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贵州乡土教材的历史演变和文化传承，本文是文化传承有关论文范文数据库跟乡土教材和贵州乡土教材和文化传承相关论文范本.
摘 要：贵州乡土教材发轫于晚清,成型于“民国”,繁荣于改革开放之后,并且不同历史阶段承载着不同的文化使命：晚清重在爱国主义教育,“民国”强调知识普及,改革开放后承担着传承本土历史文化、民情风俗和文学艺术的重要使命,起着构建本土知识与传承地方文化的作用.
关键词：贵州；乡土教材；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8）01-0159-03
贵州乡土教材滥觞于清末的乡土志,其历史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清末起步时期的乡土志编修；“民国”时期由乡土志正式演变为乡土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多元化发展.在一百余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贵州乡土教材内容也由最初“爱国爱乡”的政治教育,发展为充分展示地方多元民族民间文化的载体,承担传承本土历史文化、民情风俗和文学艺术的重要使命,起到构建本土知识与传承地方文化的重要作用.本文通过梳理乡土教材在贵州发展演变的历史,考察其编修群体,在此基础上分析乡土教材对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一、乡土教材在贵州的历史演变
清末,在“以教人爱国为第一要义”[1]理念的驱使下,乡土教育兴起并上升为国家意志.在朝廷的主导和推广下,各省分别以清学部出台的《乡土志例目》为依据,编纂乡土教材和实施乡土教育.为响应朝廷号召,贵州编纂三部乡土志作为童蒙教材,即《安南县乡土志》《贵阳府乡土地理志》和《贵阳府乡土志》,以此对教育领域的新变化作出积极回应.三部乡土教材皆以清政府发布的《乡土志例目》为指导,意在培养“忠君”“爱朝廷”的人才,体现出国家教育意志在地方的贯彻和落实.
中华民国成立后,乡土教育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教育部要求初小历史“前二年先讲乡土历史”；初小地理“前二年讲乡土地理.”[2]在的推动和鼓励下,历史、地理成为贵州乡土教材编纂的主要学科.时至抗战爆发前,共产生了《贵州乡土地理》《贵州乡土历史》《贵阳乡土地理讲义》《黄平乡土志》和《水城乡土历史地理》五部乡土教材.作为童蒙教材,乡土历史重在建置沿革、民情风俗、疆域演变、文化名人,以及土地、人口、物产等内容.乡土地理着重描述全省疆域之大势、府厅之分合、山川水文之走向等,并辅以舆图说明.这一时期,贵州乡土教材重在普及乡土历史地理知识,扩大人文视野,其目的在于“明了过去之历史,现在之状况,及将来之计划,凡本乡之物产古迹、风土习惯、山脉河流、交通等,一一用冷静之头脑、锐敏之眼力,批语之态度、归纳之方法,口讲指划,与儿童详细研究,以引起其实地研究环境之兴趣,促其改良之思想”[3].
抗战爆发后,为激发人们热爱乡邦故土,进而投入到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战争中,贵州产生了大量乡土教材.如杨大恩的《石阡乡土教材辑要》,李绍良的《榕江县乡土教材》,肖吉人的《毕节县史地述要》,罗骏超的《册亨乡土志略》,周国华所撰同名的《册亨乡土志略》,吴泽霖的《定番县乡土教材调查报告》等.这些乡土教材或详述山川地理,或介绍历史沿革,或褒扬文化名人,希望以此奠定民族民间文化的基础,增强抵抗侵略的信心和勇气.1941年,正式加入到乡土教材的编写中,省教育厅组织编写《贵州名贤传》《邻水知县谢君墓志铭》《贵州地理》《贵州出产的水银》《贵州出产的桐油》和《安顺的产业》等乡土教材,作为中小学历史、地理、自然等学科补充教学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地理依然是中小学教学的重要学科,历史除讲授不同时期“重要的史实”和“外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外,“乡土历史”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地理也由三部分组成,即“中国地理”“外国地理”和“乡土地理”[4].1958年,教育部颁发《教育部关于编写中小学、师范学校乡土教材的须知》,强调“中小学和师范学校地理、历史、文学等科教学都要讲授乡土教材.”[5]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贵州省教师进修学校于1958年编写了《贵州地理》,1959年编写了《语文乡土教材》.1964年,贵州省教育厅组织编写了《初中贵州地理》和《初中乡土地理》,1966年贵州农学院编写了《初中贵州地理》.这段时期贵州乡土教材的编写因受时代环境的影响,内容带有极其浓厚的政治色彩.
