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索尔兹伯里夫妇：一对古稀老人的长征路，该文是有关老人在职毕业论文范文跟古稀老人和索尔兹伯里和长征路有关学年毕业论文范文.
本刊特约记者 郑蔚
“中国1934年的长征不仅仅是象征.中国红军的男女战士用毅力、勇气和实力书写了一部伟大的人间史诗.在我们这个世纪中还没有什么其他事件能像长征一样让人如此神往,也没有什么事件像它一样如此深远地改变了世界的未来.”
这是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后写下的巨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开篇之语.
1984年4月5日从北京飞往南昌的索尔兹伯里夫妇,老先生76岁,老太太70岁.两个半月后,他俩完成了这一壮举,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先生随后写下了有38万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而夏洛特·索尔兹伯里女士写下了18.6 万字的《长征日记——中国史诗》.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出版后,在美国引起轰动,世界高度关注,先后被译成十多种文字.
“他们简直是‘拼了老命’来重走长征路的”,当年陪同索尔兹伯里夫妇重走长征路的外交部翻译、后来先后担任我国驻新西兰、比利时大使的张援远告诉记者.
究竟是什么竟然让这对年逾古稀的美国老人情愿“拼了老命”也要重走长征路呢？
“所有的旅费必须我们自己支付”
“大家都知道,索尔兹伯里最早萌发要写长征的念头是受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的影响.斯诺比索尔兹伯里大3岁,斯诺31岁访问延安,32岁写下《西行漫记》,索尔兹伯里为《西行漫记》所打动,立此宏愿时年仅29岁；但大家不知道的是,索尔兹伯里不同于斯诺.”张援远后来与索尔兹伯里夫妇成为好朋友,他提醒记者.
“索尔兹伯里的个性非常刚烈.他出生在美国中部的明尼阿波利斯,自认有着典型的‘明尼苏达州精神’：愤世嫉俗、多思善问,不随流、不事大,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什么大城市、大权威、大财东、大衙门,统统反对’.他甚至写了一本书就叫《不惧怕,不取悦》.”
早年就读于明尼苏达大学化学系的索尔兹伯里,因信奉“明尼苏达州精神”,为学校所不容.没有读完大学的他,19岁进入合众社当记者.在二战中,他的足迹遍及欧洲、远东的很多战场.在德军的炮火将列宁格勒炸成废墟的日子里,他在列宁格勒的战壕里写下了《列宁格勒被围九百天》,成为20世纪最经典的新闻作品之一.当他获得普利策新闻奖后,明尼苏达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他在回校演讲时说,幸亏你们开除了我,世间少了一个平庸的化学家,多了一名杰出的记者.
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后的1972年,中国的大门也向他打开了,他终于有幸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十多年后,他对此仍记忆犹新：“我注意到,他穿着皮凉鞋,步履轻快,看来是他长征时练出来的.我相信,尽管过了这么多年,他还能在一个早晨打起背包就出发,不歇脚地走一天.那天晚上我和他道别时跟他说,我非常想寻访当年长征的路,和那些幸存者们谈一谈.他在两道浓眉之下,使劲地用我揣摩不透的探询目光看着我,却不作回答.”
但即便如此,索尔兹伯里仍没有放弃寻访长征路的准备.在此后的十多年里,他查阅了大量的有关长征的史料：有中国大陆出版的,如《红旗飘飘》,若只有中文本,他就雇人全部译成英文；有台湾国民党出版的,包括张国焘的回忆文章；有共产国际关于的资料；有美国方面对和红军的研究史料.即使同一个事件,这四方面的叙述往往并不一致.索尔兹伯里寻访长征路的使命,就是要发掘历史的真相,正如他的书名所言：“TheLong March：The Untold Story”（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这就是索尔兹伯里,当他以76岁高龄实现夙愿、重走长征路时,不仅是一位饱览世界风云的著名报人,而且已经是长征的研究者.
