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三重向度以马克思主义、儒家和基督教为视角，本文是马克思主义类学术论文怎么写跟马克思主义和儒家和*方面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靳浩辉
（清华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100084）
摘 要：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一方面应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也需要从悠久的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生生不已的源头活水,并理性辩证地吸收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以古鉴今,融会中西.深度的本土化与高度的国际化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唯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下,从这两个维度上深层推进,提炼精髓,方能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与底蕴.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儒家；基督教；扬弃
中图分类号：B8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3-0028-0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传统美德的继承创新与实现中国梦研究”(14AZD008).
作者简介：
靳浩辉（1987-）,男,山西运城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文化与中西比较*的研究.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上”继承夏商周三代思想之精华,“下”融合佛道理念之内蕴,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辛亥革命之间,虽经历两千多年的嬗变过程,却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性意识,并逐渐沉淀为中华民族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发挥着“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潜移默化之作用.在当今中国,伴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儒家“一阳来复”,又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而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则吸收了古希伯来人的信仰精神、古希腊人的理性精神、古罗马人的法治精神,将三者融合之后形成了自己完备的神学理论和教会制度,统治西方人的精神生活长达1500多年,对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情感体验、行为规范等具有根本性的型塑作用,也奠定了近现代西方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思想根基.马克思主义*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对资本主义*关系及其价值观念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关系和价值观念而登上历史舞台的.充分审视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可以洞见它是“以时代的‘意志’和‘本质’为转移,以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为准则”.[1]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提供了精神支柱；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文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基于此种认知,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应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辩证理性地借鉴以儒家和基督教为代表的中西方*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在深度本土化和高度国际化的循环互动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与底蕴.
一、马克思主义与儒家、基督教关系的三维透析
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应该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予以辩证深刻的审视与把握.
首先,马克思主义与儒家的关系.两者确实具有一定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从产生背景来看,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得到极大发展的欧洲.一方面,“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256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化的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已经充分显露,经济和社会的危机日益增强,促使无产阶级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力量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而孔子所创立的儒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则主要源于农耕文明与宗法文化,极为重视宗亲血缘关系,提倡“亲亲尊尊”,主张“别尊卑、分贵贱”,从而将父子家族关系与君臣国家关系相勾连.第二,从思想导向来看,马克思主义彰显出浓厚的革命性与批判性,反映了与资产阶级相斗争的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决定了其与现存的以资产阶级为主导的政权的对立关系,马克思主义肩负着推翻资产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革命使命.而儒家自产生以来就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希冀以劝导与教化的方式取得君王的支持.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成为“王官学”,又与皇权制度紧密结合,原始儒家些许的革命性与批判性逐渐消弭,保守性日益增强.相对于以上的差别,儒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契合之处更值得挖掘.第一,两者都注重实践的重要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鲜明地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75又强调“哲学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19将马克思主义注重实践的思想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写出了著名的《实践论》,而《实践论》的副标题就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孔子认为学习要“时习之”,其个人在鲁国从政与周游列国的经历也是实践其“礼乐”理念的真实写照.后来提倡“知行合一”的王阳明与崇尚“实学”的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无一不是儒家重视“实践”的代表.第二,两者都聚焦现实,拒绝“彼此世界”的构想.马克思主义是鲜明的无神论思想,反对宗教,拒绝来世与天堂之说,将思想集中在改造社会的现实问题上.而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不讲“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与鬼神保持一定距离,可谓是“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同样将思想聚焦在现实的修齐治平上,后来的儒家基本延续了孔子注重现实人伦家国的传统.第三,两者都在承认人自然属性的基础之上,注重道德修养.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将饥饿和性欲等自然属性看做是一种永久的动力,但却主张在改变客观世界的同时,以*与道德去改变这种本能的人性.否则,人便与自然动物无异.并且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要培育社会主义的道德,以后进入共产主义之后,更要提倡共产主义的道德.孔子一方面认为追求物质利益是人的天性,“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而“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对于追求富贵的欲求,孔子也不加掩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另一方面,孔子又强调人应发扬自身的道德本体,“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希望以道德修养来指导人的自然.后来的儒家基本都延续了孔子注重道德修养的传统.第四,两者的终极理想共产主义与大同社会是相契合的.大同世界和共产主义都是基于对人性的乐观审视而对人类理想生存状态的构思,都坚持理想世界的此岸性,不约而同地追求“天下为公”“按需分配”,向往平等互爱的人际关系.总之,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源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与思想导向,因而具有一定的差异.但不能由于这种差异而遮蔽了两者的相通之处,儒家可以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供重要的文化土壤.
