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储光羲的庙堂之忧和江湖之愿，本文是关于羲的庙堂之忧和江湖之愿类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跟庙堂和储光羲和江湖有关电大毕业论文范文.
◎袁海锋 何智敏
袁海锋、何智敏,广东中山市纪念中学教师.
储光羲的《田家杂兴八首》（其二）收录在粤教版选修教材《唐诗宋词元散曲》一册.无论课文的注释,还是教案给出的解读,都把这首诗定位为“写自己归隐田园之乐”….基于这样的理解,在梳理诗意的过程中,整首诗的意脉却显得颇不流畅,中间存在若干意义龃龊之处.
整首诗共十四句七十个字,在这样局促的空间中,“所乐在畋渔”“所愿在优游”二句无论从句式,还是文字的表面意义,都具有极强的相似性.如果仅是要通过句式和语意的重复来达到强调的目的,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而且几乎没有效果.另外,从人之常情和山水田园诗对山林景致的常规描写看,山泽往往是诗人理想的归隐之地,而且常常以沉静秀丽之态呈现,至少在陶渊明、王维、孟浩然等人的笔下是这样的.但诗人在“山泽”之后用了“晦暝”一词,把这写成了一处昏暗阴沉的所在,明显有违常理.再者,“归家暂闲居”句中,“归家”“闲居”都是山水田园诗中十分常见的词句,相对而言“暂”字的使用则少了很多.即使《题李凝幽居》的“暂去还来此”,“暂”指向的也不是山林闲居,而是俗世生活.归隐闲居的“暂”总是透漏出些诗人内心不甘不愿,这在山水田园诗里亦是极为少见的.
这么多有违常理,这么些语意龃龊,与其说是诗人不经意间留下的创作笔误,不如说是诗中个别词句的理解出现了偏差,整首诗的情感定位出现了问题.这首诗除了表达诗人仕途的决绝之态、山林归隐的无尽痴迷外,还有一种传统士大夫家国天下的庙堂之忧,以及归隐山林的江湖之愿在求庙堂之忧而不得后的萌发、强化和纠结的复杂情绪.储光羲置身江湖庙堂间的犹豫与迟疑不是教参中一句“平和恬淡的心态”就能说的清楚的！
整首诗中,最容易出现理解偏差是第四句中的“畋渔”一词.课本将其注释为渔猎,并顺势将其理解为田园劳作的闲适生活,这是导致前述语意龃龊的根源.除了依照“畋渔”的字面意思将其延伸理解为田园劳作,它的意义还可以从另一向度进行理解.《史记·越世家》中有云“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其中“良弓”“走狗”是打猎用具,意义上则是对奔走效劳之人的隐喻.“畋渔”本意是打猎围捕的行为,如果从奔走效劳这一层意思理解,这首诗意义则有峰回路转的新意.
从奔走效劳之意理解“畋渔”,可以使前四句的对比手法有了更为切实的落点.众人耻贫好富,贪慕功名利禄,而“我”是情怀坦荡的,要为国家君王奔走效劳.这里的对比不是把众人的追逐荣华富贵与“我”的看淡浮名、安贫乐道比较,而是将众人的自私自利与诗人家国天下的庙堂情怀形成对比.储光羲要在此给读者展现的不是一个避世的隐者形象,而是一个决绝的人世者形象.由“我”的坦荡与众人的耻尚宕开,让人看到的不只有储光羲士人理想的坚定,众人的卑劣恶俗,更有整个盛唐社会所折射出来的从上至下的深刻危机.进一步关注“乐”字的含义,表面上看,“所乐在畋渔”与“所愿在优游”的“乐”“愿”语义相近,但是“乐”的语义并不能通过“所愿在优游”这一相近句式对比实现,而应将其置于前四句构成的对比小语境中.众人对于贫贱的态度是“耻”,而“我”的态度是“浩荡”从容,众人追逐物质利益,“我”看重的则是个人的自我实现,“乐”与“尚”形成意义的对应.“乐”字指向的是宏大的庙堂大情怀,而非个人小情趣,是未来自我愿景的“崇尚”而非置身现实的“喜欢”.这其中可以看到储光羲对家国情怀的看重,却也无意间隐隐地露出一丝未来命运的不确定.相对而言,“优游”的意义指向比较明确,可以理解为悠闲自在的田园生活.与“乐”的宏大、抽象、难以确定相比,“愿”字是对置身田园生活真实感受的写照,是可以切实掌控的种植、饮乐的小生活,是真切的“喜欢”,而不是宏大的“崇尚”.
