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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武训传记片的由来
《武训传》的拍摄缘起于陶行知在1944年夏天对孙瑜的一次拜访.在这次会面中陶行知赠与孙瑜一本《武训先生画传》,并希望孙瑜能够将武训的事迹拍成电影.《武训先生画传》是一部由段绳武主编、孙之隽绘画的连环画.该书于1936年首次出版,1944年再版时陶行知为此书作跋.根据文章的落款,该跋写于1944年7月.陶行知显然是在《武训先生画传》再版后不久便找到孙瑜.由此可见,陶行知确有将武训事迹搬上大银幕的迫切心愿.
陶行知虽然让孙瑜萌发了拍摄武训传记片的念头,但是对电影《武训传》产生影响的理应是这部《武训先生画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可以将《武训传》视为《武训先生画传》的改编作品.孙瑜日后基于形势变化而对剧本作出的修改并未能割断两者间的联系.一方面,是陶行知和《武训先生画传》促成了孙瑜着手拍摄武训传记片；另一方面,也是上述两者限制了孙瑜拍摄影片的自由度.被陶行知认可的《武训先生画传》似乎已经成为了武训的信史,而孙瑜无意或者无力逾越这个既定的人物形象.恰恰正是这个被《武训先生画传》塑造出来的武训形象奠定了《武训传》受到批判的基础. 义士是人们最初对于武训的定位.“义行堪表”和“壳己好义”正是当时给予他的评价.在《清史稿》中武训也是被编入“孝义”之士部分的.总体而言,武训在晚清是以道德楷模的形象示人.辛亥革命后,武训的形象逐渐从义士转变为倡导平民教育的先驱.蔡元培、于右任、张伯苓、郁达夫、臧克家、顾颉刚、蒋梦麟等文教界人士对于武训或撰文称赞,或题词纪念.其中,郭沫若更是将武训与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相提并论：“武训是中国的斐士托洛齐（旧译）,中国人民应当到处为他树铜像.”[11这一说法自然过于夸张,不过民国时期有识之士普遍认为武训是“普及教育之先导,私人兴学之表率”口】.事实上,武训在民国时期的声名鹊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兴办义学的行为契合了当时“教育救国”的社会思潮.而陶行知正是当时“教育救国”思想的代表性人物.他的《（武训先生画传）再版跋》中有这样一段话：“（武训）知道以前受人欺侮,是因为不识字,而象他一样因失学而受苦的人是很多很多,于是跳出自己的小圈,想到别人的痛苦,便立下志愿,要修义学院,照现在说来,便是要兴办学校,开通明智.”口1这句描述武训兴办义学动机的话仿佛就是“教育救国”思想的通俗演绎.
公允地说,如果将《武训先生画传》视为宣扬“教育救国”思想的书籍实在是言过其实.但不可否认的是,武训在民国时期被构建为一位视教育高于一切且认为教育可以解决劳工问题的先贤.这种形象的武训由《武训先生画传》-直延续到《武训传》中.
二、漫长的筹备过程
由于肠胃病的原因,孙瑜此时并不能执导影片.加之现实条件的限制使得他只好根据《武训先生画传》草拟了一份剧本大纲.1945年初夏,孙瑜前往美国编译宣传中国抗战的纪录片兼治病.直到1947年秋天,他才从美国回到了国内.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拍摄武训传记片的计划并没有取得进展,陶行知的心愿也成为了遗愿.回国后不久,孙瑜决定恢复电影创作.由于孙瑜的妻儿当时都居住在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南京总厂的宿舍中,他便选择在“中制”重新开始工作.1948年伊始,孙瑜完成了《武训传》的原始剧本.
这份初稿主要是将武训受到雇主欺侮的情节作了艺术化的扩充.至于武训行乞的情节反而被降到次要的位置.这种改编存在矮化武训形象的问题.毕竟武训之所以被人尊重在于其兴办义学的方式而不在于其兴办义学的缘由.弱化行乞情节其实并不利于构建武训的形象的塑造.不过孙瑜作出这样的改动自然有他的道理.事实上,武训受辱的情节显然要比他行乞的情节更富有通俗性和煽动性.这种改编将使得影片更符合当时中国电影观众的审美趣味.当然,这份初稿与最终的成片还是有着不少差别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初稿着力于歌颂武训“行乞兴学”的壮举,并没有反思武训行为的内容.