“从北京出发前,他就提出‘所有的旅费必须我们自己支付’,这是他坚持写作公正和独立的原则.所以后来每到一地,当地外办的同志每天都要给他俩结账算钱,他是说到做到的,绝不含糊.”张援远说.
这行程对所有人来说并不轻松.最初,当地外办准备了两辆小卧车.但索尔兹伯里拒绝了这样的安排,他对张援远说,“如果这样的话,是灾难性的”,他坚持必须坐面包车,他们夫妇俩、他请来做顾问的杰克·谢伟思、秦兴汉将军、张援远和当地的领导坐在同一辆车上,这样索尔兹伯里就能一边走一边问,他要了解的是活生生的人物和故事.
“他一路走,一路问,我就一路翻译,行车时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每天晚上,他都要把当天的采访内容记下来.即使没有电,我也能听到他在烛光下用一台老式的雷米塔牌打字机‘哒哒哒’打字的声音.”张援远说.
“她用妇女特有的天才来观察世界”
“长征！他怎么会这样精神错乱？这不行.我不能让他去.可是我却让他去了,而且我们一道去了.”说这话的正是夏洛特·索尔兹伯里.
“长征！我们恐怕坚持不下来,我们俩谁也不行.对这一点我是清楚的.七十年代初期,哈里森就开始谈长征,谈到这将是一次非常伟大的旅行.多好的故事！多好的独家新闻！如果他能说服中国人让他去的话.自从那个时候起,多年来我一直害怕真的得到同意的信息.”
1983年8月17日,一个代表中国的电话终于送来了那个令她“害怕”的“同意”.其实,担心重走长征路而坚持不下来,这样的顾虑对这两位古稀老人来说是再正常不过了.“可是长征啊！我当然知道它的重要意义；我知道它对哈里森来说意味着什么；我理解到这会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旅行”,她说,“我从内心深处知道他会去的；我也不会让他一个人去,我必须同去；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张援远至今珍藏着当年重走长征路时持有的《外国人旅行证》,30年前,云贵川湘很多地区仍未对外国人开放,外国人前往必须持有特批的旅行.“当时,那里很多地区省与省之间都没有像样的公路,于是,他俩骑过马,甚至是骡子.在翻越金沙江畔的一座岩石重叠的大山时,我们全体不得不步行,索尔兹伯里先生还重重地摔了一跤.”
与道路一样困难的是厕所.很多农村都没有抽水马桶,只有茅坑.这对古稀老人来说太困难了,不仅是气味,而是没有蹲坑习惯的老人蹲下去后站起来实在很难.
但这从未影响过这对老人的.即使索尔兹伯里先生在皎平渡因疲劳和脱水,不得不住院以让心脏修养和康复,他们也坚持要走完这次“长征”路.
当索尔兹伯里先生从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出院时,夏洛特女士与两位女医生相拥而泣,“没有你们,他就危险了”.她由衷地感激说.
但如果认为夏洛特仅仅是一位“妻子”,那未免太小看她了,索尔兹伯里以他曾担任《纽约时报》副总编的专业眼光评价说：“她是用妇女的眼睛、用妇女特有的观察事物的天才来观察世界的.有人认为那是一种性别歧视的说法,而我却对此信守不移.夏洛特能察觉到那些最有意义的东西：周恩来衬衫上丢失的纽扣；萦绕延安大宝塔的烟雾；奔向稻田的活泼农村姑娘,脚上绣鞋闪闪发光”.
他和她,真是天作之合、神仙眷侣.
“我向中国人提出了自己能想到的最难的问题”
“您和索尔兹伯里先生整整相差四十多岁,几乎要将近两代人,重走长征路在他心目中又是如此重要,您担任他的全程翻译,刚开始的时候,他会不会觉得您太年轻了？”记者不揣冒昧地问张援远.
“确实如此,他开始时一定也是这么想的.我们之间的信任是逐步建立起来的.”张援远坦承道.
“我们走过的很多地方,当地接待的同志告诉我们,这里自从斯诺、马海德来过以后,将近半个世纪没有外国人来过.所以我们在经过一个乡镇时,经常发现被围观得寸步难移.”