改革开放后,国家教委在1986年6月召开了全国乡土教材工作会议,确定乡土教材编纂的指导思想、内容范围、编写原则及发展思路等问题,贵州也掀起了乡土教材编纂与应用的热潮.具有代表性的乡土教材有：《可爱的贵州》《苗文课本》《侗汉双语教材》《布依文小学实验课本》《美丽富饶的黔西南》《贵州历史》《贵州读本》《贵阳地理》《黔东南历史》《黔东南地理》《多彩贵州》《水书教材》等.这些乡土教材的内容由最初“爱国爱乡”的政治导向,发展为兼具展示和传承地方民族民间文化的载体.
二、不同历史阶段的编修群体
晚清民国时期贵州乡土志编纂的作者群体由士绅乡贤、地方官员、中小学教员和受过新式学科训练的知识分子组成.《安南县乡土志》的纂修者易辅上为清末廪生,《黄平乡土志》的纂修者李承栋是光绪年间文人,《水城乡土历史地理》的纂修者陈宝书为乙酉拔贡.地方官员所编者为两部同名的《册亨县乡土志略》,罗骏超上任册亨县长伊始,“即赴各区,实地考察,参酌地方情形”[6],编纂成《册亨县乡土志略》.继罗氏之后,周国华任册亨县长时,“或徵诸旧籍,或采之新卷,缕晰胪列,”亦成《册亨县乡土志略》一册.中国自古有官员修志的传统,两部同名的《册亨县乡土志略》,虽然内容不出乡土范围,但其主要目的是为激起爱国热情和资政所用.周国华明确表示编撰该书是“藉作目前资政之依据”[7].
中小学教员是民国时期贵州乡土志编纂的主要群体,《贵阳乡土地理讲义》的作者文宗潞为贵阳自治讲习所教员.纂修《石阡乡土教材辑要》的杨大恩曾先后在城区小学及县立初中任教,担任城区小学校长.《毕节县史地述要》纂修者肖吉人为县中学教员.《榕江县乡土教材》的纂修者李绍良乃贵阳乡村师范学校教员.中小学教员作为实施乡土教育的一线人员,他们既有为国家培养人才的责任心,又有振救民族危亡的爱国情结,更有传承乡邦历史文化的使命感,故他们所编纂的乡土教材,将爱乡爱国和提高儿童的知识储备相结合起来.此外,受过西方新式学科训练的知识分子也加入到贵州近代乡土志的编纂中,吴泽霖、张少微、王成组等都有留学美国的经历,并接受了系统的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等现代学科的训练.在《定番县乡土调查报告》中,他们充分利用社会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同时又注意搜集文献,调阅档案,翻检志书,充分体现出他们视野开阔、调查翔实和叙述严谨的特征.
上述作者群体中,无论是士绅乡贤、地方官员、中小学教员,还是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都对乡土文明及其文化习俗十分了解,并以独有的眼界和学识为乡土文化的保存、传递和创新提供载体,一定程度上起作引领文化和导向文明的示范作用.在他们看来,“民族精神系由乡土风习相演而成”“乡土信念为民族自信力之母”“乡土观念为民族意识之基础”[8].