初稿完成后,孙瑜把剧本分派给阳翰笙、史东山、蔡楚生等昆仑公司的核心创作人员.这一来是为了征询好友们的意见,二来也是有意要回到昆仑公司拍摄此片.虽然孙瑜刚在“中制”工作不久,但他已萌生去意.首先,抗战胜利后“中制”以拍摄反共宣传片和军事教育片为主.在1945 -1949年期间,“中制”只完成了两部故事片的制作”】.这样的工作环境自然不利于孙瑜开展《武训传》的拍摄.其次,“改派袁留莘做厂长.这就更加促使我想在旧友众多的昆仑公司拍摄《武训传》的愿望.”[51184不久之后,郑看里向孙瑜转达了阳翰笙希望孙瑜继续在“中制”拍摄《武训传》的请求,并推荐赵丹饰演武训一角.孙瑜答应后便开始在“中制”筹备拍摄的事宜.由于“中制”没有基本演员,《武训传》中的演员几乎都是从外面聘请.少年武训由孙瑜的儿子孙栋光扮演,成年武训则由赵丹饰演.赵丹也曾读过《武训先生画传》,他同样被武训的事迹所感动.于是在孙瑜邀请他饰演武训时,他便爽快地答应了.至此,《武训传》的前期筹备总算完成.
不过令人困惑的是,为何有意离开“中制”的孙瑜却要应阳翰笙的要求留了下来.对于个中缘由孙瑜一直语焉不详,反而是阳翰笙对此直言不讳.由于阳翰笙当时正在地下党负责上海的文化工作,他希望通过孙瑜在“中制”拍摄《武训传》来达到阻碍该厂拍摄反共影片的目的.“一、（让赵丹）‘狮子大开口’素高片酬,耍大派头,消耗该厂流动资金；二、占住该厂尽可能多的精良设备；三、团结并网罗优秀摄录美人才,建立庞大的摄影班,以使该厂无可遣之将、无可用之兵”[6】.因此,赵丹之所以愿意出演武训一角绝非单纯地是因为被武训的事迹所感动.至于在消耗“中制”资源方面,孙瑜也是不遗余力.他让寇加弼和曾未之两人担任该片的副导演,而在当时一个剧组配有两瘩副导演是十分罕见的.显然,孙瑜的政治立场已经更倾向于中国.这也解释了孙瑜之后屡次主动修改影片剧本的原因.
等于在时代的巨变中延宕
1948年7月,<武训传》的拍摄正式启动.首先,是在北平郊区进行了外景拍摄.接着,在“中制”的上海分厂中拍摄了几个场景的戏.由于“中制”在经济上陷于困难,当年1 1月厂长袁留莘决定停止《武训传》的摄制.这时昆仑公司决定购买《武训传》的拍摄权和已完成部分的底片①.我们不能排除这是地下党对于孙瑜干扰“中制”拍摄反共影片的报答.根据赵丹的说法,让昆仑公司购买《武训传》拍摄权的人正是阳翰笙”】.1949年2月初,昆仑公司最终以低于成本价五六倍的,即以150万金圆券的购买到《武训传》的拍摄权和底片.不过昆仑公司当时正忙于《三毛流浪记》的拍摄以及《乌鸦与麻雀》的筹备,《武训传》的摄制并未被提上公司的日程.
1949年7月,孙瑜应邀到北平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期间,他特意做了两件与《武训传》相关的事.第一,向文教委员会做了《武训传》的备案.第二,在“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成立的晚宴上询问了出席宴会的周恩来对于武训的看法.据孙瑜回忆：“（我）告诉周恩来同志．我准备拍摄电影《武训传》,接着就请问他,武训这人怎么样？无疑地,他是听到过武训这一历史人物的.他略为思索,告诉我：他听说武训年老时一共办成了三个‘义学’,但后来这些‘义学’都被地主们拿过去了.当时参加晚宴的一些同志们不断地围聚拢来,想和总理说话,周恩来同志不可能再站着多谈他并不怎熟悉的武训其人的事.”[51187
事实上,周恩来要比孙瑜想象中更为了解武训.1945年12月在重庆举办的“武训诞生107年纪念大会”就是由郭沫若、周恩来、陶行知等人发起‘目.尽管周恩来参与这次活动是基于对同处一个阵线的陶行知的支持,但他也绝不可能在不了解武训的情况下就贸然署名.陶行知逝世后,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发表的题为《继承陶行知先生的精神》的社论中就曾指出：“对中国苦行兴学的武训精神,是先生所推崇的,但有所批判,取其苦行之所长,笃行不倦,而对其屈于旧势力的一面,则加以扬弃.”[,1文章表面上谈的是陶行知对于武训精神的取舍,其实暗地里也是在表明对于武训精神的看法.在机关报上,武训“行乞兴学”的行为被视为对统治阶级的屈服.因此,周恩来当时就向孙瑜提出了三条指导意见：“（一）站稳阶级立场；（二）武训成名后,统治阶级即加以笼络利用；（三）武训最后对兴学的怀疑.”