因为几十年的与世界隔绝,而且“”过去还不久,当突然要面对几位金发碧眼的老外,又是世界知名记者来访,可想而知这让当地负责接待的一些领导干部、甚至专家学者是多么地紧张.当索尔兹伯里夫妇迫切希望听到当年红军艰苦卓绝的真相时,被访者往往只敢说一些客套话和认为正确的话,这让索尔兹伯里夫妇十分失望.
“有一次,当我在认真翻译一些套话的时候,发现谢伟思先生在悄悄向我眨眼睛.谢伟思先生是当年前往延安的‘迪克西使团’的成员,是懂汉语的‘中国通’,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从此凡是套话,我不再‘认真翻译’了,我要为索尔兹伯里先生省下宝贵的采访时间.”
“我向中国人提出了自己能想到的最难的问题”,索尔兹伯里有他自己一贯的风格.
这不仅是因为“明尼苏达州精神”,还因为经历过二战、共产国际、美苏冷战和斯大林大清洗的他,不仅在深入思考中国人之所以赢得长征胜利的原因,还同样关注中国革命经受过的挫折和教训.
“不仅仅是没有去成茅台酒厂,如果采访不了他希望见的人,他同样要发火.”张援远说.陕北红军创始人刘志丹尚在世的遗孀,就是他期望见到的人.在他即将返回北京的前夕,这个反复提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夏洛特女士是这么记述这次会面的,“她名叫仝桂荣,七十九岁,人们称她与‘同庚’,意思是同一年出生的.她个子不高,比她女儿更瘦小些,活跃而有风趣,走路时拄着一根手杖.哈里森问她在什么地方认识她丈夫的,她回答说：‘那是包办婚姻.我本来不想承认这个,怕你们会笑话我’”.刘志丹出身于“有钱”的家庭,她也是如此,其实不过收支相抵而已,“她重复地说,‘那是一个很穷的县,现在还很穷.’仝桂荣说,早在她还在母亲怀抱中吃奶时,她父母就许了这门亲.她与刘志丹结婚时,她十七岁,刘十八岁.显然这是产生于一个传奇的、激动人心的而又危险的时代的一种爱情关系”.
在那个苦难的年代,穷人揭竿而起似乎天经地义,为什么“有钱人”家庭出身的年轻人也要起来革命,这正是索尔兹伯里夫妇非常想了解和弄清的.
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为他俩讲述了一个命悬一线的故事：当1935年九十月间,北方局代表仍在贯彻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陕甘根据地实行“肃反”,错杀了根据地和红军的骨干200多人,刘志丹也被逮捕.尽管刘力贞当年还是个8岁的小女孩,但她依然记得：“当时在瓦窑堡门楼旁挖了一个大坑,我和母亲过去看过.有人说（那些包括我父亲在内的）犯人会被扔进坑里活埋,还有人说他们会被毙或砍头以后集体葬在坑里.”幸亏到了陕北,救了刘志丹和其他人的性命.刘志丹被释放后,她只见过父亲一次.“我感到很陌生,过了好一会儿才敢和他接近.”刘力贞回忆说.
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写道：“让他（刘志丹）负责组织指挥新编二十八军.1936年他随军队出发东征,与国民党作战,34岁牺牲在战场上.”1943 年刘志丹的遗体移至他的诞生地保安的纪念堂中,仝桂荣要求把棺盖打开再看丈夫一眼.她很欣慰,因为他身上穿着的是她给他做的军服.牺牲的时候,他的口袋里没有留下一分钱,他只留下一把和一匹战马.
仝桂荣说完,与夏洛特一起失声痛哭.
刘力贞说：“我父亲留下的唯一遗产就是他的精神.”
“举世无双的长征燃起了民族的梦想”
历时两个半月,索尔兹伯里夫妇终于重走了长征路.“我们在各种道路上总共行走了7400英里（约1.2万公里）.”索尔兹伯里总结说.