在乡土教材的编纂过程中,鉴于个人“平日职位繁忙”,或是其他原因,可能导致认识不足,所编之乡土教材内容不够充实等问题,故有集体编撰的倡议,认为“若能聚一县的精英,共同振作大纲按程编制,然后推行各校,实地试验,作细目上的修订,既能见整齐划一之功,又能收事半功倍之效”[9].在此理念的指导下,1941年贵州省教育厅组织编写了一系列乡土教材,作为小学历史、地理、自然等学科的补充学习材料,这是组织集体编写乡土教材的开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贵州乡土教材的编修基本采用组织集体编写模式,极少由个人独立编写.教育行政部门是乡土教材编写的主体,如爱我贵州丛书《爱我贵阳》《爱我黔东南》《爱我黔西南》《神奇富饶的贵州》,是在教育厅号召下,“在州委、州政府的直接领导下”以省、州（市）、县为单位编辑的乡土教材[10].共青团贵州省委宣传部编写了《可爱的贵州》,贵州省教育科学研究所、黔西南州教育委员会和黔西南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同主持完成《美丽富饶的黔西南》.《绥阳县乡土历史》是在“地区教研室统筹下,在县委、政府、人大、政协的领导下”编写[11].贵州省初中乡土教材《贵州历史》,是由贵州省教育委员会组织编写.改革开放后,非政府组织和学者开始涉足乡土教材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如由北京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编写的《草海的故事》,钱理群等人所编写的《贵州读本》等.在乡土教材的编纂中,无论是政府部门组织的集体编写,还是个人单独完成的纂著,其最终目的皆是为了充分发掘本土历史文化,并以教材的形式为载体,通过其教化功能,实现本土文化的传承.
三、文化传承
乡土教材尝试提供一种“珍视乡土”的价值观,承担传承本土历史文化、民情风俗和文学艺术的重要使命,起到构建本土知识与传承地方文化的作用,丰富素质教育的内涵.清末民国贵州乡土教材重在历史地理,意在通过乡土教材,让儿童认识乡邦历史文化、地理物产和先贤事迹,延伸或扩大生于斯长于斯的乡邦历史时空,以此达到对桑梓故土的真情热爱和对民族国家的内在认同.同时还可“补一邑县志之缺,起后学入胜之阶,使读者由爱乡之心扩而及于国家”[12].
从传承历史文化的角度出发,《安南县乡土志》《贵阳府乡土地理志》和《贵阳府乡土志》其内容虽以建置、政绩、兵事录、耆旧录、人类、户口、宗教等为主,但这些乡土教材,在贯彻国家意志的同时,也将乡邦历史文化传递到下一代.民国成立后,乡土教育依然受到的重视并被纳入国家教育系统.抗战爆发前,贵州产生的五部乡土教材或述全省疆域大势,或论土地、民族,或讲省、市乃至全国地理概要,重在普及乡土历史地理知识,扩大人文视野.抗战爆发后所编的《石阡乡土教材辑要》《榕江县乡土教材》《册亨乡土志略》和《毕节县史地述要》,通过对本地区历史、地理、文物名胜的追忆、让学生形成对乡邦文化的认可,由此产生对家乡的认同和对地方知识的珍视.国民政府贵州省教育厅组织编写的《贵州名贤传》和《邻水知县谢君墓志铭》,作为中、小学文史科补充教材,从身边人物、事迹出发,拉近了青少年的认知时空,既增强对本土知识的认同,也积累和传承了乡土历史文化.清末民国时期的贵州乡土教材虽为儿童童蒙读物,但编修者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历史文化和民情风俗的了解更为细致和透彻,可以准确记载乡邦历史、地理、物产、风俗以及先贤名人等,将爱国教育和传承乡邦历史文化有效结合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贵州乡土教材发展缓慢.改革开放后,国家对乡土教材的定位突破的政治灌输范畴,开始从文化传承的高度进一发掘乡土教材的作用.贵州省教育委员会组织编写贵州省初中乡土教材《贵州历史》,目的是使“初中学生初步了解贵州的过去,正确认识贵州的现在,培养初中学生热爱贵州的感情和坚定他们日后建设好贵州的信念.”[13]《绥阳县乡土历史》按照时间顺序介绍绥阳县的历史变迁.中学乡土教材《锦屏地理》《兴义地理》全面、系统、概要地介绍了当地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等乡土知识.《爱我贵州》丛书分别介绍了贵阳、黔东南、黔西南等地的历史地理概况.针对“人无三分银,地无三里平”的传闻和偏见,共青团贵州省委宣传部编组织编写了《可爱的贵州》一书,分别介绍地方名产特产品、资源优势、旅游名胜、民族风情、重点工程建设[14].让学生亲近乡邦历史,了解家乡的发展历程和代代相传的地域文化,并从中汲取营养.