其次,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的关系.学术界长期以来将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神学看作是水火不容的思想体系.基督徒视马克思主义为“恶毒的教义”,而马克思主义者则视基督教为“人民的”.不可否认,两者的差异是“显性”的,马克思主义是旨在解放人类的革命理论,而基督教是旨在拯救人类的宗教理论；马克思主义提倡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而基督教倡导“三位一体”的有神论；马克思主义重在现实社会的实践与改造,而基督教追求彼岸世界的灵魂拯救.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思想都无法彻底摆脱当时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融会古希腊文明与古希伯来文明的基督教文化作为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的内核,生活在西方文化中的马克思势必要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马克思青年时期的思想正是从基督宗教的母胎中孕育而出的,17岁的马克思在中学考试卷中虔诚地写道：“因离开基督,我们就不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离开基督,我们就会被上帝所抛弃,只有基督才能拯救我们的心.”“因此,在同基督的结合中,我们首先用爱的眼神注视上帝,感到对他有一种最热忱的感激之情,心悦诚服地拜倒在他的面前.”[3]虽然后来马克思的思想转向了唯物主义的无神论,但基督教对其一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另外,马克思的思想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而后者的思想则带有基督教神学思想的深刻烙印.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概念是基督教“道成肉身”概念的抽象化,其辩证法中标示“正——反——合”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更是带有基督教“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思想的浓厚色彩.因此,在看到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显性”相异的背后,也应该*到两者思想纵深之处所蕴藏的“隐性”的相通之处.具体来说,在理想社会的构想、原始阶级属性、博爱精神的追求、实践理念的崇尚以及线性的历史观等方面,两者有着“不谋而合”的契合性.第一,在理想社会的构想上,共产主义和天国天堂都追求自由、平等、互爱的理想境界,共产主义很大程度上就是马克思把天国天堂的“彼岸性”所抽离,而在现实的“此岸”世界所构造的自由人联合体的人间天堂.第二,在原始阶级属性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代表工人与农民等底层民众的利益,在传播之初,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也多是无产阶级.而基督教创立之初,其信徒也多是农民、妇女、渔夫、税吏等底层民众,耶稣也多亲和这些“社会弱势群体”,与之共同创造新的信仰团体.第三,在博爱精神的追求上,虽然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在创立之初都先天地亲和社会底层民众,不过两者都彰显出浓厚的博爱精神.马克思希望消除压迫与剥削的社会制度,来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体现出深沉的博爱思想.而基督教则倡导“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强调遵循神的诫命去践履博爱,“爱人如己”,并将博爱视为“信”“望”“爱”三主德中最重要的品质.第四,在实践理念的崇尚上,马克思认为其所有的努力并非要构建一个新的哲学体系,而是要给战斗的无产阶级提供一种改造世界、解放全人类的理论武器.基督教同样是旨在改造罪恶的世界,为进入天国创造条件,也非单纯地解释世界,基督教强烈的传教热情正是其实践理念的最好例证.第五,在线性的历史观上,马克思主义线性的“原始公有制社会——私有制社会——共产主义公有制社会”的人类社会历史形态划分理论与基督教的“过去——现在——未来”的线性历史观和“原始天堂（伊甸园）——人间地狱——未来天堂”的人类历史观之间,在文化传统上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性.总之,正因为两者思想纵深之处所蕴藏的“隐性”的契合之处,民国时期的神学家吴雷川将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相融合,认为耶稣是一个革命者和解放者的形象,提倡“革命的基督教”,积极地将基督教的理念运用到改造社会的实践上去.而拉丁美洲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解放神学也将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相结合,充分融入到解放穷人和被压迫者的社会活动中去.