他这才理解了当年周恩来的目光.“我1972年到北京时提出的寻访长征路和当年的政治活动之议.我太天真了！难怪周恩来会以蒙娜丽莎式的笑意看着我.我不知道文化大革命还远未结束.”
这难忘的旅程让他对长征有了更为真切的认识：“这个故事是一部史诗,不仅仅是因为淳朴的战士和指挥员在长征中所体现出的英雄精神,而且也因为长征本身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国革命的熔炉.经历长征锻造的红军情同手足,在的领导下打得罢手止斗,直到最终赢得了政权.”
而夏洛特说：“我从第一手材料了解到中国过去曾经是什么样子,了解到封建制度的不平等和令人绝望之处,了解到是怎么推翻封建制度而重新开始的.我了解到战士们以及我们见过的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住了那种种磨难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刚毅和坚忍不拔的精神.那些正派的、爱国的、献身于他们国家的男男女女,在年轻的时候就致力于改变国家的面貌；现在他们年老了,又在为保卫这些成果而工作,不让他们的国家再次失去控制.”
“长征的意义,我是深切地领会到了.如果不是沿着长征的路走一遍,没有见到那些开会的地方、战场、长征中跨越的高山、草地、江河,没有和一些幸存者交谈,决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现在理解到：长征如何鼓舞着中国人中年轻的一代,他们要怎样生活才无愧于那些英雄,使英雄们的精神永葆青春.长征区分了善与恶,区分哪些人是要为国出力,哪些人要的仅仅是权势.”
从1937 年因《西行漫记》而下决心为长征写就“历尽千辛万苦的英雄的史诗”,到1984年夙愿以偿,时光流逝了将近半个世纪.毫无疑问,这近半个世纪的跨越,索尔兹伯里先生对“长征”追问的动因和内涵是不会完全相同的.如果说,上世纪30年代,他最初的出发点是想了解延安的“中国和红军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怎么来的”；那么到了70年代,他还想知道的是“走过长征的中国今天究竟在干什么”；而在终于结束了噩梦一般的“”后的80年代,当年走过长征的领导人重新掌握中国这艘巨轮的航向以后,他想知道的是“中国人今后将带领中国走向何方？什么是中国的‘新长征’？”
也正因为如此,在京期间,他采访了、李先念等一大批身为长征亲历者的领导人.
夏洛特详尽地记下了当时的总书记在中南海接见他们的经过.
她写道：“我们的主人欢迎我们时,我本能地感觉到,这位非凡的人物显得精力充沛,情绪高涨.同绝大多数美国人相比,他个子矮小,但充满着活力,使气氛变得热烈”“, 我们从长征谈起.长征开始时才十八岁,被任命为共青团秘书长.他说,团委员会由三十二人组成,只有十四人还是十五人到了延安.今天仅仅五、六人还在世.”
“是一位非凡的人.”她评价道.
而索尔兹伯里先生把《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全书的最后一章,留给了,标题为《屹立不倒的小个子》.他在篇末写道：“长征结束至此已历五十年.在中国的漫漫历史岁月中这不过是沧海一粟.但它已经在中国社会留下来不可磨灭的痕迹,为中国的意识带来了巨大的转变.长征为这个国度播种下几百年来未曾有过的团结和勇气.但现在对长征盖棺论定还为时过早.有些中国人说,也许在一两个世纪后我们才会认识到长征的真正历史意义.而现在就让我们同意中国人的看法——把长征认作是集团体勇气、奉献和信念于一身而进行的无与伦比的壮举吧.”
他的着眼点,早已不仅仅是长征,不仅仅是历史,而是中国、亚洲乃至世界的未来.
这位一生秉持“明尼苏达州精神”的报人发自内心地说道：“长征举世无双,迸发于其中的英雄主义火花燃起了拥有11亿人口的民族的梦想,使中国沿着无人能够臆测的命运一路向前.”
（编辑韦潇）
该文点评,本文是关于老人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古稀老人和索尔兹伯里和长征路相关老人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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