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古代监察的黄宗羲定律，本文是古代方面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黄宗羲定律和监察相关论文范文例文.
文/ 本刊记者舒炜
儒 家讲求学为政本,修身成圣.这也让古代政治*形成了共识,制度建设本来就是次要的,而监察制度是次要中的次要.表面上看,监察形式繁多,却无不被套上了长短不一的索套,很难靠近现代监察的本质.
大思想家黄宗羲有个观点,叫“积累莫返之害”,指的是历代税赋每改一次,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历史学家秦晖将其总结为“黄宗羲定律”.在政治领域,很多制度的演变与此类似.比如,朝廷派出监察官,过段时间,监察官尾大不掉甚至变成行政官,马上启动改革,又派出了新名字的监察官.归根到底,是一种信任和控制之间的弹性调整.
看不见的索套
一开始,秦始皇心中就有个小九九：谁对我的权力最有威胁,我就针对谁.显然,丞相就是这个潜在的危险对象.
为了限制相权,秦始皇设立了御史大夫这个官.但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现这样下去恐怕更危险,可以监察百官的御史大夫权力大起来自己都控制不住,干脆闲置.
汉文帝比较聪明,表面上常设御史大夫,但别出心裁设立了丞相使,对“不奉法”的御史们进行监督.这一招在于制衡：御史可以监察丞相,丞相也有办法监察御史.到后来,汉武帝又发明了个更厉害的职务,叫司隶校尉,管首都范围的监察.当朝丞相公孙贺,就因枉法被司隶校尉拿下.
一来二去,皇帝发现司隶校尉级别不高,却很好用,索性废除了丞相使,使司隶校尉获得更大的权势.顺便还把御史大夫改了个更柔性的名字——司空.这时的司隶校尉常常扮猪吃老虎,劾奏三公等尊官,故为百僚所畏惮.
其实,司隶校尉的威权,全靠皇帝的支持、信任,得到皇帝的宠信,其权威足以压百官,得不到皇帝的支持,就成了百官攻击的焦点.成帝时的司隶校尉涓勋就被丞相阴察其过,弄下了台.
同样,北宋开封府也是神一般的存在.除了正常的行政活动,还被赋予了纠察在京刑狱司职能,可以随时去御史台、大理寺甚至军队这些地方抽查案卷,所以包拯很多时候都在平反这些机构炮制出来的冤假错案.
有效的制衡,似乎让任何一方的权力都不能绝对膨胀.到了元朝,皇帝就特别喜欢“发动下属斗下属”,故意制造御史台和中书省之间的争斗.这也是得了当年武则天的真传,她就专设了右肃政台来主管地方监察,使其和察京师百官及军旅的左台达成某种平衡.
清朝则大刀阔斧进行了合署办公,把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对外是说要提高监察效能,真实目的却是“规范”给事中的权力运作.这样,六科给事中的人财物全部归都察院管了,自然没有了明朝那样的权力,为了补偿他们,级别倒是给升成了五品.
一些被称为雄才大略的君主,总觉得自己的索套伸出去,就能够完全掌控绳子那头的人.其实也不见得,和珅执掌朝政二十余年,不仅打击弹劾自己贪污腐败罪行的御史,还把持御史的选任大权,乾隆帝也没更多的办法.
当个监察官不容易
除了外部制衡,历代也喜欢在监察系统的内部建设上下功夫,形成了一种当监察官不易的共识,对监察官的选拔任用、履职要求都具有积极意义,对后世影响很大.
元《潼关怀古》那个监察御史张养浩就写过一本《风宪忠告》：“中外之官,莫难于风宪,莫危于风宪.曷谓难？人之所趋者不敢趋,人之所乐者不敢乐,人之所私者不敢私.”意思是私心私念人人都有,但身为监察官员,就要有崇高理想,杜绝安逸享乐、奢靡生活.
历代对监察官的出身都有着极高要求,隋唐开科举后,科举身份是监察官的大前提.如宋朝的台谏官90%以上有进士身份,南宋时期即使偶尔有非进士者出任宪官,也须先“特赐同进士出身”.还有一点是,官二代便不能干监察官.