基于“畋渔”一词的意义转向,“山泽”也不再是储光羲向往的隐居之地,而是他奔走驱驰,施展抱负的“畋渔”之所.它可以指的是官场,亦可泛指整个堂皇大气却已摇摇欲坠的王朝.展现在储光羲面前的山泽没有王维笔下“轻鲦出水,白鸥矫翼,露湿青皋,麦陇朝雊”清新秀丽之象,而是晦暗不明,不可卜测的寥落.由山泽的表层之意往深里看,这片山泽的晦暗不明不止来自杨国忠、李林甫、安禄山、史思明等众人的耻尚之间,更有当朝天子的“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意欲驰骋的“山泽”已是如此,那“畋渔”忧国忧民之心自然显得有那么点一厢情愿.在孔子时代的儒家价值观设计中,已经注意到了仕与隐的问题,形成了相应了的应对策略：“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2】.道是处置仕与隐的核心标准,当然也为储光羲指明了道路——归隐并非他的初心所愿,而是迫于家邦无道的无奈；绝仕是情非得已,有道驭宇便可复仕、复谷、复见.一个“暂”将他在入仕与归隐之间的犹豫与观望写得淋漓尽致,写到妙不可言.而这些与储光羲二十岁（开元十四年）中举人仕,却又仕宦失意,归隐山林再又出山,以至后仕伪朝的人生轨迹一致,又与传统士人出离在庙堂之仕与江湖之隐间的那种“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苏轼《临江仙》）的那种内心纠结一脉相承.对此诗而言,这些可视为它的历史与文化的双重支撑.
紧接四句是诗人真正的归隐生活中田园景致的描写,内蕴的情感依然由前置的情感基调承袭而来.园中种植的是葵、藿这样喜阳的菜蔬,房前屋后种满了高大的桑树榆树,禽雀翔集于茅檐之上.诗人以白描手法手法写出了自己置身田园之中的简单轻松愉悦,似乎又不止这些,至少诗人选取的意象具有太过丰富的意义可能.葵霍本性喜阳,向阳而生,古人遂喜借葵霍以明心志,如王维《责躬荐弟表》中“葵藿之心,庶知向日.犬马之意,何足动天”句；《旧唐书·倪若水传》中“草芥贱命,常欲杀身以劾忠；葵藿微心,常愿隳肝以报主”句.这里的葵藿已经不是简单的菜蔬,而蕴含着臣下对君主忠诚无二的决心.从这个角度理解此诗,理解储光羲,意脉更加通畅.与之相比,桑榆的文化意味更加丰富,有日暮、晚年、归隐等不同的意义取向,从储光羲归隐后再次出山、以至人职伪朝的人生轨迹看,此处笔墨凭空多了一种“东隅已逝,桑榆非晚”的人世意味.禽雀知道诗人闲来无事,却也只是知道诗人空闲而已.说到底储光羲不是个陶渊明、王维一样的真隐士,他并非真正地倾心于田园,诗人的闲是心不甘情不愿的赋闲,是身闲而心烦.储光羲时时置身于这些简单愉悦的田居生活,闲下来的是奔波的身体,闲不下来是时刻没有放下的庙堂之忧.这样的禽雀知闲也只是“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其中味道复杂.
也正因为此,他要强调他所愿的优游,这优游不是展示他的自得其乐,也不是向朝堂宣示了他的决绝,而是向州县小吏们宣告他“邦无道则隐”这样形而上的理据和自有优游之乐这样形而下的感受.无论从现实的仕途官位,还是理想的人格道德,储光羲尚未实现传统士大夫的生命完满,他自然没有,也不可能有李白那种“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性格决绝洒脱和文化自信霸道.这是他在庙堂与江湖之间纠结的最为根本的节点,以至于他在诗歌的结句依然难以超脱出来.面对轻松简单的山林田园生活,储光羲找不到王维“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那种放空自己的自得其中、轻松自在.他感受到的是有限人生中时光快速的流逝,是脆弱肉身与南山磐石同老的时间压力.面对此情此景,诗人自然不可能有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种无我的真闲适.他迅捷地举起酒杯,划然而尽.他饮下的何止于酒,还有他的人生期待,他的仕隐纠结,他的庙堂江湖冲突,他的愤愤不平与无可奈何.
短短几十字中,全然是储光羲庙堂之忧与江湖之愿的纠结,全然是他内心纠结的斗争史.他本可以写的堂皇超脱一些,他本可以用骗自己来骗世人,可他还是选择了真实地面对自己,真实地剖析自己.这样的储光羲,或许更为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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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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