传承风土民情是乡土教材所承载的又一重要文化功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旅游业的兴起,为了给旅游发展提供文化支撑,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民族民间文化.因而,介绍和宣传各地民间习俗节日,解读丰富多彩的地方民情风俗文化内涵,成为乡土教材的重要内容.《爱我黔东南》花了大量篇幅介绍本土的风俗人情和少数民族文化传统,如依山而建的苗族吊脚楼的千户苗寨、侗族鼓楼的芦笙之乡、苗族服饰、节日、习俗等等[15].《贵州省黔东南民族地区乡土教材》对当地传统文化、乡土知识和技能进行收集和整理；《贵州民族乡土教材》重点介绍贵州各民族的杰出人物、民族风情、名胜特产、自然资源、建设成就,从而激发学生热爱家乡、建设家乡、兴黔富民的决心,同时也传承丰富多元的民族民间文化.
传承本土文学艺术也是乡土教材的重要使命.文学艺术是维系一个民族的思想、记忆与情感交集的一部分.文学方面,《贵州古典文学作品选》作为乡土教材,选取贵州诗歌、散文、小说、戏曲,既有部分少数民族作家的代表作,也有少量游宦或游历黔中客籍文人的作品[16].艺术方面,相关单位收集整理了《启蒙山歌》《酒歌》《侗族婚嫁歌》《乌蒙彝族舞蹈》等原生态民俗民风艺术,让原生态的民族民间文化得以薪火相传.乡土知识是本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本土文化知识谱系中最有活力的要素.乡土教材所承载的文化理念和乡土知识,通过课堂教学传播到千家万户,使受教者形成系统的乡土记忆,有效推动地方性知识的传承和乡土文化认同.
四、结语
贵州乡土教材发轫于晚清,成型于“民国”,繁荣于改革开放之后,并且不同历史阶段承载着不同的文化使命：晚清重在爱国主义教育,民国强调知识普及,改革开放后以文化传承为主要目标.乡土教材所传递的知识不同于普适性的现代科学知识,它以独特的经验和理性合理表达本地区人与自然的关系,记录当地历史与社会的发展变迁,是人们情感、文化和价值的传递.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走出故土不再是梦想和期盼.都市的繁华具有极大吸引力,以至于“现在的青少年有一种整体倾向：逃离乡土,对乡土有认识上的陌生感、情感上与心理上的疏离感.这就是失根,最终会导致一代人民族文化的缺失.要想立足大地,先得认识脚下的土地,保持住自己的根.在这个层面上,乡土教育不仅是爱家乡的教育,也是人与土地关系的强调.”[17]人们如何认识乡土,以及如何改造乡土,进而如何在建构合乎时展需要的本土知识和传承地方文化？乡土教材一定程度上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反思和回应,乡土教材集中讲述发生在人们身边的历史文化、自然地理和生产生活知识,为学生了解“乡邦”、热爱“故土”提供“寻根”的意识和平台.乡土教材吸收乡邦故土所产生的优秀文明成果,汲取地方经验和历史智慧,激发出读者对本土历史文化的追忆,产生对家乡的认同感.乡土教材以学生活中的日常生活为起点,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拓展读者的乡土人文视野,学习先辈在开发和利用资源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和积累的经验,进而拓展为区域、本土文化,再延伸到国家与人类的文化共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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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贵州古典文学学会.贵州古典文学作品选[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4.
[17]钱理群.贵州读本[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1.
此文总结:上述文章是一篇关于乡土教材和贵州乡土教材和文化传承方面的文化传承论文题目、论文提纲、文化传承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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