司马光认为,选拔监察官员当以三事为先：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视名节,再次则晓知治体.因为监察工作讲究方式方法,初出茅庐的愣头青肯定不行.唐时,御史必须要有基层工作经验,即地方州县任过职.宋朝更严一点,光有基层经验不行,还要主政一县的经历,宋孝宗甚至规定要干过两任县令.
即使当上了监察官,如*案件与本人或其亲属之间有利害关系,也要回避.宋代《庆元条法事类》对工作时间也有规定,地方监察官巡历所管区域,无公事者不得住过三日.
金代更狠,为防止结党营私,一度禁止监察官与其他官员非公事交往.这样过分的规定很快反弹,最终也是不了了之.
大家觉得,监察官负责纠弹百官,在操行上理应成为表率,若其执法犯法自然要被加重处罚.明朝就在法律里面规定了,御史犯法罪加三等.
规定是规定,好不好用需要在现实中论证.这不,嘉靖三十九年,都御史鄢懋卿巡行浙江,一路上搜刮了大量民财.眼看就要到淳安县时,县令海瑞写了一封信骂他,让那个鄢懋卿绕道走了.看来作为御史,再怎么还是有点羞耻心的.
另外,对监察官失察不报也有责任规定,即发现不了问题也是失职.汉桓帝时,长吏赃满三十万而不纠举者,刺史、二千石以纵避为罪.宋时规定,御史每月必须上奏一次,称“月课”,御史上任后十旬以上没有任何纠举行动的,要受“辱台之罚”.
加减法之争
在古代,监察的理念和行动都在不断加强,但大多是通过频繁建立新的监察机构来代替旧机构.比如唐朝开元二十一年之前,朝廷派出使者就有巡察、按察、廉察、巡抚等十余种名目.名称的不确定,说明朝廷心中没有底气.
喜欢制度建设的宋朝摸索出一套横向到边的监察网络,让任何官吏都处于监督之中.尤其是宋神宗,认为强化对监司的监督,需要新的机构——廉访司.设立廉访司的根本目的是分转运、提刑之权,用了一批很听话的年轻人,以便推行新法.但反对变法的那些人就不干了,纷纷指责：小官新进,凭恃势要,州县畏之,过于监司.
通过熙宁变法的残酷斗争,大家意识到这样的层层覆盖,永无休止,似乎不是好办法.同样支持变法的宋哲宗准备再设立新的监察机构来对付监司时,遭到朝臣极力反对.普遍的意见是：叠加新的监察机构会妨碍监司正常履职,使其形同虚设.最终,皇帝筹划的“三年一遣郎官御史察访监司”胎死腹中.
不过,减法的意识进入元朝立即又遭到摒弃,元朝皇帝换口味了,致力于要搞一套一层覆一层的纵向监察网络.于是,元朝本就有了监察御史投身于地方,还又设立并行的肃政廉访司干同样的活.这和明朝的铺床叠被殊途同归——皇帝借助耳目加强对地方控制的逐一被满足,这也是后来锦衣卫、东西厂设立的根源.
清初,本来想继续沿用明代的巡按制度.但当时出任巡按御史的主要是汉人,而巡视对象则是担任地方官员的满蒙贵族.因此,巡按废遣之争,表面是“省经费”“贪渎”而起,实际牵涉满族官员的特殊利益.
监察理念的改变,是各个朝代不断尝试和调整的产物,由于出发点和决心的不同,往往也呈现出大相径庭的效果.总的来说,由于集权的增加,纵使有机构叠加,到了王朝末世,实际上反而让监察力度不断弱化和缺位.
比如,在五代十国这样的战乱年代,旧的监察官职能已经转化或丧失,朝廷无暇顾及.这种缺位往往会延续到新朝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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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中国古代那些牛气冲天的监察官 文 本刊记者曾勋礼贤下士是儒家选拔人才的基本思路,这个“贤”字,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监察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西人阿克顿的至理名言“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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