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首先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首先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因为它鞭辟入里地剖析了资本主义内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运转过程,高瞻远瞩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与消亡的客观规律,深刻阐明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指出共产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其所构建的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使得社会主义由空想转变为科学,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科学的真理体系.因此,我们要深刻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就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而言,主要是指它的大众性、批判性、整体性、实践性和开放性,所谓大众性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只有同人民大众相结合,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和理解,才能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所谓批判性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建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各种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批判之上,正是其强烈的现实批判性特征使得它同一切维护统治阶级不正当利益的学说区分开来；所谓整体性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有机整体,彼此之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所谓实践性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僵死的教条,不是书斋里闭门造车的产物,而是在无产阶级鲜活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总结出来的革命性理论,它会随着无产阶级实践活动的日益深入而不断发展；所谓开放性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自我封闭起来的体系,它鼓励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根据本国历史和现实状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学说主张.[4]254不过,随着时代的推移,一些对其理论的质疑甚嚣尘上.某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虽然曾经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时过境迁,现今已经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某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文化,不能用一种外来文化来指导中国的实践活动,因为这样会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与民族精神根基的消弭.通过对上述两种理论的剖析,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是以时间为尺度来质疑马克思主义,而“外来文化论”则是以空间为标准来拷问马克思主义.看似言之凿凿,其实两者不仅都忽略了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真理,不因时间与空间的推移而变,而且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鲜活创新的体系,已经通过中国化来实现不断的发展.当今中国伟大崛起的成就更是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性.因此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要深入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同时,也需要从两个方面观照马克思主义.一方面,需要警惕将其教条化与庸俗化的倾向.在一段历史时期,人们机械地运用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等几大板块来诠释中西文化,将丰富多彩的中西文化人为地“狭窄化”,并简单武断地使用“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思维范式来评价中西文化,甚至贴上“反动”“反革命”“腐朽阶级的思想”的标签,因而形成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这样就把马克思主义绝对化,将其与中西方的优秀成果割裂开来,不利于其进一步创新发展.另一方面,需要认识到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在其长期的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诸多类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如：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苏联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绿色马克思主义等等,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在一定时间与区域确实发挥过有益作用,不过某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寿终正寝,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消亡,将曾经被利用、曲解、改造和割裂的马克思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本身,进而对其予以批判与鞭挞,是一种以偏概全的做法.[4]251
面对当今理论界“诸神共舞”的复杂局面,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此应该科学辩证地审视两种社会思潮：一种是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复兴论.儒家自五四运动以来,在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双重挤压下日益式微.尽管在民国时期,有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等“新儒家”为儒学的再续和复兴殚精竭虑,不过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儒家遭受了毁灭性打击,留在大陆的“新儒家”几乎全军覆没,花果飘零,儒学在大陆成为“游魂”,已然“魂不附体”.不过,出走大陆的“新儒家”,毅然守护儒家文化的精神,儒家得以在风雨飘摇中得以薪火相传.随着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海外新儒家的思想成果开始“反哺”大陆,儒家在大陆“一阳来复”,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呼声日渐高涨,直接催生了“大陆新儒家”群体的产生.不可否认,传统文化在提升国人道德素养与安顿身心的方面作用显著,同时可以增强国人的民族认同感与向心力.不过某些学者希冀在坚守心性儒学的同时,将儒家的思想落实到政治与制度层面上,力图重建儒教,提倡政治儒学与儒家宪政,主张虚君共和制、太学监国制、儒教三院制,甚至主张“儒学救国论”,宣扬“儒化”,提倡“以儒学替代马列主义”的思想,恢复儒学的“政统”和“王官学”地位,则未免不合时宜.近些年来,一些充满争议的轰动性事件,例如在天安门广场树立孔子像与反对在曲阜建立教堂,正是其立场与诉求的表现.这些思想和事件确实需要认真地审视.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今天,中国已经走出了古代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摆脱了小农经济的束缚,中国传统的家族宗法制社会结构已经不复存在,这些人文社会环境的嬗变使得建立在封闭性地理环境、小农经济和家国同构基础上的儒家*文化显露出巨大的时代局限性,其所蕴含的家族政治、圈子文化、官本位理念等痼疾依然存在,因此我们决不能一味地怀古与颂古,必须厘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进行必要的扬弃与损益.
另一种是奉基督教为圭臬的西方文化中心论.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度推进,西方各种文化纷纷涌入,基督教的研究也逐渐从“险学”变成“显学”.毋庸置疑,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思想与制度层面有许多可资借鉴的成分,不过一些人将西方近现代文明归功于基督教信仰,把基督教教义超拔为所谓的“普世价值”,推崇基督教是“道德的源泉”“的根基”,打着“宗教自由”的旗帜积极在思想文化领域推广基督教,扶持家庭教会与地下教会,希望用“基督教羔羊”来驯服“中国龙”,强调我国诸多道德与社会问题的凸显是由于缺乏宗教信仰、不信基督教所致,并诋毁中国传统文化,贬低马克思主义,企图在意识形态领域“福音化”我国,削弱中华民族凝聚力,蛊惑民众走西方道路.这种主张既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有着自身的传统基因与运行模式,如同世界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一般,也没有看到西方文化也不是整体一致、不分彼此的,欧洲大陆的德法与不列颠群岛的英国以及北美大陆美国有着不同文化,例如基督教的信仰在欧洲大陆逐渐衰落,而在美国则愈加兴盛.因此我们不可能完全照搬,全盘西化,只能选择性地吸收消化.
