后的追随者,但问题是,在我国已经被固化了身份的既有高等教育格局下,边疆大学能追得上吗？这正如有学者就此所谈到的那样,“跟在学术性研究型高校后亦步亦趋,资源分配的马太效应让这些高校几乎没有后来居上的出头之日.”［18］
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国家政策的过于依赖.近年来,随着《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等国家照顾性政策的推行,边疆大学从中获得了一些额外的惠顾,但是我们也发现,这些修补性的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边疆大学落后的现实.再如,国家“2011计划”的提出,虽然给边疆大学带来了另一个希望,但是最终也发现,能够摘到政策性果实的边疆大学其实是寥寥无几,最终比拼的还是学科的实力,而学科的实力又往往体现在是否是国家重点学科,是否设有国际级的工程中心、实验室等,而以上这些恰恰又是边疆大学最大的劣势.历史上西南联合大学的发展奇迹表明,边疆大学也是可以实现“出人头地”的大发展的,但前提是得有重大的国家战略转移和政策调整,而不是那些修补性的政策.［28］63但问题是,在现有的条件下以及可预见的将来,已处于边缘位置的边疆大学还能获得这一政策机遇吗？
以上所述也至少说明,围绕边疆大学发展的两种看似很完美的话语模式,由于其并不来自于大学的本真事实,而是来自于那些跟大学有着本质上不同的、一种经济发展方式和市场行为,虽然影响甚广,很多人对此也都笃信不疑,但却屡遭现实无情地嘲弄.如一些边疆大学长期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地锁定在几个所谓的特色学科上,从而导致学校学科结构畸形,发展思路单一.于是,它又使边疆大学始终处在一种“是否需要发展？又该如何发展？”的困惑与纠结当中.
无论是困惑与纠结,还是困境,虽来源于两种话语模式,但却肇始于“边疆大学”这一挥之不去的身份.这种已上升到文化层面的身份定位,使边疆大学仍旧保持着传统习俗的巨大惯性,从而导致边疆大学严重的知识、能力贫困,其中包括获取、吸收、交流和应用知识能力的贫困,而这同时又造成边疆大学缺乏自我认识、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机制.虽然,边疆大学也能不时得到一些国家政策的惠顾,但它发展的内力仍然不足,也仍然没有走出那种以“等、靠、要”为主要表征的传统思维方式的窠臼.
四、未竟的结语：边疆大学如何实现自我救赎？
长期以来,“边疆大学”这一充满悲情的先赋性身份给我们造成的文化心理困境,始终影响着我们对边疆大学办学理念、定位乃至发展路径、措施的认知,也影响着社会的舆论氛围.虽然,近年来我们提出了许多办学定位和发展方向,但都始终没有改变人们对边疆大学的文化认知,当然也没有撼动人们的心理定势.而这种心理定势也使我们无法将大学的本质属性、形态多样性与边疆大学的历史背景及现实结构都纳入到一个整体性的分析框架之中,使得作为边疆大学内、外部行动者彼此间难以进行理性且具有实质意义的对话.那么,如何化解边疆大学的身份悲情,找到自信与发展的方向和活力,进而实现对自我的救赎呢？
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以上所述的那种文化对边疆大学身份的圈定也好,还是建构人们对这种大学的认知也罢,都与人密切相关（文化首先是人的文化）.在边疆大学的起始往来的过程中,这里面的主体始终是人,而不是那些标识为某某边疆的地域单位.如果我们非要把边疆大学作为一种区隔性的“边疆”身份来对待的话,那其实是人的“边疆”,人心理上的“边疆”.这之中的人,既有代表着国家、执政党或政府管理学校事务的制度形式的人,如校党委书记、校长等,也有以校园为主要活动空间的生活形式的人,如大学教师、大学生等.对边疆大学来讲,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才能唤起这些人的主体意识,因为这不仅是他们是否有觉悟、勇气和意愿进行自我变革和改造的基础,也是边疆大学能否拥有内生动力的前提.
当前,在边疆大学同时面临高等教育内、外部环境都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境之下,这种主体意识首先应意味着一种眼界.如边疆大学所处的“边缘”与人们常言及的“中心”不仅是相对的,而且还是可以相互转化的［28］64.边疆大学完全可以成为“中心大学”,如就新疆大学而言,它虽然处在我国的西北边疆,但如果我们的视野越过国境,就会发现它其实也是“中心大学”,是西亚乃至欧亚的“中心大学”.同样,就云南大学来讲,又何尝不是南亚甚或整个泛印度洋区域的“中心大学”呢？与此同时,我们还会发现这些边疆大学拥有其他的多个“中心”,如多元民族文化交融的中心,教育对外开放与交流的中心,等等；其次,这种主体意识也意味着一种行事的倾向和方式.如在面对高等教育国际化这一问题上,东部发达地区的那些大学往往漂洋过海去“取经”,而边疆大学却可以花近乎一抬脚的功夫出国去“送宝”.处在我国西南边陲、与越南接壤的云南红河学院,在越南太原大学直接设立教学点,并在当地开设专业、招生、授课,办学效益即刻显现［29］.
当然,本文的意义还仅仅局限于引出一个需要深切思考的问题.那就是,边疆大学如何建构自己内部人群的主体意识,以化解长久附着的身份悲情并进而实现对自我的救赎呢？当我们把这一问题纳入日常具体的办学实践中,还可能会衍生出更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如边疆大学如何对接区域和国家的战略才能展现自身不可代替的价值？又该如何在永葆发展生机与活力的同时打造自己特殊性优势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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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 芊）
本文点评，这是关于纠结和话语和叙事方面的大学论文题目、论文提纲、大学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1、 校园标语：解读大学文化的一种途径 摘要大学校园标语具有发布主体的单一性、目标的针对性、载体（介质）的多样性、张贴位置的空间偏好性、文字表述的网络化以及后期管理的滞后性……特征,其中蕴含的大学文化内涵主要体现在从外在表现形式来看,大学文.
2、 构建中国模式：我国型大学通识教育理念和实践 摘 要我国研究型大学通识教育在理念上,倡导“中西结合,古今贯通,文理融汇”；在制度安排上,主要以“实验区”的模式开展通识教育,强调通专融合；在课程体系上.
3、 中国奥运报道叙事话语的嬗变和 作为全球媒介事件,大众传媒正塑造了一个拟态的“媒介奥运” 但国家的政治趋向文化形态民族主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着我们对奥林匹克价值体系的认识,从而使奥运匹克的价值观发生着背离.
4、 新媒体对思政教育的作用评《小葵模式：用新媒体激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新媒体时代带来了较多新的变化,以新媒体时代下的信息传播为例,无论是传播层级、传播方式还是信息的存在形态都发生改变,人们接触信息的渠道被拓宽、信息内容得到拓展 当代大学生正处在信息快速流通的环境当中,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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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保守主义如何塑造当代美国的政治文化评《国家：美国为什么独一无二》 □ 杨 钊国家美国为什么独一无二,约翰·米克尔思韦特、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著,王传兴译,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４四年一度的美国大选刚刚过去,共和党的特朗普在一片嘲笑声中高歌猛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