其实意识到《武训传》存在政治风险的人还有夏衍.1 949年秋冬之际,为了重启《武训传》的拍摄,任宗德、孙瑜和赵丹三人前往上海市文化局寻求夏衍的帮助.他们向夏衍提出了两个请求：一是向文化局申请三亿元旧币（折合人民币三万元）的贷款；二是希望夏衍能参与《武训传》剧本的修改.夏衍对上述两个请求都婉言拒绝.他表示“武训不足为训”,没有必要动用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去拍《武训传》.显然,夏衍已经意识到武训与新时代间的格格不入.他也有意要劝阻孙瑜等人.不过任宗德和孙瑜都执意要恢复影片的拍摄,夏衍也只好作罢,他建议让文教委员会来决定影片的贷款和剧本事宜.
出于统战的考虑,周恩来和夏衍自然不会在第一次“文代会”刚结束后不久就叫孙瑜打消拍摄《武训传》的念头.然而,他们也必须在统战和意识形态间取得一个相对的平衡.只可惜孙瑜并未能理解他们的顾虑,他试图为不合时宜的武训找到与新时代的契合点,而周恩来的指导意见恰恰成为重构武训传记片的一个切入口.
四、跟上时代的步伐
不久之后,《武训传》获得国家贷款,剧本大纲也通过了的审查.1949年12月,昆仑公司将《武训传》的拍摄提上议事日程.经过多次的商讨,昆仑公司认为武训“行乞兴学”的行为精神可嘉,不过影片也应该表明这种义举解决不了阶级矛盾,从而达到适应新时代的目的.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昆仑公司编导委员会对于《武训传》剧本的修改提出了意见.陈鲤庭认为可以把《武训传》改为一部描写武训兴学失败的悲剧.郑君里则建议把周大的身份变为一位曾参与太平军北伐的壮士.沈浮在郑君里建议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议把周大的情节发展成为影片中的一条副线.上述的修改意见都被孙瑜一一采纳,进而在剧本作出相应的修改和增删.他似乎认力这样的变动能使《武训传》与时代产生共鸣.姑且不论修改后的《武训传》是否能迎合新的社会语境,但这种削足适履的做法却使得其传记片的身份变得可疑.
1950年1月初,昆仑公司邀请夏衍、于伶和陆万美来审核修改后的《武训传》剧本.这三位都是当时在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中负责上海文艺工作的领导.在这次审议中,夏衍继续保持“武训不足为训”的看法,而于伶则认为解放区模范教师陶端于的题材更好,唯独陆万美对剧本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他建议“在头尾加一小学校纪念的场面,找出一新的小学教师来说话,以结合现实,又用今天的观点对武训加以批判.”[1”或许是因为此前已经通过了《武训传》剧本大纲的缘故,尽管这三人对于是否应该拍摄武训传记片都有所疑虑,但是他们最终还是口头通过了《武训传》的剧本.根据陆万美的建议,孙瑜对影片首尾两场戏作出了修改.这其中就涉及到对于武训“行乞兴学”以及周大武装斗争的点评.兹事体大,自然不是孙瑜一人可以决定,这段总结是经过相关领导作出修改后才最终审定的. 在昆仑公司接手《武训传》将近一年之后,影片终于得以继续拍摄.此时一些演职人员已经各奔东西,昆仑公司为此不得不更换了部分演职人员.1950年2胃,孙瑜携主要剧组人员来到武训家乡进行走访调查和外景拍摄.之后他们回到上海继续余下部分的摄制.由于剧本变动较大加之摄影师韩仲良为了摄影布光风格的统一,之前在“中制”拍摄的胶片大多都被弃置不用.当年9月,昆仑公司忽然要求孙瑜把《武训传》拍成上下两集.昆仑公司认为洗印好的底片加起来已经有一部半电影的时长,既然这样不如增加一些内容,把影片拍成上下两集.这样昆仑公司就能获得两部影片的收入.孙瑜则认为这样会造成戏剧冲突不够集中以及剧情拖沓,从而降低影片的艺术效果.无奈孙瑜的坚持最后还是被昆仑公司以经济原因拒绝了.从实际的观影效果而言,孙瑜当时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武训传》的成片确实给人一种冗长的感觉.
事已至此,孙瑜也只好再次改写剧本.他增加了如下内容：1．武训卧病期间梦游地狱和天堂；2．周大联合狱友越狱落草；3．武训晚年意识到兴办义学并不能帮助穷人；4．清廷上下为了收揽人心而表彰武训.其实第2和第3点早在昆仑公司编导委员会的建议中已经提出,孙瑜这次只是作了进一步的扩充.经过这次修改,影片的剧情最终根据周恩来的指导意见完成了重构.1950年10月,《武训传》的拍摄工作宣告结束.两个月后,影片的所有后期制作全部完成.
上文结论:上述文章是适合新发现和《武训传》和拍摄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新发现本科毕业论文，相关新发现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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