总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首先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充分认识到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本真面相,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创新.其次需要辩证理性地审视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复兴论与奉基督教为圭臬的西方文化中心论,防止极端化的复古主义和全盘西化.
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需要从深度的本土化与高度的国际化两个维度汲取养分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在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其*文化更是成为各个朝代信奉的价值圭臬,深深塑造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体系.[5]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我们需要深度的本土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上追本溯源以钩沉中国传统*文化的发生学原理,以“返本开新”“彰往察来”的思维进路来从儒家的*文化上汲取源头活水.对于儒家的德治思想、民本理念、正己修身、富民教民等*文化思想,应本着“扬弃与损益”的态度去创造性地继承发展.值得说明的是,早在上世纪 30年代,就鲜明地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6]强调了肇端于孔夫子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性.而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相融合的典范,其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公而忘私思想充分彰显了两者的珠联璧合.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发挥指导作用,不仅因为它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客观发展规律,是科学的真理体系,还因为其思想体系与我国传统文化非常契合.在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中,形成了群体本位的家族宗法体系,这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集体主义相吻合,另外马克思主义平等理念也顺应了中国自古以来广大农民所追求的“均贫富,等贵贱”的思想,尤其是近现代以来我国遭受西方外强的侵略、内部封建与官僚资本的压榨,渴望对外民族平等以及对内社会平等成为近现代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这也非常有利于追求平等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可以说,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永远所需要栖息的精神家园,也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因此,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一定要赓续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汲取其有益成分.
从中华民族绵延的历史长河中可以看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民族,在与其他民族的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中,沉淀出独特的民族文化.在现今中国,不仅要根植于自身的民族文化,也要睁眼看世界,高度国际化,从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中汲取养分,为我所用,而不能故步自封,自我陶醉.党的十八大报告鲜明地指出：“要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要扩大文化领域对外开放,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7]亨廷顿强调,“在一个现代性开始占压倒性优势和相互依赖的世界里,完全拒绝现代化与西方化是不可能的.”[8]因此,我们应正视作为西方文明内核的基督教,经过近两千年的氤氲化育,已经逐渐深入到西方*文化的深层肌理,其博爱理念、对底层民众的关怀、崇尚义的价值、政教分离等思想更是极大地塑造了西方*文化的发展历程,西方、自由、平等﹑博爱、权力制约等思想与理念都与基督教息息相关.当今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不能忽略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西方*文化的影响.
对于如何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下,汲取古今中外思想的有益成分,我国思想界已经做了很多探索.李大钊主张灵肉一致的“第三种文明”,①张申府倡导中西马的“三流合一”说,所推崇的“古今中外法”,以及建国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政策,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理性、辩证、包容精神的真实写照.值得强调的是,张岱年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主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既不走“全盘西化”和“回归传统”的极端路线,也不取“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的折中态度,而是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对中西古今的思想进行损益,综合创新.后来程恩富先生提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的主张,方克立提出“马魂、中体、西用”的理念,其大致方向与张岱年不谋而合,都是极具创建的有益探索.这些探索着眼于全球未来发展的大趋势,在承继民族性和富有时代性上展示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在融通中西文化中彰显了世界性的眼光和海纳百川的气魄.
结语
总之,构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一方面,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另一方面,也需要从悠久的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上汲取生生不已的源头活水,并理性辩证地吸收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彰往察来,以古鉴今,融会中西.正如所言,“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9]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对待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与以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过程中,既不能用仰视的眼光膜拜与崇尚,也不能用俯视的眼光鄙视与轻蔑,而是要以平视的眼光,实事求是地加以剖析与鉴别,进行合理的损益,创造性地继承.深度的本土化与高度的国际化,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唯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下,从这两个维度上深层推进,提炼精髓,方能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与底蕴.值得强调的是,基于我国现今意识形态领域纷繁复杂的客观局面,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只有在各种思想相互“碰撞”与“融合”、“证伪”和“纠错”的基础之上,不断累积沉淀,综合创新,方能构建出开放、包容与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注释：
①李大钊认为第一文明指的是东洋文明,第二文明指的是西洋文明.他认为“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两者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才能创造新生命.而今东洋文明荒废于静止之中,西洋文明疲命于物欲之中,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种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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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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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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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此文为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马克思主义和儒家和*相关马克思主义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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